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经济增长一般指实际产量的增加。而现代经济增长是指18世纪后一些国家出现的实际人均产量或人均GNP的迅速和持续的增长， 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这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它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之上，要求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人口增长率。为了实现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首先应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经济增长的因素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的和社会的现象，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意义在于：一是正确地判定促成经济增长的因素，二是正确估计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大小。这对于科学地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促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曾指出，增加国民财富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劳动人数，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可以说是对经济增长因素最早的分析，并一直延用至今。近百年来，这一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原理，就是分析经济增长因素的一个简单而实用的工具。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由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提出的，它的基本方程是：
Q＝AL[α]K[β]
（1）
其中Q代表产量，L、K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投入量，参数A代表技术状况，参数α、β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通过推导可以得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简单形式，来研究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则有
△Y／Y＝α△L／L+β△k／k+△A／A
（2）
其中，变量前有△的为该变量的改变量。上式即为有名的增长率分解式，它表明国民收入增长率是由劳动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三部分共同促成的。（注：推导过程：用Q代表国民收入Y， 由Y＝AL[α]K[β]，导出LnY＝LnA+αLnL+βLnK，则有dY／Y＝dA／ A+αdL／L+βdk／k，即△Y／Y＝α△L／L+β△k／k+△A／A。）前两部分又可以叫作要素投入增长率，技术进步增长率又可以叫做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用公式表示则有：
△A／A＝△Y／Y－（α△L／L+β△K／K）
（3）
由此，还可以求出综合要素生产率△A／A对经济增长△Y／Y的相对贡献。
假定α＝0.75，β＝0.25，劳动力增加1.2%，资本增加3%，技术进步增长率为1.5%，则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率△Y／Y＝0.75×1.2 %+0.25×3%+1.5%＝3.15%。还可以求出， 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52.4%，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47.6%。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曾对1909—1949年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作过分析，得出了劳动生产率增加的80%归结于技术进步的惊人结论。同时，索洛提出了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上是可以替代的原理，说明生产要素的组合也是影响生产率的因素之一。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美国1929—1982年经济增长的研究。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生产要素生产率（即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的增加，它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态、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丹尼森的研究成果是：这一时期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33%，其中1.81个百分点是由要素投入量提供的，占54.4%；1.52个百分点是由要素生产率提供的，占45.6%。就要素生产率增长来看，知识进展所占比重最大，达到60%以上。丹尼森的论证不仅支持了索洛关于知识进步是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的结论，而且他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类方法也为理论界所普遍接受。
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运用统计方法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经济存量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结构变化三个因素。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使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迅速增加，而知识存量的利用就成为现代经济高速增长和结构变化的源泉。但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的生产力，由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科学发展、发明、革新、改良等一系列中间环节。此外，他最先提出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重要因素的论断，也值得肯定。
总之，现代西方经济学逐步将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两点，即生产要素增加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技术进步，乃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因而他们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重点，放到了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一问题上。
二、要素生产率增长因素分析
研究要素生产率增长原因的目的主要在于：一是希望能够正确解释历史上生产率增长和变化的原因；二是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别，寻求理想的经济增长模式；三是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增长战略提供理论依据。通过经济学家的长期探索，他们发现了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四个主要原因：即投资（资本积累）的增长，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注：参见魏杰主编的《经济学》第21章，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投资的增长。历史经验表明，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可以不通过大量资本积累而实现经济腾飞的。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资本积累就不会有经济增长。当然不能反过来说，有了资本积累就会有持续经济增长，某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筹集到大量资金却未实现增长方式转型的实践，就是一个例证。
资本积累或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双重作用，它不仅可以使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还可以使要素生产率提高。这是因为，大量投资可以使工厂添置更先进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水平，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电动改锥比普通改锥要提高效率好几倍，大型炼铁高炉同小高炉相比会取得“准租金”或规模收益。用生产函数理论来说明，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把整个生产函数曲线向上推。
资本积累规模最终取决于储蓄水平，这就涉及到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一般说来，储蓄水平要受利率和人们对未来预期的影响；而投资水平和结构，则要受投资成本（利息）、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些都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2、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提高劳动者素质包括许多方面， 如劳动者的营养和健康、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管理人员的管理才能、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等。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突出成果的是60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
这一理论发现，人们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资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受教育的程度。人们可以在提前就业与继续受教育之间进行选择，在教育上的投资能够生成人力资本，这与生产投资的情况十分相似。教育投资或人力资本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是指受教育者放弃就业机会而减少的收入。教育投资的收益表现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收入。据测算，无论对于家庭来说还是对于国家来说，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都是很高的。
3、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 总是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如果生产资源能够及时从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就能够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平均生产效率。在经济发展史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传统农业为主的社会向以现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转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例如，美国的劳动力在战前是由农业向制造业大量转移，而在战后又继续向服务行业转移。到1980年时，美国就业人口中农业只占3%、制造业占22%、服务业占55%、 其他行业占19%。这说明，经济结构的调整，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又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同样，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微观经济的分析，企业通过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也可以提高产出率。
4、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第四个源泉， 也是最重要的源泉。技术进步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知识积累和技术发明。凡是重大的技术发明，如蒸汽机、内燃机和半导体技术，都会给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大多数重大发明也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装备和实验条件。但是，知识和发明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生产力，除非它们得到应用，所以技术进步的第二步是技术创新。当新的知识和技术被企业家运用到生产中去，生产出的新的产品或提高劳动生产率时，技术创新过程就实现了。技术创新具有收益高、见效快和风险大的特点，因此，即使是中小企业也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一些较小的技术创新活动。第三是新技术的推广与扩散。由于一项趋于成熟的技术创新成果会给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必然会逐渐地推广扩散开来，从而使社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之上。新技术的推广速度，是由新技术的市场模仿率、相对盈利率、新技术的投资额、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等因素所决定的。
