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进入与中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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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际组织聚焦的全球价值链(GVC)①研究发现，世界各国平均GVC参与率②已超过50%，出口额中约有四分之一为进口国外附加值，四分之一为供应他国出口的附加值，③印证了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及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GVC)已成为国际生产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产品价值链的各工序(或价值活动)④不再局限于特定国家，而是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形式由全球范围的企业协调实现，这也是iPhone手机背面印上“加利福尼亚苹果公司设计，中国组装”的原因所在。目前，如果继续将产品提供视为不可分整体，许多经济现象将被曲解，而跨国公司进入(或外资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

      通常认为，跨国公司密集进入中国高资本高技术制造业，提升了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而其携带的先进技术又可为国内企业带来正向溢出效应，故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优化作用。⑤然而，尚且不论未达成一致的跨国公司溢出效应，在GVC参与率已经达到59%的情况下，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⑥就应该以GVC的视角重新诠释。首先，跨国公司进入虽能增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却可能无益于提升高资本、高技术工序占比。因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并未转移整条价值链，而是在母公司和中国子公司之间构建内部价值链分工体系，只向中国转移产品价值链的部分工序。全球贸易额的33%由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构成(UNCTAD，2013)，⑦也印证了这种分工模式的普遍性。此时，即便跨国公司进入高资本、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工序也可能仅仅是价值链中劳动力最密集的部分，其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甚至低于其他产业。其次，诸如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等产出构成指标也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的产业结构。因为在GVC下，产品提供不再由一国独立完成，而是多个国家合作实现，此时，提供同一产品的国家承担的工序往往相差甚远。例如，同样是笔记本电脑产业，美日韩等国以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部件(如CPU、操作系统、芯片组、LCD面板等)生产为主，中国台湾主要从事产品设计，而中国大陆由一般零部件生产和最终产品组装构成(张纪，2006)。⑧这也是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的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在18%至36%之间，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强度仅为6%⑨的原因所在。Amiti & Freund(2008)和姚洋等(2008)对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现象。

      本文旨在采用GVC的视角，以工序构成代替产出构成作为产业结构的测度，深入分析跨国公司进入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外资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制造业产业结构是经济质量的重要体现之一，其转型升级是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下，厘清跨国公司进入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不仅估计了跨国公司进入影响产业结构的方向和大小，而且探讨了跨国公司的产业结构效应的特异性和这些影响产生的途径。

      本文做了如下几点创新：第一，借鉴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用任务贸易替代产品贸易的做法，用工序构成替代产业构成衡量产业结构；第二，采用了Porter(1985)的界定，将企业所从事工序的构成情况定义为企业价值链，它在工序分工存在的情况下不同于产品价值链而具有企业特异性；第三，扩展传统的生产函数，使之能够模拟企业价值链包含多个工序，并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的事实，该生产函数是对异质性企业模型的扩展，赋予企业新的异质性来源——价值链异质性；第四，从企业价值链中抽象出四个属性——增加值率及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⑩发现并证明了它们与企业价值链之间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不存在的相关性；第五，同时考察了跨国公司的工序转移对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效应；最后，拓展了企业层面GVC的研究，因为既有文献主要从贸易的视角关注直接与国际市场关联的企业(进口或出口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或研究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含量(张杰等，2014)，或研究企业嵌入GVC的程度和位置(Chor et al.，2014)，而本文探讨了国际投资的GVC效应及其对非贸易企业价值链的影响。

      本章后续安排如下：首先综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可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然后介绍计量分析的框架和样本的选择；再从四个层面展开计量分析；最后总结本文。

      二、理论和现实背景

      跨国公司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据《世界投资报告》估计，2013年约80%的全球贸易由跨国公司通过企业内部贸易、非股权契约模式和公平的市场交易等形式实现(UNCTATD，2013)。而根据中国海关数据，2012年，作为GVC分工的重要表现，中国加工贸易中近80%也是由跨国公司完成。主要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总伴随着工序转移，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

