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维度——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解读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美学论文,阶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1-0007-07
严格说来，通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来探讨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选择这一著作远比不上选择卢卡奇的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或他后期的美学著作《审美特性》更为合适，更何况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许多观点，卢卡奇本人后来还多次作过反省和批评。然而，这里终究以此书作为内容来研究，却也有着非它莫属的理由。首先，《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是卢卡奇真正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理论著作，书中明确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传统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卢卡奇十分注意发现如何在异化、拜物教化的现实的原动力中，产生出启蒙、非拜物教化的意识”[1]75。而此前，他的作品则更多地表现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第二，《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作为卢卡奇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的影响和地位是他的其他任何著作都无法相比的。就美学方面而言，该著作“对卢卡奇本人后来的美学论著以及出自于该书的一系列其他美学理论是一个适用的导论”[2]167。第三，《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后来都成为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直接的理论资源，对于倾向于美学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说，该书成为他们的“圣经”，几乎每一个后来走上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人都受到过这部著作的理论滋养，“它极大地鼓舞了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3]541。因此，通过对本书的解读与评价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卢卡奇以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艺术和美学思想，毕竟是它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新思维
尽管卢卡奇曾言《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著作带有他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特征”[4]新版序言1，但《历史与阶级意识》却以其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研究领域的独特开掘而成为卢卡奇自己和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与阶级意识》既是卢卡奇对1918年-1919年西方革命的实践进行理论反思的成果，也是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已做研究的必然结论。
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却都相继失败。1918年到1919年期间，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的苏维埃运动虽都有过革命高潮的到来，但这些革命或在武装干涉的情况下，或在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政策的支持下，或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纷纷走向瓦解与崩溃。残酷的现实宣告了第二国际理论的破产，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以期找到问题的症结，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寻找出路。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卢卡奇早在1902年起就断断续续地进行着，1908年为了给他的《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一个社会学的基础，他还专门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又再次着手研究马克思。如果说1908年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是由于卢卡奇对马克思社会学方面的兴趣，那么大战期间的研究则是因为卢卡奇为“一般哲学兴趣所驱使”，是由于黑格尔的影响[4]新版序言2。这时，一方面，卢卡奇为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的理论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被黑格尔伦理唯心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因素所吸引。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对于形成他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革命的积极作用，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看法。他看到，“对任何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是一项迫切的义务”[4]新版序言15-16。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活狠狠打击了修正主义的传统。对于黑格尔理论的重要意义，卢卡奇并不是盲目看重的，他仍然是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上去理解的。他指出：“黑格尔必须不再被当作‘死狗’对待，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须砸碎那座以其历史形式存在的体系的‘死’建筑，以便救出他的思想的最有现实意义的倾向，使它们在现在能够再次成为充满活力和有效的力量。”[4]序言44也就是说，黑格尔的魅力不在于他的体系，而在于他对待事物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正是在这一点上扬弃了黑格尔，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卢卡奇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的地方，为恢复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法作出了贡献。这样，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为目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就“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4]新版序言16。
