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夏《天盛律令》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西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5)01-0089-05
《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行的一部法典，全称《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20卷、150门、1461条，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多方位地反映了西夏社会生活，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因此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迄今发表的文章多集中在《天盛律令》所反映的西夏社会历史问题，对律令本身研究比较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1]。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讨论《天盛律令》的特点。
西夏制度仿照唐宋，“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2]。《天盛律令》亦是对唐宋的承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记载，庆历四年六月枢密副使富弼奏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显然，《天盛律令》是在长期“行中国法令”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作为西北少数民族政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存环境，决定了该《律令》在承袭唐宋律的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刑罚严酷。立国西陲的西夏国，一方面长期与宋、辽、金等政权处于对立和战争状态，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不断，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严刑峻法是自然而然的了。
徒刑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刑罚，《天盛律令》的规定往往重于宋律。宋朝的徒刑最长为3年，有1年、1.5年、2年、2.5年、3年5种。西夏的徒刑最长为无期徒刑，分为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4年、5年、6年、8年、10年、12年、无期徒刑，共12种，其中3个月至6年为短期徒刑，8年、10年、12年为长期徒刑。西夏处徒刑的同时还附加杖刑，徒3个月至徒2年时，13杖；徒3年至徒4年，15杖；徒5年至徒6年，17杖；徒8年以上，20杖。可见西夏的短期徒刑比宋的长期徒刑还要重。
西夏刑用重典，动辄处以较长的徒刑，不仅仅是对外战争与对内镇压的需要，还与其劳动力缺乏，处以徒刑去服各种苦役不无关系。与西夏同时代的辽朝的徒刑分为三等，“一曰终身，二曰五年，三曰一年半”[3]，基本与西夏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夏社会的共性。辽朝的杖刑比西夏重，有50杖、100杖、150杖、200杖、250杖、300杖等6个档次[4]。唐、宋和西夏的赎刑也不尽相同。《宋刑统》与《唐律疏议》规定无论官庶都可以用铜赎笞、杖、徒、流等刑，西夏的赎刑只限于有官人，一般情况下庶民是不能以财赎罪的。犯同样的罪，往往是有官罚马一，庶人13杖。至于死刑，《唐律疏议》、《宋刑统》、《天盛律令》均规定为绞、斩两种，但十恶罪以外，唐、宋律允许赎铜120斤[5]（名例律·五刑），西夏律只规定有官人以官抵死，庶民百姓无权以财抵死。