      主流看法认为，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工序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属于增值率低、劳动力密集度高、人力资本(或技术)含量低的环节。例如对于水平型跨国公司，专有资产的创造通常处在整个价值链的最高端，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工序，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转移的非专有资产创造活动相应地就处在价值链的低端。至于垂直型跨国公司，现有的理论通常认为，母公司负责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高的工序，而海外子公司则负责劳动力密集度高的工序(Antràs,2003; Antràs and Helpman,2004)。

      然而，国际投资的几个典型事实和新近出现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看法。当今全球FDI流量主要由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投资组成，显现出双向投资特征(Antràs and Yeaple，2013)，加之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的外向型FDI开始变得普遍，而且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也日益增长(UNCTAD，2015)，因此，垂直型跨国公司理论根据母国和东道国发展水平差异设置价值链分工模式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即便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投资，也可能存在跨国公司将价值链中人力资本最密集的工序向东道国转移的情况。例如，跨国公司研发的全球化成为最新发展的趋势，不仅向发达经济体蔓延，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同样是研发中心的重要流入地(UNCTAD，2005)。Borga & Lipsey(2009)发现，虽然美国制造业母公司的人均财产、厂房和设备的价值总体上约为美国在发展中国家多数控股的所有非金融类子公司的平均水平的两倍，但部分制造业行业，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的人均资产与美国母公司接近，甚至更高。

      东道国既有产业结构的状况有两种极端但颇具代表性的设定。Helpman & Krugman(1985)、Antràs(2003)、Antràs & Helpman(2004)等认为，如果没有外资企业的影响，东道国各产业的工序构成将等同于产品的价值链本身。此时，如果跨国公司转移的是低端工序，那么将恶化东道国产业结构；反之，当转移高端工序时，则会优化东道国产业结构。然而，Feenstra & Hanson(1995)等认为，如果没有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仅负责产品价值链中最低端(技术劳动力和非技术劳动力之比最低)的工序。此时，跨国公司转移的任何工序都将优于东道国现有工序，故必然会带来直接的积极效应。

      现实情况处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因为除吸引跨国公司FDI外，东道国还可以通过垂直贸易、外包等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所以现实中的东道国在跨国公司进入前很少能保持完整价值链。Feenstra & Hanson(1995)所暗含的，在跨国公司进入前，东道国和母国已经处于理想的价值链分工状态，现实中也会因各种壁垒和交易成本的存在难以成立。从2007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看，外资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和内资企业基本相当，而平均资本占比高于内资企业的平均水平，有悖于Helpman & Krugman(1985)等所认为的，跨国公司转移的价值链环节在东道国同样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最低的价值链环节。同时，外资企业的劳动报酬率高于纯内资企业，新产品产值率和研发强度也低于规模位于前列的内资企业平均水平，又显然有悖于Feenstra & Hanson(1995)所认为的，虽然跨国公司转移的低技术和资本密集度的价值链环节，但在东道国依旧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价值链环节。(11)

      此外，由于工序转移往往还伴随要素需求、资本以及技术流动，因此，除直接效应外，跨国公司进入还将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带来各种间接效应。其中，通过增强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改变当地企业决策，而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产生的间接影响最为直观。鉴于跨国公司FDI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利用东道国的丰裕要素，故跨国公司进入在总体上将导致东道国丰裕要素的相对价格提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往往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竞争优势，因此跨国公司进入将提升劳动力的相对报酬。在劳动力报酬提升的压力下，高劳动力密集度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的概率将会增加，存续企业也倾向于收缩高劳动力密集度的工序。因此，可以预计，跨国公司进入将提高劳动力密集型工序的比重，进而降低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密集度。

