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绪论文,能力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变迁的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表面反映了利益纷争、社会矛盾激化，实质上是民众政治情绪的非体制化行为表达，同时也折射出政府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诸方面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文章试图把政治情绪排解作为解读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视角，同时也试图为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一、政治情绪排解在政府社会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政治情绪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消极的政治体验和感受。”在社会转型时期，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政治情绪的适当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法，对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政治情绪排解为政府治理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法，是应对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 “政府治理模式是政府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具体的治理方式的总称，它们都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治理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不断探索与寻求新的治理模式，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发展特点和需求，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治理的艰巨性使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正试图摆脱全能主义特征，寻求新的治理模式，在此过程中，社会政治情绪排解对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可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法，并对社会转型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政治情绪排解需要政府从源头治理出发，把治理理念融入社会管理工作中，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模式。 (二)政治情绪排解有利于打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为政府治理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是各种政治要素的关系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综合体现，集中反映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状况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综合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而政治生态环境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实质上是一种“软环境”或“软实力”。政治情绪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的政治心理倾向。而政治情绪排解则是政府通过畅通多元排解渠道对民众心中不满的情绪有效稀释、疏导和化解，以此获得更多的支持度和信任感，增强政治合法性，营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为政府治理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情绪排解既是政府治理的有效手段，又是政府治理的过程，而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则更有利于政府进行社会治理，与此同时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也是政府治理的目的，两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三)政治情绪排解是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政府善治的现实目标 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目标是善治。所谓善治，即和谐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政治情绪则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出现了某种“隔阂”，由政治情绪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违背了善治这一治理理念。通过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来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有助于实现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因此，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是实现善治的重要手段。有效排解社会政治情绪，构建和谐社会则是政府善治的目的。 二、社会政治情绪对政府治理的冲击与挑战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利益与权利意识相搅合，不断诱发和刺激着民众政治情绪，并逐渐化为实际的集体行动。井喷式的信访洪峰和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刺激着政府和社会的神经，对中国转型社会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情绪的现状 “群体性事件”是衡量民众政治情绪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背后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及其冲突的激烈性，特别是底层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热情的高涨。“群体性事件”并非是公民政治情绪排解的逻辑渠道，而是一种非体制化行为表达，但也是公民、政府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状态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利益与权利意识相搅合，共同刺激着民众的政治情绪，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民众的政治情绪更多的是由个人态度化为实际的集体行动。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与转型时期，目前政策主导型发展模式仍占主导地位，不论是物质经济利益、环境权益还是政治权利利益，民众一旦受到侵害，都会怪到国家、政府头上，都会无形地把国家、政府牵扯进入，因为每一件事，如征地、拆迁、医疗、就业等方面出问题，似乎都和政府有关系，事实也显示，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矛头指向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这是全能主义的弊端。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更新和传播，网络已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增强了公民社会和国家的能力，并影响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今，民众往往“更愿意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宣泄对现实的不满”，许多群体性事件都借由网络等现代传播手段而发起或升级。与此同时，政治情绪排解效果并不显著，政治情绪排解机制并未得到很好的优化，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公民政治情绪得不到有效排解，显然，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民众政治情绪排解的宣泄口。 社会政治情绪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情境与变迁的重要窗口，随着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治情绪的表现方式也日益多元化，这也给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社会政治情绪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 政治情绪排解状况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政府治理能力强弱的重要窗口。