严袁关系试解：严复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面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关系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8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456（2005）03-0103-06
袁世凯乃一代枭雄，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幻中，以其手握重兵为后盾，纵横捭阖，得以柄政，更进而帝制自为，终于在内外交困中撒手西去。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不仅与之交谊深厚，而且加入筹安会，拥戴袁氏称帝，不能不成为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考察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始末，是研究严复政治思想的极好个案。
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筹安会的关系以及严复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遵循着“早年进步、晚年倒退”的模式，即早年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大力引进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后来却逐步走向保守、反动，主张甚至支持帝制复辟，晚年列名筹安会即其明证（注：例如，周振甫先生将严复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衷时期”、“反本复古时期”（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40年版）；王栻先生在《严复传》一书中指出，1899—1911年的严复从进步转到保守，1912—1921年蜕变为顽固反动的准瘉堥老人（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陶菊隐先生说，严复在清末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自民国成立以来，“他的思想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4页）；李泽厚先生在《论严复》一文中，也认为严复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稳健”（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马克锋《严复与袁世凯》一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严袁交往、严复品评袁世凯的情况，断言严复走上了一种文化上激进，政治上保守的启蒙之路（载《福建论坛》1994年第6期）。）。近些年来，针对分析严复政治思想前后期断裂的习惯性论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严复政治思想前后期的一致性与连贯性（注：例如，隋淑芬指出，严复是反对帝制复辟的，严复晚年“始终未曾后退到拥护帝制、后退到封建专制制度去，也没有不识时务地始终想要一个皇帝”（隋淑芬：《严复后期思想特征辨析》，《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糜长勇明确质疑严复后期思想倒退说（糜长勇：《严复列名筹安会后其思想并未倒退》，《镇江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王民、邱勇强也指出：“严复在他的晚年，不论形势如何变化，仍然坚定地选择他终生信奉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而且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矢志不移”（王民、邱勇强：《严复政治思想论析》，《福建论坛》1999年第2期）。刘桂生等先生编辑的《严复思想新论》，收录了此方面的多篇论文，1999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颇具影响，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本论文即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及其晚年政治思想。
严复晚年衰病缠身，心灰世事，最相知的朋友当系熊纯如。熊纯如，名锡育，江西南昌人，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弟。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通信频繁。严复与这位忘年交倾心相诉，无话不谈，有一番夫子自道：
不佞生平答复友人书札，惟于吾弟为最勤，此非有所偏重于左右也。盖缘发言质直，开口见心，所不谓然，即于师友之间，无所鲠避，不为世故敷衍之语，故与之辩论，容易见极，一也；闻善则从，无丝毫护前求胜之思，聪锐既足以知言，诚恳惟衷于一是，愤悱之意，使人不为罄尽而不能，二也；至于悲天悯人之意，爱国保种之真，好贤若饥渴，疾恶如鹰鹯，即有过失，亦出于见理之未精，而非由于私欲之为用。不佞阅世数十年，求之交游之中，殆不多觐，此所以尊书朝颁夕答，常复累纸，所言虽不足为吾子之导师，而区区爱惜应求之心，亦可见矣。[1]（p647）
《严复集》汇编了辛亥革命后至严复逝世前10年间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109封，于政治、文化、个人生活，无所不谈，集中反映了严复晚年的思想与生活。本文所据资料大部分即来自这一批书札。
一