      同理，从要素市场竞争看，跨国公司进入也可以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占比。然而，跨国公司进入所造成的(中间)产品市场竞争则可能抵消甚至逆转这种效应。作为人力资本密集型工序的代表，研发的预期回报取决于研发成功后(中间)产品能占有的市场规模以及享有的市场垄断力量。跨国公司在向东道国转移工序的同时，往往也输入研发成果(如水平型跨国公司中的专有资产)，它们相对于国内企业具有两方面的竞争优势：成果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和已经成为沉没成本的研发投入，这两项都将对国内企业的研发形成可置信威胁。这两种优势不仅会缩小国内企业研发成果的市场占有率，同时也会削弱其市场垄断力量，最终降低研发的收益率。虽然人力资本相对报酬下降，但由于成果收益率也趋于下降，跨国公司进入可能不会影响或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人力资本密集度。

      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三个基本事实：第一，跨国公司进入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多种机制；第二，各种影响的方向并不相同，可能相互抵消；第三，总体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环境。因此，把握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需要基于事实数据，针对具体的经济环境展开计量分析。

      三、分析框架和样本

      由于企业是经济系统的主体，跨国公司进入对产业结构的总体影响必然以企业工序构成(价值链)的变动为基础，而且相对于行业或区域加总数据，企业数据还可以用于剖析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探讨间接影响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使用企业微观数据作为分析的样本，采用如下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随本省行业外资份额变动的大小，反映了经济环境中跨国公司进入程度对企业价值链的总体影响，因而体现了跨国公司进入对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

      1.被解释变量

      上述方程分析的难点在于找到合适的指标度量企业价值链，各企业工序千差万别，企业价值链之间不具有直接可比性，难以使用统计量反映整体情况。为此，本文挑选了增加值率和要素密集度(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企业共有的价值链属性作为度量价值链的指标。

      借鉴Acemoglu et al.(2007)和Antràs & Helpman(2006)，我们假定产品的生产函数满足如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1)增加值率

      现实中的企业i多需要上游企业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我们将企业i的生产函数扩展为：

      

      

      (2)要素报酬占比

      

      相当于企业i负责的工序的平均劳动报酬率，体现了企业价值链的劳动力密集度。相应地，资本报酬率和人力资本报酬率为：

      

      分别体现了企业价值链的资本密集度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各工序的要素密集度由社会当前的技术水平决定，可视为外生。

      如果不考虑价值链分工，那么同产业中所有企业将有相同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不考虑价值链调整，那么企业的要素密集度将保持恒定，这也是以往假定企业具有相同生产函数形式和恒定不变的要素密集度的原因所在。以Helpman et al.(2008)为例，他们认为效率异质性的企业均使用同一种最优要素组合，(13)相当于假定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要素密集度，仅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存在差异。与此对应，在本文的生产函数中，企业间不仅存在效率异质性，而且还存在因价值链差异而出现的要素密集度异质性。

      虽然价值链和要素报酬率并非一一对应，不同价值链的企业也可能具有相同要素报酬率，但是要素报酬率的变动的确反映企业价值链要素密集度的调整方向。当企业价值链中高于平均要素密集度的工序的占比增加(减少)时，要素报酬率会随之增加(减少)，反之，当低于平均要素密集度的工序的占比增加(减少)时，要素报酬率会随之减少(增加)。

      在实证分析时，我们使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和应付福利总额与增加值的比值度量企业的劳动报酬率。由于在现有的数据的基础上无法找到资本报酬的度量，因此我们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同增加值的比重(固定资产占比)间接反映企业价值链的资本密集度，因为，

      

      所以在资本利率给定的情况下，固定资产占比与资本报酬率一一对应。与之类似，因为缺少对人力资本报酬的统计，我们使用人力资本与增加值的比重间接反映企业价值链的人力资本密集度，即：

      

      在计量分析时，借鉴刘志彪和张杰(2009)，我们使用具有技术职称的劳动力衡量企业使用人力资本的情况，并使用其同增加值的比值(以下简称技术劳动力占比)反映企业人力资本密集度。

      2.解释变量

      计量分析中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外资份额和所处经济环境中跨国公司的进入程度。在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企业实收资本中外商(包括港澳台商)资本金所占份额反映企业外资份额(f)，使用本省行业外资份额(F)度量企业所处经济环境中跨国公司的进入程度。在计算F时，我们首先找出企业i所属省(市)同行业的所有企业，然后以销售额作为权重计算这些企业的加权平均外资份额，该平均值即本省行业外资份额(F)。(14)具体计算公式为：