在书中，卢卡奇尖锐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理论。他认为，第二国际在政治策略上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其基本哲学理论的失误，在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应用。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为自然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把社会历史看作是纯粹自然规律运动的过程，因而他们就将革命的成败只归结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成熟与否，而根本无法看到革命失败的其他原因。在卢卡奇看来，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不是经济的问题，而在于无产阶级主观心理上的准备不足，以及“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同时也与第二国际信奉经济决定论与消极无为的反映论直接相关。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就必须弘扬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概念，必须反思和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重新恢复被人们所忽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地位，从“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法”出发，从历史实践的角度重新解释自然和历史；重新回到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上来，即“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4]序言17～18。对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方法论”的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启了新的空间和思路。
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卢卡奇始终坚持马克思的学说和思想，而决不偏离它、改进它或改正它，他所做的一切在他看来也只是按照马克思所理解的意思来进行解释的。对于所论证的内容，卢卡奇谈道：“在这些个别的地方，作者相信，不管正确与否，他即使反对恩格斯，也是为了维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4]序言41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重要目的就是“认识现在”，而只有辩证法的运用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战争、危机和革命，包括革命发展的所谓较慢速度和苏俄的新经济政策在内，没有提出一个问题是不能用这样理解的辩证方法解决的，而且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4]序言41。
《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从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一环。对于这部颇有争议的著作，卢卡奇也曾在不同时间给予过不同的评价，一方面，他严肃地指出“这些文章在根本内容和方法论的有效性上都极不确定”，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4]新版序言10；另一方面，他又从未完全否定过这部著作，在他最后的著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还说，《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他在恩格斯逝世以后，“以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尝试”[4]中译本序2。然而不管怎么说，当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只执著于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并机械地运用于实践中的时候，他却从一个新的角度，从马克思的黑格尔学缘上，对马克思思想给予了新的理解和阐释，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一些理论家把《历史和阶级意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也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源地[5]9，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二、“总体性”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新方法
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当然这不是一般的唯物辩证法，而是一种关于“总体”的辩证法。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等文章中，卢卡奇对此均有详细的论述。而之所以如此抬高辩证法，并对它作出总体的辩证法的独特解释，一方面是由于理性主义要想越过由于依照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方法的样板而为自己构筑的樊篱，唯有回复到古典哲学的“具体的总体”；另一方面，在卢卡奇看来，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的照搬，不仅是因为它根本不适用于人文社会现象，而且还因为自然界研究的先进方法，借用到历史的领域中，甚至可能是反动的。
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一文的开篇，卢卡奇就写道：“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4]77在卢卡奇看来，这种总体的方法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只要抛弃总体的观点，抛弃辩证方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前提和要求；只要把革命不是理解为变化过程的因素，而是理解为同整个发展分离开来的孤立行动，那末马克思的革命方面就必定表现为向工人运动的原始时期倒退，向布朗基主义倒退。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也就同作为总体范畴居统治地位的产物的革命原则一起瓦解”[4]79。显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背离，这种思想必将给革命实践带来灾难。而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以卢卡奇的看法，无疑就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这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更不必说给予它本应值得重视的地位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因素，辩证法就不再是革命的”[4]6。
“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4]77。这是不能违背的原则，“辩证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4]85。而“破坏对总体的考察，就要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4]90。“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和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4]30。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是机械的、被动的革命，在认识上是片面的。革命的命运决定于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只有基于总体的正确判断才能使革命获得成功，这正如卢卡奇所谈道的，“对马克思来说，如果对资本主义历史局限性(积累问题)的认识成为生命攸关的问题，那么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在这种联系中，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社会革命、即对社会总体的总体改造的必然性才显得是有根据的”[4]91～92。
