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的产生、识别、命名和定位①——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572(2006)02—0051—06
本文以既有成果为基础，试图概括若干将以更细致形式展现的发现，试图让说英语的学者们熟悉G
ttingen研究组的研究，包括已被研究的若干母题，简言之，熟悉近十五年他们的研究题目。1，这篇论文讨论了识别并为若干文学母题命名的困难与标准(第1-6部分)。2，作为论文主要贡献，首次阐释了一些涉及若干文学母题分类系统的观点(从7.0-7.5部分)。3，讨论了将若干母题分配到母题组中的问题，这非常重要，直接影响情境和事件间的区别及母题上下文修饰部分的重要性。由此，围绕题目讨论了其中最重要的方面。
一、母题、细节与基本结构间的关系
母题是那些引导作家创作超越作品某些阶段的修辞手段(schemata)。在文本中，母题通常是那些极能激发人想象力的媒介单位而被加以识别。虽然母题间的界限比较模糊，虽然它们由于和抽象的要领或概括的主题联系常常将自身引向象征的用法，但母题还是可以从或者以母题特征出现、或者与母题根本就无关的更小的细节中识别出来。它们大多出现在现实主义风格的文本中，而且被说成属于更广泛的细小单位，像个别词组以及风格要素。在这个领域中，意象的内容要素可以被叫做“意象母题”，尽管有时会在发音上产生一些变化，但这仍不能与严格意义上的母题相混淆。母题也不等同于作为基本结构的内容单位，比如情节与人物，这些大都作为整体来支持文本(或文本主要部分)，它们包括母题和可能的一些细节。总是——同时也是复杂文本形成其美学魅力前提条件之一——这三方面的扩展与衔接经常是重叠的。同时，好像区别三者并无明确意义。但一些情况下三者区别明显，甚至显而易见。最经常被引用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是：
(A)情节或行为结果，而且有许多原因来解释何以如此。众所周知，情节或行为结果是除去可能像单纯描写的、说理散文以及抒情诗之外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戏剧的诗歌化及同时期叙事作品诗歌化的讨论中，情节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在过去的百年里，大量研究母题的材料，被从一些依赖事件和情节的流行短篇小说及中世纪浪漫文学中提取出来。没有理由解释母题研究何以如此。相反，它应避免像19世纪后期有人的狭隘之辞，他们的一些想法已在文学母题以及它的现代继承者——叙述类文本中“元素”的功能中司空见惯。在研究客观事件及其成因的历史学研究中，在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以及近来现代阐释学研究中，不应有的优惠都被给予了情节及其不同阶段。
在主题材料及来源的历史研究中，讨论内容不仅有小说中的事件(行为及事件)，还包括人物类型、强烈感情、地点及时间段等。但后一部分通常从属于情节。现代叙事家一般认为母题仅仅是行为的功能，倾向于避免甚至拒绝将“母题”当成一个完整且有意义的术语。
然而，从莎士比亚以来，在现代文学作品中，(B)人物性格，已被列为与情节同等重要了。人物性格不再被当成行为的单纯类型或单独作用物，而被当作个体化的、多角度、可进行自我独立发展的形象了。在这种情形下，行为结果将从属于人物性格，一种内在情节开始发展，相应地，有意义的母题也不再被划属于外部情节而是属于人物性格了。大多数情形，此时的母题是意识母题或是和人物的精神状态有关的母题。它们包括精神行为的全部领域，包括意志、良知以及强烈感情、情感、情绪、感觉，还有心理态度，善恶的观念。
上述无疑沿袭了科学传统，因此主题学和母题学学者们还未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如果说1928年F·L·Lucas就表示他的怀疑(只是个玩笑)，怀疑亚里士多德是个与情节联系紧密的开朗的家伙，那么，同样可说他也曾从事过传统的母题研究②。如果其方法被应用到更现代的文本研究中，那么他们泛心理学意义上的托辞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在一些——比如现代潜意识小说和分析戏剧中，作为基本结构的人物性格已被独立于人物性格的(C)思维过程和潜意识状态所代替。在通常以联想的结果或意识的流动为代表的一些心灵存在中，一些新的母题和细节正以相互联系的方式首次发生并发展着。叙事性散文中这种变化的开始可在Sterne作品中发现。此外，就传统诗学意义来说，意识状态还是占统治地位的参考模式。文学中其他一些基本结构会是(D)地点及(E)时间，如季节的、一天中的、生命的(人的生命阶段)。它们经常在山水诗，田园诗以及种种类型描写的、深邃的文本中出现。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以上五个角度当然不能受限于基本结构，而是在母题层面重新存在。
