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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40年来的杜鹏程研究分为奠基期和深化期两个阶段。奠基期的研究以社会学分析为主，冯雪峰的论著成为杜鹏程研究的经典性文献。深化期的杜鹏程研究全面拓展了这一领域，尤以专题比较、文本整合、边缘探索的实绩最为突出，代表了该期的成就。
关键词 杜鹏程研究 专题比较 文本整合 边缘探索 奠基期深化期
40年的杜鹏程研究分为奠基期与深化期两个阶段，尤以后期成绩突出。总结40年来杜鹏程研究所取得的实绩和不足，探究其尚需努力的方向，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批评命题。
一、奠基期的杜鹏程研究
1954年初，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部分章节相继在《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上发表，3月3日的《大公报》以《长篇小说〈延安保卫战〉部分发表》为题，刊登了第一篇评介性文章。随后马寒冰又撰写《读〈保卫延安〉的几章》〔1〕和《一首壮丽的英雄史诗》〔2〕二文，肯定了作品的史诗性质和彭德怀形象塑造的意义，并对作品的创作过程作了简略的介绍。更进一步探索杜鹏程生活道路的是魏钢焰的《〈保卫延安〉是怎样写成的》。〔3〕初期的杜研， 多为印证式的接受批评、扫描式的情感把握。冯雪峰的长文《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4〕从历史的、 美学的角度对这部巨著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总体阐述，将《保卫延安》的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作者全面地阐述了《保卫延安》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突出成就和伟大意义、作品的史诗品格、作家杰出的创作精神、作家的典型创造等，并中肯地指出了作品的不足，因而被公认为杜研的经典性文献。
冯文认为，《保卫延安》“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5〕他还认为，杜鹏程不仅掌握了延安保卫战的战争精神， 更掌握了战争所以致胜的关键和依靠来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因而他能在作品中全力歌颂来自这种胜利的精神和力量，在作品中全力塑造我军将士的高昂的英雄主义气概。这种英雄史诗的品格，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和推动力量，为促进新文学的创作，推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他还认为，正由于杜鹏程的战斗的创作精神及和生活无隔离的创作态度，才掌握了典型创作的法则，才能将其创造性表现在如何去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根本的、重要的精神上面，表现在对事物的深入的彻底的正确认识的全面掌握上面，表现在高度的集中与概括、突出而生动的英雄人物的描写上面，表现在热烈而强有力、启发人的歌颂上面。因此，作者的创作精神是我们时代最需要的精神。他还认为：彭德怀的形象及典型形象周大勇、李诚的出现，都是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
在谈到作品的不足时，他认为：作品虽具有史诗精神，但艺术表现上尚未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人物的典型化程度也有再加工的余地。但是，它代表了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学水准。冯文起点高，立论公允，为以后的《保卫延安》的评论乃至杜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争鸣，是该期杜研的另一成果。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梁建形象的真实性、阎兴形象的特点及作品的风格。
关于梁建形象的真实性问题，有的评论者认为，从塑造的意志上讲是真实可信的，因为生活中存在落伍者，存在革命意志薄弱、个人主义思想作祟的投机分子。从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上，不少论者都指出，梁建蜕化的思想根源和过程的来龙去脉写得不够清楚，还有进一步交代、描写的余地。关于阎兴的形象，一般论者认为，阎兴是党所哺育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种体现。关于作品的风格，潘旭澜、曾华鹏将其概括为“哲理与诗情相结合”〔6〕，较为妥当。 茅盾的表述：“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削出来的，粗犷而雄壮；他抒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7〕细究起来， 这主要是关于杜鹏程塑造人物方法的评论，作为风格的概括，或可作进一步的推敲。
上述不同观点的争鸣，为作家进一步修改作品，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梁建形象的典型化，在随后（1959年）再版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得到了显著的加强。梁建的蜕变较前更为有据可信，性格亦更为复杂、合理，阎兴的冲突也更为曲折、必然。但胡采同志认为，这种加强并不是已达到了圆满的地步，仍“多多少少有以思想特征来代替性格特征的倾向”。〔8〕究其原因，胡采同志做了三点分析：一、 作家创作意图的发展提高与对梁建的艺术刻画未能同步；二、作家欲突出的主题与梁建性格的演变未能协调；三、作家在长、短篇小说中形成的塑造人物的特点在中篇这个体裁中未能取得突破。〔9〕
