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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沿边开放必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起到与沿海开放的互补作用。那么，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沿边开放的外部环境怎样？面对这种开放环境，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试图对此略作探讨。
一、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1.政治法律环境。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有这样几个变化趋势：第一，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正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再成为影响外交关系的最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可以绕过意识形态的差别而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第二，在发展外交关系的过程中，对曾经发生过的摩擦和战争不作太多的计较，而且有意淡化，以眼前的经济利益为中心开创外交的新局面。第三，经济关系同政治关系适当分开，政治关系不再是经济关系的强有力的制约力量，而且通过经济关系的发展，有促进政治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可能。
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周边国家相继调整了它们的外贸经济政策，形成了对我国较为有利的沿边开放的外部政治法律环境。
中国与前苏联外贸部门于1982年4月和1986年1月两次换文，正式恢复两国边境贸易。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以后，中国政府很快与俄罗斯联邦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将驻前苏联的外交部门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7月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外国投资法”，其中规定：外商以物资作价进行投资，以及在所建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物资运进俄罗斯境内，免征海关税和进口税；合资企业中，外国职工个人所需物资运入俄罗斯境内，免征海关税；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占30%以上的合资企业有权自行出口自产产品和进口本企业所需物资，自产产品出口所得外汇收入全部留给企业自行支配；外商及合作企业可以获得土地使用权和其它财产权；保障外资不被国家机关强行没收以及不受其官员非法行为的损害；外国投资者在照章纳税后，应保证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国外汇寄因投资而获得的外汇款项。与中国接壤的原苏联其它三个国家也都先后于1991年或1992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在法人中的份额高于30%，并在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在第一次出现利润后的五年内免予纳税，在其后的五年内按税率的50%征收。吉尔吉斯斯坦的投资法主要规定了享受优惠税收的行业，它们是电子工业、机械制造业、包装技术、农业、食品加工业、地质勘探、采矿、旅游等。塔吉克斯坦的投资法规定，外国投资占30%或以上者，有权出口自己的产品，而不需要出口许可证，也有权进口自身经营需要的产品，同样不需要许可证。
缅甸联邦是世界上较为保守的国家，但早在1988年11月30日就颁布了“缅甸联邦外国投资法”，其中规定，任何商品和服务性的企业，从开业的第一年起，连续三年免征所得税，如果对国家有贡献，根据投资项目的效益，还可继续适当地实行减免税收；凡经许可成立的企业在合同期内，保证不收归国有等。其它如越南、老挝也于1988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
2.经济环境。就周边国家的经济环境来看，也为我国沿边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周边国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必备条件。前苏联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工业超级大国，“8.19”事件以后，约70%以上的工业生产力被俄罗斯联邦继承下来。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远东经济区，早在70年代末期，其工业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其中，水产捕捞、加工业、采矿业、能源、机械、建筑、森林工业相当发达。
印度自独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以公营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结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朝鲜已经完成了第三个七年计划（1989-1993年），它的机械制造及金属加工业、纤维、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较为发达。其北部，工业基础雄厚，形成了以钢铁、机械制造、化学、纺织和食品为主体的工业基地。其它如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近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为经济发展开创了新路。
其次，产业互补为沿边开放创造了条件。就国内来讲，东北三省已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它地区除西藏以外，也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比如内蒙古的钢铁、制糖、毛纺；新疆的石油、化工、轻纺；云南和广西的机械、冶金、建材、轻纺工业都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而周边国家当中，除俄罗斯联邦属于工业国以外，其它都是农业国，缺乏日用工业品。在中国国内早已滞销的一些低档生活用品，在西南沿边国家当中十分畅销。俄罗斯重工业发达，而轻纺工业品、日用工业品以及食品奇缺。同时，我国边境省区对俄罗斯联邦的钢材、汽车、机械、金属制品、化肥、水泥等又很需要。这样，我国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产业正形成供需互补的局面，以贸易为开端的双边合作将有益于双方。
最后，周边某些国家近几年正处于经济困境之中，急需得到国外的扶持和帮助。比如朝鲜粮食和能源短缺，致使每年需进口大量的粮食；其工业开工率只有最高生产能力的50%，自1990年开始，经济连年出现负增长。蒙古1990年社会总产值只有计划产值的92%，其中工业产值完成94%，31种工业品未达到1989年的生产量。农牧业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90%，导致产品供应紧张，特别是食品和生活用品更显得短缺。俄罗斯取消了物价统制政策以后，通货膨胀率急聚上升，1992年10月，通货膨胀率在15%以上，日常生活用品涨价5—10倍，1992年粮食短缺约3000万吨，石油产量连年下降。印度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外汇危机之中，通货膨胀严重，1991年3月，外债总额达710亿美元，仅次于巴西和墨西哥，是世界上第三大债务国。