正是由于技术进步，才使投资出现了新的生产函数，才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所以，可以说技术进步是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的一环。我国要实现集约化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也就是要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
三、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一般而言，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作为“外在变量”。因此，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特别是从技术进步去说明生产率的提高。那么，是否意味着当技术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经济增长就无法实现了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 ·诺斯教授的研究成果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他通过对1600—1850年期间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统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很大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发展得更完善，从而改变了航运制度、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促进了海运事业的大发展。诺斯教授的结论是：在技术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同样可以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于制度创新论和新经济史论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斯教授的研究并未到此为止，他还通过制度变迁与产权结构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观点：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他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注：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页。）这是因为，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建立在明晰的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它会为人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内的创新活动，设法阻止“搭便车”行为，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诺斯指出，英国正是由于首先实现了产权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变革，才成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而法国和西班牙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诺斯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首先把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他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而组织是社会游戏的角色，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的人群，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机关等。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其次，诺斯把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作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它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高。非人格化交换意味着对交易对象无任何个人了解，大家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它的经济规模大、交易成本低。这种转换的实质，是使各个组织重新构造市场，通过制度变迁来降低交易成本。再次，诺斯强调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对非人格化交换的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使得“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错误道路往下滑，还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所以在制度变革时，最初的路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人们对诺斯教授的观点能否全部接受，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制度因素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前苏联和日本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前苏联在70年代初为了扭转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下降的局面，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了经济向集约化增长过渡的任务，80年代重新强调经济集约化方针，但直至苏联解体仍未真正转向集约经营的轨道。而战后日本在经济恢复以后，只用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就走上了集约经营的轨道，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可以说当时的苏联和日本的经济基础差不多，都具备了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但为什么结果却大不相同呢？这与它们分别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密切相关的。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两点认识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近来许多文章已经做了比较充分而深入的论述，这里只想就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做一些补充。
第一，关于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内涵。粗放经营与集约经营最初是指农业生产的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前者指把一定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放在较多的土地上进行粗耕简作；后者指在一定量土地上集中较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用新技术精耕细作。后来一些学者把这一对概念引申为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这样，集约经营的内涵就扩大了，同时也就出现了一定的混乱。在一些著作和论文中，集约经营常被解释为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经营方式，成为“机械化”、“自动化”的代名词。
如前所述，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贡献，归结为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与质量（要素生产率）两个方面，实际上也就是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两种模式。这种增长方式的划分，与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划分是什么关系呢？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主张将二者统一起来。他指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这种区分及与之相伴随的用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流行，但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对术语，即‘粗放方式’和‘集约方式’来加以表达。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于粗放方式，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集约方式相当。”（注：参见《改革》1996年第3期，第5页。）
我认为科尔奈的意见是可取的。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由于对集约经营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混乱，还可以避免对集约经营的片面理解而可能出现的政策偏差。因为过去常把集约经营理解为大量采用新技术，用机器代替工人，这样就可能脱离我国人口众多、资金短缺的基本国情，造成政策误导。而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提法就比较简明而规范。它的实现途径除了加大资本投入、提高技术含量外，还包括加强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生产要素合理组合、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等措施。这些内容，显然正是我们所要追求的集约增长方式的内涵所在。
第二，要把“体制转轨”和“增长转型”紧密结合起来。我国提出的这两个根本转变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依赖、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集约增长在本质上是同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我们只有真正实现了“体制转轨”，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确实保证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我国现实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充分说明了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众所周知，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基本执行了一条粗放增长的战略，这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多次提出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但一直见效甚少。就是在中央提出集约增长战略后的今天，各地方争投资、上项目的冲动依然如故。为什么粗放增长屡议不改？其根源在于旧体制的影响尚未消除，投资约束软化的痼疾未能根本解决。在国有产权主体因缺少人格化而近似主体“缺位”的情况下，“白占和多占各种资源是最有效率的选择”。（注：李义平：《粗放增长屡议不改的根子在哪里》，《改革》1996年第2期。1989年中译本， 第1页。）可见，要从根子上杜绝粗放增长方式，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明晰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实行政资分离、政企分离，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塑国有产权代理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的主体。
我国正处于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的确立，为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提供了必要前提和正确路径。但是，我们也切不可吊以轻心，以为只要大方向正确，既定目标迟早会实现。其实不然，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说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历史过程，搞不好也会走上弯路。因为传统体制总是具有惯性的，一种体制形成后就会造就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将力求巩固现有体制而阻止改革，尽管新的体制具有明显的效率。因此，我国在实行增长转型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改革力度，才能保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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