总体性观点不仅使卢卡奇看清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且还使他看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进步力量的必然使命。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总体性原则虽然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其主体是绝对理念，但所体现的主客体的辩证同一性观点却是可取的。只要把黑格尔的主体是绝对理念的唯心主义外壳扬弃，把主体看成是人，就可以把“实体即主体”的总体性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过去时代人们由于阶级和历史局限，认识不清人是“实体-主体”，没有把自己本身当作社会存在的基础，因而受客体支配而物化(异化)，而无产阶级的产生将改变这一状况，无产阶级是整个社会的总体基础，因而“作为社会中思维的主体，无产阶级一举打破了由那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纯粹规律和单纯目的构成的道德所造成的僵局”[4]45。所以，无产阶级通过提高思想觉悟，进行主观革命，就能实现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实行主体和客体的同一。卢卡奇满怀期望地认为，当总体性原则消除了使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对立的物化意识之后，就呈现为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呈现的过程，也就是扬弃物化、异化的过程，这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之路。
至此，总体性的重要作用也就昭然若揭了。卢卡奇论道：“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4]新版序言15这里所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揭开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新方法，这一思想最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核心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家冯宪光指出：“正是因为有总体性的核心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建马克思主义时，必然把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一个重点，在总体社会、总体的人的理想构架上确定艺术和审美的地位，并在总体性的意义上认识艺术和审美的本质、特征、功能，去批判前苏联美学观念中所谓庸俗社会学倾向，去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异化，进行把人从日常生活的异化意识中解放出来的总体革命。”[1]42-43
总体性思想在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那里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勒斐伏尔在《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就用总体性思想来分析人类活动，指出“对于希望真正解决问题的人来说，可以走的路只有一条，即努力把握总体内容”[6]201。他认为，在消灭异化，人从异化的人向总体的人前进的“总体运动”中，艺术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一位大师马尔库塞则把总体性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多形态性欲”、“没有内心禁欲”的“新感性”思想就是从总体的角度对于人的自由和完整人格的一种把握；而他所试图建立的“非压抑的文化观”的“目的是要建立本能与理性的新联系”[7]144，这也是以一种总体的方式来强调理性对于感性建构的制约作用。在他探讨美学的经典著作《审美之维》中，他寻找的艺术和审美对于现实的救赎功能，也是因为只有“艺术保存着一个历时常新的承诺：追忆曾经出现过的幸福，探寻着这种幸福的重现”[8]235。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只有在艺术中人才是完整的、自由的。
一般认为，本雅明和阿多诺在美学上对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是排斥和否定的，然而，有论者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这种对总体过程的否定性的强调，并没有消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用总体性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这种总体性思想的重点不在于对总体的人的目标预设，而在对当代资本主义总体异化作总体批判”[1]46。总体性思想对于詹姆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试图将总体性美学观念同辩证法思想联系起来，他认为：“辩证写作的独特困难实际上在于它的整体主义的、‘总体化’的特征。”[9]259总体性思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无论是德拉·沃尔佩、阿尔都塞，还是布洛赫，都在他们的美学研究中，同“总体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的总体性思想内涵是丰富的。这一思想还一直贯穿到卢卡奇晚年的《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有论者认为，正是“劳动”和“总体性”这两点“才支撑起了卢卡奇所构想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全部体系”[10]中译本序10。“总体性”最终成为他把美学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以人为目的来认识艺术的本体论基础的美学思想的核心。
三、“物化”与艺术对“物化”的克服
正如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所说：“在估价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以及今天可能具有的意义时，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比任何细节问题都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异化问题。”[4]新版序言16卢卡奇对于“物化理论”的贡献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之一，因为“它在这本书中，从马克思以来第一次被当作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批判的中心问题，而且它的理论史的和方法论的根本被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4]16～17。在卢卡奇看来，人的异化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并且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无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右派还是左派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而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正是被这一事实吸引到共产主义运动中来的”。作为物化理论的阐释者，卢卡奇自豪地说：“毫无疑问，这一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问题是由一位共产党人重新提出的事实，是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党派界限的原因之一。”[4]17卢卡奇是直接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发掘出物化这一问题的。他认为“它(商品结构)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要求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4]44。由于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形式，所以“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4]224。
