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城论文,系统论文,纪东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5-0105-10
一、邺城城制的变化与特点
邺城城制肇始于东汉时期的袁绍，经曹操重新布置设计，后赵石勒、石虎重建改建，东魏北齐高欢、高洋规划与扩建，历时37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颇为规整的古代都城制度。从形制看，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俗称“七五城”，考古实测东西长2400米，最长处2620米，南北宽1700米，平面呈横长方形，长宽比大致为3∶2。根据考古材料，其南、北、东垣基本呈直线，只有西垣，因地貌形势所有弯曲。与秦汉以来的咸阳、长安、洛都等都城形制相比较，邺城形制不仅整齐，而且规划设计也颇科学，这样的形制便于城内城外道路、坊里、街市、宫殿、官署等建筑的合理安排，易于明确划分都市内外的职能分区。邺南城形制，《邺中记》曰：“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实地勘测，东西宽2800米，南北长3460米，平面呈纵长方形，长宽比大体也是3∶2。对于这样的都城形制，日本学者岸俊男称之为“三二开之都”。他说：“关于纵横比为3∶2的长方形，使我最容易想到在我的身旁大多数书本都是三二开本。所谓三二开就是横四寸二分(127毫米)、纵六寸二分(188毫米)的开本。去掉二分之后，纵横之比为6∶4。换句话来说，即为1∶0.666。纸的寸法规格A列与B列。纵横之比都为1∶0.707，从黄金分割矩形的纵横之比1∶0.618来看，三二开被认为是最美的、接近黄金律之比的开本”[1]。中国古代并不知道存在“黄金律之比”，但可以凭着他们的观察和筑城经验，合理地利用地理形势，设定都城形制，在诸多方面暗合了现代科学原理。
东魏初，邺城的重建与扩建，在城制方面兼取北邺和洛阳，如果把南、北城看成一个整体，邺都形制恰似横、纵两个长方形的拼接，形成了一个南北长5160米、东西宽2400米～2800米的长方形，长宽比例大体为2∶1。这样的形制虽与“黄金律之比”有背，但高欢、高隆之等人当有自己的考虑。从历史背景和材料推测，如此建城，首先是合理地利用了地理条件，北城以南地势较高而且平坦、开阔，又便于从西南方向引洹水入城，地理条件较为优越；其次，既可节省土木工程量和用工量，又可收城区空间之最大成效，堪称扩展邺城的最佳形制和方案；第三，整个都城坐北朝南，城区以北城中轴线为基准，向南延伸拓展，便于城区总体规划和布置，建筑布局规整有序，既重新恢复了邺北城制度，又保存了北魏洛都的制度；第四，采取这样都城拼接形制，还当与东魏、北齐的政治有关，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建东魏政权，而军政大权实由高氏父子掌控，元善见作为皇帝居南城，大丞相高欢居北城，北城挟制南城，由此形成的南北宫政争与东魏北齐相始终；第五，高欢建邺南城时，城垣形制按“龟”的形状设计、夯筑，利用仿生学的原理，增强都城的防御功能，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堪称是一个创举。按照《河朔访古记》引《邺中记》的说法，高欢建南城时，掘得“神龟”，大逾方丈，故采用了“龟”的形制，“其堵堞之状咸以龟象焉”。有学者指出这是一“附会之说”。实际上，高欢采用这样的都城形制，其意主要在国祚长久。曹魏、后赵、前燕都邺，均短命负坠；北魏孝文帝宅迁中原，也认为都邺，国富主奢，不能长久，而且周围又有柏人、列人这样的“恶”地名，故放弃迁邺的主张，选择洛阳为都城。高氏迁都邺城，欲改变历史命运，在都城形制方面，贯彻新的创意，祈求高氏集团政权长治久安。
邺城城垣夯筑与城防建筑实施前后也有很大变化。东汉袁绍于城东南角建角楼，东门外有突门。曹操鼎邺后，崇饰城门，又于西北隅建三台。三台，中台高，南北二台低，其建筑群以中台为中心，南北对称，极似道家的“三山”园林建筑。这是否受道家思想影响，虽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但从曹操的诗文看，其道教思想还是相当浓厚的。袁绍时，邺城是否建有城门楼，文献无考，但到了曹魏，邺都已有城门楼的建筑。石虎迁都邺，称大赵天王，按照“天象”布置邺都城制，于北垣中点建齐斗楼，作为城区南北中轴线的北端起点，而且齐斗楼又位于大朝宫殿区正北，具有镇山之功。近年来，学者研究西汉长安，认为长安城也有一条南北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即为安门内之章台街，而且通过章台街的中轴线南端达秦岭北麓之子午谷口，北端抵西汉天齐祠[2]。长安中线为章台街，东汉邺之中线为章门街；西汉以天齐祠为都城中线北端，后赵为齐斗楼。章台、章门，天齐、齐斗，名称何其相似，究其根源当在于都城建设的“天象”意识，他们遵循了相同的都城礼制和理念。石虎还将邺城改建为砖城，城垣百步一楼，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也按四时风候及方位命名，天王居宫如日，东出则建春；南出则阳夏；西为金明，即秋；北则广德，即冬。出于这样的意识，后赵邺都形制与城垣建筑较之袁绍、曹魏，更加有序。东魏、北齐修筑邺北城墙垣，除恢复石赵建筑工程外，又于北垣东部墙外筑雍城，在城东北部增加了一项防御工事；南城堵堞之状，咸以龟象，而且墙外还加筑马面，正南门朱明门采用向内凹陷的形制，并于门外增建双阙，这些都是很有特色的城垣、城门建筑。城垣夯打十分结实，考古工作者经过水渗试验，其防水能力极强。城垣外壁陡直，内壁有一定坡度。为提高邺城防御能力，筑城者用尽巧思。