      

      除核心解释变量外，我们还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是否外资相对控股，外资和港澳台资本金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超过50%时取1，其他取0；国有资本份额，国家资本金占实收资本的比重；企业规模，企业销售产值的自然对数；出口密集度，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产值的比重。省市行业层面的变量包括：外省行业外资份额，与企业同行业的所有省外企业的销售额加权外资份额；市场规模，企业所属省市行业的总销售产值，采用自然对数的形式；以及市场竞争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特定省市各行业中企业销售收入占比的平方和，采用自然对数的形式。最后，我们在所有估计方程中均加入了行业、地区和企业固定效应。

      3.样本选择

      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行业的数据，该数据库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报表统计”建立，包括所有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和全部国有企业，10年共计2051678条观测值。由于2001年和2004年缺少增加值数据，故用“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应交增值税”进行补充。由于在2003年调整了产业编码，我们结合行业对应表，在4位行业编码的基础上，调整相应企业的二位行业编码，保证1998-2007年的二位行业统一。在使用之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了关键指标缺失、不符合标准会计准则(15)、企业代码和名称重复，以及核心指标超出正常范围(16)的记录。为了保证样本的规范，我们只保留了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500万人民币(规模以上)以及职工人数不少于20人的记录，最后剩下482128家企业和1619737条观测。以2004年为例，样本企业占当年全部制造业企业(17)从业人员数的61%，资产的78%，总产值和销售产值的84%，以及出口的91%，因而样本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制造业的总体情况。(18)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计量分析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首先，通过估计外资份额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找到跨国公司进入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证据；其次，估计外资份额对劳动报酬率、资本占比和技术劳动力占比的作用，探讨跨国公司进入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最后，简要探讨跨国公司进入间接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途径。

      1.增加值率

      表1列出了以企业增加值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层面和本省行业外资份额为核心解释变量的计量估计结果，其中第一列除了时间固定效应外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第二列控制了外资是否相对控股、企业国有资本份额、企业规模、企业出口密集度、外省行业外资份额和市场规模，第三列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区域和企业固定效应。考虑到企业增加值率可能逆向影响企业外资份额等因素，在第四列，我们用企业层面变量的滞后一期替代当期值回归，而在第五列，我们用企业层面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当期值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外资份额的估计系数在前两个方程中均显著大于零，但在控制了行业、区域和企业固定效应后，系数估计值不再显著，表明跨国公司虽然可能对增加值率有直接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稳健。本省行业外资份额的估计系数在五个方程中均为负，有超过1%的显著水平，估计值分布在(-0.035，-0.011)之间，呈现良好的稳健性，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价值链有稳健的负向间接影响。就系数大小而言，外资份额提升10个百分点，企业增加值率仅下降0.11—0.35个百分点，相当于所有企业平均增加值率(28.8%)出现了0.4%—1.2%的降幅。

      

      部分学者认为港澳台商是伪外资，在技术水平上和内资企业差异较小，都远低于“真正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表1的第六列，我们在区分外商和港澳台商外资的情况下重新估计了第五列的方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港澳台和外商之间存在差异的看法，对于“企业外资份额(外商)和企业外资份额(港澳台商)的估计系数相等”及“本省行业外资份额(外商)和本省行业外资份额(港澳台商)的估计系数相等”的假设在5%置信水平上被拒绝(P值为0.02)。然而，结果并不能支持港澳台商是伪外资的观点，因为外商和港澳台商对增加值率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均相同，而且，如果单独考察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外商和港澳台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F检验的P值分别为0.30和0.13)。

      前述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包括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此时，跨国公司对企业价值链分工的间接效应混合其对两类企业的影响。在表1的第七列，我们将单独分析跨国公司对内资企业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即剔除样本中外商或港澳台商资金大于零的企业。本省外资份额的估计系数与第六列类似，表明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基本接近。

