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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经济运行常常在波动中前进。那么，为什么经济不能以固定的增长率向前发展，而是呈现出升降或快慢的波动？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为什么要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实施相应的干预，使波动保持在一定的区间内？政府为达此目的，其调控的关键何在？这是我们在研究经济适度增长区间问题时，不得不做的深层次思考。
一、 产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机理：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摩擦
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反映了波动本身的内在必然性。理论分析表明，经济增长既依存于生产条件，即现有可利用资源，又依存于市场条件，即现有市场商品容量。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一方面，在上述生产条件的背后，还隐含着十分重要的产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不仅决定了将向市场提供的商品结构，即市场供给结构，而且也决定了经济增长赖以实现所需的资源结构，从而决定了现有可利用的资源量；另一方面，在上述市场条件的背后，还隐含着十分重要的消费结构。因为消费结构不仅决定了对市场商品的需求结构，即市场的需求结构，而且也因市场的商品需求结构决定着市场的商品容量，因而消费结构也决定了经济增长赖以实现的市场商品容量。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仅分别直接决定着商品的供求结构，而且也分别间接地决定着经济增长赖以实现的资源拥有量和市场商品容量。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方面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经济增长之所以显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其根源在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周期性摩擦。
我们假定，在最初阶段，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协调的。此时商品的供求结构均衡，因而企业生产的产品刚好是社会上所需要的，其生产产品都能顺利销售，企业效益甚佳。于是吸引大量的资本投入生产过程，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使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工人工资收入大幅度增长。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低层次消费已经得到满足，而居民的高层次消费悄然兴起，于是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然而，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总是滞后的（一方面为消费而生产，因而生产性需求总是滞后于消费性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有个别企业家有战略眼光，预见到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开始改变其投资结构，然而由于从新产业的筹建到新产品的产出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总是滞后于消费结构的变化），于是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或摩擦。其结果必然出现居民需要的产品买不到，而居民不需要再购买的产品源源不断地产出。导致大量产品出现过剩，产品的产销率低下，企业效益下降，亏损乃至破产企业开始增多，资本投资也大量减少，经济增长率开始大幅度下滑，经济的全面衰退将难以避免。当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这种偏离或摩擦达到一定程度，企业间大规模的破产、兼并和资产重组开始出现，产业结构被迫进入调整阶段。当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后，由于新的产业结构与新的消费结构出现了新的融合，因而企业产销率开始上升，效益好转，投资加快，经济增长开始复苏，并逐渐走向繁荣。然而，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工人的工资收入又将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将再上新台阶。于是，居民的消费结构又将发生新一轮的变迁，而原有的产业结构与新的消费结构又将发生偏离、错位和摩擦。当这种摩擦达到一定程度，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便又开始了。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就是由于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将不断得到提高，因而居民的消费结构将出现跳跃性变化。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滞性，使得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间的周期性摩擦难以避免。而这种摩擦的产生、消除、产生正是导致经济增长出现放慢、加快、放慢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内在根源。
比如在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在“以钢为纲”的发展重工业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尽管当时由于历史原因有其合理的一面），居民的消费长期受到压抑，以至于居民的基本生存型消费尚难以满足。于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指导思想从过去的重生产轻消费，调整到兼顾生产与消费。因而过去重工业型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使得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满足了改善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该阶段的产业结构总的来说适应了当时的消费结构，于是创造了连续10年平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发生由基本生存型、温饱型消费结构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结构的转化。然而由于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化迟缓，产业结构升级滞后（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使产业结构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居民消费结构。加之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等问题的介入，使得低水平重复生产、重复建设过度，导致目前大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严重过剩、买方市场提前到来、经济增长持续跌落这样一种令人关注的局面。当然，我们相信随着新一届政府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计划的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也将指日可待。