作品的修改又给评论界带来了困惑。以初版的文字论述作品的不足（如梁建形象变化的清晰度），和以三版、四版的文本再看梁建的清晰度，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结论。再比如，上文胡采所提的问题，于三版而言论之有据，于四版而言，恐怕未必如是。目前的文学史多以初版本为据，从史料学的角度看，当是较为科学的方法，但置二、三、四版于不顾，是否可准确反映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的创作与修改的劳动成果，显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杜鹏程的短篇小说也受到了青睐。论者主要审度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从题材选取的重要性、人物塑造的时代意义及谋篇布局的精巧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较有价值的是潘旭澜、曾华鹏的《论杜鹏程短篇小说的人物创造》〔10〕和范伯群的《杜鹏程小说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11〕二文，有不少精彩的论述。
杜研的起点是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研究，这也是奠基期杜研的重点。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的争鸣，是杜研的难点。短篇小说的论述，是杜研初成系统的基点。杜鹏程小说的研究构成了定调、定性、定位等初级阶段的基本工程，为任重而道远的杜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保卫延安》云集了众多的评论者，是因为时代使之然。冯雪峰的批评固然涉及了历史、美学范畴，垫高了杜研的水平，但他更侧重作品的社会政治学内容。后继者们发现了前辈为他们留下的广阔空间，但在具体阐发时，不少论者缺乏大家风范，又不肯转换视角，终使《保卫延安》的研究未能摆脱冯雪峰模式而陷入尴尬。梁建、阎兴形象的真实性问题，当初曾各执己见，然在今天看来已无须争辩，倒是知识分子张如松形象的典型化程度和意义仍需深入阐述。政治气候的反常，漠视甚或歪曲了这类形象的美学价值，但杜鹏程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毕竟是理论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当然，杜鹏程大量的散文作品及部分戏剧创作，也是亟待冶炼的丰富资源。开拓者的足迹和未尽的事业，呼唤杜研扫清盲点，寻求突破，呼唤来者历史地承接在更深、更高层次上拓进的学术使命。
二、深化期的杜鹏程研究
深化期的杜研，首先经历了短暂而必要的拨乱反正的历程。宁干的文章〔12〕一马当先，潘旭澜的檄文〔13〕气势磅礴。它们既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纪录，也是杜研中一个必需的环节。坚冰既破，航路浚开。专题比较、文本整合、边缘探索等手段多元并存，展现了杜研的良好态势，并使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专题比较。历史的积淀为这一领域的开拓提供了可能。康继贤的《杜鹏程蒋子龙工业小说初探》〔14〕一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康文认为：二位作家的工业小说，以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生活为题材，典型地反映了和平建设年代宏伟的生活画面；同时他们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既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也不为时风所左右，而是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去反映现实的典型冲突，用强烈的爱憎去解剖现实，给人以新的鼓舞力量；他们塑造了典型的开拓者的形象，表现出同中略异的艺术风格：同，即都充满激情富有政论色彩；异，即一个诗情与哲理相融，一个烈火与哲理交织。
文本整合。文本整合之一是指文学史家从史的角度对杜鹏程的创作给予的评判。就长篇而言，论者虽多以冯文为底调，但更侧重肯定它对当代军事文学史的贡献。就中篇而言，虽然梁建形象的典型化程度尚存异议，但关于作品全局的认知却已形成共识，即：与《保卫延安》相比，《在和平的日子里》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有明显的提高，标志着现实主义的深化。文本整合之二是指论者从杜鹏程小说创作的本体角度，给予的宏观勾勒、微观探幽。其代表性论著是潘旭澜的《诗情与哲理》。〔15〕这是第一部杜研的力作，也是一部以小说作品为框架全面探讨杜鹏程创作的专论。全书主要内容有杜鹏程的生平与创作道路；《保卫延安》论析；《在和平的日子里》论析；短篇小说论析。主要观点是：《保卫延安》是一部立了新水平的人民战争史诗；宁金山是一个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至今在文学作品中，似乎还没有类似的“解放兵”的形象超过宁金山；《保卫延安》还可加强历史的广度与深度，拓展人物面，丰富故事情节。《在和平的日子里》是一部在新中国中篇小说史上承先启后的力作；敏锐、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生活的新课题，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前进的要求，是该作的基本成就；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是作家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以小总大，从平凡中表现不平凡，人物形象注意把握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以发现、诗化、相反相成的艺术手法，塑造出动人的人物形象，是《年轻的朋友》的突出特点。此外，一些作品如《历史的脚步声》存在着量体裁衣的问题。潘著以“诗情与哲理”作为杜鹏程小说艺术内容的整体特征，但它对于全书提纲挈领的作用，似乎发挥得不够充分。尽管如此，其承先启后的意义仍应予以充分肯定。
