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周恩来早期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述评论文,近二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周恩来早期研究（1924年旅欧归国以前）取得不少成果：编纂和出版了一批文献史料；陆续出版了多种专著；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早期研究和回忆文章。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于早期文献史料最早问世，早期研究也最早开展起来，成果不断涌现，逐渐形成高潮。以后，周恩来研究全面开展，早期成果相对减少，但仍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现就周恩来早期思想与实践研究的十二个方面，作简要述评。
一、早期文献史料的出版和多种专著问世
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第一手原始档案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本条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根据翔实的史料，才能作出科学的评价。几十年来，尤其是1976年以后，天津等地学者先后发掘出周恩来青年时代主编或参编的一些报刊，如南开《敬业》、《校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少年》、《赤光》等等，搜集到周恩来早期的诗文、书信、作文、日记等大量文稿。经过整理、考订和编纂，70年代末期，《南开敬业周恩来文选》、《南开校风周恩来文选》、《五四前后周恩来诗文集》、《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及《续编》、《周恩来旅欧通信》、《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等先后出版，给早期研究提供了条件，大大推动了研究的开展。90年代初期，一部包括更多著作的《周恩来早期文集》又编纂问世。一些学者使用了周恩来“南开校中作文”和“旅日日记”，周恩来早期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
在早期文献出版前后的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反映周恩来早期经历和思想的多种专著也先后问世。如：胡华的《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怀恩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王永祥、刘品青的《为了中华之崛起——周恩来青年时期的生活和斗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镜如的《周恩来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的《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纪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稍后，还有王建初的《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宋一秀的《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上七种著作，前四种主要是综合反映周恩来青少年时代成长历程的史学传记性著作，有的作了一些文学加工。后三种则从不同角度，着重介绍和论述周恩来早期的思想。其中，《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纪事》还介绍了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的50多篇作文和旅日日记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思想发展变化情况。1995年12月，庞瑞垠的一部可读性较强的文学性传记《早年周恩来》，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报刊上还发表了介绍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经历的“年表”多种，出版了《五四运动在天津》、《南开话剧运动史料》、《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等。所有这些著作，对帮助人们全面了解青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推动早期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重要作用。
1989年，中央文献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和力平、方铭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898—1949）先后出版。这两部广泛大量采用第一手原始档案史料、严谨求实的著作，堪称信史，标志着当前周恩来研究的里程碑。两书都采用了周恩来的南开作文和旅日日记，对青少年时代的论述，较此前中外出版的所有传记类著作更为翔实。
二、周恩来的家世和童年
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人的一生有重要影响。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周恩来，必须弄清他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迄今为止国内外出版的许多有关周恩来的传记性著作，大都对他的家世和童年有所论述，但80年代以前出版的这类著作，有的史实不完全准确，尤其是海外出版的很不准确。70年代末，周恩来的故乡淮安县委组织编写的《周总理与故乡》〔1〕， 比较翔实地介绍了周恩来出身的家庭、社会环境和凄凉不幸的童年，为研究者提供珍贵素材，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和广泛采用。
过去有的海外著作说，周家在淮安“购置广大田产”，国内一些人中也流传周出身大地主家庭。《周总理与故乡》以具体事实纠正了这些错误说法，指出：周恩来祖父周攀龙由原籍绍兴到江苏淮安给县官当了多年师爷，遂迁居淮安，死后遗产仅有一处住宅，没有田产。其后家境衰落，周恩来父亲周贻能为了谋生，长期在外地任小职员，工资难于养家，靠典当借债度日。但8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的学者在查阅了有关地方志和周氏族谱等多种档案史料，细心考证后，对已被中外学者尤其是传记性著作广泛采用的《周总理与故乡》的个别说法，又提出不同的意见。有的指出：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没有出任过山阳知县”，仅只“当了多年连县志都上不了的师爷”〔2〕。 有的指出：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也没有“做了三十年县知事”，仅在清河县做了九年知事。〔3〕
周恩来与中国当代文豪鲁迅（周树人）是否本家？这是一些中外人士和周本人都关心的问题。1938年10月19日在武汉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发生兴趣，他们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有的核查了数十种浙江周姓世表，长期考证分析，结论一致认为：周恩来和鲁迅应是本家， 他们都是约900年前的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的后代。〔4〕
三、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
1.思想发展的历程