      总体而言，表1的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增加值率的直接影响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间接影响显著小于零，但影响值并不十分突出，故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仅有较小的负向影响。可能因为跨国公司进入本身对企业价值链仅有微弱的影响；也可能因为，跨国公司虽然对企业价值链有突出影响，但因企业调整价值链时，中间投入随之调整，相互影响下，增加值率保持稳定。如果是前者，那么跨国公司对企业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只有微弱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跨国公司对企业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的影响较对增加值率的影响将更加突出。

      2.要素密集度

      作为对这种猜想的验证，本小结将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同企业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之间的关系。表2列举与此相关的计量回归结果，其中第一、二列以劳动报酬率为解释变量，分析劳动力密集度调整；第三、四列以资本占比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资本密集度调整；第五列至第八列以具有技术职称的劳动力占比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人力资本密集度调整。为了文章简洁，我们仅报告了全样本下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在第一列的估计结果中，企业层面外资份额的系数估计值为0.104，本省行业层面外资份额的估计系数为-0.045，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度产生了正向的直接效应和负向的间接效应。第二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商跨国公司和港澳台商跨国公司对劳动力密集度的间接影响基本相同(p值为0.90)，而直接影响的显著性水平虽然不同，但系数差异依旧不显著(p值为0.52)。从系数看，企业外资份额增加0.1将导致企业劳动力密集度上升0.01，意味着平均劳动报酬率(0.30)下降3.4%，而本省行业层面外资份额增加0.1将导致企业劳动力密集度下降0.0045，意味着平均劳动报酬率下降1.5%，比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增加值率的影响更为突出。

      第三列估计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产生了不显著的正向直接影响和显著的正向间接影响。从系数值看，本省行业外资份额提升10个百分点(0.1)，那么企业固定资产和增加值之比平均将提升2.2%，与外资进入对劳动力密集度的影响相当，高于对增加值率的影响。区分外商和港澳台商的估计结果(第四列)显示，外商和港澳台对企业资本密集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外商对企业资本密集度的直接影响显著大于零，而港澳台商的直接影响小于零且不显著。此外，外商对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正向间接影响小于港澳台商(p值为0.04)。

      不同于劳动报酬率和资本占比，企业“具有技术职称劳动力占比”出现了明显的截尾现象，等于零的观测占比分别达到28.5%。不雇佣技术劳动力显然是企业的理性选择，如果采用常规的做法，如面板固定效应，那么估计结果将存在严重的不一致性。因此，我们使用Tobit模型代替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规避截尾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并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以尽可能控制不可观测因素。企业层面外资份额的估计系数(第五列)为0.211，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具有技术职称劳动力占比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本省行业层面外资份额的估计结果显示，跨国公司进入对具有技术职称劳动力占比无显著影响。但如果仅考虑对纯内资企业的影响(第六列)，那么跨国公司进入对技术职称劳动力占比就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系数大小看，企业外资份额增加0.1，具有技术职称的劳动力占比增加2%，而本省行业份额增加0.1，所有企业平均技术劳动力占比提升1.4%，而纯内资企业的平均技术劳动力占比将提升11.3%。第七列和第八列的估计结果说明，外商和港澳台商资本对企业技术劳动力占比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外商资本对技术劳动力占比的直接影响不显著，间接影响显著大于零，而港澳台商企业对技术劳动力占比的直接影响显著大于零，间接影响或显著小于零，或不显著。

      

      综合前述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价值链调整，进而对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影响；虽然由于价值链和中间投入的同时调整，使得在增加值率上表现并不十分突出，但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密集度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总体上，降低产业结构的劳动力密集度，而提升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外商和港澳台外资对产业结构的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就直接影响而言，外商资本仅对资本密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港澳台商资本仅对人力资本密集度有显著影响，就间接影响而言，外商资本对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均有显著影响，而港澳台商外资则仅对资本密集度有显著影响。

