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产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带一路”与国际产能合作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拉开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幕。“一带一路”被视作一项“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五通”，其战略目标是与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4月10日，一带一路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认为，“一带一路”规划对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构想，是一份类似于政府白皮书性质的文件，中国自己今后会不断完善它，同时也会与沿线各国“共商”来完善。②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相关措施进一步陆续推出，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相继出台的培育外贸竞争优势、国际产能合作和制造业强国战略等政策规划。2015年5月12日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要求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主要内容包括深化贸易合作、拓展产业投资和优化周边经贸发展格局。③一年前，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但其内容约为新文件的三分之一（2714字/7608字）。与旧文件相比，新文件强调全球总需求不振，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明显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等国际新形势，希望推动中国外贸实现“五个转变”。新文件加强贸易与产业结合，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重构进程，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如果说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的文件还是一个各部委落实具体任务意义上的办公指导意见，那么2015年的这份文件则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升外贸新优势的一种中期规划。 产业层面的推进举措进一步围绕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向外的国际产能合作，另一是向内的产业创新。5月1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则着眼于发展中世界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现状，认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将推动我国从产品输出向产业输出提升，有利于实施“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意见认为近期的产能转移主要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采用贸易、承包工程和投资等多种方式进行。④5月19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文件，认为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规划认为，一方面要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逐步化解过剩产能，具体包括钢铁、石化、工程机械、轻工、纺织等产业；另一方面，推动重点产业国际化布局，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合作，落实“一带一路”重大战略部署。文件“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其首要方向仍然是周边国家。⑤ 无论是“一带一路”文件，还是国务院近期推出的外贸、国际产能合作和制造业强国战略等政策规划，都在关注怎么推进相关产业的转移和升级。例如，“一带一路”在拓展相互投资领域纳入了农业、海洋、能源矿产资源等行业，在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方面则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商务部在解读国务院的外贸文件时指出，鼓励电力、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制造业等行业企业到沿线国投资，支持轻工纺织、食品加工企业到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的沿线国家设厂。⑥而国际产能合作文件则列举了12个重点行业，分别是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产能合作”解释“产业的输出”加上“能力的输出”，具体而言则是把“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能力”。⑦ 从产业转移角度看的话，“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并不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曾多次向外转移产业，而制造业则在各大洲持续不断转移。就东亚和西太平洋而言，20世纪60年代部分制造业先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在从日本转移到东亚四小龙，再到中国。⑧如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也在推动着产业从中国转移到沿线国家。那么，中国的不同在哪里呢？ “一带一路”的主要内容是“五通”，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五通”作为一个整体，突出其相互关联，不仅是在经济层面上的互利合作，也有某种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分配基本满意的意图。比如，将政策沟通放在首要位置，明确了政治互信和政府间沟通交流机制对落实后续各项合作的保障地位。其次是两大具体的合作领域，基础设施和贸易产业。从工业化发展历程看，基础设施既是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体现，也是贸易投资能否持续升级的保障。“一带一路”将基础设施作为优先领域，确实也反映出国务院在产能合作文件中对“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掀起新热潮”的判断。但“一带一路”要真正产生互利共赢的效果，最终还得取决于产业合作能否顺利推进。对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了基础设施，但没有工业化的话，劳动力无法从农村迁往城市，也就无法走出贫困。中国在《愿景和行动》文件中已经承诺，要通过“一带一路”让沿线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⑨应该说，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实现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度。 另外一项重要的不同可能是，中国对“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发生时，国内和国际上都处于新常态。李扬等认为，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的“大稳定”旧常态基本结束，迈入以经济增长低水平波动、金融资产去杠杆化、保护主义加剧、主要国家政策周期不同步和全球治理处于真空状态为特征的新常态。