这是研究的热点。学术界分析了周恩来的家庭出身、学校教育、留学生活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根据他青少年时代著作和实践活动，对其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进行了剖析，认识基本趋于一致。绝大多数认为，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经过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程。许多学者还分别专门对周恩来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特点和形成发展的具体情况，作了更为具体的专题论述。不过，个别人的看法还不尽相同，80年代后期，有的学者对青年周恩来思想发展的历程提出异议，认为周恩来并非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直接发展成马克思主义者，其间经历了五四觉悟社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倾向阶段，那时他的基本思想还是进化论的历史观，显然还不懂得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周恩来是后来旅欧时经过对各种社会思潮反复推求比较，才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5〕
2.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
大多数学者意见，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19—1917年中小学时期
在学校接受“新学”教育，并受时代环境和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在小学就产生“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学时进一步认识政治黑暗腐败、国家危机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进一步培育了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2）1917—1920年留日和五四运动时期
在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对他原来的一些思想有很大冲击，回国后参加并领导天津五四运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受到很大教育，进一步学习并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3）1920—1924年旅欧时期
对欧洲社会实况进行认真考察，对各种社会思潮反复进行探索、推求、比较，思想发生新的飞跃，确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三个阶段划分的基本框架，是向实1979年发表的文章最早初步提出的〔6〕。以后许多学者发表的论著，不断丰富、 充实和深化了这一论点。
此外，有的学者更具体地划分为小学、中学、留日、五四、旅欧五个阶段，但所述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与三个阶段阐述大同小异，基本一致，没有原则分歧〔7〕。还有的学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 研究周恩来的思想，认为五四时期周恩来提出的“革心”与“革新”，是其早期思想的特征，自我“革心”是实现社会“革新”的道路，社会“革新”是自我“革心”的目的。周恩来这种由个人“觉悟”和思想道德的完善来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模式，在具体实践中无疑有难于克服的矛盾，但它表现出对传统道德的宽容调和态度，这对后来周恩来一生形成的独特风格，仍留下些许影响。〔8〕
四、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确立时间
70年代末期，受文献资料尚未完全公开的限制，人们对这一问题尚未深入研究，看法不明确，或意见分歧。如有人认为：1920年5、6月间，周恩来在狱中6次系统地给难友讲解马克思主义， 说明他“在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征途中已有相当造诣”。有人认为周恩来到欧洲后不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英文版），并在关键的几句论述下面，划了着重线， 说明他“已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有人说1921年1月他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 已鲜明地提出中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有人认为：1921年春他参加巴黎共产党小组，“标志着共产主义思想已基本确立”等等。
后来，一些学者先后发表论著，引用周恩来自己的说法，明确指出他是1921年10月（或秋后），才最后确立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的。上面引用的1979年向实的文章，已提到“周恩来同志说，他自己是在1921年10月后才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的。1981年5 月出版的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的《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纪事》，详细引用周恩来1922年3月给国内觉悟社员的信中回顾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 确立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这个意念的决定，分开来可以说，思想颤动于狱中，津会时受了不少施以等主张的暗示，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启发，……出国后得到了施珊一封谈主义的信，引起我采求的兴味，最后同念吾、奈因经了多（次）的讨论，直至十月（按：指1921年10月）后才正式决定了。”信中并庄严的表示：“我认定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9 〕《纪事》根据这段非常明白的话指出：1921年10月，“在探求真理的艰险道路上，周恩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英勇果敢的抉择，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他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光辉历程”。〔10〕
此后，一些学者发表文章，都同意上述周恩来自己的说法，肯定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1921年10月（或秋后）最后确立的〔11〕。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
五、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学术界主要关心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周恩来的历史地位、贡献等问题，对以下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果。
1.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问题
