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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012-07
一、政党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
古老的中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封建文化和成熟的封建制度。正是此种路径依赖，使得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崎岖而独特，由此导致近代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并没有遵循现代政治学视角下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而是走上了政党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其特点是政党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全方位的支配地位，左右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党辅政，党政一体，甚至会以党行政、以党代政。
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文明演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突破。西方现代政党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国家治理中的政党政治，使得西方国家的上层建筑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实质性影响；同时，伴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进一步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治理和政治进步。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同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伴生物或催化剂。政党政治的形成是在现代国家体制建构完整、运行健康的前提下首先建立起政党组织，然后参与社会治理，独享或分享国家政治权力并展开党际间的和平和有序的竞争。因此，现代国家的政党是近代以来政治国家不断发展完善的产物，亦可看作是政府与社会健康运行的中介组织。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政党是为了赢得治理国家的权力而组织起来的代表机构和表达工具①。但是在中国，政党的产生发展以至政党的性质与此有根本性、结构性的差别，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国一体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传统国家演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短暂，因此，当一些西方国家完成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建构任务之后，积极寻求对外殖民扩张之时；落后封闭的“天朝上国”极少数有识之士才开始意识到，现代国家形态正在历经结构性的变迁，而中国唯有加入此潮流方能不被世界所淘汰。于是他们积极组织起来奔走呼号，将西方现代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党理念引入尘封的中华帝国，力图唤醒沉睡的东方巨龙。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生存的土壤。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脆弱，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生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效仿西方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但这些在中国政坛上只是昙花一现，无法实现中华民族要求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迫切诉求。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的社会既然与欧美不同，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同时，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不仅要走一条独特的革命道路，而且要建立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说明，一党专制在中国同样是行不通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顽固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最终撕毁来之不易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宣布各民主党派为非法组织，导致政治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表明，任何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专制势力和政权都不可能长久。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诞生在这么一种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中国革命的共同目标诉求。其时中华大地军阀混战，外敌入侵，中国共产党立志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明确提出：“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②。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革命阶级、阶层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长期实践中也自觉地、郑重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确立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和政策，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政党是先于现代国家的产生而诞生的，其宗旨主要是模仿西方国家，推翻封建帝制，建立现代政治国家，而不是要在一个现存的国家体制内部争夺或分享国家的治理权。孙中山早期的以党建国思想就是在此理念下建立的政党，其宗旨就是建立与其政党理念相一致的国家。因此这种通过政党不懈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也就势所必然地成为政党的国家，而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同时，政党的权力往往会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这就逐渐促成了中国执政党的全能政党性质③。全能政党往往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倾向，政党的职能并不局限于治理政党事务，而往往将政党事务与国家行政事务直接联系起来，政党直接进入到国家行政决策系统并具体组织国家所有行政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所以，全能政党在现代国家权力体系中处于事实上的决策和领导地位。特殊的政党政治发展路径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全能性政党”，而“全能性政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一个组织和领导国人为夺取国家政权和治理权而努力的党，变为一个掌控庞大国家治理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外部受到敌对势力封锁和内部采用计划经济模式建设国家的党，变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对我们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面临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这一方面给经济社会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严峻的挑战，使党的执政方式遭遇到一系列困境，主要体现在执政主体利益诉求的困境，权力行使方式的困境，等等。由于执政方式遭遇的困境，导致执政资源的大量流失，执政党需要不断及时地补充新的合法性资源，对自身的执政方式进行反思；否则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因为资源流失而严重削弱，甚至出现合法性危机，危及到党的执政地位。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我们党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实现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应当是对“全能性政党”的扬弃。党要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制度和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现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转变，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并实现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以真正提高自身的执政和领导能力。
二、后发现代化背景下威权政治的现实诉求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备受世人瞩目。从“中国经验”论的提出，到“北京共识”的出台，人们都在探讨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科书④；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曾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俄罗斯要学习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一些治理方法；美国一些人士甚至形成这样的意识，认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⑤。