从曹魏到东魏北齐，邺都宫城建置与布局越来越规整，前后谐调、左右对称的规划设计愈益严密。邺都宫城规制改变了秦汉以来宫廷建筑分散、中央官署不集中的建置布局，完成了都城建置向单一宫城的过渡，禁城、皇城、都城的界限越来越明确，“回”字形环环相套的城制由此形成。曹魏时，宫城位于邺都西北部，即东西大道之北，由西向东，西苑、大朝宫殿区、内朝宫殿区依次排列。大朝宫殿位于中央南北中轴线上，内朝北部为后宫，东北部为太子宫，中央官署布置于内朝前，排列于正门左右。如此布局，大体说来，较为整齐，宫殿区单元对称，但并不严格。这样的排序与格局既不像《周礼》所设想的“外朝、治朝、内朝”南北前后布置，又非秦汉以来咸阳、长安、洛阳的宫殿布局。当然，曹魏邺都东西排列、左右单元对称的布局正是根据城区空间划定的，并未照搬前朝模式。后赵石虎在曹魏的基础上，对宫城建筑进行了重新布置，将后宫移至西苑，曹魏的内朝宫殿区改为东宫，即太子宫，中央官署移至太武殿端门外及中阳门大街左右。这表明，石赵宫殿与中央官署的建置均围绕太武殿规划设计，并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由于城区空间所限，在西苑建后宫，后宫建筑群也是按中线前后排列、左右对称规则设计的，前有显阳殿，后有九华宫。九华宫三三为位，恰似八卦中的坤卦。后宫南直凤阳门，沿凤阳门大街构成了以后宫为重心的中线。如果整体观察邺城的形制与宫城建置，其日月阴阳四时的“天象”意识十分明显。大朝居东，为阳为日；后宫位西，为阴为月；四面城垣门名，标称四时，由于这样的理念，使得邺城城制更加规整。东魏、北齐时，邺北城的复建并未完全达到后赵的规模，其重点工程在三台、西苑及曹魏听政殿旧基上的丞相府、太子宫。迁邺之初，元善见居原相州官署，地处西苑。北齐时，在这一带建成北宫，成为接待外国使者之地。石赵太武殿旧址，北魏时曾建有中兴寺，东魏、北齐时似仍为佛教圣地，佛寺之东为丞相府，北齐时改建为太子宫。从史料推测，北齐邺北城内有北宫、太子宫，但似无宫城。今考古钻探北城遗址，并未发现宫城墙，此亦为北城无宫城之一证。邺南城制度大体沿承北魏洛都城制，但从形制和宫城位置看，远较洛都规整，宫城居北部中央，城内宫殿布局完全按照太极、阴阳二仪的构思设计，左右对称严格。邢劭《新宫赋》云：“拟二仪而构路寝，法三山而起翼室。”二仪即阴阳，三山即瀛洲、蓬莱、方丈。宫城的主建筑为太极殿，两旁有东、西堂；太极殿后有昭阳殿，两旁有东、西阁，为内朝主建筑；昭阳殿后有永巷，通后宫九院；九院似三三为位，呈坤卦形；后宫之北，为后园。外朝、内朝、后宫、后园自南至北排列，每组建筑又讲究左右对称，布局结构紧凑合理，浑然一体，可谓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宫城制度的完善与总结，形成了一种新的宫城礼制①。
中轴线与棋盘式的街区制度也随着邺城的发展被确定下来。曹魏、后赵邺都以中阳门大街为南北中轴线，街区道路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网状格局。邺北城以建春门、金明门之间的东西大道为界，分成两大职能区；北部为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南部为居民区及市场。四面城门道路辐辏城区，垂直交叉，构成城内主要干道，又通过街路将主干道之间的空间分隔成矩形和方形居民区单元或市场，以便于管理和维护治安。东魏初，建邺南城，中轴线与棋盘式的街区规划，更加整齐划一。从今考古钻探的情况看，南城中轴线即朱明门大街与北城中轴线大体在一条线上，这也说明，北城复建与南城扩建曾有过统一的规划与设计。
棋盘式街区布局又使坊里制度发生了变化。曹魏、后赵邺都沿承东汉，于城内设里。东魏、北齐时，邺都设里、坊。明·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云邺南城“盖有四百余坊”。城区基层管理似分二级，即于里下置坊，而且坊的面积较小，故有400多坊。邺都里坊制度沿袭北魏洛都，反映了都城管理制度从里到坊的转变。邺都形制、宫城制度、中轴线及棋盘式街区布局和里坊制度的发展变化，既总结、扬弃了秦汉以来的都城制度，又开启了隋唐时期的都城制度，在中国古都城制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并起了都城礼制的变革作用。
二、“邺——大兴——长安”都城系统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附都城建筑》曰：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然隋建新都大兴城，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日本学者将陈寅恪的看法概括为“邺——大兴——长安”中国中世纪都城系统[3]。陈寅恪从典章制度承袭沿革的角度，探讨隋唐都城制度的渊源，认为“邺——大兴——长安”都城系统是北魏太和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其见解和方法新颖独到。然而，他又将“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则大可值得商榷。北魏数有迁都之议，是迁邺还是迁洛，君臣各有说辞，孝文帝迁都，蓄谋已久，也曾在择都上犹豫多时，最后决定都洛，太和迁都建都的核心人物是孝文帝，新都城制规划设计理念与原则自然也是由孝文帝决定的。从太和洛都城制布局看，十分近似于平城与邺北城，同时继承并恢复了魏晋一些礼制建筑及地名等，在宫殿建筑技艺方面也曾受到南朝建康的一定影响。如果将洛都城制与姑臧比较，形制、布局等差别甚大。而且，苻坚、姚秦长安都城制度多受后赵邺都的影响，姑臧城制又当与长安有关，探讨都城制度渊源焉能舍本求末？李冲家世凉州，魏晋南北朝畴人多出西域，影响及于平城、洛阳宫殿建筑，这是可信的，因李冲河西家世，而断言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断难置信。陈寅恪过分拘泥于家世血统与文化，注意了李冲而忽视了孝文帝，注意了北魏洛都与凉州姑臧之关系，而忽视了洛都与平城及邺北城之直接关系，故其立论仍有一些值得商讨之处。
