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动力环境及策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策略论文,动力论文,我国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747X(2011)02-0162-04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G80-051
修回日期：2010-12-29
顾拜旦先生曾提出“一切体育为大众”的思想，《奥林匹克宪章》也明确地将“鼓励和支持大众体育的发展”列为国际奥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也提出，要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激发的群众体育热情保持下去，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运动。当前我国提出了体育强国建设的发展战略，而世界体育强国建设必须着眼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着力于一个国家的群众体育发展水平。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后和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把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全民健身效应得以积极发挥并持续发展，促进群众体育的蓬勃发展，无疑是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责任。鉴于此，笔者试从系统科学论为研究视角，揭示当前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环境，意在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城乡群众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现状分析
1.1 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乡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发展，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开展了各具特色的群众体育活动，在2007年就有3.4亿城乡居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尤其是我国城乡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从2007年以来，全国共创建了2 379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我国7岁以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28.2％。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要增加到占总人口的40％左右。
我国城乡群众体育资源建设成绩显著。截至2009年，共建设完成了约17.71万个农民体育健身场地、30 000多条全民健身路径、177 133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57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和41个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在老少边穷地区援建综合性健身馆318个。截止到2004年底，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共有群众体育干部5 461人，省、县(区)体育事业单位从事群众体育工作的14 072人，省、县(区)和乡镇街道的专兼职体育工作人员139 753人，社会体育指导员430 491人，全国体育教师30余万人。北京奥运会培养了近10万人体育志愿者。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有70 000多个体育活动站和240 000多个体育活动点。截止到2005年，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社会体育组织或管理的指导中心。到2008年，全国共有77个国家级运动项目协会，24个中央部门行业体育协会。
城乡群众体育法规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从国家体育总局了解到，在《现行有效的体育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目录》中，专门针对群众体育的就有30个。对于地方的有关行政法规，据不完全统计，仅2001-2004年间，省(市)级人大颁布的涉及群众体育的法规文件为25项；省(市)级人民政府颁布的涉及群众体育的法规文件为111项；省(市)级体育行政部门颁布的涉及群众体育的法规文件为149项；省(市)级体育局和有关部门联合颁布的涉及群众体育的法规文件为59项，保障了群众体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1.2 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首先，群众体育发展不平衡，体质差距明显。据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参加体育锻炼高出农村居民24.1％，且“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乡村居民的2.7倍。20～69岁年龄段城乡人群体质差距明显，城镇人群高于乡村人群，特别是40～69岁年龄段的城乡差距最为明显。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状况和国民体质水平差距较为明显，呈“东高西低”的状态。如上海、江苏、山东、广西、北京5个省(区、市)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大于103.00，江西等15个省(区、市)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在100.00～103.00之间，宁夏等7个省(区、市)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在97.00～100.00之间，而新疆、贵州、青海、西藏等4个省(区)的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则小于97.00。另外，我国中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青少年学生等特殊人群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资料显示，我国40～60岁年龄段的中老年人体质总体水平比2000年略有下降。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约有40％的农民工带病上岗，身体健康状况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农民工职业病检出率高达42％。我国大、中、小学生的肺活量以及速度、爆发力、力量及耐力等素质水平呈下降趋势；肥胖检出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仍居高不下，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其次，缺乏体育锻炼场地设施和健身指导，基层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不健全。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影响其参加锻炼的主要因素中居第2位的是“缺乏场地设施”(16.6％)。有1/3的城乡居民在参加体育锻炼过程中接受过健身指导，但接受过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的比例仅为5％左右，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知识和运动技能主要通过“自学”获得。同时，城乡基层群众体育组织机构、干部队伍、管理制度和方式、资源条件和配置方式等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应群众体育活动的新形势需求。
