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的性质与历史学的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科学性论文,性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2)02-0013-07
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是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关联到历史学 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同时也关联到历史学的科学性以及如何使 历史学成为科学的问题。但是目前史学界对历史认识大多是从一般认识对客观事物的反 映中来把握，从而将历史认识的本质看成是“观念性的认识”、“反映”、“自我认识 ”(注：林璧属说：“历史认识的本质应当与其它人文科学一样，是一种观念认识，即 用观念来把握和认识历史。”(林璧属：《历史认识辨析》，《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 第3期)袁吉富说：“历史认识的本质是反映。”“历史认识的客观性指的是对客观历史 的正确反映。”(袁吉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 月版，第99、100页)吕锡生也讲：“历史认识把人的过去的活动转化为认识的对象，实 质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照，自我认识。”(吕锡生主编：《历史认识的理论与实践》， 南京出版社，1990年4月版，第30页)。)。表面看来，这些看法似乎没错，细细深究， 则大谬不然。因为历史认识作为一般认识的一种，不言而喻是有其与一般认识相同的东 西，即都是“观念的认识”，是“反映”，是“自我认识”。但历史认识又与一般认识 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一特点和个性就构成了历史认识的性质。因此，历史认识的 性质的把握不能像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从“与其它人文科学一样”的角度来寻找。因 为，实际上从“一样”也就是从联系中去寻求的只能是共性、一般，而从“不同”也就 是从区别中寻求的方是个性、个别。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显然是一个寻求个性、个别的 问题，因而只能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同时，历史认识的性质把握也不能如有些学者 所说的“是在对历史学与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中，对历史学作出确当的定位”。因 为对历史学的定位是讲的历史学的性质而不是历史认识的性质。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很密 切的关系，但各自有不同的内涵，不能混为一谈。那么，究竟怎样来把握历史认识的性 质呢?
众所周知，在科学研究中，科学门类的划分，当以科学研究对象特点的差异、科学研 究方法的异趣和科学研究目的的不同来做为标准的。由此也就决定了科学认识的本质是 由各门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研究目的来决定的。
因此，历史认识本质的把握，只能从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历 史学研究的目的去着手。那么，由此出发，历史认识的本质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从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看，历史认识的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其本质是 一种实证分析。
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历史。历史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棘手的 问题。就当前我国史学界有关著述来看，对历史涵义的理解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认为：“历史，广义地说，是指一切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它可以分为自然发展史 和人类社会发展史。自然发展史比起人类社会发展史时间久远得多、范围广大得多。但 是，通常我们并不广义地使用这一概念，我们所讲的历史，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 展的历史，即与自然界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简言之 ，历史“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1](P3 )。一种认为：“历史，就其本身而言，是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2](P1)这两种提法 ，哪一个对呢?从思维科学角度讲，任何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概括 反映。因此，概念的抽象性愈高，涵盖面愈大，普适性愈广，或者说越能把握事物的精 髓就越具有灵活性，越对人具有指导的意义，那么也就越科学。从这个角度讲，“历史 是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准确的反映了历史的本质特点。因此 ，可把它看作是历史的涵义的较理想的阐述。