北魏太和洛都城制，其因袭主要是平城与邺北城，其影响及于邺南城、隋大兴城及唐长安城。关于邺南城对大兴城的影响，陈寅恪曰：“隋代营建大兴新都城即后来唐代长安城诸人，除贺娄子干及宇文恺外，高颎、刘龙及高龙义即高义，或家世久居山东，或本为北齐宗世及遗臣，俱可谓洛阳邺都系文化之产物。《高颎传》虽言新都‘制度多出于颎’，然《宇文恺传》又谓‘高颎虽总其大纲，凡所规划皆出于恺’，又《唐六典》以为宇文恺创制规模，故知高颎之于营建新都，殆不过以宰相资望领护其事……吾人可不必于颎本身性质及其家世多所推究也。贺娄子干虽于开皇三年六月任营新都副监，但是年即率兵出击突厥，居职甚暂，实无足述。刘龙在北齐本以修宫称旨，致位通显，《隋书》无高龙义传，而《北齐书》、《北史》齐宗室高灵山传附有高义事迹，谓其于隋开皇中为太府少卿，则隋开皇二年六月丙申命营新都诏书中之太府少卿高龙义当即其人无疑。然则邺都南城之制即太和洛阳之遗，必至少由刘龙、高义二人输入于隋也。至宇文恺一人盖与山东地域无关，而大兴新制彼独主其事，似难解释，鄙意宇文恺、阎毗、何稠三人皆隋代之技术专家。”[4] (P77)其实，刘龙也是技术专家，其以修构三台被知遇，隋初筑大兴城，他任将作大匠，其职掌主要是建筑设计与技术。高义以太府少卿充检校，似是负责工程技术、用工用料、建筑质量的监督等。他们对大兴城的城制布局有参与谋议的职任，但如果说邺南城城制由他们二人输入于隋，也值得商榷。邺为东魏、北齐都城，于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六月毁于杨坚之火焚。次年，杨坚称帝，国号隋。隋开皇二年(582年)六月，下诏营建新都，从焚邺到营建大兴城，前后仅两年，而且又都出自杨坚的旨意，如果把历史现象联系起来看，焚邺，篡周、建新都，于杨坚胸中早有谋算。要建设独一无二的帝居天宫，邺作为旧都故宫，势必被毁，况且其又是一贯与关中地域政治相抗衡的山东势力的堡垒。邺虽焚毁，但邺之建筑理念及城制布局却被杨坚继承下来，大兴城制布局与总体设计应出自杨坚，高颎领护，宇文恺、刘龙、高义等共同谋议实施。尤其是皇城的建筑，完全是根据杨坚的“新意”建成的。都城建筑历来是各代王朝特别重大之事，选都、建都、迁都，城制规模及布局，均取决于帝王，曹操建都邺城，石虎迁都邺，高欢建邺南城，无不如此，杨坚建大兴城，也当如此。北周灭北齐时，杨坚曾率兵攻邺，可以肯定他对邺都城制是十分了解的。他任用高颎、刘龙、高义等这些熟悉邺都制度和建筑的人建造大兴城，目的在于使之建都思想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陈寅恪论大兴都制，不问杨坚，而专注刘龙、高义，犹如进庙问事小鬼，而不问大神。
隋之大兴也即唐之长安，长安城制沿袭大兴，只是名称有所改变。那么，大兴、长安在哪些方面沿承了邺城制度呢？这可从大兴(长安)城的建筑形制、布局、坊市、街道、建筑及名称等方面作些比较。据宋敏求《长安志》，大兴城的营建，“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其工程先后顺序与邺南城如出一辙。大兴(长安)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5]，呈东西横长方形，这样的形制颇类似于邺北城。其门名也多仿邺，邺北城宫城前东西大街，东直建春门，西直金明门；邺南城正南门曰朱明门，朱明门东为启夏门。大兴(长安)皇城前东西大街，东直春明门，西直金光门；皇城正门曰朱雀门，南直外郭城正门曰明德门，明德门东曰启夏门。门名相仿，说明邺与大兴(长安)在建筑方面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以都城四面门名表示东南西北及春夏秋冬，用方位指代四时。有学者认为，大兴(长安)城形制及门名寓意《淮南子》所描述的大地形象及四方“四象”。《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纮，八纮之外有八极。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广二亿三万一千里。”又曰：“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朱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故大兴(长安)城形制取东西横长方形，四面门名曰春明、启夏、明德、金光等。按照这样的解释，进一步审视大兴、长安与邺城的关系，其城制布局及建筑名物相似相类的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根据同一思想理念设计建造的不同产物，这将是构成“邺——大兴——长安”都城系统的根本和基础。同样，大兴、长安仿邺，将宫城置于都城北部中央，取象天之紫微垣。紫微垣位于正北，春秋战国以来，星象学家谓北极即北辰，居天之中。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郭璞注曰：“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郑玄曰：“北极谓之北辰。”李巡曰：“北极，天心，居北方，正四时，谓之北辰”[6] (《论语·为政》)。唐贞观八年(634年)，于宫城东北郭城垣外建大明宫。“大明”即太阳之名，《广雅》曰：“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鸟。”汉铜镜铭文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于东北垣外筑宫，取名“大明”，这与邺北城之雍城相仿。