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离岸金融与香港经济结构演变_转口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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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4)09-0061-11

      目前,自贸区成为非常热门的话题。虽然许多优惠政策尚未完全出台,但从现有的管理文件,我们可略知一二:我国自贸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而是创新性试验区。我国自贸区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经常性项目早已开放,海关税率也降至较低水平,我国自贸区使命之一应该是全面提升我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附加值,以利于加快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其使命之二就是加快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建立离岸人民币中心,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实际上提出了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初步构想。但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初创时期,许多东西仍在探索过程中,理应不断借鉴和学习国外成功的经验和实践。香港是个自由港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经济体之一,更是全球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自由港经济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管理理念与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香港经济针对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成功地调整了产业结构,实现了产业升级,最终服务行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国际贸易、金融服务业、国际运输和旅游业成为其支柱产业。本文希望通过研究香港自由港经济的发展历程来揭示其成功的经验,并为我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国内对香港经济的研究文献比较多,然而要么成文时间较早(大都在1997年回归之前),要么注重研究香港某行业的阶段性特点,从整体研究香港经济的文献几乎没有。例如,周运源、杨洲(2008)概括性研究了1987年以来香港对外贸易特点,认为香港作为转口港的角色会淡化。沈克华、彭宇(2013)较为详细地研究了香港离岸贸易的发展特点,以及香港国际贸易的地位演变过程。王应贵、姚静、杨婕(2012)比较深入地研究了香港作为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王涛(2004)概述了香港旅游业2003年之前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香港旅游业的软件和硬件设施对其旅游业的有力支持。陈小凡(2007)运用具有持续期依赖特征的马尔可夫转移模型,通过Gibs抽样法估计香港经济周期的区制状态和持续期依赖特征。肖红、杨凤美(2010)研究发现,中港贸易对香港的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且进口比出口对香港经济的增长贡献率更大;双边应进一步深化经济联系与合作。

      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期望以全视角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今香港自由港经济的发展特点,以及最近二十多年支柱产业(国际贸易、国际运输、旅游和金融服务)的地位及其内在联系。文章首先从理论上定性分析了香港产业结构的演变特点,然后用静态和动态相关方法量化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计量结果支持定性分析结论,最后基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探讨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对我国自贸区建设的启示。

      二、开放下的香港产业结构变化

      香港市场经济机制比较成熟,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有限。香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不允许在没有外汇资产全额支持下通过印发钞票来刺激经济,其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保持收支平衡,不会长期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影响经济增长。各经济部门对本地总产值的贡献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1961年以来,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源于个人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作用较小,两项之和低于20%。因此,香港经济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以及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

      早期的香港自由港模式立足于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并且受整个世界大环境影响,对外经济活动水平较低。1960-1979年期间,按算术平均计算,香港经济增长高达16.53%,但国际贸易总量与当年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常用来代表开放程度)从未超过150%。香港本地生产的商品出口值占全部出口额的七成以上,而转口贸易不足三成。香港制造业对本地总产值贡献最大,为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每年来港旅游的人数约两百万左右,而金融服务业国际化尚在萌芽状态。据最早的统计数据,1970年流入香港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五千万港元,此后逐年增长,到1979年时规模才达到6.5亿港元;香港没有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际银行信贷资金活动也相当平静(因为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最早数据始于1977年,以前的情况无处知晓)。1979年年末,外国主要银行流入香港的信贷资金大约161亿港元,而香港银行还没有开展涉外业务。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打破了香港惯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深圳特区成立敲响了香港制造业的警钟,内地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直接威胁着香港制造业的生存。在1980-1997年过渡期间,香港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英联合声明发表、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确立、对外经济交往增多、经济结构调整与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加深等因素改变了香港经济的增长模式。香港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从大到小的痛苦过程,而国际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却不断壮大。在本地总产值中,制造业占比由1980年的23.7%下跌至1999年的5.3%,而国际贸易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贡献率迅速上升,期末分别达到17.2%、11%。令人惊叹的是,“产业空心化”对就业水平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段时间反而是香港就业的黄金时期。1982-1997年间,除了1983年失业率超过4%外,其他年份失业率较低,均值仅为2.32%。

