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及其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职业教育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大批面向社会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既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和教育体系整体创新的措施。从社会宏观角度探视，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多重功能。认识这些功能有助于我们对高职的理解，而功能的实现则取决于我们对高职的建设。
一、对高等职业教育功能的认识
在我们论及高等职业教育功能时，有必要重温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功能主义党派的核心代表墨顿的观点，他认为功能分析要防止三个错误的假定：第一是社会的“功能一体性”假定，即认为社会系统对其各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整合性，每一事项或部分都承担着特定的功能；第二是“普遍功能主义”假定，即认为所有标准化的社会或文化事项都履行着积极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对不同的系统，社会或文化事项具有不同的功能结果，它们既可能有正功能，也可能有负功能，或者是无功能的；第三是“不可或缺性”假定，即认为某些事项的功能是不可缺少的。上述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经济和个人发展意义的理解。
（一）社会功能
从本质上说，职业教育属就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虽然在理论体系的归属上具有双重性，在国际教育分类标准中通常划归高等教育范畴，但从教育目标来看，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应用性人才，直接进入社会就业领域是明确的方向。从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与专门人才的供应之间出现了较大矛盾，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人才类型上。高等职业教育针对当地生产与服务第一线的岗位需要，以能力培养为中心，注重理论知识的转化和实践能力的开发，这对我国在区域差别大、发展程度不一、技术水平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实现经济跨越发展是十分有益的，满足了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的直接要求，可以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
再从人口与就业的角度看，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它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实现充分就业。从世界范围看，由于生产结构的变化等原因，失业现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能存在。高中教育普及率的提升，使具备接受高等教育资格或条件的适龄人口激增，如果完成高中阶段教育水平的青年既无法接受进一步教育，又不能实现就业，将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将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构成巨大的威胁。因此，扩充高等教育体系，大力发展高中后教育，可以增加个人发展机会、推迟就业、缓和社会矛盾，几乎成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共同趋势。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高职的发展可以化解体制外需求，满足广大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可以减少目前不断增大的社会就业压力，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高职社会功能的积极作用并不是自然产生的。我国高职的发展有多年历史，问题不少，但一直没有凸现，有自身规模小的原因，也与社会外部环境有关。高职发展初期正处于我国地方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上升的阶段，党政机关、国企及事业单位又出台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的用人原则，培养周期短、地方化管理等因素，使高职毕业生在就业领域中占据了优势。上世纪90年代高等教育有了较大发展，“双向选择、自由择业”的毕业生就业政策以及劳动就业、人事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的开展，使市场的人才供求发生变化，高职的优势开始下降。上世纪末，综合性大学、专业学院与职业大学、高职学院同时“扩招”，办学条件简陋、师资设备差、教育质量不高等种种问题，加上“三不一高”政策（不转户口、不发教育部统一印制的毕业证内芯、不发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高收费），高职在招生环节上已不战而败，并直接影响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2002年众多的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又是一个未知数。
目前我国基尼系数按官方口径为0.397，有些统计口径甚至达到0.44，而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为0.40，尽管6.7万亿的公民储蓄存款可以成为对抗改革风险的稳定器，但统计表明，80%的社会财富集中在20%的人群中，收入差距十分明显。从世界比较看，与我国高职的职能相近的美国社会学院收费十分低廉，即便是公立四年制高校收费也仅占人均收入的12%。而我国以上海为例，在人均收入人才1.1万元，农村仅0.6万元的情况下，1999年上海高职院校的最高收费标准达到每学年6500元，比普通高校高出一倍多；2000年收费上升到7500元。[1]社会收入分配已然不公，如果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没有考虑必要的供给条件，类似“三不一高”的政策在高职的发展中持续出现，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载体的高职尚不能体现教育民主化和机会均等的社会理想，教育效果又与预期目标相差太远的话，其后果不仅将和国家鼓励发展高职的目的相背离，还可能因超出民众的承受能力而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二）经济功能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建设一直得益于与全球市场经济的联系，进入WTO将加速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而当前明显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劳动力素质与科技创新水平。与以往往重以一定共性的客体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或分支学科发展体系的教育教学模式不同，高职教育模式是依托学科基础、针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类型一行业的发展、体现培养对象将要从事的特定业务方向——专业的要求，因而与技术的进步、经济结构变动和社会发展之间，联系更加紧密，适应现代科技进入现代生产后对人才培养的种类、规格、层次多样化的要求。这一教育模式使高职更有可能立足于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等具体环境，既解决了人才资源问题，也有利于对生产过程的改造和创新，从而实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交互发展。
从社会职业差异与个体差异的相关性角度分析，高职也具有较强的经济适应性。由于各个行业都要求具有适合本行业的素质基础，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职级，对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智能水平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形成了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个体可以依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选择职业，社会也在进行选择，使不符合某种职业要求的人被淘汰出去。现代社会的开放性，使这种双向选择的自由度越来越大。高职的发展符合这一特征的要求，通过教育训练发展个体的素质水平，反映行业和职业的统一性，满足社会职业岗位群对人才类型的不同要求，同时也是在提高导向个体职业成功的素质水平和发展潜力，优化个体的发展选择。