      3.间接效应的途径

      前文已经指出，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结构具有显著的间接影响。下文将从两个方面探讨间接影响的途径：一是筛选作用，增加或降低特定类型的企业被市场淘汰的概率；另一个是促进调节作用，促进存续企业调整自身的价值链以应对跨国公司进入带来的影响。

      (1)筛选作用

      不失一般性，可将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写为如下形式：

      

      估计结果列于表3，所有方程均采用Probit估计。由于样本只是规模以上样本，企业在t+1年降至规模以下的情况，在本文的计量分析中也会被视为退出市场，因而虚拟变量可能高估企业的退出情况。遗憾的是，现有数据不能提供某个指标准确地反映企业的退出。在本文中，我们使用多种度量企业退出的指标，以此说明估计结果对进入和退出虚拟变量的稳健。在第一列，我们将未同时出现在当年和一年后的样本中的企业视为退出企业；在第二列中，我们对解释变量略作调整，假定企业在一年以后至2007年都从样本消失才被视为退出；第三列和第四列重复了前两列的分析，只是考虑了企业在两年以后退出的情况。四列回归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增加值率、劳动报酬率、技术劳动力占比同本省行业外资份额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资本占比同本省行业外资份额的交互项负向显著，表明跨国公司的进入提升了增值率高、劳动力密集度高、人力资本密集度高、而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

      在表3的最后两列，我们探讨了外商和港澳台商外资企业对企业退出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跨国公司进入都会提升增值率高、劳动力密集度高且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退出的概率。不同之处在于，高人力资本密集度的企业退出的相对概率不受国外跨国公司进入的影响，却会因港澳台跨国公司进入而相对提升。

      (2)促进调整作用

      跨国公司进入不仅会改变企业被淘汰的相对概率，同时也会促使未被淘汰的企业(或“存续企业”)调整自身的价值链。我们采用差分方程分析这种影响，计量方程如下：

      

      

      注：回归均加入了企业外资份额、本省行业外资份额、增加值率、劳动报酬率、资本占比、技术劳动力占比和控制变量集——企业是否为外资相对控股、国有资本份额、规模、出口密集度、外省行业外资份额、市场规模、市场竞争度，并控制了年份、区域和行业固定效应；模型均采用Probit估计；括号内为相应的t值，所使用的标准差均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显著。

      第一列至第四列的结果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存续企业的增加值率没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却会显著地促进存续企业调整价值链的要素密集度。因为本省行业外资份额提高10个百分点，将促使存续企业劳动报酬率下降0.27个百分点，资本占比增加0.25%，新产品产值率增加0.18个百分点。表明跨国公司进入显著地促进存续企业更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度低，而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工序。第五列至第八列的估计表明，外商和港澳台跨国公司对存续企业价值链的间接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一方面外商资本进入对存续企业的增值率和资本占比无显著影响，而港澳台资本在这两方面的影响均显著；另一方面，外商资本进入对存续企业劳动报酬率的负向影响显著高于港澳台资本。(20)

      

      注：所有方程均加入控制变量集：企业外资份额、外资相对控股、国有资本份额、企业规模、出口密集度、外省行业外资份额、行业规模。括号内为相应的t统计量，所使用的标准差为聚类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显著。

      综合对企业退出和存续企业调整两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进入后，一方面，提升了增加值率、劳动力密集度和人均资本密集度高且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被淘汰的概率；另一方面，促使存续企业更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度低而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度高的工序。此外，无论是筛选作用还是促进调整作用，国外跨国公司和港澳台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间接影响均存在差异。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探讨跨国公司进入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价值链，进而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我们发现了增加值率和要素密集度的变动体现了价值链的差异或调整过程，而在企业价值链同质且恒定的传统假设下，增加值率和要素密集度为特定的常数。同时，本文从四个层面探讨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首先，以增加值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企业价值链，从而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具有不显著直接影响和显著的间接影响。分析表明，在企业层面，跨国公司进入不仅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将影响企业的价值链；在行业层面，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改变产业构成，也改变了各产业的工序构成。其次，以要素(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为解释变量的回归表明，跨国公司进入对制造业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为，增加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间接效应则是增加了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并降低了劳动力密集度。外国和港澳台跨国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前者对人力资本密集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后者在劳动力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方面存在更大的影响。最后，对间接影响的分析发现：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一方面，增加了增值率高、劳动力密集度低、人均资本密集度高且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被淘汰的概率；同时，促使存续企业更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度低、人力资本和资本密集度高的工序。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所谓全球价值链(GVC)，是指一种商品或一项服务从概念到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所涉及的所有价值活动，包括设计、研发、加工、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循环利用等，它们由全球范围的企业协调实现。