宋朝对“谋反”罪的处死方法不受刑律的约束，经常是“支解脔割，断截手足，坐钉立钉，悬背烙筋及诸杂受刑者，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体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置之阛阓，以图示众”[6]。辽朝也有凌迟杀之、投高崖杀之、五车轘杀之、以熟铁锥其口杀之、活埋等等。西夏则有沉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咸平六年五月壬子载：“继迁在灵州东三十里东关镇，树栅居之，所部人骑约三万。去岁伤旱，禾麦不登，又引河水溉田，功毕而防决。凡执役者，有小过则系头投于河，令人就下流接视，蕃人则援以出，汉人则否。”又《东都事略》卷一二七《西夏传》曰：元昊“母米氏族人山喜谋杀元昊，事觉，元昊杀其母，而山喜之族皆沉于河”。）、射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九月己酉：元昊从父山遇降宋，延州不敢受，乃押还元昊，“至摄移坡，元昊集骑射兵，射而杀之”。）等，尚不见凌迟处死的记载。
从量刑轻重来看，犯同样的罪，宋、夏判刑不尽相同，一般来说西夏要比宋朝重。《天盛律令》规定，诸人杀自属马、牛、驼时，“杀一头徒四年，杀二头徒五年，杀三头以上一律徒六年”[7]（盗杀牛骆驼马门）。盗杀他人马、牛、驼，“不论大小，一头当徒六年，二头当徒八年，三头以上一律当徒十年”[7]（盗杀牛骆驼马门）。《宋刑统》则规定：“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5]（厩库律）。“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5]（贼盗律）还有强盗不得财，宋朝判徒刑2年，西夏则主犯判3年，从犯2年，也比宋朝重。
西夏与辽、金虽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主体民族起初均以游牧为生，后进入沿边或内地，逐渐定居下来，但他们的法制，特别是刑法却不尽相同。大体来讲，辽、金刑法重于西夏，西夏刑法重于宋朝。前述辽朝杖刑分50～300杖，分6个等级。金朝在黥刺之外，还有劓刑、刖刑，辽朝也有劓刑，罪犯赎罪后要削去鼻子或耳朵的，这些酷刑是西夏所没有的。
2.军法完备。西夏主体民族党项羌“俗尚武力”，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战争中逐渐强大。立国后边防形势十分严峻，与周边宋、辽、金、吐蕃、回鹘、蒙古经常发生战争，特别是与北宋的战争几乎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8]。因此，西夏统治者特别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军事制度的完善。反映在《天盛律令》上，在20卷、150门、1461条的法律条文中，军事法就占了3卷、16门、198条，约占全书的1/7。而《唐律疏议》与《宋刑统》只有《擅兴律》1卷、24条，仅占全书的1/30。
唐宋律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主要对擅发兵、给兵符违式、大集校阅违期、主将临阵脱逃、私有禁兵器等方面的处罚，并不构成系统的军事法。《天盛律令》则不然，它的军法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边防法、兵役法、战具配备与管理法等等，与唐宋律比较，更具有系统军事法的性质。
首先，它不只是对违反规定的处罚，而许多条目包括了如何操作的程序法。如卷四《敌军寇门》规定：“沿边盗贼入寇者来，守检更口者知觉，来报堡城营垒军溜等时，州主、城守、通判、边检校、营垒主管、军溜、在上正、副溜等，当速告相邻城堡营垒军溜，及邻近家主、监军司等，当相聚。我方畜、人已入未入他人之手，对敌军入寇者力能胜则当打败，力不堪胜，则视其军情，各家当转移，监视军情。若不报告邻近城堡营垒军溜、家主、监军司等，已派报者而不往，传话中断，敌人、盗贼攻入，畜、人入他人手者，依攻入多少，边检校、营垒主管、州主、溜正等，及报告语中断者，与检主管失察及与城守、通判、副将佐等对检人失察等罪相同判断。”又如卷六《官披甲马门》：军卒“无力养治坚甲、马，子嗣已断者，其各披甲、马本院无移换处，则不同院人坚甲、马无有而愿请领者并当领除籍。同院不同院无请领者，则当交官。□无室贫男无力养治坚甲、马而不禀报首领处，其有亡失、宰杀者，十三杖，自当赔偿”。
