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市场供过于求的深层动因——中国化解危机对策的着力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过于求论文,着力点论文,动因论文,经济危机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动因
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商品的有效性市场供给是由现实的商品生产决定的。社会对商品的有效需求，是由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决定的。所以，要分析或发现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深层动因，首先要研究和分析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动因。
笔者于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曾提出过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多元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衍生的个别企业生产过程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非计划性状态之间的矛盾，还有社会主义生产迅速发展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可能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应当说，这也是造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甚至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而所有这些理论研究和学术见解，似乎都还没有真正说清楚经济危机中“生产过剩”的深层动因或成因。
事实上，马克思对此问题早有明确论断，马克思指出，“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①而由利润和利润率这只“无形之手”所调节的社会生产及其社会供给，既有实现供求相对平衡或供不应求的可能性，同时也有供过于求的可能性。当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上大于社会总需求，或在结构上发生重大错位时，经济危机的到来和爆发也就不可避免。
由此说来，商品细胞中蕴含的发生危机的天然性基因，以及商品经济发生危机的潜在性原因，还有发生危机的社会制度性成因，最终都还是集中表现在企业的直接性动因上。仅就商品细胞的天然性基因而言，绝不是单个的商品细胞制造了经济危机，因为生产、创造、裂变和扩散亿万个商品细胞，并使商品细胞堆积如山，最终成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大世界的，不是商品细胞本身，而是千万个企业。也就是说，企业为追求利润或平均利润率而无限扩大生产，是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供给超过需求的直接性动因。
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来说，特别是在市场繁荣时期，GDP持续高增长的情况下，应多善于运用财政、税收、信贷、利率、产业准入和资源开发政策等调控手段，有效控制“经济过热”。也就是说，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生产相对过剩，要有经常清醒的头脑和警觉。如果到发生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到来和爆炸时，“亡羊补牢”虽然是应急之策，但已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破坏。应当说，这不是科学发展观所期待的结果。
二、消费相对不足的深层动因
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消费、消费力和消费关系，曾被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就是在最近的研究和教学中，虽然有了消费问题的篇章，但也缺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新揭示的消费问题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不仅深刻揭示了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即生产决定消费的基本原理，而且还着重揭示了“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生产直接也是消费”，“消费直接也是生产”，以及“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现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等一系列科学见解。②而且还说，如果把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仅仅看作是，“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终，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表象。③但对于刚刚走上市场经济轨道的中国人来说，甚至对于某些只崇尚所谓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来说，又有多少人不是按照“肤浅的表象”来认识这个问题的呢？也就是说，在对消费问题的理性认识上，多数人还是处在必然王国之中。特别是对于有长期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与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克俭节用”的消费理念，已经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对消费观念的需求发生了新的矛盾，甚至是格格不入。
不过，以上所说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以及消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不能解释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动因问题。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深刻提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④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消费需求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所以并不是生产能创造出多少产品，消费力就能消费多少产品，而且消费力也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消费力，而不是指人们的消费愿望的无限需求，所以并不是想消费多少就消费多少。也就是说，决定消费力的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而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形成消费力的社会分配制度。
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虽然不能说或者不存在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分配关系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尖锐对立，但在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事实上存在劳资双方或所有者、管理者与职工之间在分配关系上的矛盾。作为企业家，为了追求企业利润，以及为了通过积累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总是要把职工工资标准定在他所“理想”的限度上，绝不会像追求企业高额利润那样，把职工工资提到职工所理想的高度。至于我国国有大企业管理者，把自己的年薪定到百万元以上，这种分配不公，只是国家政策监管的不到位或失误而已。也就是说，在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中，特别是在企业分配制度中，事实上存在限制消费增长的“狭隘基础”。除此而外，各级地方政府为攀比GDP规模大小及增长幅度的高低，以此作为地域经济实力和自己的执政业绩，不断加大积累比重，也是限制消费的重要成因。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和压力下，人们对消费不足问题有了广泛的社会共识，开始注意到是由于分配的不当而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更令人欣喜的是，温家宝总理于2009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和强调，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可以说这显示了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的强烈愿望和决心。事实上，在政府应对危机的4万亿巨额投入中，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促就业，安排“三农”投入7161亿元，社会保障资金2930亿元，地震灾后建设追加1300亿元，科技投入1461亿元，今后3年各级政府拟向医改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除此而外，还有对企业和居民税负减轻5000亿元。所有这些重大决策和巨大投入，其立足点和着力点，都是着眼于分配关系的调整，目的是增加人民群众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而是在经济繁荣期，若能清醒地意识到消费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分配关系对消费力的狭隘制约，能居安思危或居安知危，及时进行分配关系的改革或调整，即真正懂得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繁荣和昌盛，也会给我们带来危机和萧条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把握和驾驭市场经济过程中，已经实现了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理性飞跃。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愿经过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中国人在对待消费、消费力和消费需求问题上，能够变得更加聪明和理智。