边缘探索。边缘探索是指论者将美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作家及其创作的批评摸式。代表作是赵俊贤的《论杜鹏程的审美理想》。〔16〕著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别开生面，采取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审美理想为支撑点，把杜鹏程研究纳入美学的范畴，进行了总体性把握与深层次探讨。这种研究遵循着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律，指向了作家从生活到创作的全部过程，指向了作家与时代与人民的紧密联系，指向了作家作品的独特个性。正确的指导思想、独立的学术品格，保证了这本专著不仅具有理论探讨价值，而且获得了直接的现实意义。 ”〔17〕全书共十一章。第一章论述杜鹏程的审美理想及其形成； 二至七章从题材、思想、人物形象、结构、艺术手法等侧面论述杜鹏程作品的审美特征，即其审美理想的静态物化状态，并论述了作品审美的主调与变奏；八、九章从创作与修改过程论述杜鹏程的审美理想的动态特征；十章论述杜鹏程的现实主义美学见解，十一章论述杜鹏程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局限。赵著将杜鹏程的审美理想概括为严峻而热烈的崇高，摆脱了艺术感觉的直观性，进入到历史美学的理性把握境界。关于《在和平的日子里》矛盾的冲突与人物形象命运的性质，著者以美学理论进行诠释，作出“悲剧说”的论断。第八章《从生活中提炼“崇高”》，首次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值得重视。赵著另辟蹊径，深入阐释了杜鹏程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将杜鹏程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不足的是，赵著亦未能将杜鹏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散文，纳入论者视野，颇为遗憾。
深化期的杜研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过去被忽视的内容（如散文、戏剧等）得到了一定的重视，〔18〕一些共识的形成也具有突破性意义。如代表杜鹏程创作水平的是《在和平的日子里》而不是《保卫延安》也就是评论家们从文学的本质给予的实事求是的评判，是评论界实现历史性转轨的标志。三是批评模式实现了杜研的“三级跳”，使杜研处于当代文学批评史前列的传统依然发扬光大。但是，与杜鹏程本人为时代所做的贡献相比，与文学史学科的发展要求而言，仍有相当的距离。首先，杜鹏程研究的领域仍需拓展，特别要加强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例如杜鹏程评传的撰写，杜鹏程散文更深入的研究，都亟待开展，相对于长篇而言，中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与广泛。另外，杜研的方式还应进一步多元化、多样化，文体学、文艺心理学、接受美学等诸种研究，期待着来者一试身手。其次，要强化杜研的文学史意识，杜鹏程及其创作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之，必须把杜研置于广阔纵深的当代文学史背景上展开研究。这不只是要求对杜鹏程及其作品要作出文学史家的评判与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杜研，窥探当代文学史的某些规律。例如，关于杜鹏程文学生涯的悲剧性，就有待于在文学史的总体格局中予以认识。近来，《杜鹏程文集》已面世，一些珍贵的史料得以披露，一些历史的疑惑有望云散雾开。而对当代文学史上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将不会辜负历史的期待。
收稿日期 1994—10—04
注释：
〔1〕《解放军文艺》1954年5月号。
〔2〕《中国青年报》1954年6月26日。
〔3〕《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期。
〔4〕《文艺报》1954年14期。
〔5〕《文艺报》1954年15期。
〔6〕《评〈在和平的日子里〉》，《文艺报》1959年12期。
〔7〕见《杜鹏程研究专集》。
〔8〕《论〈在和平的日子里〉》，《文艺报》1959年17期。
〔9〕《论〈在和平的日子里〉》，《文艺报》1959年17期。
〔10〕《文艺日报》1959年9月号。
〔11〕《上海文学》1963年3期。
〔12〕《〈保卫延安〉——人民战争的一曲颂歌》，1978年12 月11日《解放军报》。
〔13〕《评林彪、“四人帮”对〈保卫延安〉的围剿》，1978 年12月16日《文汇报》。
〔14〕《人文杂志》1983年5期。
〔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16〕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17〕王仲生《一本弘扬崇高美的作家专论》，1992年3月28 日《文艺报》。
〔18〕柏峰《审美的选择》，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