严复与袁世凯结识甚早，极为熟络，关系非同一般。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其时袁在天津小站练兵，与严氏等人过从甚密，纵论时势，无所不谈。据严氏回忆：“在光绪丙申、丁酉间，创《国闻报》于天津，实为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时袁项城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时君谓项城，他日必做皇帝，项城言：‘我做皇帝必首杀你。’相与鼓掌笑乐。”[2]（p356）此后10余年间，袁世凯曾多方罗致、延揽严复为其入幕之宾，严复始终不曾入其毂中，“萧然自远”[1]（p636）。严复自视甚高，不肯随俗浮沉。当袁世凯炙手可热之时，不愿趋炎附势；当袁世凯被清廷罢斥，回老家“养疴”，严复又认为如许人才不用，殊为可惜。陈宝琛在严氏墓志铭中是这样记载的：“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蜂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3]（p1542）
1911年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政权摇摇欲坠，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严复对急剧而来的革命与骚乱心急如焚，事变为他再次接近袁氏提供了契机。据其日记记载，12月2日，“四点，往谒袁内阁，得晤。”[4]（p1512）12月9日，严氏以福建省代表的身份参加北京政府议和代表团赴武汉（注：袁世凯本拟请陈宝琛参与南北议和，陈氏与严复同为福建闽侯人，他表示，近来岁数大了些，身体也不很好，还是请严又陵去，要好得多了（详见冯耿光：《阴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7页）。），12日会见了黎元洪。23日，他在与陈宝琛的信中吐露了议和的内容，其中两条为：
党人虽未明认君主立宪，然察其语气，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宪而辅以项城为内阁，则极端反对。
党人以共和民主为主旨，告以国民程度不合，则极口不承；问其总统何人为各省党人所同意者，则以项城对，盖彼宁以共和而立项城为伯理玺得，以民主宪纲箝制之，不愿以君主而用项城为内阁，后将坐大，而至于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极耐思索也。[5]（p502-503）
可见，严复作为北京政府的谈判代表，曾向南方革命党试探性地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遭到拒绝。
袁氏柄政后，给予严复较高的礼遇。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间，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于是成为北大首任校长，年底辞去校长职务；1912年出任总统府法律、外交顾问；1914年出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严复曾一度视袁为一代人杰，对其政权倾力支持，认为袁氏柄政，是众望所归：“项城于国变日受职，各国同日承认，亦几天与人归矣”[1]（P612），惟愿大总统“福寿康宁”[1]（p613）。1913年国民党人发起“二次革命”，严复指责他们“不察事势”，“大总统诚不得已而用兵，顾兵为凶器久矣。”[1]（p613）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半个月后，严复在致熊纯如信中评论道：“比者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遣散，如此大事，而全国阒如，此上之可以征中央之能力，下之可以窥民情之伏流。”[1]（p613）1915年1月，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运用中国民众的舆论力量，增加自己在中日谈判中的份量，3月4日，严复在与熊氏信中对袁世凯的作为表示了赞赏，称其为“能者”：“大总统于一无可恃之时，尚能善用外交，以持其敝，可谓能者。”[1]（p619）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总统，但他的野心并没有满足，梦想恢复帝制。1915年8月，其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中国如改用君主制，当较共和制为宜。与此同时，杨度等人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组织了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严复列名其中，位于发起人的第三位。对此，陈宝琛在严氏墓志铭中，声称乃戴袁者“窜其名筹安会中”[3]（p1542）。严复也多次在与熊纯如的信件中声明自己列名筹安会是由于“被动”：
筹安会挂名籍端，颇缘被动，一夕杨晢子来寓，宣布宗旨，邀共发起。……鄙意颇不欲列名，以避烦聒，杨乃以大义相难，……意态勤恳，乃遂听之，而次日贱名乃登报矣。[1]（p627）
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1]（p631）
杨、孙之议，苟后世历史，悉绝感情，出而评断，固亦未必厚非，故当其见邀发起，复告以共和君宪二者孰宜，本无可议，而君宪既定，孰为之主，乃为绝对难题，而杨不待辞毕，幡然竟去，而明日报端，严复之名，已与李燮和、胡瑛并列矣。[1]（p635）
就在筹安会成立之后不久，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全国激起极大反响，引起袁世凯的恐慌，他签署一张4万元的金票，令内史夏寿田送给严复，让他写文章驳难梁启超，严复拒绝了金钱的收买。严复长子严璩在乃父年谱中对此事作了如是记载：“项城袁氏有称帝之意，屡遣人来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迟未数月，又遣人前来敦清府君以一篇文字表示劝进之意。府君知其意坚决，无从挽阻，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言之矣！必欲以吾为重，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吾欲为文，吾无从著笔也。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6]（p1551）1915年入冬以后，气候严寒，严复喘病发作，袁世凯帝制自为，庆贺朝宴，严氏均称病不出，闭门谢客（注：1916年7月4日，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下令惩办帝制祸首，列名者杨度等8人，严复不在内。8月17日，严复致函总统冯国璋，对列名筹安会一事作了如许解释：“当筹安会发起之时，杨孙二子，实操动机。