1976年中共中央的悼词，根据原来形成的档案，说192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员。此后史学界大都沿用这一说法。但也有些报刊文章对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仍有几种不同说法。因此，1983年有的读者向中央党刊《党史研究》提出询问，该刊岳兵、兰源按“悼词”精神作了答复。〔12〕
1984年，刘焱发表《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问题的探讨》的论文，指出：“周恩来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认真弄清和合理确定周恩来的入党时间，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其伟大历史功绩有重要意义。”作者根据原始档案资料和有关当事人的证词及回忆文章，对周恩来入党前后和中共创建前后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述，结论提出：“周恩来1922年入党的说法，即使是组织裁定，也是不完全合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根据尊重史实、服从真理、实事求是的原则，周恩来“1921年3月，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 参加巴黎共产党小组”，“属于1921年入党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13〕。文章发表前后，作者曾先后上报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据说，赵世炎夫人夏之栩也向中央提出相同意见。1985年6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重新确定周恩来的入党时间为1921年〔14〕。中央文献室周恩来研究组也为此发表《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一文，对此问题作全面说明〔15〕。此后，中外学者公认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2.周恩来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
综观学术界的许多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贡献：（1 ）在中共正式建立前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2 ）积极参与并推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对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优势，对早期党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3 ）参与创建并领导旅欧中共党团组织。（4 ）在建党工作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强调共产党人要坚持共产主义的科学信仰，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5 ）从建党开始即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既重视发扬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6 ）反对对党的领袖的个人迷信，反对奴隶主义，提出处理个人、组织和领袖关系的正确原则。（7）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和训练。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早期建党的理论与实践，使他参与领导创建的中共旅欧党团组织成为当时全国各地最坚强的党团组织之一，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作风较好的优秀干部，如朱德、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16〕
六、周恩来早期与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有开创性的、长期的杰出贡献。但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社会历史原因，我国出版的有关著作、教科书和报刊文章中很少反映，世人知之甚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学术界通过科学研究，以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周恩来在武装革命斗争中的历史作用，作出应有的评价。
学术界一致指出：早在1922年前后，周恩来就不仅一般地赞成暴力革命，而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始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17〕有的论者进一步认为，周恩来在建党初期旅欧时的一些著作中，就“明确提出了以下观点：（1）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流血的武装斗争；（2）武装斗争是极长期的；（3）必须依靠军队；（4）这个军队与旧军队不同，必须建立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它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主要应采取什么方式这个根本问题”〔18〕。正因为如此，到大革命及以后的革命时期，他能比较自觉地集中主要精力，承担起开拓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重任，在建军、探索人民战争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等方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学术界不少人根据史实发表论著，给予应有的评价，纷纷指出：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极端重要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是“我党最早明确提出创建革命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是“人民军队的一位杰出奠基人”；是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党中央卓越领导人。〔19〕
七、周恩来早期与党的统一战线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先驱，建党初期他就对党的统战工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做出杰出贡献。
1.较早地认识和宣传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五四运动的斗争实践中，周就认识到必须团结各界反帝爱国力量，其统战思想开始萌芽。旅欧时期他批判对国共合作的污蔑，积极宣传要救中国“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
2.强调国内革命统一战线，必须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所认定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3.1923年6月，在国内尚未正式实现国共合作的时候， 周恩来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领导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率先与国民党实现联合，并受孙中山委托，帮助国民党建立旅欧组织，充分显示了统战工作的才能。