简而言之，就是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呈现出低增长、高失业和低回报投资等症状。⑩而中国经济在迈过“刘易斯拐点”之后，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调整和创新驱动的新阶段。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同时发生转型，特别是国际转型，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将产生复杂的效应。 国内和国际都迈入新常态，这不仅是“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也将是落实和推进“一带一路”的内外环境。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赖出口，在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外贸新常态的态势下，必须思考新的发展空间。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迈入新常态，尽管增长率迈入中高速，但“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11），有能力主动构思新型对外关系，确保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换句话说，发展新型的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以及管控合作中的冲突，是中国在“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和帮助沿线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两个抓手。 从国务院近期出台的几份政策意见来看，以对外投资带动贸易，加快贸易与产业结合，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大举措。目前，国内对产能过剩以及向“一带一路”转移产业的讨论基本是从国内视角，或者说从供给视角出发的，多数分析报告延续2015年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思路。但目前亟需加以研究的问题是，“一带一路”沿线如此多的国家，选择哪些国家作为中国产业投资的重点，特别是重点国家的重点投资产业有哪些仍然不清楚。按照《愿景与行动》规划的路线，欧洲、中亚、北非、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都属于“一带一路”的范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则重点提到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尼泊尔、卡塔尔、科威特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显然，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不可能是同步进行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投资潜力大的国家以及适合转移的中国产业，以便尽早开花结果，收获早期成果。 此外中国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既涉及到国际经济因素，也必须考虑东道国的国内政治和地区的国际政治情势。从目前已有的产能合作关系看，至少有两个问题很明显，第一，已经走出去的产业不一定适合于东道国，不少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亏本时期，而且还不善于应对劳工、环境、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12）；第二，中国政府的《愿景和行动》是一份规划，而不是对已投资项目的评估，并不适合所有的产业和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分析和研判，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需要结合发达国家以往的产业转移经验和教训，对“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作系统的理论研究。 二、“一带一路”国家产能合作的经济理性 从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沿线国家来看，中国是少数几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各国都将在不等的时间内从农业国、制造业国家向服务业为主的形态演进。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制造业几乎是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过程中不可跨越的阶段。（13）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国家，发展程度比较低，也必然通过工业的发展来实现脱贫。为此，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中国，可以为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即时、新鲜的发展经验，特别是可以转移一部分优质产能给周边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有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和雄厚的人力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一部分这种需求。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处于高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周边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高于中国，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因此，中国已经具备向周边转移一部分产业的经济基础。 从高收入国家往低收入国家转移产业，大体上有三种理论性的总结，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具有直接的相关性。 第一种，哈佛经济学家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年总结的产品周期论。这一理论以美国——最发达、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为案例总结对外投资模式，认为一个产品总体上呈现出从国内竞争、出口、当地生产乃至再进口的产品演进趋势。（14）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一般先通过贸易或者许可证等制度安排获得新产品。随着发达国家内部竞争加剧，产品的生产趋于成熟和标准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这些投资具有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工人、技术人员通过与跨国公司产生联系，逐渐培养其发展本国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产品周期论的核心假设是技术领先和创新性，其分析对象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和向外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欧洲、日本等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相差无几（法德两国与美国齐平、日本为美国的70%），产品周期论在解释发达国家间投资时效力下降，但仍然可以用于描述发展差距比较大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15） 第二种，英国跨国公司专家约翰·邓宁（John Dunning）1981年总结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16）邓宁认为，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该国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经历五个阶段、呈现为S型曲线。