高欢曾于邺北宫东北城垣外筑雍城，北周于雍城上建日光寺，而且，邺南城宫城内也建有大明宫，此亦似为唐代长安大明宫选址取名根据之一，聊备一说，以补不足。从大兴(长安)形制、宫城位置及布局看，与邺北城特别是后赵时期的邺都颇相似。不同之处，隋文帝增筑皇城。宋敏求曰：“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在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7] (卷7，《唐皇城》)再者，邺北城西北高，东南低；大兴(长安)城东南高，西北低。两城地势不同，但建筑工程均因地制宜，曹操于邺城西北隅筑三台，城外凿玄武陂。后赵于城东南隅建东明观；隋文帝则于大兴城东南隅挖曲江池，为城内游乐之所。大兴(长安)城北为禁园，此又与后赵邺北城、北魏平城京相类，邺北垣外即华林园，平城宫城背后为广阔的鹿苑。
大兴(长安)城的坊市街区基本上是沿承邺南城之制，于皇城前南北大街两旁设东、西市，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式网状格局，每格一坊，“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作兴庆宫。”[8] 唐开元以后，长安城的坊数固定下来，凡108坊，朱雀门街西为55坊，街东为53坊[9]。据明·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邺南城有400余坊，城小坊数多，长安城大坊数少，大兴(长安)城坊之面积远大于邺。关于大兴(长安)坊之数量与排列，人们有不同的解释。清人徐松云：“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九坊，取则《周礼》九逵之制。隋《三礼图》见有其像。”[10] (P34)今人逸人认为是取象唐代行政区划，东西十坊或象十道，南北十三坊或象十三州[11]。尚民杰认为，宫城居北部中央，取象“北辰”，108坊为“众星”，象征郡县，体现了面南而治，以北兼南，南北统一的政治思想[5]。尽管各人的解释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大兴(长安)城的设计思想与天象的关系，这一点应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古人正是依据其天象观设计、规划、布置都城建筑，才使得都城制度愈益严整，陈寅恪认识到邺——大兴——长安的沿承关系，并从礼仪制度层面进行分析，指出它是属于太和文化系的一个方面。其实，制度的背后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识，邺——大兴——长安之所以能构成系统，它们之间起码存在着三个层面的关系：一是有相同或相似的建筑现象；二是都城制度具有链接传承关系；三是都城的设计思想遵循了一个共同理念。如果仅仅认识到前二层的关系，而没有认识到第三层的关系，那么，遇到相同或相似现象，则容易理解，如果碰到不同的现象就很难解释；如果三层关系综合考虑，邺与大兴、长安之间的关系便可得到较为全面的合理解释。陈寅恪所提出的都城系统，仅仅注意到邺南城。大兴(长安)宫城布局自西向东以次为掖宫、朝宫、东宫，这样的排列倒与后赵邺宫甚相仿。但其并未注意到邺北城与大兴、长安的关系，这当是过分拘泥于制度传承关系所致。
此外，大兴、长安坊内一些宗教建筑名称、方位也与邺城相仿，如总持寺、庄严寺、妙胜尼寺、袄寺、东明观等[12]。此亦为邺——大兴——长安都城系统之一证。
三、邺与韩、朝古代都城制度
韩、朝古代都城制度由于受中国影响，于公元5世纪发生了新变化，其明显标志是外郭城的修筑与坊里制的设置。公元552年至586年，高句丽兴建新都平壤城，即长安城。长安城由外城、中城、内城和北城构成，据城石刻字，内城建于566年，外城建于569年，即先筑内城，后修郭城，工程顺序类似邺南城。新都背靠锦秀山牡丹峰，城垣由牡丹峰，经清流壁，沿大同江北岸抵达平川，又沿普通江伸向东北，经安山、万寿台、乙密台至牡丹峰，周长约23公里，平面呈瓢状。城郭形制因地势伸曲，宫城处山之阳，面向平川。长安城外郭城的构筑正是受了中国都城制度的影响，它改变了高句丽前期都城于平原、山区各建一城的制度，如国内城(今中国吉林省集安市通沟)和安鹤宫土城(今朝鲜大同江畔清岩里土城)。而且长安城街道区划又按棋盘式格局设计，郭内里坊由宽窄不同的道路隔开，城内主干道宽9亩(一亩合高句丽4尺，一尺为35厘米)，次为3亩，最窄者1亩。坊呈“田”字形，4坊为一里，但里、坊大小不等，大坊边长500尺(高句丽尺)，小坊边长250尺，里或边长200尺。里里、坊坊之间均有东西南北的通道，宽度一般为3亩，坊内小道宽1亩[13]。
百济都城也能找到中国古都城制的影子。如圣王十六年(538年)至义慈王二十年(660年)的都城泗沘，北依扶苏山城，面临锦江。锦江由北而西，又向南，三面环绕，东面以扶苏山城为中心，经青山城向南筑有罗城，王宫位于扶苏山城南麓，处于都城北部中央。日本学者岸俊男指出，“这样的泗沘城建置，是继承了此前的首都熊津的建置。熊津在扶余之北，锦江上游，相当于现在忠清南道公州。它北依面临锦江的海拔高度为110米左右的公山城，东西两面是被山环绕的狭长盆地地带。以公山城为中心，据说在环绕周围的山岳还筑有夯土罗城。王宫位置也推测在公山城南麓附近。”[1] 宫城的位置与邺北城相似。
新罗都城庆州王京宫殿也处于偏北部的半月城，南、西、北面街区呈棋盘状，建置有大小不等的条坊。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庆州王京进行了全面发掘清理。考古成果已由庆州文化财研究所编为《庆州王京》二巨册，遗物图版一册于2001年12月出版，文本一册于2002年12月出版。