“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问题密切相关，对于在“中国模式”理念下形成的“中国道路”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属于后发现代化模式，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其独特性。首先，中国的现代化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发达国家后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始启动并向前推进的。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历了工业文明，正迈入后工业社会，而我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发展阶段的滞后性一方面注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另一方面，历史发展的逻辑有时是后来居上，也就是说，由于发展的差异性又使我国的现代化具备某些后发优势。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共享性，使得先发国家某些体制和机制的先进性可以被有效利用，而其所走的弯路和教训亦有可能被避免，当然这一切能否被共享和有效利用及共享和有效利用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导的决策能力。其次，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管制型社会转向服务型社会，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封建殖民经济转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封建殖民体制走向资本主义体制存在着显著差异。再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基本原则。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与西方式的，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政府主导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有着截然的不同。正如货币学派创始人M.弗里德曼所指出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将是一个“谜”⑥。前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改革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就是急于和过去一刀两断，他们在新的规范化市场机制产生之前就仓促实行多元化，抛弃了所有行之有效的国家计划调控。然而这一切并未使它们“一步跨越深渊”。与此相反，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邓小平提出改革的另一种思路，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原则，使改革在保持原有“计划”成分的同时，从增量改革入手，依靠一个威权政治中心的力量来促成“社会的分化”，培植出新的经济因素、经济成分，造就市场的、社会的新生力量。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当决策者面对决策信息和资源不足，所面临的未知因素较多，而脱离当前的处境又势所必然时，需要政治权威发挥决策优势。中国这种渐进主义的决策方式使得决策参与者在决策过程中相互协调，减少歧义，扩展趋同性，向各方有可能认同的决策目标接近；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奉行积极的开放政策，引入新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理念。在此基础上，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而逐步地改变政府的管理，调整经济的结构与方式，以此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⑦。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建国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的成功选择，然而弗里德曼的谜底仍未完全揭开，转型的中国仍然面临着诸多的困惑。那么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领导，政治权威怎样才能发挥其正面的、积极的价值取向，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首先，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过程，避免走上先发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同时，市场体系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先天不足，需要政治权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关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的整体发展目标，成为现代化的身体力行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行者。其次，由于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使得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政治领导”来有力地推进。亨廷顿曾经指出，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社会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决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个弱的政府，而且还是一个坏的政府……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⑧。自从本世纪空前规模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强势手段干预经济的运行，对控制危机的蔓延起到了有效的遏制作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一个“强政治领导”，尤其是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就很难摆脱危机而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当然这种“强”是建立在法制健全和政治文明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完善配套的宏观调控基础之上的，说到底是以“法治”为前提。强要强得合法，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不稳定性尤其需要一个有权威的积极的政治领导来支撑，关键是怎样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威体系。然而，由于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社会似乎并不缺乏权威，而缺乏的是怎样正确地运用权威。有鉴于此，目前我国权威体系应该体现在增强政治领导的可信度上，只有政治领导具备了良好的信誉，使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才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与此同时，在强调积极的威权政治的同时，我们同样不要忽视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为基本依据，并根据这一基本依据来确定政治领导的“度”。通过提高政治领导能力和有效性来体现积极性。否则，积极的“过”与“不及”都会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消极作用。所以，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尤其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权威的政治领导，一个主动求发展的政治领导，同时也要求这个政治领导具备完善的民主机制，善于自我约束和把握“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新旧体制合理过渡的优势，既不至于积极过头产生专制，也不至于倒退到拉美型和南亚型那种市场经济发育之初的混乱和无序之中；而是在积极的政治权威的主导下，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因此，后发现代化背景下，在国家治理方面，威权政治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后发现代化背景下威权政治的现实诉求。另外，在厘清了后发现代化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后，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内容及其实现方式的关系。政党一旦掌握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就可以借助并运用国家政权去领导和组织国家及社会生活，从而实现其政治主张和执政纲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其中，政治领导是根本，思想领导是灵魂，组织领导是保证。党的领导的实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全体国民指出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团结和引导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党的领导，应该是实行纵横两向的领导方式，纵的就是政治上掌控国家权力，横的就是社会上主导群众组织。中国共产党既要通过合法的途径、以合法的方式实现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性领导，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又应通过组建社会组织并取得其领导地位来实现党对群众的社会性领导权力。
三 政治驱动型发展模式的逻辑选择
“中国道路”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所谓政治驱动型，就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领导、政治权威起了主导作用，政治权威掌控和配置着主要的政治社会资源，进而引导和带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相应的改革和变迁，同时促进相关因素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共同铸就现代化的进程。正如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除了经济现代化，还应该包括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等。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制度化、民主化和结构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过程往往是互为因果和彼此影响的。但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过程的不同层面经历的时序又会千差万别，其因果关系也会变幻莫测。综观我国政治驱动型的现代化进程，可以发现这样的逻辑路径：首先是由政治权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通过思想解放排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改革开放的新路，“杀出一条血路”，推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同时，现代化进程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从而释放出市场的巨大能量；经济体制的转轨和市场力量的壮大又助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经济社会的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从而引导出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命题⑨。