第一阶段的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既不吸收外商投资，也不向外输出直接投资；第二阶段吸收大量外资，并有少量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三阶段，将会发生一个转折，吸收的外商投资少于对外投资流量，后者的增速更快；第四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将超过流出的外资存量，国内企业有足够竞争力参与到国际竞争；第五阶段，一国的净投资额趋于零，意味着对外投资和吸收外资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在邓宁看来，所有寻求发展的国家在外资流动方面都将经历上述五个阶段，往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直接投资时，最好是在该国人均GDP不高的第二阶段。 第三种，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等人以日本与东亚国家的产业转移为范本发展而来的“雁行模式”。该模式的早期版本将日本当作领头雁（后来认为美国是领头雁），产业的国别转移从日本到东亚四小龙（NIEs），然后到东盟老五国（马来西亚等）、再到中国和东盟剩余的几个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产业自身的跨国转移是从低到高，先是纺织服装，其次是钢铁，再次是电视机、录像机，然后是高清电视机，技术含量越高越往后。（17）这种学说尽管以产业转移为主要分析对象，但分析单元都是民族国家，强调在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国外，而欠发达国家则可以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承接较高等级的产业转移来实现工业化。 这三种理论都描述了产业的跨国转移，认为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都是一个连续进程，一般而言从低级向高级演变，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人均GDP差距，同时也在产业层次上有明显的体现。这为我们筛选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产业提供了指引。 中国在人均GDP不太高的时候（目前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按流量计算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既有发展中国家，又有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日本经验的“雁行模式”只是产业转移的一个侧翼，即从高收入的母国向低收入的东道国转移产业。而在另一个侧翼，则是投向更高收入的经济体，但进入的行业也是在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传媒、IT和先进制造业等。最近，林毅夫、蔡昉等学者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飞龙”模式，突出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就业创造效应。（18）这也表明，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推进产业的转移存在两个方向，但主要是第一个侧翼，即向那些比中国发展水平略低的国家转移一部分产业。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看，发展中国家仍然占据首要地位。2013年，中国流向发展中地区的直接投资917.3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85.1%，且增幅远高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19） 向“一带一路”进行产业转移，需要理论和政策同步进行，特别是提供一些可供操作的参考意见。上述三种类型的理论都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发达国家。另外，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学习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以及发达国家向外转移产业的学说时，需要进行本土化，而且往往出现“水土不服”问题。有学者认为，对于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不只是关于如何发展的理论，还有更为重要的相关政策设计细节以及实施上的先后顺序。（20）基于这一现实差距，林毅夫在《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提供了“两轨六步法”的筛选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帮助东道国基于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和产业的升级。（21）就本文而言，该六步法中的前三步，对于理解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进行产业转移的经济理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步，选择正确的模仿对象。发展程度较低的东道国为了产业升级，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对象国。林毅夫认为，人均收入水平高出本国水平100%（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或者20年前人均收入与本国相同、且始终保持经济增长的国家，可作为目标学习国家。选择好这些国家之后，还只是完成了半步，剩下的半步是对模仿对象的成熟贸易产品和服务进行分析，因为对模仿对象来说，这些成熟产品和服务最终将转移到国外，本国需要为此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当我们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对象，进而选择中国产业向外转移的国家和产业时，只需要反向而行，计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均GDP差距。 第二步，消除本国的相关约束。简而言之，进一步缩小第一步中筛选出来的产业清单，并帮助先行进入这些产业的企业排除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个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怎么来计算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通常的方法是用国际贸易中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或者也可以用资本和劳动力的比率来把握比较优势的基准，甚至也可以用劳动力的工资率增加速度来定位。这个步骤适用于，在给定某一个产业情况下，有针对性对选定的国家对接可转移的产业。 第三步，引诱与吸引全球投资者。这一步主要是针对国内企业还没有进入的行当，政策制定者应该致力于从被其效仿的国家那里吸引外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选择，主要是解决产能过剩与东道国需求之间的差额问题，即可投资一些符合东道国比较优势，但目前东道国企业还没有开发的产业。 东亚的产业转移经验是林毅夫的“两轨六步法”框架的现实基础。