其列用贱名，原不待鄙人之诺，夕来相商，晨已发布。我公试思，当此之时，岂复有鄙人反抗之址耶？”（见严复：《与冯国璋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第724页））。查1916年初严复日记，1月5日：“内廷召宴，未赴。”1月7日：“内廷召见，未去。”1月20日：“未赴公府会议。”[4]（p1520）但是，列名筹安会毕竟是严复晚年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污点，严复对此深为自责：“年老气衰，深畏机阱，当机不决，虚与委蛇，由是严复之名，日见于介绍，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1]（p636-637）。事后一肚子的委屈与苦恼只有向忘年交熊纯如倾诉：“复生平浪得虚名，名者造物所忌，晚节末路，固应如此。不过人之为此，或得金钱，或取好官，复则两者毫无所有，以此蒙祸，殊可唉耳。”[1]（p641）
袁世凯去世后，严复赋诗悼念：“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群盗，弥天戢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辨贤奸”，肯定了袁氏的雄才大略，其是非功过，盖棺尚不能论定，应留待历史的评论；“夙承推奖分，及我未衰时。积毁能销骨，遗荣屡拂衣。持颠终有负，垂老欲畴依。化鹤归来日，人民认是非”[7]（p394），表达了自己对袁氏的知遇之感，至于自己列名筹安会为世人诟病，其间的是非曲直，则有待后人评说。
二
上文陈述严复对袁世凯由保持距离、“萧然自远”到靠拢与支持的演变过程，下面将着重说明严复毕竟不同于毫无操守的政客与投机分子，而是具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学者与思想家，与袁氏的离与合是其政治思想的自然发展与具体反映。
严复留学英国，深受英国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影响，回国后不遗余力地将其介绍到中国学界。他所理解、宣传的自由主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古典自由主义，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将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视为终极价值的思想，严复是相当了解与肯定的。1903年在翻译约翰·弥尔的《自由论》时，他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繇。”[8]（p134）1913年在《天演进化论》一文中，他明确反对将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强调个人的独立价值：“治国是者，必不能以国利之故，而使小己为之牺牲。盖以小己之利而后利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无所利则群无所为立。”[9]（p315）并且，严氏对西方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制、议院制、选举制等民主的建构方式的理解无疑也具有正确的认识（注：严复强人政治的主张亦有西方思想的渊源，美国学者史华兹指出：“严复已被斯宾塞、赫胥黎甚至穆勒有效地灌输了预防革命的思想。他们都教导他相信人类进化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有奇迹般的跳跃阶段。从任何一个尺寸去衡量，中国都还处在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阶段……而斯宾塞和穆勒都深信，在此种阶段，必须有一个独裁主义的专制政府”；“正因为严复接受了他的西方老师的教导，所以他反对所有可能证明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也许需要一场共和制革命的理由”。（详见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不过，正如黄克武先生所指出的，严复“强调自由制度的实施需要国内外安定的情势与具有一定程度的‘文明’的国民等先决条件，而在达到这些条件之前‘不得已而思其次者’是实行具有法家色彩的开明专制或强人政治。”[10]（p239）
1898年，即论者公认为严复思想最激进、最进步的时期，严复即指出：“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呼！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1]（p475）1901年在为《日本宪法义解》所写的序言中，他再次肯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价值，国家是为了民众而建立的，不过，国家、社会的制度设施也必须与民众的素质、程度相适应：“故法之行也，亦必视民而为之高下。方其未至也，即有至美之意，大善之政，苟非其民，法不虚行；及世运之进也，民日以文明矣，昧者欲殉区区数百千人之成势私利……势且横溃荡决，不可复收，而其群以散。此为治之家所为必消息于二者之间，以行其穷变通久之术，则法可因民而日修，而民亦因法而日化；夫而后法与民交进，上理之治，庶几可成。而所谓富强之效，亦其末矣。”[12]（p96）诚然，最终达到民主共和的局面，必须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加以改造，但是这一改造过程是长期的、渐进的，“久道化成，不可旦暮责其近效”[13]（p592），必须在提高国民素质上下功夫，对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民”学说，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只有国民程度提高了，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国民程度不足，急躁冒进，只可能带来社会的纷乱与动荡。因而，退而求其次，必须先经过一个个人专制阶段，“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未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14]（p1306）当辛亥革命骤然爆发，严复期望实行的君主立宪制一时无法实现之际，严复选择了他理想中的“强人”，他就是袁世凯。