二、 要求波动于适度区间的客观原因：抑制通胀与缓解失业的博弈
从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性波动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自然现象，其本身具有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机制，其核心就是通过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融合或偏离，从而因企业经济效益提高或下降，以调节企业收益的方式来引导经济增长率从高涨到跌落再到高涨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如果完全任凭经济自身去调节经济波动，则：一方面，可能需要的时间成本较高，因为经济自身的调整往往是比较缓慢的；另一方面，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是巨大的，如经济增长率过高而造成的资源的过度耗费，或经济增长率过低而造成的资源的大量闲置等。再者，还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如经济增长率过高而引发的高通胀，或经济增长率过低而引发的高失业，都将危及社会稳定。为此，确保经济波动维持在某一适度区间内，就显得十分必要。鉴于失业和通货膨胀是检测经济波动剧烈程序的重要指标，而且严重的失业或通货膨胀，均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因而要求经济波动维持在一定的适度区间内，从客观原因上可以说，是抑制通胀和缓解失业之间的博弈。
（一 ）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摩擦和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产生
如上文分析：在产业结构适应消费结构或者两者融合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很高的产销率和企业良好的经济效益，促使企业不断扩大投入规模。由于投入不仅将带来产出，从而形成商品供给，而且还带来需求，尤其是对相关资源的需求。当投入规模增长过快时，从而对资源的需求超过现有资源的供给时，投资品价格将上涨，进而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此时往往有大量劣等技术条件的企业因经济利益的吸引而盲目介入，这不仅将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因为把大量优良资源变为劣质产品），进而加剧资源短缺，从而推动物价上涨，而且还将出现一部分商品的滞销（要么因过度生产而造成过剩，要么因质次价高、不适应居民消费需求而滞存）。再者，消费者普遍有买涨心理，加之此时居民收入增长较快，这将使一部分本应属于未来的购买力转化为即期购买力，进而加剧通胀升级。因此，在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相融合时，经济将会出现快速增长。然而在奇高的经济增长率的背后，将是物价居高不下与市场疲软的并存。
在产业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或者两者出现严重偏离或摩擦加剧的情况下，由于低落的产销率，将使大量产品过剩滞销，企业效益不断下滑，亏损、破产或停产企业逐步增多。在此背景下，企业的投资意愿普遍低落，进而投资品需求和消费品需求萎缩。这不仅导致大量商品过剩，而且企业生产能力和部分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闲置也就难以避免，于是失业现象大量存在。这里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此时不仅在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融合时，从而经济快速增长时期进入的大批劣等企业被淘汰出局（这本身应是好事），而且一些中等技术条件的企业也将过早地退出市场（虽然对促使产业技术结构升级有利），从而加剧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再者，居民买涨不买落的心理以及此时一般居民收入增长较慢等因素，也将使得支持经济复苏的市场商品容量进一步萎缩。因此，伴随着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严重偏离，经济增长率快速回落，而在其背后则是失业人员大量存在。
（二）通货膨胀与失业和市场机制运转与社会稳定
上文表明，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融合与偏离，诱发了通货膨胀与失业问题的交替出现。这里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失业问题，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繁荣稳定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就通货膨胀而言。首先，它通过货币贬值破坏等价交换，进而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转。因为，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贬值，卖者因此抬高市场价格（尽管其产品成本是在贬值以前已确定的），买者不得不以抬高后的市场价格予以支付（尽管其收入是在货币贬值前得到的），于是不等价交换就发生了。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到来时，不等价交换将充斥市场，并危及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表现在价格只涨不落，商品供不应求不能向供求平衡转化，市场竞争将局限于买者之间，而不会向卖者之间转化。结果抢购物资和囤积居奇，价格信号失真和生产者无所适从，投机活动泛滥等将难以避免。其次，它将通过收入的再分配，引致分配不公，并通过削弱社会对经济波动的承受力，进而危及社会稳定。一方面，不等价交换必定使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非正常地减少，而另一部分人从中渔利，从而使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还将影响社会对经济波动的承受力。无论是社会的平均承受力，还是社会不同阶层的承受力都将因通货膨胀加剧而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对中低阶层的承受力影响最大。当通货膨胀上升到等于甚至高于收入增长率时，无论是社会平均承受力，还是中低阶层的承受力，均将大大削弱。此时，任何形式的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就失业而言，首先，它将通过抑制劳动收入来牵制市场机制的运转。当失业率明显上升之时，一方面当年的新增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不能就业；另一方面，下岗者必定大量增加，势必延缓劳动收入的增长。