4.在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中，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强调共产主义者参加国民党既要遵循共同革命纲领，积极从事国民革命，又要牢记“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
论者指出：周恩来早期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使旅欧支部成为既坚持统一战线，又保持无产阶级独立性的典范；也为党积累了宝贵的统战工作经验，为他后来成为全党统战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共尔后形成一套完备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
八、周恩来早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学术界的一些论著指出：在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周恩来旅欧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就初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较早地提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观点：
1.强调寻求救国真理，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他明确提出旅欧的目的是“虚心考察，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21〕在批判了各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会主义思潮之后，他庄严地宣称：“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同时，又强调“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致宜”〔22〕，即要结合中国国情。这种理论结合实际、结合国情的思想，后来成为他一生思想作风的一个突出特征。
2.较早提出要正确指导革命，必须分清敌、我、友的思想。
1924年他就指出：“革命无疑是确定的了，但我们需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23〕
3.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
周恩来认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封建土豪、洋行买办“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而工人、农民、知识界、新兴工商业家、海外华侨是五派革命势力。他还对五派分别进行了分析，并强调劳动阶级是“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24〕
4.较早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有一个革命政党领导的思想。
他指出：“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遥远。”〔25〕
5.阐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
他比较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相互联系和区别。
6.揭示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阐明中国民主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他强调国际无产阶级要与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样，我国革命就有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26〕
论者认为：周恩来早期的上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涉及到我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虽然有的观点还不够成熟和确切，但在党的幼年时期，这些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党的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27〕
九、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
一些学者研究了周恩来早期的哲学思想，他们大都联系其政治思想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有的认为，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小学时期。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老子的朴素唯物论结合起来，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阶段为留日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唯物史观有了萌芽，并能初步用发展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去观察问题，分析矛盾。第三阶段为旅欧时期，完成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28〕
有的认为，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中反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三个重要内容：一是从社会矛盾入手，考察和分析欧洲的社会制度，认定共产主义是“救时良方”。二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本质，明确它们是革命对象。三是坚持群众观点，肯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号召劳苦大众实行联合。〔29〕
还有的人考察了周恩来思想方法的形成及其总的特性，认为周恩来从青少年时期起，就逐渐形成“思辩与求实的个性”，先在学理上认识，后在实践中深化。这种思想上对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偏爱，为其后来接受马列主义作了良好的思想准备，直至后来成为一位辩证大师。〔30〕
十、周恩来早期思想与传统文化
学术界认为，周恩来早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的学者指出：他自幼在嗣母身边和受私塾传统教育，中小学时期开始接触“新学”，对西方新思潮也表现出很大兴趣，但他仍读中国传统的“圣贤之书”，并主张“深究而悉讨”，深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影响，主张立身处世“本天性，赖良心”，“相接以诚”。对道家老聃学说也倍加推崇，并把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调和起来，认为老子的“生存常道”与赫胥黎“物竞天演”的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民主科学相号召，人们喊响“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西方新思潮滚滚涌入，对周恩来也有很大影响。但他对传统文化已开始懂得要采取分析态度，他赞成排孔，但不偏激而全盘否定。他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继承儒家大同理想，融会西方有价值的新学说，使他的早期思想充满活力，并从人生观、历史观、方法论等诸方面，为他后来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了思想准备。〔31〕