武昌首义后，严复在致张元济的信中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吾国于今已陷危地，所见种种怪象，殆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皆无，此中是非曲直，非三十年后无从分晓耳。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15]（p556），明确反对革命党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而期待实权派人物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维持统一与秩序（注：参见王宪明：《“美人”期不来，诗人自多情——严复〈民国初建〉诗“美人”新解》，《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民国建立后，在致熊纯如书信中，严复多次表达了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的思想，认为“共和国体，非吾种所宜”[1]（p611），“共和之万万无当于中国”[1]（p635），“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1]（p660），等等，不一而足；当今中国，“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跂乎？”[1]（p603）放眼国中，唯有袁世凯可堪此大任，且已获得列强各国的承认：“外交团向以项城为中国一人，文足定倾，武足戡乱”[1]（p603）。严复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态度，学界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注：如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5页；李泽厚：《论严复》，载《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43—248页。），此处只引用两段文字以说明之：
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公，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而中国乃以情胜，驯是不改，岂有豸乎？[1]（p619）
是故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贤者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何一非任法者耶？管商尚矣；他若赵奢、吴起、王猛、诸葛、汉宣、唐太，皆略知法意而效亦随之；至其他亡弱之君，大抵皆良懦者[1]（p620）。
显然，当今世上，袁世凯正是严复理想中的法家人物：“雄姿盖世，国人殆无其俦”[1]（p620）。此时的严复期望在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重大变局时，袁世凯这位法家式的“强人”，能够起到收拾人心的作用，实行开明专制式的统治，逐渐地提高国民程度，则不失为国人之幸。1913年9月，在致熊纯如信中，严氏真诚地表达了这一愿望：“已往者不可追矣，但愿自今以往，稍得宁谧，俾以修养苏醒，渐企高等程度之民，则如天之福也。”[1]（p611）
三
严复不是趋附袁世凯以谋富贵的政客。他之所以支持袁世凯，实在是一种理想政治无法实现时退而求其次的、无可奈何的选择。他期望由专制政治向自由民主政治过渡中间，由一位法家式人物执掌政权，其核心是这位政治强人具有世界眼光，能够稳步有效地推进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达成实施民主政治的条件。显然，在启蒙思想家严复的眼中，袁世凯并不是这样的政治家：
大总统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满意处甚多。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1]（p624）
袁世凯柄政以来，“迹其所行，其不足令人满意者何限！”“吾所恶于袁氏者，以其多行不义，多杀不辜，而于外强内治两言，又复未尝梦到。观其在位四年，军伍之不统一，财政之纷乱，夫治标乃渠侬最急之图，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问题，如教育、司法等，不必论矣。此吾所以云：‘即使皇帝做成，于吾国犹无望也。’”[1]（p646）袁世凯帝制自为，遭到举国反对，内外交困，严复认为此乃意料中事，其丧失人心，一败而至于不可收拾的原因，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袁氏倒行逆施，恢复帝制，而是因为财政困难，民生不舒，人心已去：“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瞢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靡成风，人怀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为，乃国体适于此时议更，遂为群失之的。”[1]（p634）民生困顿，国际环境极其恶劣，袁氏本就难以力挽狂澜，却阴谋变更国体，恢复帝制，自然是不合时宜。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中，能够窃居上位，其原因无他，“旧握兵权，而羽翼为尽死力故也”。而袁世凯“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如宋教仁案，如黄远庸案，甚至原本属于袁氏亲信心腹的赵秉钧等，都不肯放过，“已足致众叛亲离之恶果”[1]（p637-638），以至于连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弃袁而去。