高丽时代的开城王京由宫城、皇城、罗城构成，皇城位于西北部，北墙、西墙即罗城城垣。宫城居皇城南部中央，四面各设一门，南曰升平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皇城建有20门、2水门：由东垣南第一门广化门起，向南而西、北、东依次为通阳门、朱雀门、南薰门、安祥门、归仁门(以上南墙5门)、迎秋门、宜义门、长平门、通德门、乾化门(以上西墙5门)、金耀门、泰和门(以上北墙2门)、上东门、和平门、朝宗门、宜仁门、青阳门、玄武门、北小门；2水门即广化门水口门、宜仁门水口门[14]。从开城王京的布局看其结构，实分为四城，即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内城呈南北长条状，中间由东西墙垣隔开分成南、北两半部，南部为皇城，均明显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与特点。
汉阳城是李氏朝鲜时代的都城，宫城居都城西北部白岳山南，坐北朝南，正门光化门直南大道(今世宗路)为全城最宽，礼、枢、宪、兵、刑、吏六部官署分置于光化门前南北大道两侧，并依《考工记》“左祖右庙”礼制，于景福宫东偏南建太庙，宫之西偏南建社稷坛。市在崇礼门(南大门)、兴仁门(东大门)附近，演变为今南大门市场、东大门市场。由于受地理地貌的影响，都城建筑在朝向方面并不专一，其主要宫殿及礼制建筑坐北朝南，如景福宫、太庙、昌德宫、文庙、成均馆等；别宫昌庆宫、庆熙宫及社稷坛则坐西朝东。又由于朝向和地理的缘故，使崇礼门、兴仁门成为往来城内外最重要的通道。城内主干道为靠近西城垣中部的庆熙宫至兴仁门的东西大道(即今钟路)，南北主要道路均与东西干道相接，构成城内交通网，街区大体呈棋盘状，城内置坊，如安国坊、阳德坊、仁达坊、宽仁坊、莲花坊、彰善坊、广通坊、明哲坊、皇华坊等；城外四郊置里，如孔德里、细桥里、水铁里等。坊里为街区管理单位，并无坊之建筑。城之北筑有北汉山城，西北建有西城，均沿山势构筑，对汉阳城形成拱卫之势。
综观韩、朝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借鉴中国古都城制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第一，外郭城的建筑及宫城、皇城、郭城呈“回”字形环环相套，如平壤城(长安城)、庆州王京、开城王京、汉阳城等均为这种形制；第二，宫城置于都城北部偏西，这一点与邺北城相仿，而且宫城的建筑布局均为前朝后宫，前朝的建筑讲究对称，主殿两旁有东、西殿阁，东、西回廊。这样的建筑形式较早见于邺南城，隋唐以后逐渐消失了，而韩、朝古代都城宫殿建筑却将这一形式保存下来了。如景福宫内朝主殿——思政殿，东、西两侧又有万春殿、千秋殿，犹如邺南城昭阳殿及两旁的东、西阁，此正是邢劭《新宫赋》中所描述的“法三山而起翼室”，这种形式于今天的北京明清故宫已不复存在；第三，前市后朝，古朝鲜都城内的市多在南部，这与魏晋邺北城、北魏洛都、东魏北齐邺南城及隋唐大兴、长安等城制相似，且与《考工记》所设想的“前朝后市”相背；第四，棋盘式街区与坊里设置，自平壤(长安)城至汉阳城，均沿承此制度，特别是平壤(长安)，一坊包括四小坊(2×2)，四坊合一里(4×4)，即十六小坊，坊里形制与唐长安城内之坊相似，但平壤(长安)城又早于大兴(长安)，很显然，平壤城的坊里形制是从邺南城那里借鉴来的。据《北齐书》，高句丽、百济、新罗与北齐都有通使的记载，尤其高句丽，往来甚繁。但邺南城的坊里形制，文献无考，明·嘉靖《彰德府志》云邺南城有400多坊，但不知所名。平壤(长安)城坊里形制为邺南城的坊里制度提供了佐证，同时也证明隋唐大兴、长安坊制沿承邺南城。
韩、朝古代都城制度在一些方面又表现了与“邺——大兴——长安”都城系统的差异。如邺、大兴、长安的设计思想比较强调“天象”，因此，城制比较规整，平面呈横长方形、纵长方形，或近似正方形，朝向专一，坐北朝南，全城中轴线明确，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而韩、朝古代都城制度比较注重风水地理，选址多在山南水北，而且河流向外凸曲处，城垣沿山冈构筑，形制不甚规整，宫城、皇城坐北朝南，并有较短中轴线，外朝及官署沿中线设置，但外城朝向或与皇城、宫城不一，而是坐西朝东，这样，全城的中轴线不明确，对称也不甚严整。这些现象却体现了先秦和秦汉时期都城城制的某些特点，都城选址大多背靠镇山，左右有耳山，南有案山，又有江水绕城而过，山地、平川相接，自然环境适宜。这说明，韩、朝古代都城在制度上借鉴了邺、长安等城制，在选址方面仍然保留了中国先秦时期的特点。从平壤(长安)城到汉阳城，古代朝鲜都城系统在城制方面接受了中国古都的影响，并与本地地理自然环境合理利用相统一，不断总结、传承，形成了颇具特点的都城建筑制度，在科学、美学和艺术等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四、邺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
邺城城制对日本古代都城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藤原京与平城京。奈良时代持统天皇八年(694年)建造的都城藤原京，其结构布局与邺南城甚是相似。藤原京由宫城(内城)和外郭构成。宫城位于城内中央偏北部位，以宫城为中心，规划街区和建筑，城区规划设计遵从对称的方式，讲究规整。从形制上看，藤原京平面呈纵长方形，南北长约3086米，东西宽约2118米。整个都城坐北朝南，宫城前南北大道即朱雀大路为全城中轴线。大路以东为左京区，路西为右京区。城内主要街路包括宫城南六条横贯东西的大路，即“六条大路”，及朱雀大路两侧并与之平行的六条南北街路。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日本学者称这种棋盘状街区为“条坊制”，“条”即东西向排列的街区方格，“坊”即南北向排列的街区方格，左、右两京南北共12条，东西各4坊，共8坊。每个方块即1坊，大体呈正方形，边长约263米，坊内有十字交叉的小路，宽约5.4米，构成“田”字形，每小格为1坪，4坪即1坊。宫城南朱雀大路两旁设有东市、西市，每市占1坊之地。而且，藤原宫的建筑布局与邺南宫也大致相同，由南向北，依次为外朝、后宫、后园。因此，日本学者秋山日出雄说：“藤原宫与邺南宫有着十分亲近的关系；藤原宫的营造原理与邺南宫的营建原理具有许多重要相近之处。”[15] 又说：“藤原宫受隋唐宫室规划的影响，是在邺宫营造原理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和继续的。”[16]