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F)有重要意义或结构性的紧张场面(situation)。虽然Raymond Trousson在他对传统神话和主题讨论中评价得不错，曾从一个关于英雄和他的行为(如普罗米修斯)的零星问题中找出了一个条件类型(如在安提戈涅中)，但是这第六个角度在母题研究和母题心态史研究(Stoffgeschichte)中还是经常被忽略掉。如果情境(situation)被成功认可为有决定意义的基本单位，同时文本的最高层面不再被情节或其它更大的单位占领的话，那么母题就可以被看作与这种结构性紧张情境(situation)相关了。那时，母题就是一个连续展示的群体一部分了，这个群体的结构不再建立在前后相继线性发展而来的结果中，而是处于一个被激活的网络中或处于拥有潜力的互动关系中，以致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存在的都是某种连续性的状态。然而，要想让这发生，前提是必须有一些经过长时间还可能活跃的意识母题，如嫉妒、敌视、爱或复仇情结。虽说在整个作品中紧张场面的框架被合理铺设，但紧张场面自身始终处于一种变化和运动中。若干变化由于来自于彼此间的成熟模式而显得非常自然。经此过程，由于群体以一种全新品质展示着自身，从作品形成最初阶段就可以发现这种群体性。这个过程可被称为情境下或紧张场面下行为的进步，而且这个过程应与前后相继的线性情节发展相区别。
结构性的紧张场面有其非凡的美学意义。如果它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情境单位，那么在文本中它就拥有完整的影响；因为不仅母题而且一些较大单位(如情节，人物)也和这种情境有关。这种情境不断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某种程度上还在希腊戏剧中出现。与此相关，在与莎士比亚同时期及其后许多作家中，单线发展情节结构或事件史诗般的结局经常在情景喜剧中占统治地位。莎士比亚集中精力于通过文中已提过的母题或意识支持的特殊结构性紧张场面，来展示他拥有一个并非单一的创作过程。另一方面，这个过程与戏剧性也有着天然亲和力(某种程度上它又关注着情节转折、对比，以及某些环境中的揭示)。如果一个人假设诗歌中“我”与虚构出的情感，思想或目标间互相联系是必要的话，那么另一方面，也可认为莎士比亚与诗歌某些作法非常相似。这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情感。在其戏剧中，他在主要对话中强烈地感受着自我。于是不仅通过他的想象和措辞，更通过其戏剧中扎根于编织和组合母题的深层次情境结构，莎士比亚不仅是位诗人还是个戏剧家。受欢迎的民谣是未被发现的结构性情境又一个简单证明。然而，对于较老的史诗，民间故事及较早的小说而言，这种结构完全陌生。小说中对整体紧张场面的全面影响最先出现在理查森③ 作品中。此后在现代心理小说及短篇小说中(如拥有紧张场面的小说、意识小说等)，它已成为一个发展很好的新关目了。类似地，现代的分析戏剧几乎完全以紧张场面为结构来提示和发展的。
二、诸概念层面及母题的命名
当识别以及母题命名的过程中，围绕着部分母题、细节及基本结构间关系，合适的抽象概括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难题特别在涉及母题的连续性、最初或更新状态的叙述中存在。如果研究者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抽象层次运用术语，如“恐惧”、“疯狂”、“孤独”或“挣扎”，那么他们一定会得出如是结论：在某个特定文本中，同样的陈旧母题被重复着。如果他们运用更加具体的术语，像“无助孩子般的恐惧”、“饥饿中人的极度亢奋”、“人群中的孤独”，或引述不同类型的冲突，像“骑士般竞争以及深谋远虑的战争”或“殖民者与土著间的冲突”，那他们将会得出一个不同的结论。这种差异反过来又与下面要讨论的首要母题(一般母题)与从属母题(个别文化母题)间的区别相联系，但和下文的区别标准又不完全一样。对于批评家而言，指明母题并为其命名依旧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大片领域之一。只有我们不断通过比较和类型学方法在相同的概念层面仔细研究，问题才会最终解决。在调查不同程度抽象要领及传统等级制度的识别分类系统中，它一个主要功能即是帮助并力求达到一种问题明晰的状态。
三、母题构想与文本中母题的识别
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母题通常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方面，它仅是个修辞手段(schemata)。因此，一个母题或是艺术家自己的想象，或许是从传统中被记忆并被沿袭下来的。在母题词典中，学者们大多以公式的形式将修辞手段罗列出来。