严复对袁世凯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严氏坚持认为，当时国中人才消乏，没有任何人可以取袁氏而代之：“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固事之重可叹也。”[1]（p624）严复一向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贸然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对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其领袖十分鄙薄，武昌首义后，他指责革命党人“取快一时之意，而贻祸彼之子孙，此虽桀纣豺虺之不仁不至此耳”[15]（p556）。他希望中国此时能够实行君主立宪制，袁世凯恰好是内阁总理较合适的人选。但是，现实政治使严复的希望落空。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四面楚歌，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不得不取消帝制，但妄想保住总统宝座。革命党人与云贵方面联合要求袁世凯退位。严复认为，既然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就不必再行攻击，指责革命党人与云贵方面轻举妄动，缺乏长远规划，在中国当时的情势下要求袁世凯退位，是“万万不能”，“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1]（p631）在没有更杰出的英雄人物出现之前，严复期待着袁世凯重整社稷，实行立宪。
严复相信，如果举措得当，全国大多数人是会赞成袁氏称帝的，“其安然以大多数之赞成而为帝久矣。”[1]（p637）对于民初共和制的运作，严氏早已寒心。他认为，民国建立后，贸然实行议会民主制，结果遭遇到许多原先不曾料及的障碍，出现无休止的党争与政治混乱，于是人们不得不重新乞灵于强人政治，为袁世凯进一步专权铺平了道路：“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咎，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致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有息肩喘喙之地故耶。”[1]（p631）无论是共和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是利弊共生，“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1]（p680）。袁世凯帝制自为不是偶然的，放弃共和制而实行君主立宪制，严复原则上是赞成的。在与熊氏的私人通信中，严复多次责怪袁世凯恢复帝制，举止失措，以至于势成骑虎，一败涂地，欲速则不达。1916年春初，他在信中写道：“国体之议初起，时谓当弃共和而取君宪，虽步伐太骤，尚未大差。不幸有三四纤儿，必欲自矜手腕，做到一致赞成，弊端遂复百出，而为中外所持，及今悔之，固已晚矣。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1]（p629）袁氏党徒“征求国民公意”，造成“举国劝进”的局面，却是弄巧成拙，授人以柄。
袁世凯去世后，严复对时局极度悲观。对于当时的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严复深感痛心，且认为这一切不可不归咎于袁世凯。袁世凯自天津小战练兵起，即有意培植私人势力，正是因为袁世凯怀抱野心，“而吾国遂酿成武人世界”[1]（p675），“藩镇之祸遂成”[1]（p676）。袁世凯作为北洋军阀的总头目，固然称不上是具有现代头脑与意识的政治家，其末流就更是“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1]（p676）。严氏对他们的总体评价是：“所谓大无知识，不知今日为何世，法律为何物，感情用事，纵恣自如，此语悬诸国门，殆无一字可易”[1]（p640）。
此时的严复仍然呼唤着法家式的强权人物的出现，以统一中国，可是，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辈，无一具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与威望，中枢权力日渐式微，地方权力坐大，“除非豪杰特起，摧陷廓清，终无统一之望。统一不能，则所谓法令，格而不行；所设治理，人自为政，长此终古，其鱼烂而亡，殆可决也。”[1]（p675）他仍然坚持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国事危岌，一线生机，在于复辟，可惜堪为内阁总理的“强人”尚未出现。“复辟岂非佳事，惟是君主之治，必须出于自力，其次也须辅佐；况当武人拥兵时代，非聪明神武，岂能戡祸乱而奠治安。此时中国已患无才，至于满人，更不消说，此正合历史一姓不再兴公例。”[1]（p708）
综上所述，严复之于袁世凯，由保持距离到靠拢支持，是其政治思想的自然演进与具体表现。他一贯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共和制，主张法家式的强人政治维持统一与秩序，逐步地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变革，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实现全社会的自由与民主。但是，严复早已认识到，过渡形态的强人政治是一种危险的制度，“非长治久安之局”[14]（p1306）。这种强人政治的前提是，其领袖——军事政治强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意识与导向。袁世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铁腕手段镇压了民初的议会民主派，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并且不乏威权政治的现代化趋向。但是，袁世凯又恰恰是一位利令智昏的野心家，他力图恢复帝制，退回到传统专制政体的老路，而不是如严复所期待的那样向民主政治过渡。如何保证军事政治强人不逆时代潮流而动，具备现代意识，将中国一步步地导向自由民主的局面，对于这一议题，严复并没有进一步的论述。也许，一切只能听天由命。晚年严复年老体衰，百病缠身，往年的风发意气不再，只有在私交好友的书信中，吐露自己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
深恐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1]（p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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