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作为一切事物的发展 过程，其本质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客观性是指任何一个事 物的存在发展都是自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史的发展按照其自然规律而运行 自不待言。就是人类史的发展也不是按照每个人的意志进行的。另一方面历史是发展变 化的。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人事纷纭，沧海桑田，历史如奔腾不息的大河，不舍昼夜 ，无有凝滞。历史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延续和变异上，历史的延续性，也称为连 续性、继承性，是指历史发展中后一阶段总保持有前一阶段的某些因素、特征；历史的 变异性是历史发展的中断，指历史发展中后一阶段总要改变前一阶段的某些因素、特征 ，从而产生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延续性和变异性的统一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本质，同时也 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变化性还表现为传统性和暂时性。传统性是指历史发展中所有阶段都 拥有共同的因素、特征，或者说是后来阶段都模仿前一阶段的行为规范和内在精神。暂 时性是指历史发展中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都是有条件的，最终都要消失。即使人类社会 本身也不例外。在这里，历史的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历史学的学科个性。历史的客观性特 点决定了历史学的研究的对象是客观的实存，历史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是探讨客观事物发 展的一门学问。历史的发展变化性则决定了历史学是一门关于发展的学问，历史学的任 务就是探讨事物发展中的延续和变异、传统与暂时的关系。如此说来，历史学与唯物辩 证法是一致的，都以探讨事物的发展变化为己任。但历史学又与唯物辩证法不同。唯物 辩证法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主要是从理论上，用抽象分析的方法，运用概念、判断、 推理去进行；而历史学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则是从实际上，用具体问题分析的方法， 运用事实判断、实证考据来进行。由此，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理论 的抽象的学问，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实际的具体的学问。由此也可得知， 历史认识的核心内容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它要求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而其本质特点 在于实证分析。
从历史学研究方法看，历史认识是以线性分析为其特征，务实求真为己任。
历史的本质特点在于发展变化。那么，研究历史，认识历史现象也就应该用发展变化 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也就是说，历史认识是以历史现象纵向联系，时间序列为基础的， 历史认识是一种线性认识。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3](P122)在这里恩格斯所讲的“思想进程”，当看作是我们所谈的历史认识。也就 是说，历史认识当遵循着历史进程来进行。根据唯物史观经典作家的论述，历史认识的 这种线性认识特点，亦即历史学研究的方法的基本要求，第一是要把认识客体放在该客 体产生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这用列宁话说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 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P512)。第二是要 把认识客体放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问题 ”[5](P190)。比如要认识“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 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 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 事物现在是怎样的”[6](P43)。第三是要把认识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研究必须 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P217)。经 典作家们对历史认识做这样一些要求，其目的就是要实事求是，达到认识历史本质的目 的，完成历史学实证分析的任务。请看列宁的论述：“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 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 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 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 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 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选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 儿戏也不如。”[7](P278-279)在这里，列宁讲的“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 去掌握事实”，实际上就是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亦即讲，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 在于实证分析，在于求真。