另方面，母题又是修辞手段(schemata)构置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尽管修辞手段决定了作品构思，但是它并不决定细节和文中的网络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文本中相互联系的母题的一部分。在特殊文本中出现的这样一个与其他母题相关联的母题，通常都是发现了一个有深意的审美个体。但在这种指导性公式中没有任何暗示着口头发现的特别阶段。因此，一个母题的每一角度展示都彼此不同，而且都可以看成某一特定风格的变量。于是，当处理较复杂的文本时，似乎用术语如“文本中彼此相联系的母题”或“文本中被识别的母题”较为明智，而且将这些术语与“作为修辞与风格的母题”相比较亦较明智。然而，民间文学的简单形式和文学，必须从这种文本中彼此联系的母题分类中去除掉。甚至作为老生常谈，如后来德国表现骑士精神的戏剧(Ritterdrama)，虽为歌德《葛兹·封·贝利欣根》(Gtz von Berlichingen)效仿，但仍可以从中看出一些母题的变化。当研究一个母题的文学史时，特定母题的用法这种实际上必须的差别应予考虑。同时，这些变化应与特意的某母题的修饰部分相区别。尽管美学上要求新的和相似的变化彼此地作用，但是更多更明显的变化还是必然来自于那些醒目的修饰部分，这些应被充分探讨。
四、母题产生及发展的不同看法
关于母题的产生和发展的不同观点，有时更成为决定母题产生及发展不同看法标准的重要方面。大多数对于Gttingen研究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们(特别是1989-1992年)都认为母题是重现的单元。以Ursula Brumm为例，他讨论母题是由人类存在的一般经验(“原型的”、“神话的”)决定的，因此母题是“不变的”。其它学者指出了原型因素的诗学影响。Ulrich Mlk集中于另一方面。当考察中世纪“圣人小说”(Saints' novel)起源时，他从纯文学角度，如从两个其他类型(圣人传说和传奇)中提取，将二者结合的母题角度，突出了新产生的类型。
日常生活是母题的另一个来源，甚至在以普劳图斯(Plautus，古罗马喜剧家)的喜剧和悲喜剧为代表的希腊、雅典古典文学中也可证明这一点。我们知道尽管与文学传统联系紧密，但是由文学创造和文学模仿的主体经验所施加的影响在现代快速增长着。当然面对新世界的这种转变正以变化的方式从一个类型向另一个类型表现着。而这一点明显地在“从属”(secondary)或“个别文化”(culture-specific)母题中表现着几乎无限的创造力。同时审视现实和表现现实的不同方法也增强了主体意识。如一个作家可以单独命名现象及其特点。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还可以直觉地决定他(她)情感方面的基本性，他或她应当是个什么样的人、目标及在哪里等。这种变化尤其在诗意文本中表现明显。我们可从作品中看到，在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生活和现代艺术家意识。莎士比亚对于世界的直觉理解包含着更大范围的现象，如人民、意识状态、个人关系、类型间设置、王权、政治、国家大事及国家职能。此外，他对于客观世界如此巨大而变化的事实本质的把握能力，尤其体现在对理解和感知(常强调自我映象)等主观模式的概括上。后来，这种主观经验的表现又以不同方式在像歌德(Goethe)、司各特(Scott)、库柏(Cooper)、果戈理(Goglo)、狄更斯(Dickens)、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哈姆生④ 的作品中表现。
对于新母题的产生以及旧母题的变化而言，创造性和诙谐性的变化也是另一重要因素。两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普劳图斯(Plautus)和莎士比亚，他们有独创性地运用了自负和反面的母题。在这样的行文中，我们也得看到现实在文本中风格化的不同样式。每一种风格技巧必然影响母题的形成，并且从莎士比亚开始每一种技巧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歌德、Bürger、司各特、库柏、狄更斯以及其他人。到了波德莱尔和哈姆生这种风格被转变成另外一个技巧，即对日常生活的陌生化和疏远。同时这两位作家对于传统母题的片断不仅以崭新的方式分析捕捉、批判地评价，而且还与蒙太奇结合着来运用。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即是日渐发展的反对任意选择母题的趋势。鉴于现阶段母题材料的区别化和主语化趋势增强，我们必须将一定时期和个别作者的母题与一般母题相区别。同时，我们还不应忽略那些代表了特殊类型和模式的母题。
五、一般的(基本的)和个别文化的(从属的)母题