当然，与社会职业结构紧密联系这一特征同时使高职具有了社会需求的约束型的特点。高职发展的总体规模和专业结构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相适应，并考虑同期人口因素和社会人才类型的可替代性。我国现实的发展状况使高职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是工业化完成之后，社会经济状况和国民收入水平有能力支持高等教育的扩张，较为成熟的职业结构分类体系和科学的劳动力供求预测规划，使教育的发展避免了盲目性。而我国还处于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处于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表现的现代化变革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之中，就业结构变动大，提高了教育的复杂性。前一时期，高等教育“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论甚为热闹，兴办高职在短期内也给一些院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利益，还成为分流富余人员的场所。但高职如果背离了促进个人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发展的教育目标，异化成追逐利益或摆脱“包袱”的工具，危害将是长久的。对此，《学会生存》有一段论述既可以为发展高职立论，反过来，也为高职提供预警。该书从经济和就业的角度，指出有一类人给教育带来严重问题，即已经在相当阶段上成功完成了正规学习，但他们的训练却不适应经济需要的青年人。因此尽管教育经费不断增加，而事实上却在培育越来越多不合用的人。[2]
（三）教育功能
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普遍经验是，高等教育必须拓展社会职能，积极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这既是社会的要求同时也是决定高等教育地位和命运的重要因素。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激起了教育扩展，根据不断变化的劳务市场需求在新的专业、技术和管理领域提供多种培训的新形势，要求传统大学教育有新的扩充，非大学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涌现成为了就业市场要求与学术追求之间的一个中介。我国高职的发展也是教育内部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产物，是改变高等教育自我封闭状态、走近社会中心的一个途径。世界银行《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报告（1999年11月30日）指出，21世纪的标志将是科技的迅速变化、经济开放与竞争和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国教育战略应当面对世界、面对公民和面对市场，重点是构建高质量、公平和灵活的新教育体系。由地方出资、地方管理的新体制，缓解了国家公共教育经费的不足，为扭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密切贴近经济形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与培训体系。
就教育宗旨而言，是使受教育者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窄。因为，“教育的目的，就它同就业和经济进展的关系而言，不应培养青年人和成人从事一种特定的、终身不变的职业，而应培养他们有能力在各种专业中尽可能多地流动并永远刺激他们自我学习和培训的欲望。简而言之，我们要彻底重新评价教育的目标、方法和结构，但又不妨碍教育的扩展。”[3]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也是在实践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那就是使高等教育向大多数有条件接受的人敞开，改变学术教育的单一倾向，提高个体进一步向上发展的可能性。
二、制度建设——高等职业教育功能的实现途径
高职肩负着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肩负着教育体系发展和创新的任务。高职功能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健全的制度保证。
首先是组织管理制度。当代教育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意义，以及教育领域社会化范围和程度的扩大和加深，使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和调节。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上看，政府的责任和权力不是在削弱而是在不断加大。我国有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系统内也有一整套复杂的规章制度，但是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服从的模式，反而束缚了高校的自主发展，削弱了高校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原因在于制度安排中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集举办权、办学权、管理权于一身，自上而下作出决策并进行管理，高等学校只需听从于政府，无需了解社会需求，只需执行上级制定的宏观计划，地区、行业、学校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导致的校际竞争和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为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统一模式所限制。当前高职的发展不仅缺乏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缺乏制度资源，如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选择何种发展体系、高等院校选择何种教育类型、高职教育选择何种学校类型，不同的模式如学校本位、企业本位、社会本位、学校－企业－社会综合模式如何选择等等。这些涉及高职发展的重大问题是现行的结构体系、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法解决的，因此对制度建设提出了紧迫要求。
其次是政策配套制度。高职发展虽然政策依据充分，但扶持配套的制度并不完善。由于宏观控制和统筹协调机制不能有效运行，经费来源、办学条件、招生办法等都难以得到具体的制度保证，办学质量的提高就受到影响，“三教统筹”、有效主动地适应社会千差万别的人才培养需求等良好目标只能是空中楼阁。人们都同意和呼吁高职必须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与要求，但如果高职建设的经费来源仍然只能依靠基本属于“等（政府拨款）、靠（学生缴费）、要（企业社团捐赠）”的方式，不仅不能满足应用性人才所需的培养条件（高职是一种要求高投入的教育），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还会反过来限制高职自我调节和制度创新机制的形成。因此，有必要开放高职教育领域，允许许多种办学体制和社会投资介入，使它进入开放状态，具备真正的市场弹性。
再次是质量监控制度。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千差万别，高等教育地方化、区域化发展的战略以及高职面向当地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都要求高职必须采取不同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尽管高职院校规模庞大、情况复杂，但只要抓住质量监控关，就不必为高职的人才质量担忧。质量临控制度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办学条件鉴定和教育质量考核，有严格的管理部门和管理规定，有科学的教育评估体系，学校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标准明确，学业考核和评价严明，高职的人才培养质量就具备了落实的基本前提；二是建立统一职业技能标准和职业资格体系，这有助于引导高职的发展方向，促进教学的规范化，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而且，还有利于规范劳动力市场，提高社会从业人员的素质水平，并为我国实践跨地区的和全国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服务，为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