      在过渡时期,香港经济活动全方位取得成功。香港出口贸易连年高速增长,转口贸易占比由期初的30.61%提升到期末的85.48%;转口贸易的商品价值也由期初的300亿港元大幅度上升至期末的1.25万亿港元。外商对香港直接投资不再是以前的涓涓流水(其年均流入量仅56亿港元),而是大量涌入,1999年就达到了250亿港元;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从零开始,但增幅惊人,到1999年达到222亿港元(这些资金绝大部分流入内地,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因素之一)。国际银行信贷资金在香港也十分活跃,流入香港的银行信贷资金由1980年的231亿美元飙升至1997年的4735亿美元;香港银行业的对外业务同样激增,到1997年年末其境外资产接近6000亿美元。来港旅游的客人数逐年递增,于1995年突破了千万人次大关,1997年达到1127万人次。

      亚洲经济危机期间,香港经济进入动荡期。21世纪以来,香港经济与世界经济同步化现象明显,产业结构调整接近尾声,服务业优势进一步加强。目前,香港不再倚重某个产业,而是多翼齐飞,其区域国际贸易中心、商业中心、交通枢纽、国际金融中心和旅游胜地的地位被牢固确定下来。在此期间,亚洲经济危机使香港经济出现了自1961年以来首次负增长,而美国高科技股票崩盘和2008年金融危机更让香港品尝到了外部经济环境的残酷性。这段时间,香港制造业和本地产品出口进一步衰微,而转口贸易、国际货运、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在自由港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截止2012年底,制造业、进出口贸易、金融与保险、运输业和商业服务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1.7%、20.7%、11.1%、5.9%、5.6%。香港转口贸易依托中美两国大市场不断做大做强,由1998年的1.16万亿港元跳跃至2012年的3.38万亿港元。相比之下,2012年香港本地产品出口仅为588亿港元,占总出口额的1.71%。

      21世纪以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进一步发挥出来。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香港,其规模超过任何一个时期,年均值达到了517亿美元;香港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更大,年均值达到了524亿美元。2011年底,流入香港的国际证券投资金额约3000亿美元,但香港的境外证券投资更大,其规模达8300亿美元。期初,国际信贷资金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显得非常谨慎,2006年之前流入金额从未突破2000亿美元,但2006年之后却连年上涨,2012年已超过了4600亿美元。香港银行业的对外贷款和垫款也不愿居后,2012年末达到了9800亿美元。国际贸易四通八达,资金行如流水,来港的游客和商贾势必熙熙攘攘。新时期,除2003年外,来港的人次连年递增。2004年来港访问的人数首次突破两千万,2010年就达到了3600万,2012年再次跃至4862万,为历史最高纪录。

      三、实证研究样本选择与说明

      在香港回归前后,国际舆论对香港经济的未来表示担心。当长三角经济崛起时,人们又担心香港的地位是否因此而衰落。事实证明,香港经济的持续繁荣完全打消了人们心中的疑虑,香港至今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其成功秘籍之一就是自由贸易制度。香港以国际贸易为基础建立起了设施先进、管理完善的国际运输业,再依托强大的物流功能构建了国际商业中心,以四通八达的客运能力成功打造了国际旅游度假中心。其成功秘籍之二是金融服务完全开放下的资金自由流动。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发展相当迅速。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极大提升了香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融资功能,为本地的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保证,为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不难看出,自由贸易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堪称香港经济奇迹的两大基石。