第三，城乡居民体育健身观念有待进一步提高，体育健身锻炼内容和形式较单一。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但这与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还有一定的差距。其中，16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中达到“经常锻炼”标准的人数占全国同龄及以上总人口的8.3％；达到“经常锻炼”标准的城乡居民的比例是13.1：4.1。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每月不足1次”为13.9％，“每周3～4次”占了16.0％，“每周5次及以上”为23.8％。特别是中青年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较低，如20～29岁年龄段，每周参加体育锻炼低于2次(含2次)的人数比例达75.5％。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影响其参加锻炼的主要障碍中有13％是因为“自身惰性”，在不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有20.4％的人认为“没兴趣”、有12.6％的人认为“没必要参加”。另外，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中，有62.0％的人以“健身走”、“跑步”作为主要锻炼项目，有22.2％的人以“单位或住宅小区体育场所”为主要锻炼场所，有49.2％的人是与朋友、同事一起参加体育锻炼。
2 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动力环境因素分析
2.1 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的提出
系统科学论认为，系统集合了若干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要素，并合力地对既定的目标和目的产生一定的制定功能，系统一般由要素、系统和环境构成。而环境对系统运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这种影响表现在系统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中所作出的反应是否及时，以及能否有着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性。所谓的动力环境，简单地说就是指促进系统良性发展的动力因素。众所周知，群众体育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可持续性也是一个多环境因素综合协调和制定作用的结果。因此，研究群众体育动力环境对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群众体育的动力环境是多元的，并且这些要素对群众体育系统发展的支持贡献率是不一样的。因此，研究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要素并确定主成分，是研究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
2.2 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因素指标的确立
指标的最初设计主要是通过对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归纳和提炼等，假设性地拟出了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理论模型及指标体系。然后把指标体系设计成问卷咨询表，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办法，抽取106名有关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等的专家、学者等对问卷进行了判断、选择和丰富。通过对专家组2次的咨询和调查，最终确定了群众体育动力环境的6个一级指标和30个二级指标。在第3次调查问卷中，请专家根据相关度按照由高到低进行满分100分赋分，然后课题组人员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按照以下主要依据对指标进行筛选，并最终确定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的4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见表1)。其主要依据为：(1)所选指标的平均得分在3.５分以上(达到总分的70％)；(2)指标的变异系数小于0.25，变异系数指各个指标的标准差与其加权平均值之比，变异系数值越小，表明专家评价结果的分散程度越小，一般认为变异系数大于等于0.25，则认为专家的协同程度不够；小于0.25，则认为专家的协同程度高，较集中；(3)专家的评价结果取得一致性检验。如果P>0.05，认为专家意见的评估或预测的可信度差，评价或预测结果不可取。如果P<0.01或P<0.05，则认为专家意见的评估或预测的可信度高，评价或预测结果可信。
研究表明，在所有指标的变异系数中最大的为0.194<0.25，说明指标的集中度高。指标的专家平均得分都在3.5分以上，专家评价的一致性系数为0.627和0.738，且P值均小于0.01，说明专家对指标的认可度较高，符合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影响因子的评价指标。
2.3 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重度关联要素分析
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请专家对群众体育动力环境的二级指标的回答从非常同意(5分)、基本同意(4分)、不知道(3分)、基本不同意(2分)、完全不同意(1分)进行赋值。其中，在专家的建议下，把“B29、B34、B32和B30”“整合为“硬件设施项目资源”一个指标进行考察，并命名为B35。然后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结果进行R型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其KMO=0.762，Bartletts球型鉴定结果显著，说明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再按照特征值大于l及微调处理最终选取了重度关联要素5个主成分。然后请专家将这些指标按照影响程度由重到轻的顺序，在5—1之间进行依次降序赋值，最后求出专家判断值的权重，以此得出群众体育发展动力环境重度关联要素(见表2)。
研究表明，群众体育运动发展的动力环境主要包括：(1)国家政治需求，是指国家基于政治稳定、政治文明、国家形象、公民素质、人口质量等利益需求，而对群众体育存在与发展及维护其存在与发展的良好诉求或强调，并上升为一种强烈的国家意志；(2)政策效能，是指基于群众体育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所发挥的最佳效能，主要体现在政策制定的全面性、完善性、及时性和与时性，以及实施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3)组织与管理，是指基于群众体育发展的组织与管理方式、水平、组织结构等的最优效能或水平；(4)硬件设施项目资源，是指基于群众体育发展相匹配的健身娱乐场地器材和设施的总量和良好的质量、更新性等，以及健身娱乐项目的数量和良好的新颖性、娱乐性和健身性等；(5)公民观念，一是指公民个人对体育健身的良好评价、态度、意识、选择和行动等，二是指一定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全民健身的良好整体态度、看法和行为方式，以及所表现的整体良好意志、愿望、情绪、风尚和习俗等。其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动力环境系统(见图1)。
图1 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动力环境系统示意图
3 促进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对策
3.1 从国家政治需求上实现向群众体育发展的重点转移
良好的国家政治需求(政府决策)是促进我国城乡群众体育发展的首要动力因素，可以说，我国竞技体育之所以在北京奥运会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是与国家的意志分不开的。所以，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国家意志的支持和适时强调与引领。虽然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城乡居民群众体育的意识，但要保持我国的竞技体育强国，仍然需要群众体育的发展作为基础。同时，当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中着力宣扬了要关注民生，而发展群众体育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要求又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也足以体现确立我国群众体育地位的时代要求。因此，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意志从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大发展的积极转变、强调和引领。需要国家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对群众体育提出新要求、新标准、新计划、新目标和新理念等。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赋予公民个人体育健身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时代感、利益感和尊严感，激发公民全民健身的热情。
