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结构与微观经济基础——深圳启动内需性经济增长的案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经济基础论文,微观论文,深圳论文,案例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1998年深圳市启动内需，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为案例，试图阐明一个实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活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具有在实行财政扩张政策时，避免长期经济增长不稳定的理论可能性和现实可行性。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降低总需求替代效应
深圳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城市经济，1997年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高达300%，与香港和新加坡同期指标相差不大。虽然深圳不具备完整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但这并不妨碍以它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案例。第一，尽管城市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国家不同，包括有大量的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若将地区间贸易往来视同于国别间的贸易往来，统一列入净出口项，就不会影响对经济总量的观察。第二，地方政府不具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类似于新加坡、香港的小型开放经济，在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时候，也不能实行主动的货币政策，这并不妨碍小型经济政府采取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小型经济宏观管理的特点是，要对全球经济的趋势做出灵敏的反应，这与一国内的城市经济对中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所做的反应并无本质差别。与小型经济相同，地方政府在扩大财政支出时，IS曲线向右移动不会影响外部利率水平，因此不会产生挤出效应。总之，以深圳作为一个开放的小型经济案例在理论上是成立的。
1997年末深圳市的决策层就已经意识到，1998年深圳经济会面对很大困难，需要采取坚决的扩大内需的政策。1998年，深圳市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尽可能减缓出口增长率下降、消费不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为此，先后制定了两个“十条”来支持出口企业，保持出口的适度增长。同时推行住房按揭制度和在深圳购房入户口的政策，保持一定的社会购买力；二是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启动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998年预计实际经济增长率1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高于上年水平，其中企业投资增长缓慢，政府财政支出增长21.3%，财政投资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了31.2%。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圳的出口增长率骤降19.5个百分点，仅为0.7%，由于进口萎缩得更快，所以仍保持了67.6亿美元的净出口（见图1、表1）。一个很有意思的经济现象是，1998年深圳固定资产投资与出口增长曲线呈现出很明显的对称形态，出口增长率高的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出口增长率低的月份，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从表面上看，深圳扩大内需的政府投资弥补了出口增长率下降和企业投资下降，通过需求替代的方式比较有效地抑制了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似乎可以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对1998年深圳的经济增长作出解释，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
通过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增长因素进行分解可以发现，1998年深圳经济主要特点是，在总需求结构调整过程中，几乎同时发生了总供给结构的调整，这为避免需求替代效应的长期化，政府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从总需求看，政府引导投资的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年替代了增长率显著降低的出口需求和消费需求。从总供给看，1998年深圳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二产业比例上升明显，其中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最快。当年工业增加值对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的原材料工业和一次能源工业并不发达，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对钢材、水泥等原材料及能源工业的需求并不能有效地带动本地工业增加值的增长。1998年深圳增长较快的行业和产品，集中于电子和通讯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它们的快速发展并不源于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而是来源于国内市场上对通讯业需求的增加，例如，1997年深圳程控交换机的生产是652万线，占全国的36%，1998年前11个月已达到1264万线，占当年全国新增产量的50%。1997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5%，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接近40%。
因为没有观察到深圳出口生产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库存有明显增长，我们可以对1998年深圳经济增长做如下解释：第一，深圳的出口导向型生产企业具有比较充分的信息，有减少投资和压缩生产规模的合理预期和行动。第二，以国内需求为主的生产企业，对内需引导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相当灵敏，很快地扩大了生产规模，同时还完成了从新增产量到实现市场销售的“惊险的一跃”。这里我们需要增加一个说明，在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1997年，深圳经济保持着15%以上的年增长率。用宏观经济学语言来表达，深圳经济处在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水平上，生产能力应当是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不存在生产能力的闲置。明确这一点对我们的分析有关键意义，因为在生产能力不存在闲置时，总需求扩张并不能直接引起实际总供给的提高。在出口市场萎缩时，要保证实际总供给水平不变需要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就应当去发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不予讨论的投资替代现象，即除去政府财政支出增长，基础建设投资增加，补偿企业投资和消费、出口下降的需求替代外（注:应当说明的是，1998年深圳的净出口水平与上年相比并未下降，但是这是在进口增长率相对于出口增长率有更大下降条件下形成的。），深圳还应当出现投资替代的现象，即在出口品生产企业和国内消费品生产企业的投资增量缩减时，应当出现新的支柱产业的投资增长。统计分析表明，1998年深圳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确实是存在投资替代现象，即传统产业投资下降，而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上升。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投资替代过程向外推一年就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上年产量的增长和定单的增加，使深圳的高新技术企业对1999年会形成更好的市场预期，也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这会使社会总体的企业投资增长率趋向提高。企业投资热情的提高，会有效地减弱政府要不断增大财政支出，防止通货紧缩的压力。财政政策引起总需求结构变化，政府支出对公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替代效应会逐渐消失。在确认经济已经远离经济衰退后，政府的支出就会恢复到合理水平，总需求结构就会回到初始状态。