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元）计算，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为6725美元，相当于日本1966年、台湾地区1983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在论述东亚产业转移的经典文献看来，日本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外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通常路径是转移给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两个经济体借助于转移过来的纺织、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业，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2）而后，上述三国都在80年代陆续往中国大陆转移产业。 三、中国在“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目标国和产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理论上可以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评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现值国际元），1995年和2000年中国只有1812元和2846元，2015和2020年分别达到13801和20003元。按照20年标准（100%差距）以及经济持续增长选择对象国，可以重点选择2015年人均GDP在2000—7000元左右的国家。如表1所示，有18个国家初步满足标准，但进一步考虑经济持续增长以及2020年达到2846国际元水平的要求，那么可以排除东帝汶和阿富汗，而萨摩亚和汤加的经济增速比较缓慢，也可以排除。这样，剩下14个国家满足向外产业转移所需要的20年发展差距需求，分别是菲律宾、印度、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缅甸、摩尔多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 林毅夫提出的20年发展差距基于东亚的高速增长（年均10%左右）（23），而全球其他地区很少有持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冷战结束以来的卡塔尔和土库曼斯坦是例外）（24），那么还可以适当扩大中国产业转移的对象国范围。另外，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属于全球前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可以考虑把2015年人均GDP在7000—14000元之间的国家列入第二选择菜单中（如表2所示）。考虑经济增长率，表2中的伊朗和斐济可以基本排除。剩下还有马尔代夫、泰国、蒙古、约旦、阿尔巴尼亚、埃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不丹等9国。这些国家是否会承接中国的制造业转移呢？为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经济分析。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发展的趋势一般是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再向高加工度工业升级，也即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再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标准，全球制造业中资源品占比从2002年的31.5%下降为2011年的26.8%，而中高技术制造业占比从2002年的43.2%上升至2011年的47.8%。（25）在这48%的中高技术制造品中，发达经济体其实达到了53%，而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只有40%。（26）按中高技术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来看，2011年工业化经济体为63%，发展中经济体只有5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9%（2011年，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占比分别为70%和30%）。（27）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动也随着人均GDP而变迁。一般而言，当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购买力评价）时，低技术产业不再占据最大份额；在低收入阶段，中等技术产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20%左右，此后逐渐上升，在人均GDP达到16000美元时达到顶峰28%左右，然后逐渐下滑，在人均GDP最高阶段时至23%左右；高技术产业的份额则从人均GDP为1000美元时的5%持续增加到人均GDP为4万美元时的54%。（28）
“一带一路”沿线绝大多数国家仍属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阶段，经济发展也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需要国际社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同时具备。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有些国家的制造业能力偏弱，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难以发展出有出口能力的制造业。表1和表2包括了最终合乎发展差距要求的23个国家，从各国的制造业能力相关指标看，除泰国外的所有国家都弱于中国，有的甚至差距很大（如表3所示）。按收入组别划分，在“一带一路”沿线适合中国进行产业转移的有3个组。第一组，泰国、中国和约旦属于中高收入国家，除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外，中泰两国的各项制造业指标都超过这一组别的国际平均水平，而约旦仅有制造业占GDP比重和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两项指标超过国际水平。从指标水平看，泰国的产业等级甚至要高于中国，较难接受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约旦则具有较大潜力接受中国的产业转移。第二组别中，只有菲律宾一国在两项指标中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其它满足一项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占GDP比重）、印度和巴基斯坦（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因此，这一组别的国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较为理想的目标对象国，除上述4国外，包括埃及、越南和斯里兰卡。第三组别中，孟加拉国在所有五项指标中都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其次是3个指标的柬埔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尼泊尔只满足两项（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和制造业出口中的中高级技术占比）。 因此，如果以五项指标满足程度排序的话，第一位的是孟加拉国，其次是柬埔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斯坦，再次是约旦、菲律宾和尼泊尔，第四位的是满足一项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第五等级的国家则包括埃及、越南和斯里兰卡。考虑到国家市场规模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性，第四等级的经济大国印度和印尼的地位将显著上升。 