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长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长征，不仅创造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迹，而且谱写了人民军队铸牢军魂的壮丽篇章。毛泽东深刻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认真梳理长征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对于坚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打牢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基础，确保部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现强军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一、长征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面临的问题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建军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党对我军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实行全面领导。长征中，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曾经历过严峻考验。
（一）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
红军长征初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高领导权力集中于由中央总书记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具体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三人团”虽属临时性的组织，但在当时拥有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是统一指挥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核心。博古、李德处于决策的核心，周恩来居于决策核心的边缘，也就是说博古、李德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具有最高权威，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对于长征这样的重大问题,博古、李德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 《红军长征·文献》,第233页。]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曾指出:“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也承认:“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遵义会议文献》,第103页。]在行军指挥上，“三人团”又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一味消极避战，不敢利用敌人的弱点主动进击，错失歼敌的良机，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深深的思考。刘伯承曾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41- 542页。]强化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众望所归。
（二）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尚未恢复
集体领导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赣南召开，大会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指责党的各级委员会“包办一切”，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作用，首先就是要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的组织与工作”，而“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813页。]根据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各地红军先后取消了经过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艰辛探索形成的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党委制被中断后，由于在1934年2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又不适当地规定了政治委员是“党的全权代表”，享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这就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实际上由党委集体领导变成了政治委员的个人领导，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上出现了严重倒退。取消集体领导制度“实质上是废弃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的组织保证，将党对红军的领导，变成为政治委员个人对所部的领导，严重削弱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4页。] 长征初期，因左倾教条主义者尚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因此集体领导制度并没有恢复。
（三）党指挥枪的原则受到严峻挑战
建军之初，党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是人民军队永不变质并且并保持团结一致、杜绝军阀主义的根本保证。长征时期，由于各部分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之间相隔甚远，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独立作战的状态，加之长征初期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和复杂，党内思想和组织上的这种不统一性，使这一根本原则在实践中经受了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张国焘。他自恃人多枪多，政治野心和军阀思想急剧膨胀，公然企图以枪控党。张国焘违背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北上决议，故意拖延阻挠红军北上行动，公然向党中央要权；后又提出改组中央军委的无礼要求，指使川陕省委发《建议加强总司令部与军委增设常委》电报，鼓动陈昌浩直接致电中央，推荐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要求面见中央领导人陈述意见，公然违背组织原则要求中央改组领导层，直接拟定具体人选，并且要求速决速行，立即答复；沙窝会议上，张国焘继续对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提出反对意见，而且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幌子,提出了改组政治局的荒唐主张；坚持“趁势南下”的个人主张，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他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公然撕下伪装，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使当时党和军队面临着重大考验。
（四）中革军委的领导权威严重削弱
1931年11月，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历史上的“中革军委”由此开始。赣南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最高级权(力)的指挥机关，管理红军的组织与给养以及教育训练并指挥红军作战行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991,第813页。]对此毛泽东评价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地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毛泽东军事文集(1),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但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中革军委的领导地位有了变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改由博古代表中央领导中革军委工作。李德成为中革军委顾问后，博古把李德看成“军事权威”，支持他“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1934年夏，又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掌握了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权。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在此时空有架子，没有了实权，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为中革军委的领导核心。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进一步向中央要权。中央以大局为重，为了团结和争取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在芦花会议上，又让张国焘为中央军委总负责、红军总政委，仍兼中革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陈昌浩；到沙窝会议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才增补为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为摆脱张国焘的威胁单独北上后，在俄界会议上，决定成立“五人团”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核心，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负责。可见，从1934年夏至1935年10月，党中央相继组成“三人团”、“三人小组”、“常委会”、“五人团”等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中革军委在此时接受其领导，已经不具备真正军委的性质。1935年11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甘泉地区同陕甘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成立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亦称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1页。] 1936年6月3日,党中央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命令:“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组织仍恢复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旧制,仍以朱德任军委主席、张国涛(焘)、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3)，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页。]此时存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革军委两种领导机构。以毛泽东为首的西北军委,实际担负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职责。1936年10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及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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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强化与巩固