从历史学研究的目的看，历史认识是以叙述为其形式，以求真为其内容。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历史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的。历史的发展变化是一维 的，稍纵即逝，逝不再来。而且，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像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那样可以 在实验室里复制、再造。这样，历史学研究，首先要做的是要记录和保存历史，其次才 是探讨历史解释历史。这样就决定了历史认识是以叙述历史描述历史为其主要形式。当 然，在社会生活和学术发展中，叙述历史并不限于历史学，还有文学、哲学等等。那么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历史学与文学、哲学又有什么关系呢?众人皆知，历史学与文学 、哲学同属于人文科学，这一点应是无有疑义的。人们把历史认识的本质看作是与其它 人文科学一样，都是“观念认识”，是“自我认识”，其因盖缘于此。问题在于，既然 同属于描述历史的科学，同属于人文科学，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究竟有什么本质性的区 别呢?具体到我们这里，就是历史认识与文学认识、哲学认识有哪些不同呢?显然，用同 属于“观念性认识”或“自我认识”这样的话语是解释不了这个问题的。在我们看来， 人文科学中既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的分野，那么，文、史、哲相互间在认识上必有不 可取代的地位，必有本质的不同。这种本质的不同在于：史学是求真的，哲学是求善的 ，文学是求美的。在学术实践中，历史学的求真，必然要以大量可靠的、原始的、第一 手的资料为依据，剔除虚伪的、芜杂的材料，去寻求历史发展的真实轨迹；哲学的求善 ，必然要以人生的理想、伦理习惯、政治需求为目标，摒弃丑恶的、伪劣的东西，去规 范社会人生的价值追求；文学的求美，必然要以发现、昭示、塑造奇异俊秀的形象为重 任，揭露斥责丑陋的、肮脏的现象，去唤醒、激起人们的美好情愫。历史学的求真为人 们创造历史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哲学的求善为人们创造历史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文学 的求美则唤起了人们创造历史的热情，是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动力。如此说来，历史学 、哲学和文学，是各异其趣，各司其职，相得益彰，相映生辉。但就具体的人类社会生 活来讲，历史学的求真似乎更重要更显著一些，因为哲学的求善也好，文学的求美也好 ，常常耽于理想，痴于嗜好，使人们脱离现实，深陷于幻想和溺爱中不能自拔。这对于 个人来说，常造成事业不就，理想不遂；对于决策者来讲，会酿就社会不前，民族罹灾 。只有历史学会对这些痴迷者一顿棒喝，告诉他事实不是他渴望的那么好，也不是他所 悲观的那么糟，事实就是事实。历史是无情义的，又是客观的，它给每一个人以平等的 机会。历史学的目的就是给人们寻找出机会所在，从而给人们走向成功指出了一条现实 可行的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发展眼光”、“线性分析”、“叙述事实”构成了历史认识 的基本特征，而这一切显然都可以用“求真”来概括。换句话说，历史认识的本质特点 在于实证，在于求真。中外史学发展史不仅实践了历史认识这一性质特点，而且许多史 家也论证了这一本质特点。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己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 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册定，归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 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史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 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8](《史官建制》)刘知己把历史研究分成 了“书事记言”和“勒成册定”两个阶段；历史认识的进行，除了认识主体——史家要 有“俊识通才”，更要以“博闻实录”为基础，也就是以求真实证为目标。西方史家也 无不透露历史认识求真的本质特点。比如兰克说他治史的目的是要“如实地叙述历史” ，这已是众人皆知的人。即使是柯林武德也曾讲到了历史学的实证特征。他认为，历史 学与“精确科学”即自然科学不同：精确科学的“出发点是假设”，其结论是关于普遍 事物的，是“无时不然”“无地不然”；而历史学的出发点则是“事实”，其结论则是 关于“有其自己的地点和时日”的具体事物[9](P284-285)。换句话说，实证既是历史 学研究的起点又是他的终点，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
历史认识作为一般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有其独自的特征。但这一特征也决不像 有的人所讲的“概念性”、“对象性”、“独立性”、“信息性”。因为“概念性”、 “对象性”、“独立性”、“信息性”是一般认识所拥有的共同的特征，历史认识作为 一般认识的一种，自然毫不例外地具备这些特征。而我们的问题则在于寻求历史认识所 具备的其它认识所没有的东西，亦即寻求历史认识的本质以及在其本质基础上的基本特 点。如上述，历史认识的本质在于求真，那么，历史认识在求真基础上又有什么样的特 点呢?