为了走出困境，周边国家相继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朝鲜、蒙古、俄罗斯宣布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鼓励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热切希望得到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缅甸宣布开放缅中、缅老、缅泰、缅印边境，鼓励边民发展边境贸易。特别是很多国家实行了比中国更为开放的外贸经济政策，如巴基斯坦边境贸易政策就比中国的开放得多。同时，许多国家把中国当作理想的贸易伙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1992年5月访华，接受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中国比任何其它国家更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因为地缘政治决定了我国只有通过中国才能走向世界。蒙古总统奥其己尔特在其就职演说中也指出，将全面发展同伟大邻邦中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联系。
3.人文环境。我国边境地区许多民族跨境而居，成为跨境民族。这是因为：其一，有的民族的共同地域上形成了不同的国家，从而同一地域及地域上的同一民族隶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形成跨境民族，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跨境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如越南北部边民大都与我国的壮族、苗族、瑶族是同一民族，缅甸的克钦族、印度的新福族与景颇族是同一民族。再如西北也有许多跨境民族，吉尔吉斯族与我国的柯尔克孜族是同一民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都是跨国境而居的民族。其二，主体民族在国外，后由于种种原因迁入我国境内而形成跨境民族。如我国境内的朝鲜族就是近代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居住在我国和朝鲜以外的300万朝鲜族同胞把朝鲜半岛视为“第一故乡”，而把中国的延边视为“第二故乡”。广西的京族也是近代从越南迁入的。其三，主体民族在中国，后迁到周边国家而形成跨境民族，如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我国新疆，但在哈萨克斯坦的也不少。
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它的共同特征为其成员所认同，并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和影响民族成员的行为和意识。这就表现在民族认同感能够拉近跨境民族的感情距离从而促进和扩大民族间乃至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同时，同一民族有基本相同的语言，消除了经济交往的语言障碍；有基本上共处的自然地域而决定了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特征；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和民族意识又增强了跨境民族间进行经济交往和合作的需求。当这种民族的意识和行为上升到政府的意识和行为时，其必然结果是促进两边的经济交往。比如中国朝鲜族保持了对水产品的兴趣，从而增加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朝鲜之间以水产品为基础的经济交往。
再者，跨境民族大多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边境两边民族成员之间保持着亲缘关系。黑龙江省有朝鲜族人口45万，其中约有20万人祖籍在南朝鲜，同南朝鲜人民有亲缘关系，有着同南朝鲜企业集团发展经济贸易的良好基础。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与蒙古共和国有长达65公里的边境线，蒙古族跨境而居。1922年，蒙古统治者强迫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数千名蒙民迁往蒙古。长期以来，这些蒙民与国内仍保持着联系，通信、互访的很多。中巴友谊公路正式通车并向第三国开放以后，许多外国人也是以“探亲”为名而行经商之实的。
宗教是维系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纽带。全世界约有10亿伊斯兰教信仰者，我国回族、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我国西部周边国家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再往西就是伊斯兰教中心，这些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尤其是西亚石油输出国有着巨大的剩余资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宗教心理和业已形成的交往渠道，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交往，促进“石油美元”的东进。另外，我国西南不少民族信仰佛教，西南周边国家也是佛教的起源地和信奉中心，这也是我国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开放的一个有利条件。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人流向世界各地。周边国家的华侨、华裔为数众多。广西在越南的华侨多达200万人，云南在缅甸的华侨也有30多万人，新疆在西亚、中亚等地的华侨约有30多万人，华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所在国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因而积累了巨额资金。他们热爱祖国，希望为祖国的建设献出一份光和热，他们是我国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多方面合作的不可忽视的对象。
4.地域环境。我国沿边9个省区，边境线长达21000多公里，与我国接壤的国家多达15个，边境线两侧有许多对应城市。比如：丹东（辽宁）——新义洲（朝鲜）、黑河（黑龙江）——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罗斯）、满洲里（内蒙古）——外贝加尔斯克（俄罗斯）、二连浩特（内蒙古）——札门乌德（蒙古）、霍尔果斯（新疆）——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普兰（西藏）——贡吉（尼泊尔）、瑞丽（云南）——木姐（缅甸）、河口（云南）——老衔（越南）、东兴（广西）——芒街（越南）等等。内陆边境地区远离沿海口岸，成为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限制因素，但从与邻近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来看，地理位置则带来了优势，使后方变成了前沿。比如乌鲁木齐市东至连云港，铁路运输距离为3651公里，距天津为3911公里，距广州为4697公里。至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首府平均距离为3844公里。再如拉萨，距甘肃柳园的公路里程为1500多公里，距青海格尔木也有800多公里。如果各种物资通过沿海出口，将耗掉昂贵的运费，“豆腐变成肉价钱”，在国际市场上必然失去竞争能力。但是，利用边境地区的口岸，直接同周边国家进行贸易，并利用周边国家发展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必定能够缩短运距，降低运费。比如喀什距巴基斯坦北部重镇吉尔吉特公路距离为691公里，距首都伊斯兰堡只有1250公里，距海港卡拉奇只有2400多公里，从卡拉奇港出发，经亚丁湾、塞得港到法国马赛港只有3370海里，而从广州到马赛则长达8040海里。再如“欧亚大陆桥”以大连为起点，出满州里，经过西伯利亚大铁道到达鹿特丹，比走海路可节省时间35天，降低运费20—30%。