比藤原京稍后的另一座日本古都——平城京，始建于元明天皇和铜元年(708年)，和铜三年(710年)时天皇迁都于此。平城京的城制与藤原京十分相似。日本学者岸俊男说：“我在提出复原藤原京方案之际，发现它与平城京之间存在着意想不到的密切关系，两京相关联的是有计划的设计。也就是说，平城京把藤原京原封不动地沿着中道和下道向北迁徙到了奈良盆地之北，以下道为基准向西转折，将东西的宽度扩大为2倍。不过，南北的长度却由藤原京的12条减少到9条，实际上只是1.5倍。因此可以说，平城京的整个面积是藤原京的3倍，基本上是把藤原京的东西和南北分别扩大了2倍而形成的。”[1] 两京在宫城位置、条坊制、城内街路、佛寺方位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因革关系：(1)藤原京宫城北墙与京城北墙之间有两条距离，最南一条因地理缘故较其他各条狭窄；平城京删除了北面两条和南面一条，宫城北垣即京城北垣。另外又于右京北侧向外拓展半条之地，扩展部分即藤原京北面两条之遗制；(2)平城京1坊为16町，由坊内东西、南北各三条小路划分隔开；藤原京是通过十字交叉小路将1坊划分为4町，平城京坊之面积大于藤原京2倍，故分为16町；(3)藤原京通往宫城城门的道路均按条坊制被分为条间大路和坊间大路，平城京内的街路沿袭藤原京，但其条间大路、坊间大路多宽于藤原京；(4)平城京内位于左京六条四坊的大安寺与右京二坊的药师寺，都是从藤原京照搬过来的寺院，假若将藤原京的大官大寺与药师寺的位置进行比较对照的话，就可以判断出平城京的二寺位置大体上是沿袭了藤原京的二寺与宫城之间的相对位置[1]。再者，平城京东、西两市的位置也与藤原京相似。岸俊男通过对平城京与藤原京的比较研究指出：“以前的通说认为，平城京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可是，假使平城京与藤原京之间的关系密切，平城京的原型与其说是唐长安城，莫如说是藤原京。”[1] 而藤原京的城制又颇类似于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南城，故岸俊男又云：藤原京、平城京“其整体形状与隋唐以前的北魏洛阳城、东魏邺南城或者南朝建康城倒是极为相似的”[1]。平城宫的设计布局还与曹魏邺宫颇为相似，从西到东有两大建筑群，即西侧殿堂和东侧殿堂，殿堂的北面为后宫。西侧殿堂是天皇举行大典的地方，东侧殿堂为日常办公的地方，后宫为天皇、皇后的生活区，颇类似于邺北宫的中朝(外朝、大朝)、内朝及后宫。日本学者上田早苗说：“如果把曹魏时代的魏都邺城与日本的平城京相比较的话，就可以发现到极值得注目的一些类似点，邺城的中朝相当于平城宫的西侧殿舍，内朝相当于东侧堂院。其北侧的后宫相当于内里。中朝南下的街路相当于朱雀大路。朱雀大路七条附近留下的‘城户’(遗迹地名)，沿着正南的城门(中阳门)，在此以南及外京应成为附加或扩张的部分。”并推断说：“邺京是日本大藤原京及平城京的祖型。”[3]
秋山日出雄、岸俊男、上田早苗等学者的研究与观点，否定了关野贞于1907年提出的平城京城制仿中国唐代长安的见解，甚至将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追溯至曹魏的邺都。中国学者王仲殊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日本藤原京与中国北魏洛阳城相比，在形制上有很多重大的差异。由于这许多重大差异的存在，我们不能认为藤原京是模仿北魏的洛阳城。”“藤原京的形制和布局主要是模仿唐长安城(即隋大兴城)，同时也模仿隋唐洛阳城，而不是模仿北魏的洛阳城。”[17] 王维坤认为，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都是仿照隋唐长安城建造的，“看不出有模仿北魏洛阳城和东魏邺南城之处，也看不出与唐代洛阳城有何相似的地方。”并从地理位置的选择、里坊设计、整体布局、罗城配备、街道和绿化、里坊区划、东市与西市的安排、寺院建筑风格、池塘与园林、宫城位置、大学寮安排等11个方面，论述了平城京对隋唐长安城的模仿，并断言：“唐长安城则是平城京模仿的唯一蓝本。”[18]
中日两国学者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源流的研究，多看重两国古代都城城制现象的比较，诸如都城形制、宫城位置、坊市街区、园林等，并在这些方面寻找其相似之处，而且均使用“模仿”一词来描述它们之间因袭沿承关系。其实，城制现象取决于建都设计理念，邺北城、洛阳、邺南城、大兴、长安、藤原京、平城京的建筑设计都贯彻了“天象”、“风水”意识，城制现象自然多有相似的地方。邺北城、平城(北魏)、洛阳、邺南城、大兴、长安，其传承关系史书有证，自成一系统；如果仅凭城制某些方面相似的现象而断定长安是藤原京、平城京模仿的蓝本，仍嫌证据乏力，史料不足。而“模仿”一词的使用也不甚准确，藤原、平城京的设计与布局借鉴、参照了长安城，所以才有诸多相似点。如果说是“模仿”了长安城，那么，它们之间的许多差异之处又该如何解释呢？而且其相似点仅仅是“相似”，并不相同。尽管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古代都城制度源流的认识，分歧颇大，但日本古代都城制度受中国古都城制影响，两国古代都城制度属同一系统，这当不会有异议。中日两国一些学者把中世纪都城系统溯源至曹魏邺都，这样的看法，无论对于探讨日本或中国的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都是值得重视的。