卢卡奇认为，商品拜物教还不是异化发达的成熟的哲学表述，只有物化问题才是马克思的批判中心。在对劳动异化批判的基础上，卢卡奇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物化的批判，指出了物化是资本主义普遍的社会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从私人占有制、土地、资本、技艺精巧的专家，到整个官僚机器，从文化、新闻、婚姻，到人的意识，已经全面异化了。“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4]156。物化的结果实际就是“任何整体景象都消失了”[4]168。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割成了孤立的组成部分，片面化和专门化的畸形发展，所造成的必然是作为总体的人的人格的分离，是对人性的破坏。这样，卢卡奇就在批判物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从基础、上层建筑到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
对于物化的分析，为卢卡奇赢得了荣耀。帕金森说，“卢卡奇看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重新提出了当时尚不为他或世界广为人知道的马克思的某些学说”[11]77。卢卡奇关于“物化”的论述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论述极为相似，但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奇还没有看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就使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他用物化来表述资本主义生产这一非总体性经济运动及其现象，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妨碍了人们对于真实世界的了解，这一理解是深刻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不仅分析了劳动物化的基本形式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而且还讨论了克服物化的根本途径。由于在分析物化时，卢卡奇是以主客体的分裂和对峙为解释模式的，所以对于物化的克服就必然要以主、客体构重新同一为目的。于是，他从黑格尔那儿借来了主客体同一的原则，并将这一使命寄托在了无产阶级身上。他认为对于物化的克服必须采用这样的形式：“不断地、一再地努力通过与具体表现出的全部发展的矛盾具体联系起来，通过认识到这些矛盾对于全部发展所具有的固有意义，从实践上打破存在的物化结构。”[4]290这也就是说，要摧毁物化结构必须意识到过程的内在矛盾；要有一种对总体的渴望，以及行动在过程的总体中要服务于目标。这样，无产阶级组成真正的阶级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在历史过程中的同一的主客体地位只能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作为一种适宜的、正确的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洞识存在的物化结构，而且它本身由于摆脱了僵化的直接性，从而不再是物化的思想。
在这里，卢卡奇所探讨的对于物化的克服方式是有问题的，卢卡奇后来也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性和不足：“我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论述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4]新版序言12因此，直到晚年，卢卡奇仍在认真地研究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现象，并努力寻找着扬弃异化的途径。通过对德国近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清理与批判，人的问题成为他关注的中心问题。而对于人性的恢复、对于人的尊严的恢复，使他把目光指向了艺术和审美。他说：“艺术的核心之点是人，是在同世界和环境打交道时塑造着自我的人。”[12]576真正的艺术正在于展示人的类命运，当然这是通过对个性的展示来表现的。他将艺术和审美视为人性历史长河的反映形式。他认为，审美反映表现了人类成长的趋向和潮流，它必然被自发地加以普遍化，这是这一决定性内容的本质，具有此岸性方向的各种艺术都带有拟人化的烙印。在这些关系中处于中心点的人赋予了这种此岸性本身以一种真正的内容。当然，卢卡奇并没有在此停步，当他将艺术作为一种扬弃异化的重要形式时，他指的并非是全部的艺术形式，而是指艺术中的悲剧形式。他说：“欧洲文化不仅创造了一处独特类型的文学，还在上千年的进程中不断更新它，这种文学的实质在于：指导真正的、不再异化的合类性中那种实际上的不可实现性，既表现为一种实际上不可实现的东西，又表现为正确进行的人类生活所面临的一项更高的、必须实现的任务。我们这里指的是悲剧的文学形式。”[10]247卢卡奇的悲剧思想有着同恩格斯悲剧思想的承继关系，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恩格斯曾提出了著名的关于悲剧的论断：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13]346所造成的。但与恩格斯的悲剧有所不同，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是将悲剧与扬弃异化结合在一起来谈的，他认为一个伟大的悲剧作者往往从开始就清楚他的社会使命。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卢卡奇的美学、文学理论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在他的哲学体系的构架中，我们才能看清他的美学及文艺理论问题，“离开了他的哲学体系，艺术问题也就失去了落脚点”[14]32。而《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探讨的异化问题无疑是促成他美学和艺术研究的真正原因。
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会有着其时代的局限性，卢卡奇对于物化的认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跟在黑格尔后面，也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而且迎合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异化转变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状况’”[4]新版序言19。但“尽管当时卢卡奇还没有区分物化(对象化)和异化，但是他在客观上是在异化的意义上使用物化概念并对资本主义进行认识的，并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抓住了异化概念作为把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理论联结在一起的关键性概念”[14]21。应该说，这对尚未读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卢卡奇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了。另外，他的异化理论，“又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结到‘人’这个中心点。这就为日后存在主义的‘哲学人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14]24。其实何止是对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实际上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都可以从他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和试图寻找的审美救赎中找到直接的理论依据。
四、“阶级意识”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学观
“一个阶级越是心安理得地相信自己的使命，能本能地根据自己的利益驾驭一切，它的战斗力就越大”[4]124。同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相反，卢卡奇赋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极其巨大的作用，这对马克思人本主义美学的开掘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是一种改造社会制度的力量，而且也是一种在这样做的时候，解决一切哲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问题的力量，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的“个人观点”，理解总体性的真理，而具有一种“渴望总体性”的阶级意识[4]127，289，这种阶级意识通过把意识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它就有可能推理出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会有的思想和感情。所以，在卢卡奇那里，在实际的工人的意识同无产阶级的由其客观地位所赋予的“真正的”阶级意识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的，前者将永远赶不上后者，然而，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却正是无产阶级的这种“真正的”阶级意识，而它的运载工具则是党。