以上分析表明，1998年的深圳经济并不是一个简单凯恩斯经济模型能解释的案例。从深圳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适用国民经济总体的推论，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需要认真防止政府支出对公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缩减的需求替代效应的长期化和固定化。这有利于避免出现政府财政状况恶化，不可逆转的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不正常增加，国民经济无法实现长期稳定的情况。
二、结构调整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了冲击，从企业行为看，出口企业减产、裁员、并将产品转向国内市场的办法是合理的选择。从宏观经济看，在国内市场容量不变时，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通货紧缩是无法避免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活动相互依赖性的加强，使得外部需求冲击在国别间的传递十分便利，也使得进行快速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和突出。1998年全球贸易增长率显著降低，世界各国经济都面临着在世纪之交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任务(OECD,1998)。对于中国来说，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就是要在尽可能保持一定的出口增长率时，扩大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将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与扭转实际总供给低于潜在总供给的通货紧缩现象合并解决。这样做既有利于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也有利于降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需求替代效应，减轻中央政府的负担。但有意思的是，产业结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却从来没有地位。宏观经济学拒绝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似乎成了一个不变的传统。（注：我国经济学界讨论宏观经济与产业结构关系文献很多，但主要是进行非规范的现象描述。唐杰、宁咏的一篇论文《菲利普斯曲线与中国的通货膨胀》（《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通过将结构变量引入菲利普斯曲线，分析结构变化与中国的宏观经济总量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我们尝试引入一个开放条件下，生产结构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进行调整，保持总量均衡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阐述总量平衡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关系。近2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实际利用外资水平连续几年位居全球第二，国民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外资依存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3%。中国已经成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形成了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巨大的产业部门。因此，可以将我国经济分解为这样两个部门，一个是出口生产部门，写为Q[,T]；另一个是国内生产部门，写为Q[,N]（注：从总体上看，出口产品生产部门与国内生产部门的划分是一个与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划分相对应的概念，这种划分同样具有相对性。有一些产品和服务从本质上就是不可贸易产品，如理发业，以及相当部分的社会公共产品也具有不可贸易的性质。对于制成品而言，可贸易和不可贸易产品的划分就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例如，在一定时期，主要以本国市场为目标市场的某些制成品生产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些产品在短期内之所以是不可贸易的产品，可能决定于多种原因，如本国市场有较快的增长。在深圳的案例中，1998年高新技术产品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国内通讯产业的需求量有较快的增长，这就为深圳程控交换机及相关产品产量迅速扩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市场条件。）；两个部门的增加值分别为产量乘以价格P[,T]和P[,N]，总和是Y=Q[,N]P[,N]+Q[,T]P[,T]，这也就是以生产法统计的GDP。
假定生产要素为劳动和资本，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分别为：Q[,N]P[,N]=F(L[,N],K[,N]);Q[,T]P[,T]=F(L[,T],K[,T])
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时，两个部门的产出都达到最大。图2用等产量线的方法描绘了两部门经济的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水平，即潜在总供给水平。在等产量线上的任意一点，都是两个部门产量不同组合的同一潜在总供给水平。在总量均衡时，等产量线的任意一点也就是以生产法计算的GDP总量，或实际总供给。如果资本存量不变，要想生产更多的国内需求产品，就需要从出口生产部门转移出相应的劳动量，反之则反是。在图2中，产业结构就是总供给的部门结构，总量不变条件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表示为，图2中B点和A点间的移动。可以看出，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保持国民经济稳定的基本条件。因此，总量均衡与实现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宏观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总量均衡问题。
现在我们分析开放经济受到外部需求冲击时的情况。外部需求冲击的含义是，国际市场需求衰退，出口部门因外部需求突然收缩而出现产出收缩。（当然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不仅来自外部冲击，也产生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在国中是沿着Q[,T]P[,T]线从右向左移动，从B点至A点。为防止经济衰退，一国政府采取了总需求扩张政策，但是这一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产业结构调整，即国内生产部门产出水平有所提高，在纵轴上产量由B点提高为A点。这样实际总供给水平会沿着潜在总供给线移动，从B点移到A点。如果国内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能扩大到A点水平，而只是扩大到B点和A点之间的一个位置，这时的实际总供给会位于等产量线左侧，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状态。
图3表示了与总需求结构调整相适应的生产结构调整过程。图中的OA线是初始的总需求曲线，定义为对两个部门产品需求的合计，当国内需求小于国内生产时会有净出口。图中在潜在总供给水平的B点，国内总需求为Q[A,N]和Q[A,T]的交点，净出口为正。在国内需求大于潜在总供给的D点，净出口为负。在出现外部冲击的时候，出口增长缩减要求经济增长转为内需引导。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产生对国内生产部门较大的需求，表示为总需求曲线移至OA'，如果资源能够很快从出口产品部门流向国内生产部门，国内生产部门的产量能够扩大，国民经济就可以稳定增长。如果出口产品部门的劳动力不能转移至国内生产部门，就会出现Y=Q[,N]P[,N]+Q[,T]P[,T]的减少，或者说实际总供给水平下降，低于潜在总供给水平。此时会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扩大支出不足以弥补消费和企业投资的缩减，总需求水平曲线由OA移到OA"，与实际总供给相交于E"，总需求小于潜在总供给出现通货紧缩。二是如果政府支出扩大足以弥补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减少，OA"就会与等产量线相交，此时会出现总需求与实际总供给的缺口。在实际生活中，国内生产小于国内需求的缺口要依靠进口来弥补，国民经济从贸易赢余转为贸易赤字。