五、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的形成
中世纪东亚都城在选址、规划设计、城制布局、结构区划、城市建筑与园林艺术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在中、韩、朝、日境内所保存的古代都城遗址、遗存中有明显的反映，特别是北京的明清故宫与汉城的景福宫，宫城与郭城围绕一个中心点，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不仅整体结构紧凑合理，浑然一体，而且设计科学，建筑艺术美轮美奂，天然仙居，尤其是对周围地理、自然环境的利用，人与地理自然打成一片，可谓是天、地、人相互和谐的极致造化，使后人叹为观止。
东亚各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为何如此相像？主要原因应该说各自在建都方面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理念，既重视地理环境的利用，把“天地人”合一和帝王独尊，中央集权与体现封建政治秩序等观念融入了都城的构建。正如《周礼》所言：“唯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为民立极。”在建都过程中，能够较早贯彻这一观念者，当推先周之公刘。这可从《诗·大雅·公刘》中反映出来。公刘迁豳，已经注意到地理、地貌和环境、资源等因素。《公刘》曰：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又曰：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影)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先勘察地形地貌，调查资源，选定城址，再立圭表测影，辨正方位，占卜取吉，丈量东西南北范围，确定城制规模。以后历代王朝建都、迁都无不奉此为榜样，秦之咸阳、西汉之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魏晋洛阳、南朝之建康、北朝之洛阳与邺南城、隋之大兴、唐之长安与东都洛阳、宋之东京汴梁、元之大都、明清之北京等，对这一理念的理解与贯彻愈益严格。约在公元四五世纪，高句丽人借鉴了这一理念，并将之推广于朝鲜半岛，高句丽之平壤、百济王城、新罗庆州王京、高丽开成王京与朝鲜之汉阳城等古代都城遗址，都有所反映。古代日本对这一理念的引鉴稍晚些，有迹象表明约在公元6世纪已经在都城建筑方面实施了这种理念，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古都遗址发掘调查与文献记载，均有依据可证。相同的建都理念和思想原则，衍生出相同的都城制度，这是东亚各国古代都城构筑相似相类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一建都理念又被各国历代王朝所奉行，形成了各自不断沿袭传承并有改进的都城城制系统。关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历史，杨宽曾将之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从先秦到唐代，是封闭式都城制度时期；后一阶段从北宋到明清，是开放式都城制度时期。”他认为：“对都城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探索，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城’‘郭’相连接布局的发展变化和‘郭’内居民所住的坊里以及市的发展变化。至于营建宫殿的‘城’内布局结构，还是次要的。”[19] (《序言》)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他将古代都城制度的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实，中国古代都城特别是中世纪封建都城，其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往往是根据营建宫殿的“城”制定的，“城”“郭”连接布局和坊市均围绕宫城皇城设置，其变化也必须服从于都城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只能加强禁宫的中心地位而不能有丝毫损害。宫禁皇城的建筑设计与布局在都城制度方面居于主要地位。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划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的历史阶段，分为三个时期较为适宜：第一阶段为先秦与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产生与形成时期，都城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人口的聚集与集中管理，“筑城守君，筑郭居民”，城郭完善，职能明确分工；第二阶段为汉魏至隋唐，这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规划强调天地人合一，君主至上，中央集权，按已有的理念对都城进行总体设计，并有序地建筑。