      为了从定量角度支持第二部分的理论结论,本文拟用静态相关和动态相关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数据的长度以及所含信息量,本文将时间跨度确定在1980年至2012年区间。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本研究弃用国际证券投资的时间序列,最后确定了七个经济变量:外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香港对境外的直接投资、国际银行对香港的信贷额、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转口贸易额、香港银行业对外信贷、来港游客人数。事实上,这些变量可以准确分为三大类:国际贸易及相关经济活动(转口贸易、来港游客人数)、国际金融活动(外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香港对境外的直接投资、国际银行对香港的信贷额、香港银行业对外信贷)以及香港本地经济活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本研究拟选取转口贸易来代表香港对外贸易活动。1980年之后,香港本地产品出口额开始大幅度回落,同时由于只有低于三成的进口产品留存在香港,因此转口贸易能够较好反映香港国际贸易活动。该样本数据取自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为按当时价格和汇率计算的名义贸易数据。香港对外贸易发展必然会带动本地的水运(海运和河运)、空运和陆运的发展。本研究应该选择能代表香港运输业的经济变量,如港口或机场的货运和客运能力,但由于这些数据要么时间序列始于2000年,要么只有零星的或某年份的数据,本文只能选择来港游客人数以近似代表香港运输业发展情况,也以此代表香港旅游业发展情况。该样本数据取自香港贸易发展局发布的《2012年香港旅游业统计》。

      国际金融中心是香港经济发展的另一大特色。按渠道划分,国际资本流动包括国际直接投资、国际银行信贷和国际证券投资。如前述,由于国际证券投资的连续数据始于2001年,本研究弃用这一指标。反映来港资金的经济变量为外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和国际银行对香港的信贷额,而反映离港资金的变量为香港对境外直接投资和香港银行业境外信贷业务。外商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和香港对境外的直接投资数据取自于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统计数据库,国际银行对香港的信贷额数据取自国际清算银行(BIS)的银行业数据库,香港银行业境外信贷数据取自于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的银行业统计数据库。无论用哪个指标衡量,香港都是净资本输出地,是亚太区拥有庞大跨境投资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综合反映了境内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代表本地经济活动的运行状况。为了与其他指标保持一致,本研究选取按当期价格计算的名义生产总值,数据取自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综合反映了资本流动、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对本地经济的影响,因为这些流动要素直接作用于就业水平和本地固定投资,并最终反映出全社会消费水平和投资规模。

      四、实证分析的静态和动态结果及解释

      本文将使用静态非条件相关(static unconditional correlation)和动态相关(DCC,dynamic conditional correlation)方法分别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经济联系。香港自由港经济模式建立在资本自由流动、商品与服务自由流通和人员来去便利的三大原则之上。从理论上讲,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但需要用经济运行的结果去加以证明,并且需要量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一)经济变量的静态相关性

      静态相关方法把全样本视为一个整体,赋予每个数据同等的权重,在不考虑时变的情况下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经济变量的非条件相关系数矩阵揭示了香港经济活动的几个特点(见表1)。首先,本地总产值跟本地银行业信贷活动和转口贸易高度相关,跟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银行信贷也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些关系体现了香港经济的对外开放特点,因为香港银行业的信贷支持了本地经济活动,海外需求(转口贸易)刺激经济增长,也加快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吸引以短期贷款为主的国际银行信贷。可能是指标的代表性问题,本地生产总值跟来港访问的人数没有相关性。其次,如前述,来港人数代表香港国际运输能力和游客人次。转口贸易除了跟本地生产总值、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信贷相关外,理所当然与来港访问人数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三,境外对香港的直接投资跟任何经济变量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可能是直接投资的特点所致,因为基建项目从开工、建设、完工到使用的整个过程较长,无法像短期、同步指标那样迅速对当年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例如,耗资巨大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于1999年11月2日签署协议,2003年1月12日才正式动工,直到2005年9月12日才正式开放。第四,由于香港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有别于境外对香港的直接投资,两者相关性不强是可以理解的。最后,国际银行间的信贷业务联系比较紧密,因此境外银行流入香港的信贷资金跟香港银行的贷款和垫款具有高度相关性,这一点应不难理解。

      

      (二)基于DCC-GARCH模型的经济变量动态关系

      动态方法则对每个数据赋予不同权重,在考虑时变的情况考察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加速的今天,经济信息传播更快,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也在动态变化之中。静态方法假定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为常数,这种假定未必符合经济现实情况,因此动态模型更加切合实际。Engle and Sheppard(2001)提出了动态条件相关多元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该模型克服了已有方法上的缺点,允许相关系数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模型假设所有k种资产的收益服从期望为零、方差为矩阵

的条件多元正态分布。其收益为:

      

      