以上分析证明，从长期看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能够带动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应当说明的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时，从出口引导转向内需引导的产业结构调整，虽然可能不会破坏总供求的均衡，但也仍有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资源在出口部门和国内生产部门之间的流动会影响净出口水平。这当然不利于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币值的稳定。
由上述可以看出，深圳案例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表明一个开放经济在受外部冲击时，加大政府支出，扩大内需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使资源迅速、有效地从出口生产部门流向国内生产部门。在实践中，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以要素自由流动，或是流动的摩擦系数较小为条件。这就不仅要讨论结构调整对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影响，还要研究宏观经济长期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问题。
三、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有健全的微观经济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不是依据政府的指令，而是依据自身利益来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其中企业能够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是首要条件。这需要我们在开放条件下的总量和结构均衡的模型中引入价格因素。图4中，与潜在总供给曲线相切的两条黑实线是，国内产品部门和出口产品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比率，记为P[,N]/P[,T]，它也是购买力平价快定的汇率水平（注：在此假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一般价格水平相等，国内生产部门的价格不等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在A点，P[,N]/P[,T]曲线的斜率小于B点的P[,N]/P[,T]曲线的斜率，含意是人民币在A点相对升值，或是国内市场上产品价格相对较高。而在B点上，人民币是相对贬值，或是国内市场的价格水平相对较低。可见，在名义汇率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有效启动内需的市场条件是，企业能对本币实际升值的价格信号做出灵敏反应，扩大国内市场的投资。企业能对市场信号做出灵敏反应的条件至少有，劳动力市场具有足够的弹性，具有比较充分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工资粘性比较小，企业的产权结构清晰，有足够的市场利益驱动力等，显然，以传统的政企不分的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不可能具有合理的微观经济基础。
资源从需求萎缩的产业部门退出的难度要小一些，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地区）失业率显著提高就是证明。而要实现资源迅速地流入一个新的替代性产业并使之较快增长困难就大得多，这也是东亚经济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从严格意义上说，新的替代性产业应当具有类似卢卡斯关于理性预期的总供给曲线的特点，即信息较充分，内部的动力机制足够强，价格粘性低。这样，企业才可能在获得了国内需求扩大的信息后，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我们认为，深圳案例引发出的思考在于，第一，深入全面的改革开放过程，有利于形成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在推动、规范市场体制中的作用，建立起产权明晰，市场结构健全，市场机制有效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深圳在严峻的外部冲击面前能够较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稳定繁荣的关键。第二，尽管与总需求政策相比，总供给政策产生效果的时滞要长，但是微观经济基础越健全，总供给政策的效率就越大。现阶段，在外部冲击面前，合理的总供给政策的要点是，进一步加大政企业分开的改革力度，促进市场发育，为新的替代型产业的增长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深圳经济增长中来自优惠政策的推动力就逐步递减，1995年后，除所得税外，深圳已经不再享有其它的政策优惠。但深圳仍然保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9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71.6亿元，1998年已近1300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七位。深圳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财政收入增长率持续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1990年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为21.7亿元，1998年已经超过160亿元。分时期的统计分析表明，“六五”到“九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0.2%，提高为47.2%，这也是判断深圳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提高的重要依据（李容根，1999）。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90年代初起步，1991年全市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为22.9亿元，利税仅为2.4亿元。1997年已达到475亿元，利税增长为57.3亿元，远远超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和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到1997年底，全市共认定高新技术113家，平均生产规模3.5亿元，居全国之首。其中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的有12家。1992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仅1.92亿美元，1997年已达到37亿美元。1998年全市的出口增长率近乎为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仍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深圳高新技术企业在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生产方面已经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并在一些重要产品生产上形成了世界级的生产规模。在通讯产业领域甚至形成了可以与全球重要的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竞标的能力。这些分析表明，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起步于90年代初，90年代中期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其间只有短短四五年的时间。1998年在外部冲击突然来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深圳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总供给基础。