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早年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泛道德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想依赖个人道德的扩张而促使社会进化。但他所推崇的道德，已不是儒家迂腐的“三纲”、“五常”，而是揉和了世界上多种学说，将“诚”、“人格”、“良心”等诠释为“孔之忠恕，耶之灵性，释之博爱，回之十戒，宗教之所谓上帝，圣贤之所谓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也”，从而形成一种宽容的态度。他还将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都理解为互不相悖的良策，认为二者都可用来“明公私之争，舍人我之竞”。这就铸就了早年周恩来的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人们可以看出：这对他一生思想品格特色的形成不无影响。〔32〕
还有的学者认为：周恩来深受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悲壮历史的启迪，逐渐形成深受中外称赞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领导品质，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礼仪风范、仁慈厚道、清廉俭朴、忍辱负重等优良品质，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华。〔33〕
十一、周恩来早期显现的思想品德风格
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恩来是举世称颂的思想品德高尚、风格独特的伟人，这是在自幼受家庭、学校的教育和熏陶，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及本人奋发向上、努力自我修养中逐渐培育起来的。在学生时代已显露端倪，到旅欧时期开始逐步形成，在长期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臻于成熟，形成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又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独特风格，展现出令人叹服的异彩！
学者们认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传统美德的熏陶；西方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漫长的烈火般激烈革命斗争的锤炼，造就了这位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理想，光明磊落，无私无畏，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清廉俭朴，风格独特的伟人。学术界引用许多具体史实，阐述和赞誉周恩来青年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追求真理、爱国爱民、关心集体、热心公益、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相信群众、求是务实、民主谦逊、宽厚真诚、言行一致、严于律己、勤俭纯朴等高尚思想品德和优良作风。〔34〕
有的学者还从不同方面、角度剖析周恩来早期开始形成的独特思想风格。有人认为：周恩来思想风格的形成经历了学生时代的调和、旅欧时期的求异和尔后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求同三个阶段。调和不是不问是非，庸俗调和，而是综合各种观点之所长，形成自己独特见解。求异是他旅欧期间寻求救国真理时思想风格的主流，这加强了他与旧思想决裂的彻底性。求同则是早期调和思维上升到一个更高层次，是建立在革命辩证法基础上的，这使他在革命的许多重大关头，解开一个又一个矛盾死结，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对稳定党和国家大局， 做出特殊贡献〔35 〕。还有人认为：周恩来从小温馨的母爱、败落的封建仕宦家庭和社会环境，以及四处漂泊的生涯，使他自幼渴望安定、和谐，这使他后来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后来在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而南开学校时期培育起来的“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事无不尽力”的出于个性本色的集体主义义务感，日后便十分自然地溶入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人格基础之中，这“正是他在党的事业遭遇多大挫折也会勇往直前，在个人名誉受到多大误解也不会拂袖而去的心理基础”。论者并认为：“周恩来是现代中国革命家中，无论是道德品质和政治品质，都给后人留下很深印象和影响的人格典型。”〔36〕
十二、其它方面问题
此外，有关周恩来早期其它方面的问题，或因资料较少，或因问题较专较特殊，研究的人员不多，有的问题至今仅个别人作过研究，发表的成果也较少，或仅有个别成果。如：王永祥、郑健民、孔凡丰的《周恩来同志的早期教育思想》（《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3期）、 季明的《周恩来早期经济思想初探》（《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5 期）、崔国良的《周恩来对我国早期话剧运动的贡献》（载《中外学者论周恩来》）、魏家俊的《论周恩来早期文艺剧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特色》（《淮阴师专学报》1988年4期）、 廖永武的《周恩来同志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学报》1979年3期）、林代昭、 胡华的《周恩来同志与“赤光”杂志》（《百科知识》1980年2期），以及张象、 林代昭等人分别评介周恩来旅欧期间对国际问题的精辟论述等等，这些成果，对全面了解周恩来早期的思想与实践，也是必要的和对人们有帮助的。
综观近20年的周恩来早期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仅研究范围较广，从多个侧面进行了剖析和评介；而且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展研究初期许多成果侧重史实的叙述和史料的展现，现已逐渐向深层次的研究展开；个人迷信时期残留的套话或拔高现象已逐渐清除；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精神有所发扬；某些禁区和不科学的陈说已被突破，研究正向更加科学的新阶段发展。有的外国报刊和评论家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指出：“如果这种倾向在周恩来研究领域越来越强烈地深入发展下去，那么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毛泽东研究领域。”这对于打破“神话”，“扫除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障碍上，将具有一定意义”〔37〕。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研究的发展不平衡，有些方面如早期与建党、统战、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旅日时期等的研究尚显薄弱，整个早期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今后应当：（1 ）加强研究的学术性和科学性。继续发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提倡独立思考、理性思维和深层次剖析，鼓励大胆发表独立见解，开展学术争鸣。各报刊应为不同观点的争鸣创造条件。（2 ）加强整个周恩来研究的计划性和组织性。克服目前力量分散，无统一规划，彼此信息不灵，交流不够，课题重复，力量浪费等现象，建议尽快成立民间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周恩来研究会”，创办专门的周恩来研究刊物。（3 ）把周恩来的早期和一生联系起来研究。周恩来光辉伟大的一生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他早期培育起来的思想、品德、知识、才能、作风为后来成就伟大业绩打下基础，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对周恩来的认识就能更深入一步。（4 ）改革妨碍学术发展的、封闭式的、落后的档案管理，尽快开放并积极搜集、整理，公开出版有关历史文献史料，以促进研究的深入开展。