其次，有关兵役条例系统完整，男子“年十五当及丁，年至七十入老人中”，为了保证兵源，男孩从十岁开始就要登记注册。老弱病残免役时，须经医人看验，知情者担保。如果逃避兵役，“以壮丁入转老弱”，当比及丁不注册之罪加一等判断。还有“诸人现在，而入死者注销，及丁则当绞杀，未及丁则依钱量按偷盗法判断”[7]（抄分合除籍门）。这些都是唐宋律所没有的。
其三，战具配备与管理独具特色。配备范围包括西夏社会各个层面，既有各级首领、大小官员，又有农牧民、手工工匠以及具有农奴身份的使军，反映出全民皆兵制的特点。配备的标准因身份而异，一般农牧民、使军不如大小首领、侍卫亲兵。官马只配给正军，独诱、臣僚以及侍卫亲兵配给甲胄。兵器的质地、规格务求一律，甲胄“以毡加褐布、革、兽皮等为之”，枪的“杆部一共长十一尺”[7]（军持兵器供给门）。对战具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卷五《季校门》与《官披甲马门》。每年十月一日前夕，由殿前司奏报校验官马、坚甲及其他种种武器。归属经略者，当由经略司遣胜任人校验，“校毕时分别遣归，典册当送殿前司。非系属经略司者，当由殿前司自派遣能胜任人，一齐于十月一日进行季校”。如果天旱岁饥，则不举行大规模校验，只由行监、溜首领进行“小校”，但连续3年必行季校[7]（季校门）。
3.重视农田水利与畜牧立法。《唐律疏议》与《宋刑统》不载农田水利法，迄今所能见到的唐、宋水利法有唐代的《水部式》[9]，宋代王安石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法》[10](P263-265)，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九《农桑门》也有农田水利方面的条文，但都比较简略。西夏则在国家法典中，详细规定了农田水利的开发与管理，这不能不说是《天盛律令》又一重要特点。
西夏境土，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北抵大漠，南临萧关，大致包括今宁夏大部，甘肃西部，陕西北部与内蒙古、青海部分地区。冬天是西北干寒季风冲击的方向，夏天是东南温湿季风的末梢地区，这样就造成其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且集中于夏季，当时年降水量由西往东只有39毫米～400毫米，而年蒸发量在600毫米～2000毫米。没有灌溉就没有稳定的农业，因此，西夏统治者非常重视农田水利立法，《天盛律令》卷一五的大部分门类，如《春开渠事门》、《养草监水门》、《渠水门》、《桥道门》、《地水杂罪门》等都属于农田水利方面的内容。
春季清淤开渠是灌区的头等大事，由宰相亲自出面主持，“依所属地沿水渠干应有何事”，从三月一日起至四月十日止，40天内令完毕。修渠人工按受益田亩的多寡摊派，所需柳条、柴草亦按田亩多少缴纳。四月十日至入冬结冰前为灌水期，灌水期水利工程的维修、保护及用水分配由夫事小监、渠水巡检、渠主、渠头分别负责。和军事法一样，西夏的农田水利法不只是对违反规定的处罚，也包括如何操作的程序法，如《渠水门》规定：“大都督府至定远县沿诸渠干当为渠水巡检、渠主百五十人。”“诸沿渠干察水渠头、渠主、渠水巡检、夫事小监等，于所属地界当沿线巡行，检视渠口等，当小心为之。渠口垫版、闸口等有不牢而需修治处，当依次由局分立即修治坚固。”“沿唐徕、汉延、新渠、诸大渠等至千步，当明其界，当置土堆，中立一碣，上书监者人之名子而埋之，两边附近租户、官私家主地方所应至处当遣之。”灌溉渠道是公共设施，由于水源有大小、远近、足否之分，得水有早晚，需水有多寡，农户有阶级、强弱之别，因此，往往出现豪强地主霸占水利，或渠头收受贿赂，不依次放水，针对这种情况《天盛律令》明文规定：“节亲、宰相及他有位富贵人等若殴打渠头，令其畏势力而不依次放水，渠断破时，所损失畜物、财产、地苗、庸草之数，量其价，与渠头渎职不好好监察，致渠口破水断，依钱数承罪法相同。”又“诸人予渠头贿赂，未轮至而索水，致渠断时，本罪由渠头承之，未轮至而索水者以从犯法判断”[7]（渠水门）。这些法令规则，大多被后世继承了下来（注：《嘉靖宁夏新志》卷一《水利》载：“每岁春三月，发军丁修治之，所费不赀。四月初，开水北流。其分灌之法，自下流而上，官为封禁。修治少不如法，则水利不行，田涸而民困矣，公私无所倚。”）。