深圳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微观运行机制，包括有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目前，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内的企业全部是产机明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企业内部广泛实行了知识和技术入股制度，科技人员、管理人员持股经营的制度，以及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制度。例如，深圳中兴新通讯设备公司1993年成立时，由三方投资入股组建，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另一家为民营企业。公司董事会授权民营公司经理层负责日常经营。经营者保证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增值，经营者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权益抵押。该公司现已改制为上市公司，国有资产从153万元增值为1亿多元，其股价在全国近900家上市公司中位居前列。再如，深圳的华为公司，成立时是一个仅有几个人的私人企业，经过几年的微观产权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一家新型的全体员工持股制企业，实行了比较标准的期权动态股份管理体制。这是深圳比较快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外部冲击面前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
在有价格粘性或是信息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从深圳的经验看，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规划引导新的替代型产业的发展，通过有效的总供给政策给予支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重要性在于为企业提供有效的产业发展信息，为政府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依据，也有利于处理好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的关系。应当说，深圳在此方面的尝试比较成功。在具迢法上，深圳逐年加大科技投入在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例，本世纪末科技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将达到2%。在政府投入方式上，则主要是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如组建财政注资、独立经营的高科技发展投资公司，政府财政支持企业建设研究开发中心，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等方式，实现了政府投资入与企业投入的结合，也比较好地解决了既要防止市场失灵，又要防止政府失败，特别是要防止政府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寻租”行为的两难问题。深圳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还表现为，建立市场化的人才引进和使用机制，大量吸引高科技人才进入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大量投资于信息网络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科研环境，使深圳不仅成为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的理想投资场所，也成为著名大学建设科研开发基地的良好区位选择。目前，深圳市地方财政已经投入了上亿元用于与国内著名大学合作建立研究开发基地。二是积极发挥政府在制定、完善市场规则，推动市场发育方面的促进作用。过去几年，通过立法和颁布政府规章的方式，深圳市为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环境，其中形成了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的技术专利和知识产品参与利润分配的法规，这使得深圳领先于全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市场化的中介服务体系。目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而科技成果交易市场、知识产权评估，及相关的法律和会计业发展得更快。这也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灵敏有效的市场基础。
最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1998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全国外向型经济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承受的外部冲击最为显著。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东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深圳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也实行了有效的总供给政策。其中，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创造更加有利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优势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例如，在历史上五次进行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基础上，1998年初进一步改革政府审批制度。按照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原则，大幅度减少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审批权限，市场机制能够进行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已基本上退出了政府行政审批程序。1998年深圳市政府颁布实施的有关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二十二条”（深圳市人民政府，1998），是另一个加强微观经济基础的例子。在这样一部法规性文件中，深圳市政府系统地总结和规范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规范的制度环境。
四、深圳案例的借鉴意义
有关这一案例的研究说明，当一个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进行适应性调整时，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干预能否成功，并不主要决定于凯恩斯经济模型中扩大政府支出的效果，而是政府关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有效性。特别重要的是，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不能是创造新的产业补贴机制，用加大政府对某一个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财政性投入来促进结构调整，而是要进行有效的制度变革，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微观经济运行基础，使新的替代性产业能够凭借内部的动力机制和外部的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实现快速的产出扩张。这些都应是深圳案例具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方面。作为地方经济，深圳的经验也具有局限性，其一，深圳是一个开放型的移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粘性较低，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高科技人才可以很自由地流入，一般劳动密集型和其它衰退行业的职工也可以很快退出。而从国民经济总体看，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粘性则要高得多。其二，深圳不需要考虑启动内需性经济增长后，本币相对升值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这也是地方经济与国民经济总体显著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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