注释：
〔1〕中共淮安县委编写组：《周总理与故乡》， 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1985年修订再版，更名《周恩来与故乡》。
〔2〕孙芝瑶：《周恩来家世、童年和故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刘焱主编：《中外学者论周恩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邵景元、李军：《万青选官职考辩》，《南开学报》1991 年1期。
〔4〕胡正耀、蒋聪顺：《鲁迅和周恩来的祖籍考》， 《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1期；陈建章、梁绍辉：《周恩来鲁迅世系考》， 《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1期；晨朵：《周恩来与周树人亲属关系考》， 《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5期。
〔5〕胡长水：《论觉悟社的思想倾向和周恩来的早期思想》， 《近代史研究》1988年2期。
〔6〕向实：《光辉的榜样，伟大的转变》，《学术论坛》1979年2期。
〔7〕王建初：《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发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8〕温乐群、 刘健清：《试析青年周恩来改造社会的思维模式》，《南开学报》1989年2期。
〔9〕周恩来：《伍的誓词》（1922年3月），载天津《新民意报》1923年4月15日。
〔10〕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室：《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纪事》。
〔11〕韩荣璋、王永祥：《中共创立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争鸣》1982年1期；魏宏运：《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 《光明日报》1983年4月20日； 李海文：《周恩来同志确定共产主义信仰时间小议》，《文献与研究》1983年5期。
〔12〕岳兵、兰源：《答读者问（关于周恩来、瞿秋白、彭德怀同志入党时间等问题）》，《党史研究》1983年2期。
〔13〕刘焱：《关于周恩来入党时间问题的探讨》，《南开学报》1984年4期。
〔14〕《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4期。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周恩来的入党时间是1921年》，见《党史研究》1985年4期。
〔16〕参见以下文章：胡华、王建初：《试论周恩来同志旅欧到大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韩荣璋、 王永祥：《中共创立时期的周恩来同志》，《争鸣》1982年1期； 侯杓初：《周恩来同志与中共旅欧支部》，《学习与思考》1982年1期；杨世钊：《周恩来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贡献》，《南开学报》1989年2期。
〔17〕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 年12月15日）。
〔18〕刘焱：《建党初期周恩来的武装斗争思想》，见《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9〕参见以下文章：李吉：《周恩来——我党最早明确提出创建革命军队的卓越领导人》，《历史知识》1983年1期； 力平：《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2期； 魏德松：《人民军队的一位杰出奠基人》，《军事历史》1988年1期； 刘焱：《论周恩来早期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南开学报》1989年2期； 刘焱：《周恩来是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先驱》，《南开学报》1994年1 期。
〔20〕郑健民等：《旅欧期间周恩来同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贡献》，《南开学报》1980年2期； 牛国旗：《周恩来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3期。
〔21〕周恩来：《致陈式周信》（1921年1月30日）， 《周恩来书信选集》。
〔22〕周恩来：《西欧的“赤”况》（1922年3月）， 载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2期（1923年4月15日）。
〔23〕—〔26〕周恩来：《革命救国论》，见《赤光》第2 期（1924年2月1日）。
〔27〕本节参见以下文章：王贵书：《在旅欧和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理论贡献》，《周恩来青年时代》第5 期（1984年）；李吉：《周恩来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历史知识》1984年1期；刘焱、 杨世钊：《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二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28〕宋一秀、杨梅叶：《周恩来早期哲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刘德军：《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1期。
〔30〕杨明伟：《周恩来思想方法的形成及总体特性》，《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
〔31〕丁晓强：《论周恩来的早期思想与传统文化》，《浙江学刊》1993年2期。
〔32〕黄岭峻：《周恩来早期思想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2期。
〔33〕屠莲芳：《试论周恩来领导品质的民族性》，《领导工作研究》1989年2期。
〔34〕见《周恩来与毛泽东思想》第一章 绪论；罗文宗、毛柏生：《略论周恩来的道德修养》，载《中外学者论周恩来》。
〔35〕苏东海：《论周恩来的思想风格》，载《中外学者论周恩来》。
〔36〕陈晋：《周恩来的完美人格——〈周恩来传〉读后》，《读书》1989年7、8两期合刊。
〔37〕（日）姬田光义：《中国周恩来研究正进入新阶段》，《朝日新闻》1989年11月7日，见《中外学者论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