畜牧业是西夏的重要经济部门，牲畜特别是大家畜既是生产生活资料，又是重要的军事战略物资，因此统治者特别重视牲畜生产，《天盛律令》是用于整整一卷的篇幅规定畜牧生产的（注：《天盛律令》卷一九前后缺佚，现存13门78条畜牧法。）。此外，卷二《盗杀牛骆驼马门》，卷三《妄劫他人畜驮骑门》、《分持盗畜物门》、《买盗畜人检得门》，卷六《官披甲马门》，卷——《共畜物门》等都涉及到官私牲畜的管理。和唐宋律《厩库》篇相比，《天盛律令》中的畜牧法更为丰富。首先，它增加了牧场管理方面的内容，禁止私家主于官牧场内居住、放牧与耕垦，不许在妨害官畜处凿井等等。其次，对官畜除课驹、犊、羔外，还须缴纳毛绒、乳酥。其中大公驯骆驼纳绒八两，大母驯骆驼三两，旧驯骆驼无论公母一律二两。母骆驼一仔纳二斤酥，“羖
春毛绒七两，羊秋毛四两，羔夏毛二两，秋毛四两，羔绒不须纳。母羖以羔羊计，一羊羔三两酥”，“大牛十两、小牛八两、犊五两春毛，于纳羊绒之日交纳”。[7]（畜利限门）充分反映了党项以畜牧为生的特点。其三，官畜校验规定详细。校畜官员从“群牧司及诸司大人、承旨、前内侍之空闲臣僚”中派遣，黑水地区因地程遥远，“校畜者当由监军、习判中一人前往校验，完毕时，令执典册，收据种种及一局分言本送上，二月一日以内当来到京师”。校畜官从局分处借领烙畜钢印及相关《律令》，“事毕时当依旧交还”，“制畜册所用小纸应几何，群牧司库中当买，使分领之”；大校所需枷索、大杖等，“当于所属盈能处取，毕时当依旧还之”；“大校处所使用人，于牧监子弟未持取官畜者中，可抽出十五人使用，不许多抽使用人”；大校头监、案头、司吏、随从、马匹的食粮草料，“当自官方领取”[7]（校畜磨勘门）。校畜时先“令牧场牲畜一并聚集”，然后对照畜册，——点验齿岁、毛色、公母、瘠肥。其四，重视对大家畜的保护。唐代号为重视大家畜牧养，“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注：《唐律疏议》卷一五《厩库律》曰：“牛为耕稼之本，马即致远供军，故杀者徒一年半。”）。《天盛律令》则规定：“诸人杀自属牛、骆驼、马时，不论大小，杀一头徒四年，杀二头徒五年，杀三头以上一律徒六年。”远远重于唐律。不仅如此，该律令还不许宰杀骡、驴，“诸人骡、驴，不论大小，杀自属一头徒三个月，杀二头徒六个月，杀三头以上一律徒一年”[7]（盗杀牛骆驼马门）。
4.仓库与债务法详备。《天盛律令》有关仓库方面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卷一七，共有7门58条，是唐宋律相应内容的4倍。许多条文唐宋律不载，或比唐宋律详细。如《库局分转派门》详细规定了各类仓库案头、司吏、提举、小监、出纳、指挥、掌钥匙、掌秤、掌斗、拦头的职数；《供给交还门》对库藏物品的供给、收支制度作了细致的规定；《急用不买门》是关于如何采购物品的规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物离库门》对库藏物品的损耗作了明确的规定，“掌粮食库者，一斛可耗减五升。钱朽烂，绳索断，一缗可耗减二钱。纸大小一律百卷可耗减十卷，毛绒十两中可耗减二两。酥酪十两耗减二两，麻皮十斤耗减一斤，虎骨、枸杞、大黄、甘草等一百余种中草药，一斤可耗减一至二两”。督察审计是《天盛律令》仓库立法又一重要内容，各级主管部门对仓库场务的“借领、供给、交还及偿还、催促损失”负有督察责任，其法定程序为，仓库都检校大人等先核校所属仓库收支账目，然后“依各自本职所行用之地程远近次第，自三个月至一年一番当告中书、枢密所管事处。附属于经略者，当经经略使处依次转告，不附属于经略使处，当各自来状”[7]（库局分转派门）。库局分3年迁转时，更要磨勘审计其任职期间仓库收支状况和库藏物品的损耗率，这也是《唐律疏议》和《宋刑统》所没有的。
唐宋律有关债务方面的内容非常少，《唐律疏议》仅在卷二六《杂律》中列有“负债违契不偿”、“负债强牵物”、“以良人为奴婢质债”3条，《宋刑统》与《唐律疏议》略同，只是增加了唐《杂令》有关借贷利息方面的内容。西夏则不然，《天盛律令》卷三有关债务方面内容达22条之多，包括债务成立、借贷利率、债务清偿等等。诸人因买卖、借贷而形成的债务，只要订立文契，均受到法律的保护，逾期不偿的债务，也由官府出面清欠，“诸人对负债人当催索，不还则告局分处，当以强力搜取问讯。因负债不还给，十缗以下有官罚五缗钱，庶人十杖，十缗以上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债依法当索还，其中不准赖债。若违律时，使与不还债相同判断，当归还原物，债依法当还给”[7]（催索债利门）。