选定了国家之后需要对产业进行筛选，就劳动密集型、低技术产业而言，工资和就业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供的人均收入和制造业各产业就业趋势演变来看，在低收入阶段，食品与饮料、纺织业、服装等三大产业吸收了最多的就业。在一国进入中上或高收入阶段后，纺织和服装两个产业的就业水平将会显著降低，特别是服装业。就上述12国而言（柬埔寨、巴基斯坦数据缺失），在低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就业占比为34.4%，在50%以下的国家包括尼泊尔、菲律宾、印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余7国都在50%以上，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其中，服装产业的就业在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约旦等四国的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纺织品产业的就业在塔吉克斯坦也占主导（如表4所示）。就服装业的工资水平而言，2010年中国为4300美元，孟加拉1400美元、斯里兰卡1350美元、越南2300美元，约旦与中国相当。因此，越南、孟加拉和斯里兰卡是中国的服装产业转移的理想目标国家。在纺织品产业的就业来看，塔吉克、埃及、孟加拉、印度、尼泊尔等国份额较高，除塔吉克外，工资水平依次为2900美元、1300美元、2200美元、1200美元。而2010年中国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4400美元左右，上述国家显然也适合纺织业的产业转移。
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非金属矿物产业、基本金属产业和金属制品产业的就业占比依次快速进入下降阶段。这些产业包括钢铁、砖材、水泥、锅炉、金属架、手工工具和塑料，尽管解决的就业不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多，但劳动生产率较高，容易获取资本，可以为东道国带来投资机遇。（29）就中等技术制造业的就业占比而言，2010年中国为23.9%，随着人均收入上升，还将进一步提高比重，但2015年中国人均收入已接近14000美元，就业占比基本进入下降阶段。目前，中等技术产业就业占比低于中国的国家有约旦、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印度和埃及，理论上讲都是比较合适的产业专业承接国。 总体来讲，以人均GDP衡量的发展阶段始终与工业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按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计算，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英国、法国、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等位居前十名。2011年，中国的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为1063美元，美国5714美元，日本7374美元，德国7106美元，韩国6046美元，英国3882美元，法国3918美元，印度158美元，墨西哥1482美元，巴西779美元。对比2006年数据，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人均增加值基本下降，而中国、韩国、印度、巴西等都维持上升态势，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巨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制造业增加值从1992-2012年间以年均3%速度增长，其中发达国家1.8%，而发展中经济体则达到6.4%，其占比从1992年的18%增长到2012年的35%。（30）鉴于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在制造业人均增加值上的显著差距，中国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道路迈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那些与美国、日本、德国差距在几十倍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只是沿着旧式的发展道路前进，很难在本世纪接近发达国家。 四、中国产业的创造性转移 从发达国家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历史来看，在很长时间内受到更多关注的是产业跨国转移所引发的政治后果，包括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两方面的内容。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经济发展出现滞涨，某种程度上迈入“新常态”后，詹姆斯·库尔思（James Kurth）基于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机制以及哈佛经济学家弗农概括的产品周期论，对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产业向外转移对不同东道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产品周期的政治结果”命题。（31）尤其针对纺织业、钢铁和汽车等产业的跨国转移的案例分析，对当今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产能合作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应对这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安全风险挑战。 库尔思认为，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至19世纪50年代，英国纺织品的50%—70%都需要向海外销售，这是英国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根基所在。随着欧洲市场成熟，英国大力推动向拉丁美洲出售纺织品，形成了所谓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19世纪后期工业化的主导产业是钢铁，其相关行业还包括铁路和造船，由于钢铁的资本密集属性，它需要比纺织业动员更为强大的资本，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国家介入产业发展就显得很重要，而这极大地影响了后发工业国家的政治体制。当英国将钢铁业转移到欧洲时，欧洲大陆的铁路建设进入饱和状态，大量的北美谷物运输至欧洲，导致欧洲价格暴跌，对1873-1896年的大萧条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英国等国家解决钢铁产业过剩的一个方法是发展海军，由此推动19世纪后期海军军备竞赛，并延续至20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军备采购。20世纪美国进一步崛起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工业，汽车产业兴盛后，发展军工就不再是解决钢铁产能过剩的首选，20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的汽车工业达到美国30年代的水平，但其他地区仍然落后。汽车消费增加后，对收入分配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巴西，同时对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也有积极影响。展望未来，库尔思认为，随着多个产业的演进，产业转移的政治后果通常并非由单个主导，而是取决于多个产业之间的自由和保护主义政策的博弈。为了继续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特别是捍卫自由民主体制，需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创新，进行熊彼特式的“创造性毁灭”。