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接壤的地理条件，使边境地区有了直接对外开放的可能，再不需要借助沿海发达地区这一中间环节，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二、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
沿边开放的外部环境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
1.边境地带交通条件尚待改善。我国边境地带同周边国家的交通条件，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能够满足目前的对外开放的需要。但是，随着对外开放形势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质量和数量要求必然提高。目前，沿边地区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交通条件表现出明显的落后特征。同时，在我国与俄罗斯的交通运输中，以铁路运输为主，但两国铁轨宽窄不一，在边境线上须换车，带来了许多麻烦和不便，也影响了交通运输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边境地区同周边国家的交通状况还十分落后，如甘肃同蒙古共和国65公里的边境线上，仅有一条简易公路相通。再者，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西南边界地区多高原冰川，也影响了运输能力。比如中巴友谊公路修通以后，中巴间的经济交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车队取代了驼队，但每年有接近6个月的冰封期，其间不能通车。
2.边境地带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边境接壤地区是沿边开放的主战场。但这些边境地带处在各自国家的边陲，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较远，环境闭塞，经济落后，信息不灵，观念陈旧。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满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因而，在沿边开放中常常出现如下一些情况：合作对象不多，贸易方式不活，意向性项目多，真正落实的少，不能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各种审批手续繁琐，与国外发展经贸关系也缺少经验。
3.边境双方，由于国情不同，政策尚不一致。周边国家在鼓励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关系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也制定了某些不利于我国沿边开放的经济政策。蒙古从1993年2月份起，对进口及本国生产的部分商品征收特别税，其中，各种含有酒精的饮料、各类白酒、果酒，各种烟及金银制品征收特别税，进口的食用酒精、白酒、果酒、烟的特别税率分别为15%、100%、50%和100%，在商品入关时与关税一起上缴海关。俄罗斯政府对进口关税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先前，为了扭转国内市场的萧条局面，促进其繁荣，俄罗斯政府曾于1992年1月1日宣布废弃征收关税，以便吸引大量的外国产品涌入俄罗斯市场。随着市场形势的好转，俄罗斯政府于1992年7月1日宣布对大多数进口商品恢复征收5%的关税。从1993年元月份起，俄罗斯政府规定了新的关税税率，除了食品、药品、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医疗设备、家具、光学玻璃、食盐消毒剂和药用纤维织品等以外，其它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都提高到15%，视听设备提高到25%，含有酒精的饮料依据含量的不同征收20%-50%的关税。
4.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周边国家相继提出加速边境地带开发的战略，这为我国的沿边开放提供了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俄罗斯联邦加速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日本、越南、朝鲜马上捷足先登，同俄罗斯的合作已走在前面。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正迎头赶上，就连远隔万里的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等国也不甘落后，中国如不采取措施，就有可能失掉地域优势。再如缅甸，它的丰富资源和潜在市场吸引多国竞争者，日本、泰国、印度、南朝鲜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加快进入缅甸，原来为中国独占的市场变为多国共享，中国在缅甸市场的前景也同样令人担忧。
三、优化外部环境的措施
为了推进我国的沿边开放，合理利用外部环境，在宏观上必要采取如下的对策：
1.提高认识。一是提高对沿边开放的地位的认识，不能把沿边开放置于沿海开放的补充地位，而应当把它看成我国对外开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沿边开放和沿海开放共同构成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导内容，具有相互补充作用。二是提高对沿边开放效益的认识，沿边开放效益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是直接贸易效益。第二层是直接的经济合作效益，以我方技术、人才设备同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第三层是“窗口”效益，内陆边境地区远离沿海口岸，通过沿海发展经贸关系较为困难，沿边实施开放就能起到窗口的作用。第四层是辐射效益，通过沿边开放逐渐向非沿边内陆地区甚至沿海地区辐射，从而沿边地区也起到开放前沿的作用。
2.扩大开放的力度。我国的沿边开放政策不如周边国家宽松，比如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开放就不对等，巴方开放度明显大于我方，巴方商人可以伸入新疆喀什、阿图什进行贸易，而我方除每年外出朝觐人员所带商品以外，对其它人员尤其是集体、个体工商户的外出限制过死过严，这不仅引起我方商人的不满，也引起巴方政府的不满。再者，就投资环境来讲，我国沿边地区远不如沿海地区，因而，沿海地区较沿边地区具备强大得多的对外开放能力，甚至可以说，如果沿边投资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善就很难同沿海地区较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我国全方位开放的进程，有必要扩大沿边开放的力度，用更为优惠的政策环境来弥补自然经济环境的不足，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同时，沿边开放也不能仅限于某些点，比如边民互市点和沿边开放城市及口岸，而应当实施沿边一线对外开放。
3.加强管理。一是加强对边境贸易的管理，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从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立场出发，加强对边境贸易中商品品种、数量、价格、流通渠道、税收等方面的管理。二是加强对经济合作的管理，我国的沿边开放应该以边境贸易为基础，发展技术交流、合作经营、补偿贸易、出口加工、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项目。通过这些合作来实现沿边地区的立体开放，从而把沿边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