      表2为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矩阵,即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区间。正如分析所预测的一样,两种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但代表货物运输能力和客运能力的来港游客数与主要变量的相关度提高了。首先,香港本地总产值跟香港境外直接投资、来港的国际银行信贷资金、转口贸易、香港银行业的信贷活动有比较稳定的相关度,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例如,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跟转口贸易的相关度在样本区间保持在0.775与0.814之间。在静态分析中,香港本地总产值跟来港游客数所代表的运输服务业的相关度微弱,但在动态分析中,两个变量的关系由弱逐步转强,由0.330提高至0.458。其次,在动态分析中,转口贸易与来港游客数的相关区间位于0.465~0.586,高于静态分析相关度0.435。动态分析的其他结果跟静态结果相似,本文不再重复。

      计量方法虽有所不同,但结论却相同:经济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致的。金融服务、旅游业、贸易与物流(含转口贸易)经济部门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12年末进出口贸易提供的就业岗位最多,占总就业人数的近15%;跟对外贸易有关的货物运输和仓储业提供了17.2万个就业岗位,占总就业人数的近5%;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几乎相等,分别占总就业人数的6.6%、6.3%,且趋势呈缓慢上升势头。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新经济的特点。

      

      五、香港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自贸区建设必须适应经济环境变化,并保持高度的灵活性

      香港经济腾飞始于自由贸易,但后来的持续繁荣则倚重产业政策的成功调整。如今的香港经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区,而是典型的后工业时期的服务型经济。20世纪60年代,香港人均收入仅5000港元,但20世纪70年代则逐年攀升,到1979年已经达到2.3万港元。在这二十多年里,香港能够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积极推进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居民收入再次逐年上升,由1980年的2.8万港元急升至1989年的9.4万港元,这意味着出口加工战略已经走上了末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香港就开始调整经济结构,注重利用自己的营销渠道、信息资讯、总部资源、物流服务、地理位置等优势发展转口贸易,提升自己在南亚太地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商业的竞争地位。以当前态势看,香港产业政策收到了预期效果。

      我国自由贸易区不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加工区,如果没有创新,自贸区势必成为企业套取政策优惠的场所,即所谓的虹吸现象。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一样,我国自由贸易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以上海为例,1999年职工人均工资为1.6万元人民币,2012年则跳升至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我国自贸区沿袭出口加工区的老路,那我们就踏上了一条绝路。我国自贸区必须发展技术含量高、能耗低、污染小、附加值高的创新产业群。自贸区未必就一定要从事具体的生产加工业务,可以两头在外,内接区外出口加工企业,外联国外消费市场,努力打造区内市场营销、国际结算、研究开发和总部经济优势。

      (二)自贸区发展必须从战略高度准确定位自己的支柱产业和配套产业

      香港每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点有所不同:初期以本地产品生产与出口加工拉动经济增长;过渡期转口贸易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转口贸易不断壮大,并围绕国际贸易服务打造出世界一流的国际运输服务,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发香港的旅游业资源、完善旅游设施、提高服务水平,从而提升旅游业竞争力和城市印象,促进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实证研究也发现,香港转口贸易与运输业、旅游业有着密切联系。我国已经审批的自贸区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待审批的自贸区还有很多,包括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前海新区、武汉自贸区等。自贸区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努力争取的开放项目,以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我国国土面积大,足以容纳数个自贸区的并存发展,但是每个自贸区必须确定自己的支柱产业,并且围绕支柱产业建立起其他配套产业。自贸区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并具备独特的竞争优势,不能无差异化,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三)金融支持是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对外开放是其生存之道

      香港的转口贸易跟香港的资本输出和银行业信贷业务关系十分密切。香港的对外资本输出(主要流向中国内地)和银行信贷有力地支持了国际贸易服务业。以银行业为例,香港银行业对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和离岸贸易(指在香港营作的公司所经营的、不经香港过境的国际贸易,不包括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对外贸易)提供了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中,香港银行业的贸易融资在其总信贷中的占比一直较高。例如,1981-1984年占比保持在8%~10%之间,1985-1989年维持在6.8%~8%之间,1990-2003年的绝大部分时间维持在4%~5%左右,2004-2013年9月占比上升,大部分时间保持在6%以上,期末时达到9.52%。香港依托国际贸易培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完全开放的金融服务业。2012年,香港对外金融资产净值达54370亿港元(相对本地生产总值的比率为261%),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特点非常鲜明。香港联交所主板共有1368家上市公司(2012年),本地公司仅201家,其余为境外公司,包括开曼群岛535家、百慕大455家、我国大陆148家。按投资者国籍分,境外投资者的买卖业务占总成交额的46%。2012年,香港资产管理规模达到了12.6万亿港元,遥遥领先于新加坡。