历史研究对象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事物，这些事物是先后相续、承前启后的，然 而就历史认识的主体来讲，那些已被纳入历史认识视野的认识客体却是静止的、平等的 。所谓的静止，是说作为客观的历史曾经是发展变化的，是活的历史。而作为客观的历 史已经停止了变化，是死的历史。史家研究探讨这已经静止不动的历史的目的，就是要 寻找和解释它曾经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形式。所谓的平等，是说作为客观的历史无论时间 上怎么先后有别，而对于认识主体来讲，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分彼此先后的。正如英国 的卡尔所说的：“我们今天比一个世纪以前的曾祖父辈更加接近中世纪一些，或者也可 以说，凯撒的时代比但丁的时代离我们更近一些。”[10](P34)
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是一维的。因此，对于历史的认识必须要借助能够反映和体现历 史发展变化的中介史料。换句话说，历史认识是间接的。由此，就历史认识的过程来讲 ，对史料的依赖性或者说史料的中介性是历史认识所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个 意义上说，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历史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的联系也是错综复杂的，有表面的直接的联系，也有 深层的间接的联系。历史认识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历史发展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然而在实 际的史学发展中，由于认识主体的学识、立场、观点甚至方法的不同，往往会造成对历 史联系的揭示有极大的歧义。因此，就历史认识的客体来讲，历史认识主体的差异、歧 义就构成了历史认识求真道路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方面，即是刘知己所说的“ 俊识通才”也很难达到意见的一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武德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借助对历史联系的揭示从而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可以说， 这是主体性原则体现在历史认识中的最好表述。
历史现象丰富多彩，繁茂芜杂。历史学家从中撷取一点作为客体予以研究，从表面看 这是由史家主体个人的兴趣、学识、观点和方法等所决定的。然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看 ，史家研究什么，把什么作为研究客体，却是由时代赋予的。这种由时代赋予的客体， 也许是史家主体意识到了的，也许是史家主体没有意识到。由此，就历史认识的课题来 讲，认识客体的时代性就构成了历史认识的又一特性。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 史”[11](P6)。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10](P28)。这可以说是对历史认识客体 时代性的最好说明。
把历史认识的本质属性界定为“观念认识”、“反映”、“自我认识”，从思维方法 说是没有弄清个性与共性的辨证关系，从而把共性的东西说成是个性的，因而也就真正 地把个性的东西给忽视了。
然而从史学发展看，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性是其滥觞。在西方史学史上。最早关注认识 主体性的是《新科学》的作者维科。他说：“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 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的标准。”[12](P82)“人类心灵还有另一个特点 ：人对辽远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12](P83)维 科认为，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就在于“以自己为标准”，“依据已知事物下判断”。在维 科的基础上，克罗齐对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作了更深入的认识。“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 动”[11](P8)，“思想活动是对于本身即意识的精神的意识”[11](P91)，“思想永远 思索历史，思索统一的真实界的历史。而思想以外则什么也没有”[11](P103-104)。这 样，克罗齐就把历史认识彻底看作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而柯林武德在此基础上比克罗 齐讲得更加明白。在他看来，历史认识是历史学家“心灵的活动”，是“思想的一种活 动”[9](P48)，“那就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9](P319)。平心 而论，这些论述还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认识作为认识的一种形式，确属观念性的东西， 确实受主体性的侵蚀。
其实，认识主体性问题不仅是史学上的问题，而且也是认识论上的普遍现象。培根在 谈到科学的认识论时就曾经指出了这一现象。他说：“人类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 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由此就出来了一些可以称为‘如人所愿’的科学。”可 见，正是主体性的主动参与才产生了各门科学。而各门科学在发展中依然受到认识主体 的意志和情绪的侵扰。“大凡人对于他所愿为其真的东西，就比较容易去相信它。因此 ，他排拒困难的事物，由于不耐心与研究；他排拒清明的事物，因为它们对希望有所局 限；他排拒自然的事物，由于迷信；他排拒经验的光亮，由于自大和骄傲，惟恐自己的 心灵看来似为琐屑无常的事物所占据；他排拒似非而是的事物，由于要顺从流俗的意见 。总之，情绪是有着无数的而且有时觉察不到的途径来沾染理解力的。”[13](P25-26)
既然主体性问题是一普遍现象，为什么在史学上会有那么多的论述者和强调者呢?