      ②本文采用UNCTAD(2013)的定义，为一国出口中使用的国外附加值与供应他国出口的附加值之和与出口总额的比值。

      ③UNCTAD(2013)发现，世界各国出口总额中，28%为进口的国外附加值，29%被他国作为中间投入使用，构成该国的国外附加值；OECD和WTO的研究也发现，G20国家中30%—60%的出口为从外国进口的中间投入或被他国作为中间投入使用(OECD,WTO & UNCTAD,2013)。

      ④在本文中，工序为产品价值链的基本组成单位。类似的定义有价值活动(Porter，1985)、阶段(Baldwin，2012)或任务(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

      ⑤2010年，高技术产业占制造业总产值和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12.3%和41.3%。由于外资企业占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和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66.1%和89.1%，而其在整个制造业所占比重仅分别为33.6%和45.5%，故如果没有外资企业的贡献，那么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产值占比将从现在的12.3%降至6.1%，而出口占比将从41.3%降至15.3%。更为严谨的分析可参照文东伟等(2009)。此外，江小涓(2002)对外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⑥本文认为产业结构由在该国领土上经营的所有企业，包括纯外资企业的经营模式共同决定，故将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外资企业同内资企业生产模式的差异定义为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直接影响，而将跨国公司进入引起的内资企业和其他外资企业生产模式的改变，定义为跨国公司进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间接影响。

      ⑦Bernard et al.(2010)对美国企业内贸易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⑧卓越和张珉(2008)对服装行业的分析，也发现了类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现象。

      ⑨数据来源于历年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⑩本文所使用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于常规所言的实际要素使用情况，如企业人均资本等，而是一种类似于传统生产函数中体现要素密集度的参数，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1-α]L[α]中的α，它在传统生产函数中为外生变量，而在本文所构建的生产函数中随企业价值链变动而变动。

      (11)作者根据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得到各种定义的外资企业和纯内资企业在增加值率、劳动报酬率、资本占比、新产品产值率和研发强度之间的差异，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12)我们也曾使用虚拟变量——“是否为外资企业”——代替企业外资份额进行稳健性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保持一致，鉴于企业外资份额包含的信息量更丰富，故本文只报告企业外资份额的估计结果。

      (13)Melitz(2003)将最优要素组合简化为劳动力。事实上，最通行的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Levinsohn & Petrin，2003；Olley & Pakes，1996)也暗含假定，同行业企业具有结构相同的生产函数，企业间要素密集度相同，只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存在差异。

      (14)一种更常见的做法是，使用外资企业占企业所属省(市)和行业总销售的比重度量本省行业外资份额，但由于现实中企业通常包含多个生产环节，故企业外资份额能更好地反映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情况。

      (15)资产总额小于流动资产合计、固定资产合计或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或者累积折旧本年折旧(Cai & Liu，2009)。

      (16)包括增加值率、劳动报酬率、新产品产值率小于0或大于100%，资本占比或销售额小于0，以及国有资本、港澳台商资本或外商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小于0，以及三者占比之和大于100%的记录。

      (17)全部制造业企业除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外，还包括所有的规模以下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

      (18)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在样本中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和四分数，以及彼此的相关关系，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19)使用研发强度替代，得到的结果与之类似。

      (20)以外商资本和港澳台商资本进入对存续企业劳动报酬率的影响无差异为原假设的F检验的P值接近于零，拒绝该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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