卢卡奇把党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和历史的总体性之间的一个必要的中介。个别工人所想的东西，一般说来，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内容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有体现在党内，而且通过党，自发的运动才能理解它自己的意义，因为它本身无力上升到整体的概念。所以，理论和实践、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就只有在党的革命意志中得到真正的实现。在卢卡奇看来，不管实际情况如何，无产阶级的先进的阶级地位、进步的历史功能将保证其一切言论行动都是正确的。
对于阶级意识的强调是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一大贡献，对意识的强调旨在突出主观的重要意义。卢卡奇说：“有必要把仅仅是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从社会辩证法中分离出来。”[4]236而在社会辩证法中，“人本身是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主客体处于它的根基之中”[4]215。由于人本身就是主客体的统一体，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就是人的哲学。这一思想不仅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得到了体现，还直接启发了其后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家的思想形成，成为他们重要的理论资源。有论者就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艺术进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和抽象的人本主义论述”就是“源于《历史与阶级意识》夸大主观意识作用的唯心倾向，同时又与他们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解有关”[1]32。
对艺术的人学特性的强调，是卢卡奇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也是卢卡奇一以贯之的立场。对于人的意识的强调早在卢卡奇上大学时就已经有了，那时他曾与同学们一起成立了“塔莉亚剧社”，演出高尔基、易卜生等人的戏剧，他自己还担任导演和剧评家。而剧社的演出活动使他看到了广大工人同艺术、文化长期隔绝的状态，使他对当作家的才能表示了怀疑[15]20。于是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重视和思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也就是用艺术启发无产阶级的意识实践的问题。后来在1945年，撰写《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时，他写道：“人道，也就是对人的人性性质的热衷研究，属于每一种文学、每一种艺术的本质。与此紧密相关，每一种好的艺术、每一种好的文学，如果它不仅热衷研究人、研究人性的真正本质，而且还同时热衷维护人的人性完整，反对一切对这种完整性进行攻击、污辱、歪曲的倾向，那么它们也必定是人道主义的。”[16]282由此，不难看出，在卢卡奇的美学与文艺理论中，不仅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色彩，而且他还把艺术审美看作是人性复归的途径。在其重要的美学著作《审美特性》中，卢卡奇还接受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把人的感觉的解放进一步与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曾说过，私有财产的扬弃因而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完全解放；而它之所以是这样的解放，正是由于这些感觉和特性既在主观上也在客观上都完成了人的感觉和特性[17]85～86。在卢卡奇看来，“这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了马克思美学的中心，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中心”[16]301。人的感觉的解放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人的解放，一种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人的一切感觉的解放是离不开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因此，这里卢卡奇的看法，仍可以看作是他对于艺术与人道主义关联的一种认识。因为艺术“将人的东西与它的整个充满矛盾的丰富性的感性直观统一提高到能够产生情感激发的效果”[18]78。对此，卢卡奇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更详尽的论述和分析是由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来完成的。
其实，卢卡奇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人道主义、人性问题的探讨与理解，并非无中生有。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甚至在后来的《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符合现实生活的哲学考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19]73；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9]294；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将会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20]649。马克思还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9]115(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一直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命题同他的另一命题相联系，这一命题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19]123。然而，由于这些观点常常淹没于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经济学、政治学的主流研究与认识中，并不被重视，因此，当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于1923年出版的时候，他的基本观点甚至遭到了苏联高层的批评，该书也成为了当时人人讨伐的修正主义著作。直到1932年，由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整理出版，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卢卡奇10年前早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得出了和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以致分析方法相类似的结论”[4]中译本序3。由此可以看出，卢卡奇由“阶级意识”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人学维度的开启，扭转了过去以经济决定论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单一模式，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能成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源头或“圣经”，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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