不难回答的是，论述和强调历史认识主体性者，目的是强调历史学的艺术、人文科学 的特性，从而来否认历史学的科学性。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学是对于个体的知识，科 学是普遍的知识，而对个体的知识就不是通常意义的科学了”，“历史学是将事物的种 种直觉加以整理，所以历史学也是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或次级形式)”[14](P139)。柯林 武德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也多次说，“它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提出有关人们在过 去的确切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的问题。”但与克罗齐不同，柯林武德还承认历史学有科 学的特性：“它是科学的，或者说是由提出问题而开始，而传说的作者则由知道某些事 情而开始并且讲述它所知道的事情。”[9](P20)
由此，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一旦有了认识的主体性，历史学就失去了科学 的特性，就不是科学了?柯林武德的两重肯定给此以否定的回答。深受克罗齐、柯林武 德影响又更多地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卡尔也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在卡尔看来，历史认识充满了主体性：“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 ，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讲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有历史学家 决定的。”[10](P6)但历史学又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品质：
1.“历史学家在探索过程中所运用的假设的地位，跟科学家所用的假设极为相似。”[10](P62)“如今无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怀着一种比较谨慎适中的愿望，想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向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前进，以他们的解释为媒介分离出他们的事实，用这些事实来检验他们的解释。”[10](P64)这就是说，史学与科学一样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 提出假设，并用事实来验证和丰富假设。
2.“科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们都在从事同一研究的不同部门的工作：研 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于人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相同 的：增加人对于他的环境的理解以及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10](P92)
3.“历史学家与自然科学在寻求解释这一根本目的上，在提出问题与回答问题这一根 本步骤上，是团结一致的。”[10](P92)也就是都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卡尔这样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又肯定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即把历史学看作人文科学、艺术，是传统的观点。“在旧区分里，人文科学被看作是代 表统治阶级主要文化的，而科学只代表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技术人员的技能。”[10](P90 )而把历史学看作科学则是科学发展的结果。18世纪末特别是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 发展、普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科学在研究自然界所用的方法也用 来研究人类事物”[10](P58)，达尔文“把历史带进科学领域里”[10](P59)。于是人们 开始推崇科学，于是也就把历史学看作是科学。
由此，无论把历史学看作人文科学、艺术也好，还是看作是科学也好，持论虽不同， 但对历史学的推崇和尊奉是一致的。卡尔站在这样高度来谈论历史学的两重性质，应该 说，对于消融将两者完全对立的观点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同时，对于理解朗克等人 的史学性质观点也有一定的帮助。像朗克那样，很多人既把历史学看作科学，又把它看 作艺术。如朗克说，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事实方面看，历 史学是科学，但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 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但最终史学都不能与它们两者相同，而是综合了两者的 方法。[15](P47)朗克作为西方史学史上以标榜客观主义、科学主义者而著称，但同时 又把史学看作为艺术，其缘由盖如卡尔所讲，是对历史学的一种信奉。当然，也是对历 史认识独特性的一种认识。
柯林武德、卡尔、朗克的史学两重性观点，并没有在历史认识的本质特性上有什么进 展。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将历史认识的本质与历史学的科学性放在一起来讨论。对此， 早在1620年就写出了《新工具》的培根关于真理问题的透譬分析则给予我们以极大的启 发：
钻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 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一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 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 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 迄今还未实行过。[13](P12)
上述两条道路都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出发，都上止息于最高最普遍的东西；两者之 间却有着无限的不同，前者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能是瞥眼而过，而后者则是适当地 和按序地贯注于它们。还有，前者是开始时就一下子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 的东西，而后者则是逐渐循级上升到自然秩序中先在的而为人们知道得较明白的东西。 [13](P13)