现代化理论家西里尔·布莱克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而得出了一些独特的研究视角：第一，需要重视和研究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应当注重把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应当注意研究特定社会或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进步上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应当批判地研究特定社会的政治领导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其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⑩。布莱克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对于研究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尤其是第四方面关于政治权威和政治领导的作用问题。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领导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往往能够与时俱进，提出一些新的契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主张，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国际学术界关于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存在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的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成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领导能力、创新意识和战略管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主导作用。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1)。上述关于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对于解释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有一定的适用性，那么，如果要寻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推动力，可能还是应该首推政治领导和政治权威的作用。因为其他因素中国有，但并非中国所独有。众所周知，即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徘徊时期，弥漫中国大地的仍然是极左思维，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们思想僵化。所以，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政治领导和政治权威的复出，进行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现在这种模式。正如布莱克在其著作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12)。布莱克的论述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政治权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属于“政治驱动型的现代化模式”，其中政治权威的领导作用是关键性的因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具有现代化创新意识的共产党的执政精英。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由此构成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创造的一笔重要而独特的政治资产(13)。现代化理论研究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好有幸拥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政治生态环境，诞生了一个拥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规模庞大而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性强且政治上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得天独厚，是指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所不拥有，连一些现代化比较成功的东亚后发现代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鼎盛时期也不具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权威，同时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体系，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也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治理来说尤其适合。
与此同时，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是中国政治驱动型后发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政治驱动型后发现代化模式要求它的政治领导具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质。这诸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最佳效果，才能造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如乔舒亚·雷默在其研究报告《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发生苏联式的内爆是有可能的，但这是假定那是一个处于植物人状态的党，对变革了无兴趣，对它所面临的较深层问题一无所知，并因为无所作为而瘫痪。与苏联相反，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中国共产党目前正患上多动症。它被命运所困扰，对调整和试验过于关心。”(14)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这种独特的品质，才使得中国共产党既强大无比，又“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所以，在此层次上进行考察，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和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定位中国的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采取了政治权威主导的渐进主义改革战略和经济优先发展的发展战略；通过这两种战略的交互作用、合理推进，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互动。同时，将经济优先发展战略与政治稳定压倒一切战略有机结合，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驾双艺术，正确处理了政府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政治驱动型发展模式的逻辑选择。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的确立绝非偶然，它是中国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是各民主党派及全国人民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需要发挥政治威权的主导作用。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过程可以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过程，需要政治领导发挥其决策优势，制订一些前瞻性的战略决策，避免先发现代化国家所走的弯路。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市场发展很不成熟，市场体系、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先天不足，需要政治权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关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因素的整体发展目标，成为现代化身体力行的发起者、组织者和推行者，来动员领导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组织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战略。另外，转型社会的“不稳定状态”，亦需要一个“强政治领导”来组织和推动改革的深入。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领导，由于组织纪律性强且政治上高度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又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独特品质，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开辟了一条独特的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评审意见：论文从中国近代以来政党政治的历史发展、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及后发现代化国家威权政治的现实诉求等方面，综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基于中国政党政治发生、发展的政治生态的分析，所形成的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科学构建的观点；基于后发现代化背景下威权政治的现实需求的分析，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科学开发的观点；基于政治驱动型发展模式的逻辑分析，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全面建设的观点等，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有较为明显的新意。
评审专家：王韶兴，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参见[意大利]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前言，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③任剑涛《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政治空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④⑤胡伟《探寻现代化的模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⑥参见乔耀章、孙枝俏《论积极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模式比较研究》，《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⑦参见程濑兰《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年回顾》，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⑧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页。
⑨参见胡伟《探寻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⑩参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1)参见R.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参见[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段小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89页。
(13)参见胡伟《探寻现代化的中国模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参见[美]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新华社《参考资料》编辑部译，崔之元校对，200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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