当然，就以分配制度为基础所形成的消费力而言，即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消费需求来说，还有一个即期消费与预期消费的问题。特别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有“想花没有钱”或“想花钱不多”的低收入的群体，同时还有“有钱不想花”或“有钱不敢花”的较多收入群体。所以“有钱不想花”或“有钱不敢花”，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财力短缺，人们只好把相当部分即期消费转变为预期消费，以备生病、养老、子女上学之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农耕文明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铸成了人们“重积累，轻消费”，特别是“克俭节用”的文化理念，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对消费的制约。这些文化理念及其在生产与消费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已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正因如此，中国城乡居民才有较高的家庭储蓄率。且不说人们手中的股市投资和其他理财投资证券，仅银行储蓄就已突破20万亿元，占银行资金的45％，占每年GDP总值的80％。这一方面为国家和企业发展经济提供了巨额资金积累，但也同时以自己的积累行为限制和延缓了自己的消费，从而既是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也是造成消费相对不足的原因。所以，国家在进行收入分配调整和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时，还应大力倡导和引导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合理消费。
三、市场供过于求状态下资产商品贬值的深层动因
所谓经济危机，说得简明一些，实际上就是在商品总供给较大幅度超过总需求的供过于求的状态下，市场自身通过对资产商品的贬值，强制性地实现供求相对平衡的过程和形式。经济危机这一强制性经济形式，固然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脉息相连，但从深层动因来说，还是渊源于商品经济固有的机制规律的决定。对于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多层含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早就熟知，但很少有人把有关含义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马克思在讲到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另一层含义时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⑤对此，马克思还曾指出，“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卖，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⑥不过，如果只是某种商品或某些商品发生了较大幅度的供过于求，由此造成的商品价值贬值即价格低落，虽然使某个或某些企业家遭受经济损失，但还称不上社会经济危机。如果是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商品较大幅度的供过于求，那就必然是经济危机的到来和爆发。
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对于由生产已经形成的各种商品的社会供给来说，无论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指标，都是可以进行统计和测算的，但它的变动性特别是社会需求量又是难以把握的。如马克思所说，“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⑦当然，我们这样提出消费需求的难预测性，并不排除人们对某些供过于求经济现象的判断和预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就是商品房供过于求而发生的产业性经济危机。在各国GDP中，由于房地产值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又与诸多产业相联系，所以，当发生这种产业性经济危机时，就往往预示着可能发生多产业的大面积经济危机。就中国而言，虽没有“次贷危机”之说，但仅北京等15个城市的商品房积累总面积，按现有的销售速度算，要用2年零2个月才能售完，而新建的商品房仍在大量建设中。现在诸多城市商品房积压过多，甚至降价也难销售，应当说，这也是一种供过于求的产业性经济危机。
近些年来，在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我国积累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至今，中国的积累率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在这种积累与消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自身也应当到了进行较大调整的时期。也就是说，由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或合乎规律，既是判断由积累投资及生产所形成的供给能力，以及由分配所形成的消费需求能力的重要数量尺度，也是判断和预测由供过于求造成经济危机风险的重要监测信号。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曾高度重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更应高度重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可以说，积累率过高与消费率过低，是市场供过于求的整合性深层动因中的关键性因素和动因。
四、中国抗危机能力的多因素相对优势及经济增长的多元性新空间
1.应在生产与消费的同步增长中实现供求的新平衡。在我国应对危机的决策研究和实施中，不仅要面对现实的危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而且还应当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在动态发展中选择和规划生产与消费同步增长的新空间，即在动态发展中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新的相对平衡。这既是化解危机的应急之措，也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的长远之策。政府应该像重视生产那样重视消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政府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而不是资本家的利益，因而能够通过种种措施来有效增加消费。当然不能因此而影响效率，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2.中国抗危机能力的相对优势。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某些特殊国情和特色，不仅具有抗危机能力的多因素相对优势，而且还有经济发展的多元性新空间。就中国抗危机能力的相对优势来看：
(1)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相对优势。这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是伴随着世界粮食危机同时发生的。而中国在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出占世界总量25％的粮食，养活着占世界20％的人口，从而在危机中“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2)出口产品结构的相对优势。在经济危机中，虽然出口下降，但由于中国出口产品中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出口较多，与日本等汽车、电器出口大国相比，受冲击较小，跌幅小于日本等国。
(3)劳动力城乡流动的相对优势。中国虽有2000多万农民工不能回城打工，但在农村尚有土地耕种或开发其他产业。危机时回到农村，繁荣时再返回城市。他们在危机中虽然受到了损失，但为国家缓冲了就业难题的暂时压力。
(4)中国融资体系的相对优势。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融资体系，各司其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混资经营，而且各有各的监管会，从而保持了融资体系的稳定，而且多年积累的城乡居民巨额储蓄和国家外汇储备，为化解危机奠定了丰厚的财力基础。