在这里，“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越到最普遍的原理”，“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 一些原理”，都是讲人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在这一把握过程中，一是主体的介入，二是 事物的存在，三是主体的活动即实践，这三个因素就构成了认识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只是在第一条道路上，主体介入的成分更大，而且对主体活动即实践也不够重视，“ 对于经验和特殊的东西只能是瞥眼而过”，就认为已经掌握了真理，“开始时就一下子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普遍的东西”，“其真理性即被视为一定而不可动摇”，通俗地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在第二条道路上，认识主体不仅介入，而且更多地去体验实践，“适当地和按序地贯注于它们”。同时，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也没有那么自信，而是去反复多次地体验实践，“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逐渐循级上升”，才掌握真理，“直至最后才达到最普通的原理”，“上升到自然秩序中先在的而为人们知道得较明白的东西”。通俗地讲，这第二条道路就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感性认识。第一种途径，由感性到理性，事实仅是认识主体所发表意见的例证，认识主体宣泄主观的见解是主要的，事实是次要的。在第二条途径中，事实是认识的基础，认识主体通过对其真理性的把握，然后再去观察事实，修正其把握，从而最终达到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在这里，认识主体的意见是次要的，事实所蕴涵的本质是主要的。在认识过程中，为了达到真理性的认识，认识主体必须反复、多次地考察事实，还必须要克服自身的成见。所以培根说：“我们的传授方法只有一条，简单明了地说来就是：我们必须把人们引导到特殊的东西本身，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们在自己一方面呢，则必须强制自己暂时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而开始使自己与事实熟悉起来。”[13](P17)“引导到特殊的东西的系列和秩序”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共性认识”；“必须强制自己暂时把他们的概念撇在一边”就是消除成见。接下来培根就讲了要消除“族类的假象”、“洞穴的假象”、“市场的假象”“剧场的假象”即由于民族、成见、风俗、时代等原因所造成的偏见。
显然，在认识途径上来论述科学性问题，朗克、柯林武德、卡尔都做了。朗克考证史 料的方法(注：朗克考史的特点在于：(1)尽量把个人的感情同历史事实的发展区别开来 ；(2)将档案资料、回忆录等看作是权威资料；(3)对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 识的机会予以考察，看其提供资料是否真确。参见[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 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4—215页。)，柯林武德的历史学 就是“推理科学”的观点(注：柯林武德说：“在历史学中，正像在精确科学中一样， 思想的正常过程中是推理的：那就是说，它是从肯定这一点或那一点而开始的，并继续 追问它证明了什么。”“因而历史学就是一种科学，但却是特殊的一种科学。……其任 务乃是要研究为我们的观察所不能及的那些事件，而且要从推理上研究这些事件。”)[ 9](P284-285)，卡尔讲的历史必须“概括”(注：卡尔说：“说概括与历史无关。这是 胡扯。历史是由于概括而兴旺起来的。正如埃尔顿先生在一册《新编剑桥近代史》中简 洁说的那样，‘历史学家跟历史事实的收集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概括’。”)[10](P68) 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历史学科学性的描述。但这些论述都没有培根从认识的真理性上谈 论科学性较深刻。
而且，培根处于17世纪上半期，正是近代科学诞生、传统人文科学向近代科学转变时 期。培根所讲的发现真理的两种途径，实际上可看作是传统人文科学和近代科学的两种 不同的认识道路。
由此启示我们，历史学究竟是人文科学、艺术，还是一门科学，已不在于历史学本身 拥有什么特点，拥有什么样的功用，也不在于认识主体介入与否，而关键取决于我们是 采用哪种认识途径：是由感性到理性，还是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一切都取决于史家 认识主体的实践。
在我国，对历史认识主体性的重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在纠正极“左”思 潮所造成的不良史学后果中，人们发现了史家主体在历史研究中的主导作用，试图引导 人们对史家主体局限性的重视，从而克服这一局限性，从而使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同 时，受日益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也有一些学者从肯定史家主体性的角度说明了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如：“历史学是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 知识”；“历史现象和自然科学现象一样，乃是客观存在；但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理 解和表述(这是历史学)，则是历史学家心灵劳动(或活动)的结果，是要取决于历史学家 的人生体验”[16]。在这里，如果以“人生体验”即主体介入为由而否认历史学的科学 性，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如上述培根所讲，任何一个认识都需要主体的介入， 都需要主体的情感体验，即使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如果研究者对其研究的对象没有一种 生命的体验，他也没办法把握其本质的。问题的关键又正如培根所说，是把我们的体验 作为唯一，还是作为一种尝试。如作为唯一，那肯定不是科学的；而作为一种尝试那就 具备了科学的品性了。
收稿日期：200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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