首先确定一个中心点，并沿这个中心点划出一条南北中轴线，宫城皇城端居中轴线上，内朝中朝外朝由北向南依次排列，构成全城中心。郭城围绕中心，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宫城皇城郭城环环相套，街区呈棋盘状，整体感十分突出，这一时期城市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封建政治方面；第三阶段为北宋至明清，是中国古代都城城市化时期，城制布局一方面承袭隋唐，左右对称，而且，中心点沿中轴线南移至都城中央，沿河冲要街市兴起，封闭的坊市被突破，都城不仅成为政治中心，还成了经济、交通和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都城城制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设定一条南北中轴线，城郭坊市均环绕中心沿中轴线前后左右建置，这是构成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关键，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关键，而这一城制布局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汉魏的邺城。因此，可以说邺城开启了中世纪中国都城系统的先河。以后，这一制度被历代都城所沿袭，其传承关系构成了这样一个系统：
这一都城系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700多年，经过明清北京城的总结，走到了它的终点。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当代北京的城市布局特别是棋盘式的街区，并没有脱离这一系统的规制。
公元5世纪，高句丽首先借鉴了中国的都城制度，于552年至586年修筑新都平壤城，即长安城。宫城居北部高处，里坊街区呈棋盘状布置，其城制与邺城及北魏洛阳城十分相似。6世纪百济都城和7世纪新罗庆州王京的兴建，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于平壤城的规制布局。13世纪末，朝鲜建都汉阳城，于城址选择、地理环境的利用，贯彻实践传统的建都思想，以至于淋漓尽致，犹如神工造化。汉阳城以北汉山为镇山，南山为案山，东西又有耳山拱卫，汉江曲绕其南，景福宫居北部高地，左祖右社，宫城、官署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不仅具有中世纪东亚都城的特征，也具有古代韩国建筑文化风格，可谓是朝鲜半岛古都建筑文化的结晶。从古平壤城到汉阳城，形成了韩民族的都城系统，即：
汉城虽已发展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汉江以北的老城区仍保留着固有的格局。
日本于公元6世纪末吸收了中国的建都理念。694年，持统天皇自飞鸟净御原宫迁都藤原京。藤原京是根据中国的建都理念建造的一座都城。它位居传统交通要冲，北依耳成山，东跨香久山，西接亩旁山，南与吉野群山遥遥相对，整个都城坐北朝南，宫城、外城街道坊市之布局与东魏北齐的邺南城和唐长安城大体相似。从已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看，藤原京与邺南城的因缘关系较深。但这些关系是通过什么媒介发生的呢？日本学者上田早苗曾做过这样的推测：可能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3]。中韩文献资料都有关于高丽、百济、新罗与北朝通使的记载。五六世纪时，日本与朝鲜半岛交流频繁，中国古都城制由半岛影响日本，也是正常的现象。自藤原京采用中国古代建都理念，创制规整的日本都城，以后平城京、平安京承袭演进，构成了日本古代都城系统。即：
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
从这个系统发展变化看，日本在五六世纪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引进了中国古代的建都思想和都城制度，7世纪以后，则是直接从唐代长安城的建筑方面学习借鉴的。1868年，迁都东京，这一都城系统终结。中世纪东亚都城依据共同的理念设计规划，因此在城制建筑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些共性及传承关系又形成了东亚古都城制系统。即：
以宫城为中心，划置一南北中轴线，整个都城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布置，街区呈棋盘状，这种都城规制是中世纪东亚都城系统的核心思想。但在这一系统内部，其传承因缘关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如平城京，不仅沿袭了藤原京，还学习借鉴了唐代的长安城制；朝鲜时代的汉阳城，不仅继承了开城王京的城制，还借鉴了明代北京城的制度。就这一系统整体看，其源头应在邺城，邺是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之源。
注释：
①也有学者认为东魏、北齐邺都恢复东汉南、北宫制。此未深究邺之制度，故有此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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