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合作的事业，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意图规避历史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问题，即国内的产业空洞化和东道国的经济殖民地化，特别是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出台时，西方媒体便开始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视角来理解中国的战略意图。（32）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主要目的是恢复欧洲经济，避免重蹈二战覆辙，并进而推动欧洲联合对抗苏联扩张。但正如罗斯托一再强调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模式以及政治经济关联性，无法推广到其他区域。（33）而德国原领导人施密特也强调说，“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源于西欧拥有长期的企业家遗产、商业精神、高质量的大众教育、技术诀窍以及工程能力。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马歇尔计划难以成功”（34）。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歇尔计划”独一无二，中国也不可能复制“马歇尔计划”。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势必要进行真正的创新，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张蕴岭认为，中国规划的“一带一路”要超越熊彼特基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创造性毁灭”机制，衍生出“创造性转移”机制，意在实现规划中所说的共谋发展和增添正能量。（35）熊彼特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而言，则是人均收入还不那么高的发展中群体，包括中国自己在很长时间内也还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向海外转移产业，不是简单地转移过剩产能，而是要基于经济发展的动态演进推陈出新，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一定能力的自主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推国内的自主创新，将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通过提高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挤压创新。因此，“创造性转移”既不是自由贸易区理论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简单重叠，也不是西方包括日本在内的经验的直接移植，而是根据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国情总结出的产业合作模式。 国际经验表明，在低收入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创造就业的关键，也是推动这类经济体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角色。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可以利用这些产业作为其实现工业化的跳板，实现与中国产能合作的互利共赢。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利用其规模优势、地缘优势以及与沿线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积极进行产能合作。上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表明，中国首先应该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创造性转移，以此实现国内和国际的联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产业的跨国转移带有很强的地缘政治色彩，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一批国家，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边沿地带构筑防范中国经济力量推进的战略规划，比较突出的是“泛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同时，在欧洲则规划“美欧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两项自贸区谈判都以设立贸易投资规则的高等级为核心目标，其对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竞争政策、汇率机制、劳动力和环境标准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这样一种21世纪的贸易投资规则并不适用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绝大多数亚欧大陆国家。美国等开出的发展方案不现实，也不可持续。目前来看，欧美社会已经难以为绝大多人的温饱问题和脱贫提供思想、技术路线乃至足够的耐心。在此背景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为标志的新型投融资机构正步入国际舞台，将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带来新动力。 因此，围绕“一带一路”进行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不是一个短期行为，乃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安排。中国不仅将藉此完成国内产业的全面优化、实现人均收入的中等发达国家化，也将向周边国家转移一定量的产业，培育周边的市场，形成共同发展的新地缘经济态势，以巩固和提升中国发展的和平性。 ①《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②参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研讨会网上直播文字记录稿，2015年4月10日，http://www.china.com.cn/zhibo/2015-04/10/content_35278837.htm。 ③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en/zhengce/content/2015-05/12/content_9735.htm。 ④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6/c_115304415.htm。 ⑤《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5/19/c_127817932.htm。 ⑥《商务部召开〈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专题新闻发布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529/114922301195.shtml。 ⑦《发展改革委就〈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举行发布会》，发展改革委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5-05/20/content_2865242.htm。 ⑧张帆：《产业漂移：世界制造业和中心市场的地理大迁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⑨《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328/c1002-26764633.html。 ⑩李扬、张晓晶：《论新常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1）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27632463.htm。 （12）可参考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环境分析，钟飞腾、朴珠华等：《对外投资新空间：“一带一路”国别投资价值排行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3）国际学术界对服务业和制造业是否构成发展中国家新增长模式的主导产业还存有争论，相关论述可参考哈佛教授丹尼尔·罗德里克对此的相关分析，Dani Rodrik,"Are Services the New Manufactures?" Project-Syndicate,Oct 13,2014,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re-services-the-new-manufactures-by-dani-rodrik-2014-10。 （14）Raymond Vernon,"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Product Cycle",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No.2,1966,pp.255-268. （15）Raymond Vernon,"The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in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41,No.4,1969,pp.255-267. （16）John H.Dunning,"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Vol.119,1981,pp.30-64. （17）相关论述可参考Terutomo Ozawa,The Rise of Asia:The "Flying-Geese" Theory of Tandem Growth and Regional Agglomeration,Cheltenham,UK,Northampton,USA:Edward Elgar,2009。 （18）Vandana Chandra,Justin Yifu Lin，and Yan Wang,"Leading Dragon Phenomenon:New Opportunities for Catch-up in Low-Income Countries",in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Vol.30,No.1,2013,pp.52-84; Yue Qu,Fang Cai,and Xiaobo Zhang,"Has the Flying Geese Paradigm Occurred in China?" China Economist,Vol.8,No.6,2013,pp.18-3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0）[日]大野键一：《学会工业化：从给予式增长到价值创造》，陈经伟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8页。 （21）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第七章，张建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195页。 （22）对台湾地区和韩国如何承接相关产业转移可参考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Industrial Sectors,Product Cycles,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1,1984,pp.1-40，特别是pp.25-26。 （23）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增长阶段性转换与历史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增长阶段转换时的阶段性特征非常类似，至2024年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和21世纪初的韩国。相关论述可以参考刘世锦主编：《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5-2024）》，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6、21页。 （24）按照IMF基于PPP计算的经济增长率，1992-2020年间年均经济增速在7%以上的国家有阿富汗（7.2%）、安哥拉（8.2%）、阿塞拜疆（8.8%）、不丹（8.1%）、乍得（7.6%）、中国（8.6%）、印度（7.7%）、伊拉克（8.7%）、老挝（7.7）、利比亚（7.7%）、蒙古（8.3%）、缅甸（8.8%）、尼日利亚（7.0%）、巴拿马（7.6%）、卡塔尔（10.2%）、土库曼斯坦（10.8%）、乌兹比克斯坦（7.4%）和赞比亚（7.2%）。 （25）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Sustaining Employment Growth: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UNIDO,2013,p.173. （26）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Sustaining Employment Growth: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UNIDO,2013,p.209. （27）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Sustaining Employment Growth: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UNIDO,2013,p.213. （28）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3年工业发展报告》概述，2013年，第12-13页。 （29）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2013年工业发展报告》概述，2013年，第14-15页。 （30）UNIDO,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3:Sustaining Employment Growth:The Role of Manufacturing and Structural Change,UNIDO,2013,p.8. （31）James R.Kurth,"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roduct Cycle:Industri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Outcome",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3,No.1,1979,pp.1-34. （32）"China's 'Marshal Plan'",Wall Street Journal,Eastern Edition,12 Nov.,2014,A.14. （33）Walt W.Rostow,"Lessons of the Plan: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Century",in Foreign Affairs,Vol.76,No.3,1997,pp.205-212. （34）Helmut Schmidt,"Miles to Go:From American Plan to European Union",in Foreign Affairs,Vol.76,No.33,1997,p.218. （35）《政协委员张蕴岭驳斥“输出污染说”：一带一路是共建同受益》，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8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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