5.行政与宗教法独具特色。唐、宋的行政法主要集中在敕令格式之中，《唐律疏议》与《宋刑统》中的《职制》篇实际上是违制律，如“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诸之官限满不赴者，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11]西夏则将行政法纳入王朝法典《天盛律令》里面，第十卷的《续转赏门》为官员3年任职期满后续、转、赏的规定；《失职宽限变告门》，是对诸司大人、承旨、习判、都案、案头、司吏、使人、都监不按期赴的处罚；《官军敕门》共37条，包括承袭官、军、抄的资格，袭官、求官、赐官的方法和程序，官员、司职的级别以及不同级别司印、官印的质地与分量；《司序行文门》将100多个机构，按上、次、中、下、末分为5等，规定出这些行政机构官吏的职数与派遣办法；《遣边司局分门》为沿边经略司与监军司案头、司吏的职数与派遣。
《天盛律令》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行政法，在中国封建王朝法典中是绝无仅有的，它表明辽宋西夏金时期，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该律令在吸收消化唐、宋敕令格式有关行政法的内容时，没有采取选举法。西夏立国之初即设立蕃学，以西夏文教授学生，培养官吏。后又设立国学，教授汉学。仁宗时行唱名法，立进士科，策试举人并殿试进士[2]。可见在《天盛律令》修订前已有较完备的选举制度，但这些内容却在该律令中没有反映，值得进一步研究。
唐宋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法，《唐律疏议》与《宋刑统》只有禁止私入道一条规定[5]（户婚律·僧道私入道），这一时期的宗教立法主要通过编敕来完成[12]。而西夏则大不一样，《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就有23条寺观建设与僧道管理的规定，包括赞庆修寺、派遣僧道官、出家变道、度牒发放、僧尼道士与寺观常住物的登记上报、寡妇及未嫁女出家、纳牒还俗、禁止私入道以及不许隐匿他国来投僧众、不允于寺观内杀生和住宿等等，从而构成了《天盛律令》又一特点。
6.维护宗法封建制。西夏长期处于宗法封建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既大量保留了奴隶制的残余，又发展了封建农奴制，使这两种制度在宗族这个经济实体中纠结在一起。产生于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之上的《天盛律令》，必然要维护党项宗族首领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保护宗族首领和国家对农奴与奴隶的占有和剥削。在《天盛律令》中多次出现“家主”一词，所谓“家主”就是同姓之家的家长，也即宗族首领，他们占有大片土地，役使农牧奴乃至奴隶进行生产，而租赋负担却转嫁到农牧奴身上，“租户家主有种种地租庸草，催促中不速纳而住滞时，当捕种地者及门下人，依高低断以杖罪，当令其速纳”[7]（地水杂罪门）。这里的种地者及门下人，就是失去土地而耕种地主土地的农奴。
与种地者和门下人身份等同或更低的还有使军，他们除有自己的一点财产外，法律上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如果“诸人所属使军不问头监，不取契据，不许将子女、媳、姑、姐妹妇人等自行卖与他人”，使军未问所属头监，不取契据，亦“不许送女、姐妹、姑等与诸人为婚，违律为婚时徒四年，妇人所生之子女当一律还属者”，使军只有“问所属头监，乐意给予契据，则允许将子女、媳、姑、姐妹妇人等卖与他人，及与诸人为婚”[7]（无理注销诈言门）。
《天盛律令》除维护贵族首领对土地和劳动者占有外，还规定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他们的官、军、抄可以世袭，犯罪后可以用“官”来当，“庶人获十三杖，徒三个月时：杂官‘十乘’以上至‘胜监’当受十三杖，应交十缗钱；‘暗监’以上至‘拒邪’罚马一。……庶人获二种死罪时：‘十乘’官至‘胜监’官，官、职、军皆革除，徒八年，日满依旧往；‘暗监’官至‘戏监’官，官、职、军皆革除，徒五年，日满依旧往；‘头主’官至‘柱趣’官，官、职、军皆革除，徒三年，日满依旧往；‘语抵’官至‘真舍’官，官分两半降一分，罚马七，革职、军，依旧往；‘调伏’官至‘拒邪’官，官三分中降一分，罚马七，革职，勿革军，依旧往”[7]（罪情与官品当门）。可见官品越高，也即越是大宗族首领，处罚越轻，乃至犯死罪，仅处以罚马革职，由此清楚地看到《天盛律令》的阶级本质。
收稿日期：2004-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