一般来讲，收入增长快，则购买力强，市场繁荣兴旺；而收入增长慢，则购买力不足，市场将呈现疲软。事实上，失业者的大量增加，往往是在市场疲软（从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产生的。而失业导致的收入增长缓慢，必然使市场商品容量进一步萎缩，从而形成市场疲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人数增加→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市场商品容量萎缩→市场疲软加重的恶性循环。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运转已经失序。其次，失业还将通过抑制家庭收入的增长，从而使相当一部分家庭生计困难，而危及社会稳定。失业者不仅失去了劳动岗位（从而使社会上无事生非的人增多，加大社会治安的难度），同时还失去了原有的劳动收入。虽然按照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人员还可得到一定的生活费收入，但与其劳动收入相比，必定大幅度减少（否则将有更多的人不愿从事劳动而自愿失业）。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我国，问题将更加严重。这势必导致相当一部分家庭生活陷入困境（也正因此，目前我国政府规定不允许企业使同一家庭的男女双方同时下岗），从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高涨，这不能不是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
（三）限制波动于适度区间与失业和通货膨胀危害性的降低
鉴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间的摩擦诱发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产生，而经济波动的加剧可引发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这又将严重影响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转和社会的繁荣稳定。为此，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间的摩擦，促使经济波动于适度区间，就显得尤为必要。也就是说，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融合的情况下，要警惕经济增长过快而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而在消费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从而现有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间的偏离过大时，要防止因经济过度滑坡而导致失业问题的加剧。另一方面，当我们致力于抑制通货膨胀，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率时，要避免因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而使失业问题突出。而当我们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促使经济止跌回升时，又要避免经济增长率上升过快，从而诱发新的通货膨胀。总而言之，限制经济波动于适度区间，就是要兼顾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综合治理，从而使二者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危害降至最低。
三、确保波动于适度区间的有效途径：事前预测与事后调节相结合
要确保波动于适度区间，其关键在于要结合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摩擦，采取事前预测与事后调节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产生摩擦的过程看，是由于人们收入水平变化进而引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而现有产业结构调整缓慢而使二者由相互适应到有较大偏离。因此，一方面，为事前预测，一个关键性的工作就是，密切关注居民收入水平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程度，进而预测出哪些是应当加快发展的“朝阳产业”，哪些是应当逐步调整的“夕阳产业”，从而依靠相关的产业政策（如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准入限制等）及财税政策（税收优惠和差别税率政策）、金融政策（信贷规模和利率政策）等进行及时合理的引导。目前在我国所缺乏的就是对未来产业发展的科学预测与引导，导致许多企业在投产之时便是亏损之日，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另一方面，作为事后调节，要依靠现有的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来判断是经济增长过快还是经济增长过慢。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是检测经济波动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讲，当通货膨胀率过高时（如高于6%）， 通常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而当失业率较高时（如高于3%）， 通常意味着经济增长过慢，此时要借助财政和货币手段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但有时也会出现“高增长低通胀”（这是我们所期盼的）以及“高通胀低增长”（这是我们要尽力避免的）。因此，除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应该参考当时的经济增长率水平， 看经济增长率是否在适度区间（在我国为8%—11%）。如果经济增长率在适度区间，而失业率或通胀率过高，则意味着，除了过去的宏观调控中某些措施不当外，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失衡。如90年代初我国的通货膨胀与市场疲软并存，就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尽管一些产品生产过剩，然而由于价格机制的运转失序，使得许多厂家宁愿使大量产品积压仓库，也不愿降价。甚至还继续增加贷款，扩大投资规模，使得需要发展的“朝阳产业”缺乏资金，而需要限制的产业还在继续发展（当然这也与我国企业改革尚未到位有密切关系）。因此事后调节的关键，在于加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对那些“夕阳产业”要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其生产（对那些产品已明显过剩不再适应消费需求的产业，要加大技改投入促其转产）；而对新兴产业，即“朝阳产业”，如目前我国的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则要加大投资力度，促其快速发展，以适应消费结构对产业技术结构升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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