3.2 强化政策性能
政策效能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策的跟踪和监控，政策的有效性、时效性、与时性和全面性等。虽然我国城乡群众体育法规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国外相比还比较薄弱。如法制意识淡薄，法制落实不到位，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时效性不强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城乡群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的群众体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一些法规制度未必能够适应现代群众体育的发展和需要。因此，我国必须要通过详细、具体、适时的立法来予以保障与引导。首先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在认真分析落实已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法规制度的创新，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群众体育法规体系，特别应加强激励机制建设。其次要加强法规制度的完善性和全面性，如：群众体育经费的筹集、投入与管理；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使用、管理、保护等规定；学校、公园、绿地等对群众体育活动场地与器材的配置、管理、维护及对外开放的制度规定；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队伍建设与管理；群众体育科技创新奖励等。同时，要提高法律法规的政策效能，加强政策法规的跟踪、监控、反馈和修进等，保证法律法规的高效能和得到正确的贯彻与执行，切实维护公民全民健身的权利与利益需求。
3.3 深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推行社会化管理
良好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是群众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我国可以借鉴芬兰的体育管理体制，芬兰是世界上大众体育开展得好的国家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良好的社会管理与运营来推动大众体育活动的发展。芬兰首先由教育部代表中央政府行使对全国大众体育事务的管理，同时如社会福利部和内务部、社会事务部和健康部等承担少量相关工作；然后是省政府办公室在教育部的指导下监督和检查本省体育服务的实施与管理，以及评估、协调建设项目的资助和咨询；最后由地方体育议会负责地方群众体育事务的管理。芬兰大众体育的运作与发展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公民和社会体育组织的广泛参与，通过社会运营管理和基层组织开展大众体育活动。据资料显示，在1960年全国就有96.7％的地区设有各种社会体育组织，20％的芬兰人都参加俱乐部组织的一些体育健身活动。在芬兰，大众体育的社会组织主要分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主要负责发展体育教育、教练指导和赛事等系统，提高芬兰人的体育参与机会，组织全国和国际性的体育赛事等)、地区性体育组织(主要负责本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体育和俱乐部的发展等工作)和体育俱乐部(如体育联盟、中心联合会、足球联合会和工人体育联合会等)3级结构。
而当前我国的群众体育依然存在管办不分、基层组织队伍发展不健全、社会化管理程度不高，以及经费来源渠道少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群众体育活动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的新问题和新要求，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审视群众体育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努力打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一些已经不适应后奥运时期要求的组织与管理模式和思维方法。建议各级政府积极转变职能，深化群众体育的组织与管理，逐步由政府管理过渡到社会组织管理。特别是应建立以城乡社区为载体，形成全社会支持的管理体制和多元化投入的格局，着力发挥市场在群众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逐步推行社会化管理。
3.4 强化设施项目资源建设和有效利用
场地器材设施和健身娱乐项目的数量、质量及新颖性、舒适性等都将直接影响人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而目前我国的体育场地设施还存在如大型体育场(馆)闲置、群众性基础体育设施不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对外封闭等问题。为此，城乡公园、绿地、居民住宅区等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与更新等，都应当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健身娱乐需求相适应，特别是农村地区还应当考虑农村生产劳动季节和文化生活习惯。同时，要充分合理有效利用现有体育场地和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打破长期以来我国体育设施条块分割的局面，特别是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和大型体育场馆应对周边群众对外开放。另外，要加强与鼓励体育用品与器材的新产品、新材料、新功能等的创新设计与开发，要积极优化项目文化资源，吐故纳新，除旧布新，开展休闲体育活动，推进群众体育服务产业向大众化、多样化、新颖化、休闲化方向发展。以此满足不同大众阶层的体育需求，提高群众体育锻炼质量与活动新品味。
同时，要培训大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和服务者。事实上，指导员和志愿者不仅仅是群众体育的宣传者、组织者、指导者及场地设施的维护者，而更应该是群众体育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源。而当前我国的群众体育指导员和服务者都比较欠缺。有资料显示，我国在参加体育锻炼人群中，有2.7％的人是自行锻炼，有52.0％的人通过自学掌握运动技能[３]。因此，国家应该加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的培训，特别要充分利用北京奥运会期间所培养的志愿者，努力扩大和提高社体指导员及服务者队伍数量和质量。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体育志愿指导与服务长效机制，更加广泛地动员运动员、教练员、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体育爱好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到群众体育服务中去，成为活跃群众体育工作的推动力。
3.5 适时强化和引领公民观念
公民是全民健身的利益主体，也是全民健身参与和推进的活动主体，观念是行动的先导。而根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人们对全民健身的需要相对满足了，这些以前驱使并已经获得基本满足的需要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是一股激励力量，必须要以新的刺激，才会激励人们对全民健身新的热情。所以要适时强化和引领公民的体育健身观念。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适时地对公民的体育健身观念施以新的刺激。特别要形成强大的群众体育社会氛围和舆论导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激发、引领公民个人的体育健身意识和需求。也只有公民个人体育健身的思想和观念增强了并与时俱进，我国城乡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才具有永恒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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