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利益日趋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对于广大民众的心理是一场艰难的考验，同时由此引发的政治情绪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对政府治理能力也是严峻的挑战。社会政治情绪对政府治理的考验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情绪腐蚀政治合法性，是对政府治理的政治生态环境的挑战。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措施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政治合法性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为政府治理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情绪是政治信任与政治不信任的晴雨表，政治情绪普遍表现出来的政治冷漠，群体性事件，恰恰是对“政府行为”的抗议或是对政府社会治理效果的不满，这种消极的态度和声音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 第二，政治情绪排解的“刚性逻辑”使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陷入路径依赖困境。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对路径依赖的解释，是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正是这种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这个系统一旦选择了这个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地方政府应对日益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一般都采取强力维稳的应对模式，这种应对模式一般是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需要，或出于压力型体制的理念束缚，当然，这一应对模式效果并不明显，民众的政治情绪并没有得到合理的排解，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数量增长和性质暴烈的趋势”。政府一方面在强力维稳的同时，还经常用经济的方式来解决，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更多地表现出“讨价还价”的理念逻辑，这是政治压力型体制下双方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花钱买平安”并没有跳出路径依赖困境，长此以往，传统的治理逻辑经常使政府经常处于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合理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给民众的不满与怨愤的释放提供一个相对宽松与自由的空间和渠道。 第三，政治情绪作为一种政治信息资源，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的“风向标”。“政治情绪”作为一种消极的、否定性的态度，并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简单的心理活动，它背后蕴涵着社会成员的意见、利益和要求。因此，政治情绪是一种值得珍视的政治信息资源，其作为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评价和心理取向，是政治决策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而政治情绪所聚合的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多元博弈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政府治理中能否把民众的政治情绪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加以利用，也是对政府治理理念的挑战，在转型社会，政府需要转变治理理念，把民众的政治情绪转化为政治资源，准确把握社会政治情绪，做到“对症下药”，才能真正聚合民意，表达民情，整合利益。 三、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突破与创新 对于政治情绪排解的研究，最终还要落实到如何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上。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它能在政府治理过程中，有效排解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并以此构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它涉及理念、结构、模式与制度等方面，政治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必须借助于政府治理模式、机制等的不断创新和改善。 政府治理在转型社会政治情绪排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弱化，并且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提升已陷入路径依赖困境，这将成为政府治理的瓶颈，也严重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需要突破路径依赖，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寻求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逐步稀释、疏导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最终实现善治。 (一)构建新型政府分层治理结构：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路向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度调整，整个社会已进入一个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新兴阶层不断壮大，社会分层结构“从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换言之，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和贫富差距过大，来自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发布的数据，我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为：“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虽然2009年之后有所回落，但平均都在0.40以上，均高于国际警戒线。处于急剧转型的社会中，社会矛盾在所难免，而目前社会上政治情绪普遍高涨的人群基本上是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不仅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而且社会和政治地位也是处于社会的底层，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他们掌握的话语权资源十分匮乏甚至几乎没有，既不能主动直接和间接影响决策者，也不可能通过参与立法博弈而进入分配正义，因生活相对贫困，心理处于失衡状态，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和不满情绪会逐步蔓延积累”。不同的群体和阶层，随着社会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治愿望。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要畅通不同的政治情绪排解渠道，而对于“中产阶级”及社会精英，更多地采取认同、鼓励、吸纳等方法，不同的阶层排解其政治情绪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政府需要有对应的治理结构，通过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实施分层治理，提升治理能力。这就是构建新型分层治理结构的基本逻辑。 正如有学者指出：“弱者由于直接与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有关，构成了媒体、公关和学界的聚焦点。”而“中产阶级”及一些民营企业家们的抗争、情绪则“由于发生在宾馆宴席、高尔夫球场或旅游胜地而相当程度上躲避了公众的目光”。但这并不代表其不存在，反而这种压力会对政府的治理挑战更大。 系统有效的结构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础，有效排解社会政治情绪需要优化政府内部结构，构建新型分层治理结构是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一个路向。而目前政府只有信访部门来处理社会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化解矛盾，排解政治情绪仅仅只有信访部门显然是不够的，何况信访的效用性有多大还值得探讨，而地方政府设立的维稳办等机构并没有突破路径依赖困境，排解政治情绪、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尚不明显，而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很好的回应，构建分层治理结构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路向，与此同时，政府在分层治理的同时也要讲求整体性治理。 (二)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关键 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士·罗西瑙在他的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中强调：“治理(government)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因为“治理是治(ruling)和理(managing)的结合，其行为主体不仅架构于社会之上的政府，也包括社会本身”。然而，“理论上的共识在现实推进中遇到了”全能政府“惯性的障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这种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已陷入困境，不足以应对和回应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治理危机，政治情绪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对政府治理构成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创新多元主体治理模式，突破路径依赖困境，这是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关键。 第一，建立“治理—服务型政府”，把服务无形地嵌入治理之中，实现政府治理的柔性化和刚性化相结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政府的治理将更侧重于公共服务方面。当前，政府在治理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更倾向于刚性化治理，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只要达到暂时维稳的目的就行，根本没有公共服务的理念和行动，在心理学中，柔性心理和刚性心理是能够相结合的，民众政治情绪本身就带有非理性色彩，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兼顾柔性化的措施。 第二，转变治理理念，遵循“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原则，建立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治理体系，“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推进政府与社会相互合作的多元主体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促进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和谐化解社会政治情绪。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是善治的基础，治理更加关注的是治理机构与机制的道德品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下中国，正处于一个走向多元化的社会中，政府需要积极培育社会自治力量，用理性与宽容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理念，积极推进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使非政府组织成为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重要桥梁。通过社会力量，综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全能主义的陷阱”。通过培育社会自治组织，使之成为社会治理多元结构的组成部分。更好地发挥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鼓励和支持那些有益或无害的民间团体的发展，也有利于通过它们出面组织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性活动，使之转化为有序行为”。社会组织在排解和化解社会政治情绪方面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网络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政府协同治理。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网络成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民众政治情绪表现的重要渠道。网络参与不仅推动了政府治理理念与治理角色的变迁，而且也影响了政府治理模式。在网络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要兼顾网络治理，“网络治理是以公民需求为基础的政府治理”，必须充分利用网络协同平台，促进政府与公民的互动，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 (三)突破传统政府治理体制：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保障 现代政府治理需要寻求制度建设和创新，创新政府治理体制也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制度建设是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根本保障。只有制度建设才能“治标又治本”，同时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追求一种治理的可持续性，不因“一把手”的更换丧失其该有的功能和作用。政府面对日益高涨的政治情绪，提升其治理能力，从根本上要改革传统的治理体制，使社会政治情绪的排解依法有序，政府治理也以制度为纲，使情绪性对抗转变到技术型化解，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的体制，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良性的体制不是要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化解冲突。 第一，建立预警评测机制和效果评估机制。预警评测机制是针对社会政治情绪尚未表现出来，及时地被排解和疏导，以防止大规模爆发事件的发生的预防机制。效果评估机制则针对政府治理的方法、效用的检查，是否有可持续性，是否符合善治的标准，通过机制使预警和评估制度化和常态化，从而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 第二，建立公民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从体制内建立顺畅的沟通与表达机制。良好的社会表达机制的建立，使得社会体制更加富有弹性，也使得国家和政府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确立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使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体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利益表达渠道实质上也是公民政治情绪排解的渠道，再者，利益表达渠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畅通，更能够消解和减少政治情绪的发生。而目前，体制内表达和排解渠道不畅通，体制外不合法，因此，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公民政治情绪体制外的表达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惹人注意”的方式，进行利益诉求和权利表达。所以，首先要改革信访体制，畅通体制内排解渠道，充分利用网络，“实行网上受理信访制度，大力推行阳光信访，全面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建立网下办理、网上流转的群众信访事项办理程序，实现办理过程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增强透明度和公正性”。其次，规范公民利益表达方式，使之合法化，因为只有“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使之成为其变化可以预期，其影响可以控制的体制化过程”。再次，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因为公共政治的参与渠道能够固定下来成为利益表达和需求满足的常规机制，从而为后续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 当代政府的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政府组织寻求支持与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治理模式的转型，治理体制的创新，更能适应急剧转型的、快速现代化的社会环境的冲击与挑战。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有效性，而有效性增强了其合法性。通过提升政府治理社会政治情绪能力，以公开透明的善治化解民众的情绪，在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建立一种良性互动，达成一种实践上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稳定、团结的良好环境。而寻求社会冲突的治本之策，实现长治久安，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稳定还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标签：政治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群体性事件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