（一）召开遵义会议，强化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权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采取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斗争的方法，顺利达到了会议目的，很重要的成果是会议顺利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会后不久常委即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935年3月12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在遵义县的苟坝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行使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从这以后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回归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手中。不久，中央书记处在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电报中明确要求:关于“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问题，军委必须提交党的中央分局讨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再次反复地强调了党对军委的领导，重申:“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254页。]这一规定，既保证了中央对军委的领导权及对重大军事问题的决策权，又保证了在具体的军事指挥上，军委可以全权指挥，随时独立机动地处理瞬息万变的军事情况，从而使中央对军委的领导与军委对作战的具体指挥之间的关系得到较好的协调。
（二）加强党和红军组织制度建设
恢复和健全了集体领导制度。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方式，认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决定立即在军委中果断、坚决地建立起集体领导制度。中央和军委确立了集体领导及党内生活正常化以后，党中央随即决定在各战略区和红军军团一级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首先在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建立起党委会，尔后又在红二、六军团和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建立了党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1935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坚持中央苏区斗争的项英及中央分局，要求他们“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以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年版，第39页。]2月11日，中央及中央军委致电红二、六军团，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年版，第39页。]根据这一指示，红军各部队在团以上机构中逐步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在恢复党对红军集体领导的同时，还特别加强了连队党支部建设。红军总政治部在1935年2月18日发出的《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各部队在整编以后，要以最大的力量，在最短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的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4月16日总政治发布《关于团总支委团青年委员会及连支部干事会组织问题的命令》，规定“连支部党员在十人以下的只设立支书一人，不设立干事会。连支部党员在十人以上十五人以下的，设立三个人干事会，及书记一人，组织干事一人，宣传干事一人。连支部党员在二十个以上的，设立五个正式委员两个候补委员……。连支部党员只有一个支书及三个干事会的支部，关于青年工作、地方工作、破坏工作、文化娱乐工作，须由支书与干事会指定专门党员负责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年版，第78页。]这样进一步完善了连队党支部的组织结构，为连队坚持集体领导奠定了基础。1935年5月2日总政治部又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强调各部队要“最高度的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要“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对于支部工作的指导”；要“培养提高支部的工作有自动性与独立工作能力”；要“健全总支委的工作及改善总支委对支部工作的领导”；要“要健全支委的工作，消灭支部由支书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凡是要经过支委讨论的问题，须经过支委的讨论，在目前环境中更应发扬个人负责制的工作做分而随时检查其工作…连队的党员指挥员及指导员，应尊重支委的职权与提高他们的威信，并积极帮助支书与支委工作…”，要“转变支部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年版，第90页。]该文件比较完备地规范了基层党支部政治生活的各种工作流程。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力发挥。
（三）严格党的纪律，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党中央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对张国焘企图以枪控党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党中央始终对其进行了坚决严肃的斗争，又从革命大局出发，极力挽救，作了必要的等待和有原则的让步。另一方面严格党的纪律，号召全军指战员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做斗争。在沙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再强调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三册，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年版，第178页]俄界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分析了张国焘错误产生的根源，提出“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深入开展各项教育，通过教育使全军完全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路线之下。毛泽东深刻指出:“鉴于张国煮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⑴个人服从组织；⑵少数服从多数；⑶下级服从上级；⑷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还从政治原则的高度明确了党同军队的关系，鲜明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这就为我军规定了必须遵循的最严肃的政治纪律。
（四）中革军委、总部的成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进一步巩固
1936年12月7日中央转达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中革军委扩大组织的命令: 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中革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7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3)，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14页]此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不再使用。这次新成立的中革军委可以说恢复1931年11月的中革军委性质权力,中革军委又成为党中央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红军的最高领导权至此重新回归中革军委，这使得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了组织保证。
三、两点关键启示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领导权必须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
在长征初期，党对军队的领导权集中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手里，他们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党和军队遭受巨大损失。危急情况下，党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步削弱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领导权威，最终在遵义会议上，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路线方面的错误做法，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党和中央红军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同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使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接着，党运用灵活策略化解张国焘分裂党和军队的图谋,再次取得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斗争胜利，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论证了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这是事关党和军队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建设发展才有正确方向，才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军长征的胜利取决于有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长征开始时，左倾教条主义者视野狭窄，只是准备把中央搬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损失过半,战略企图暴露,再坚持去湘西,就会面临覆灭的危险。危机关头，党中央在通道举行临时会议，放弃了到湘西与红军第2、第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之后，在黎平会议形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实施转兵，引领红军避免了覆灭危险。遵义会议采用正确的斗争策略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懋功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根据国内抗日形势的变化以及川西一带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政权。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榜罗镇会议决定，最终落脚陕北。正是党根据形势变化，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才领导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作者简介
1.崔桂杰，男，1976年生，现为海军潜艇学院训练基地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联系电话：18005323988；QQ：42621936。
2.于新昌，男，1979年生，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3.张利研，男，1977年生，海军潜艇学院训练基地副主任。
论文作者:崔桂杰1 ，于新昌2，张利研 3
论文发表刊物:《科学与技术》2019年第1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2/17
标签：军委论文; 领导论文; 红军论文; 博古论文; 中央论文; 军队论文; 党对论文; 《科学与技术》2019年第14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