(5)中国宏观调控经验的相对优势。中国长期积累起的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可以有效运用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和化解上。
(6)中国文化力量的相对优势。中国传统文化“克俭节用”的文化理念，虽然使消费增长受到抑制，但又使中国人能过紧日子，有在困境中抗危机的应变能力，从而可以在这种文化力量的推动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3.中国经济发展的多元性新空间。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诸多特殊国情，使中国在经济危机中仍有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多元性新空间，而且在这种发展和增长中，既包含由生产经营形成的供给增长的新空间，也包含由分配所形成的消费需求增长的新空间，关键是要正确选择，合理定位，及时有效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及战略对策的转变。
(1)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新空间。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说，生产的动力不是来源于生产自身，而是来源于消费。中国虽然GDP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了近70倍，但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中，仍处在第132位。所以中国人均消费水平仍然很低，仍有增长的巨大空间。2008年春节期间，中国商品零售额高达2900亿元，比2007年增长13.8％，危机期间反而高于繁荣时期，就是有力的证明。对此，关键是要贯彻和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方针。
(2)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新空间。2006年，世界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已高达67％，发展中国家也高达50.8％。但在2007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有39.1％。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同时也说明，中国具有第三产业发展的巨大新空间。对此，关键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坚定不移地实现“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的战略转变，并着力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
(3)中国农村发展的新空间。在当今世界，不管工业化的水平发展到何种高度，对于中国来说，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都是涉及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大问题。2006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3.28∶1。若加上其他因素，差距在6∶1左右。而经济发达国家，远远低于这个比例，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甚至已基本持平，差额接近于零。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已“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主要时期”，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农村建设中潜存着生产、流通和消费全面经济增长的巨大新空间。对此，关键是要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系列战略决策。
(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一个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严重失衡，是社会经济不协调的重要表现，同时又是进行产业转移，扩大经济增长新空间的余地。仅就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而言，现在东中西部人均GDP的差距，东中部之间是2.1∶1，东西部之间是2.6∶1，都比1980年有所扩大。最近，在全国第四届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百强县市的分布是东部地区93个，中部地区5个，西部地区仅有2个。这说明，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实现经济增长的巨大新空间。对此，关键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要求，“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5)中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也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力。现在，中国尽管在科技实力上已成为世界第三科技大国，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后，但在多项科技指标上仍处在落后状态。美国的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高达98.4％，经济增长的科技贡献率高达80％左右。而我国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仅在50％左右，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仅在45％左右，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比例，仅有万分之三，且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这说明，我国科技生产力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新空间。对此，关键是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战略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大力促进科技进步，特别是产业调整中的技术升级，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推动力。
(6)中国节能增效的新空间。各类能源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性资源，而能源利用率的高低，又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世界各国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耗率来看，日本的能源系数是1，法国是1.15，意大利是1.33，德国是2.17，英国是2.17，美国是2.67，加拿大是3.5，而我国则是11.5，也就是说，中国每创造单位GDP，其能源消耗量是日本11.5倍。这一方面说明，中国能源利用技术十分落后，浪费很大，污染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节能增效上有经济增长的很大新空间，若能提高能源利用率，原来同等数量的能源消耗则可创造多倍的GDP。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能耗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所生产的大量向世界出口的产品大都是第二产业产品，而发达国家耗能少的第三产业比重远远大于中国，它们将污染重、耗能多的第二产业产品让中国来生产，反而指责中国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合理的。
(7)中国品牌建设发展的新空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竞争，集中表现在品牌优势的竞争上。据统计，世界级品牌占全球一般品牌的比重不到3％，而产品却占全球市场的40％左右，销售额占全球的50％左右，利润空间则是一般品牌的数倍甚至近10倍左右。在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60％的部分来自品牌企业。我国虽有“中国制造”的称誉，但不是“中国创造”的称誉，缺少世界级品牌的优势和实力。而经济危机中，在世界诸多品牌资产贬值和滞销降价的情况下，恰恰是新品牌横空出世之际。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中国品牌建设的新机遇，也是中国品牌建设的新空间。而品牌建设和创新，从实质上来说，既是生产经营的高素质发展，也是无形资产的价值升值，从而也是经济增长的新途径、新方式和新空间。对此，关键是要提升企业的科学创新精神，以及企业文化的先进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经济危机中市场供过于求的深层动因，以及中国抗危机能力的多因素相对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多元性新空间，并选准了化解危机和实现经济增长对策的立足点、着眼点和着力点，不仅能够化解危机，化险为夷，而且能够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注释：
①④⑤⑥⑦《资本论》第3卷，第288、273、722、717、209、210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5、94、97、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