      同理,我国自贸区必须有强大的金融支持,能够发挥区域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既要吸引内资和外资,又要向周边地区输出资本,从而带动区内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自贸区必须具备内引外联的金融生态条件,只有这样区内金融机构才能为自贸区发展和区外经济发展提供足够强大的金融服务与支持。目前,我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境内和境外资金不能自由跨境流动,造成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低,金融机构国际业务占比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但这正是我国设立自贸区的重要目标——金融改革试验。自贸区肩负着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探路的重要使命。如果自贸区不能在金融改革方面有重大突破,依然无法破解区内资金和境外资金不能跨境自由流动的难题,那么自贸区的金融辐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自身发展肯定后劲不足,政策宣示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作为大额、高频金融交易的后盾,香港金融基础设施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能够利用多币种、多层面的平台实时处理涉及主要币种和港元的交易,覆盖了包括银行、股票和债券的多种金融中介渠道。香港多币种支付体系包括港元大额实时支付体系、美元大额实时支付体系、欧元大额实时支付体系和人民币大额实时支付体系。在债券交易方面,中央货币市场系统又无缝对接这些系统,并与周边国家的有关系统联通。在外汇交易方面,香港汇丰银行和中银香港作为持续连接银行(Continuous link Settlement Bank)的会员为客户提供安全、实时结算服务,最大程度降低了结算风险。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属于国家金融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我国现有境内外币支付体系,而跨境支付体系尚在研究和规划中。2012年,境内外币支付体系处理业务111.05万笔,金额为5327.37亿美元。相比之下,香港美元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USD CHATS)同期处理业务381.7万笔,金额为40256亿美元;香港人民币结算所自动转账系统(RMB CHATS)同期处理业务108.7万笔,金额为62万亿港元。可见,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远达不到国际水准。可喜的是,我国即将积极推动建立上海和香港股票交易的互联互通机制,相关的交易结算和清算系统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我国涉外支付体系将迈上新的台阶,也为自贸区金融服务带来诸多方便。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是个长期不断努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香港经济活动特点体现了香港经济制度的灵活性和市场的调节能力,并不断为自由港经济赋予新的意义。在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上,良好的市场适应能力使香港成功应对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冲击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发展初期,香港抓住了机遇,大力发展由本地产品出口主导的外向型经济,经济扩展多次连续几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如1969-1973年。在过渡时期,香港清楚认识到内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利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把转口贸易确定为未来发展战略。虽然香港经济会不时受到世界经济环境恶化而出现短期滑坡,但从未出现负增长,1986-1995年则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在21世纪,香港继续依托中美两大市场做强转口贸易,积极发展服务产业,在新形势下获得了自己的竞争优势。1997年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香港经济深受外部冲击(特别是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1998-1999年、2001-2003年以及2009年,香港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4.7%、-1.7%、-1.2%、-1.8%、-3.1%、-2.8%,但经济衰退程度较浅。静态相关和动态相关结果表明:香港经济的韧劲源于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转口贸易、国际运输、旅游业和金融服务驱动着香港经济的运转。香港始终保持开放态势,善于利用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跳板”作用,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贸易、运输、商业和金融中心。我国自贸区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发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窗口示范作用以及破解一道道难题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自贸区必须在市场经济建设、自贸区定位、金融支持与开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得成熟经验以便在全国推广,香港的现成经验尤其值得关注和借鉴。

      本人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敬业精神以及建设性审稿意见。

      本文涉及香港经济增长的数据取自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金融数据则取自香港金管局网站,货运及客运数据取自香港海事处网站,游客人数取自香港贸易发展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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