在Gttingen著作中，反复讨论了一般母题(原型或神话的)与个别文化母题(历史角度一定情境下的)之间的区别。Gttingen研究组早期著作参考了艺术历史学家Erwin Panofsky⑤ 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这种区别在许多意义上有用。它考虑到母题持久性和变化性一个更加精确的细目分类，也至少部分与创造性过程保持了一致，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母题与个别母题间的呼应关系已起了持久的作用。一般母题与个别文化母题间的区别同时也是从美学和诗学角度对文学母题作以评价的出发点。如果母题的基本含义中就已存在一般母题与个别母题间联系，那么由亚里士多德率先提出，即文学有普遍模糊性的期待就可以满足了。如果这样一个基本联系确立，那么一个二元母题单元就可以完成，在这个单元中，基本元素是作为个别元素的重要附加层面的基础出现的。同时个别文化母题的具体化也导致了独特历史文本中基本母题的变化。这种修饰过程是文学长期发展的一个整体呈现，而不会出现在像神话传说的简单类型中。
基本母题(primary)可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常量(constant)。包括像飞行、烦扰、囚禁、旅行、兄弟争执、父子冲突、良知折磨及自知之明的行为和情境。继而它们在文学中再现。同时，这些母题的功能也在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中发生变化。一些可能被一段时间内遗忘或被其他母题覆盖。再次，传统母题能从内部观念被重建进而说明人物的意识；莎士比亚运用这种方式并变动母题来描写人物。相比之下，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中，外部过程和个人行为通过社会环境的情境表现较占优势。作为现代的反应，心理小说重新揭示了意识与潜意识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这种注意力的变化，甚至在基本母题中(primary)，也导致了显著的历史变化和发现。此外，基本母题的历史发展包含了合并和区别的可能性，当然也包含把像“恐惧”这样基本母题提供给前文提到的像“无助的小孩的恐惧”个别母题的可能性。这种情形下，母题特殊性建立在三个基本部分的联合上(恐惧、无助、小孩)。而且，这个过程也是狄更斯创作的独特性所在，部分地缘于此种原因，这一过程轻松地在公众的广泛范围形成影响。
相比之下，基本的新母题(new primary)中极少真正创造之作。这主要影响了意识母题，而且大部分发生在现阶段。如果考虑到现阶段人类学和心理学题目兴趣的增加，这点就不足为奇了。例子包括莎士比亚发现的模糊的内在张力，如人物自身与情感的敌对关系或人物对王权的敌对态度，狄更斯的感觉限定母题，波德莱尔和哈姆生关于现代冷漠经验的描写。
当然，真正的创新在大范围的个别文化、个别时期的次要母题(secondary motif)中更常见。不难解释，除去传统民间文学，基本母题为了达到完整效果必须与历史的和个体的语境联系，不断需要新的次要材料。此外，18、19世纪作家变得越来越关注用模仿手法表现现实世界。包括历史小说和历史戏剧中探求过去本质的，以及私人领域，还有公众生活都在那时的小说中被探讨了。
为了完全地理解次要母题的材料，读者和观众需要某种历史意识。通常在这些母题中包括一些必要的住处。这尤其适合解释“一般”读者或戏迷不熟悉的现象，比如尊严而有礼貌的生活、教堂、修道院，还可能如不同的政治体系，某种城市生活(如中世纪的行会城市，第一流的首都，工业城市，大城市，现代迷宫般城市)。此外，许多领域的知识，公众和私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作品的世界都与个别历史阶段密不可分。同时，许多这样个别文化母题可以以修改一般母题或类型方式出现。因此，前面提到的城市生活就可以是一般母题中“城市生活”或“城市”的变体。与此类似，一般母题中的“国王”或“统治者”也可以其众多历史变体出现，例如中世纪的封建领主、拥有领土的王子、极权君主或推选的总统。
现阶段与日俱增的特殊化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作家不再尽力将他们自己个别时期的方面与普遍或原型相结合。19世纪一些现实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追求给予他们观察的现实以一种无须中介的记录，而且追求揭示在当前发明中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自从现实主义和古典现代主义以来，传统的题目和母题常常作为不现实的东西被抛弃掉。特别20世纪以来，关于普遍母题的假设已遭质疑，这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领域愈演愈烈的争论比如社会关系、经济体系、政治权力、性，以及局外人和社会边缘群体的作用。
六、在原型和个别文化母题中给文化和文学传统定位
在文本中我们必须记住：基本母题和次要母题的区别通常是模糊的，此外在它们中间还有个第三者，包括：
A、神话的、历史的、文学的主题，如普罗米修斯、尤利西斯、朱丽斯·恺撒、安提戈涅、亚瑟王、堂吉诃德、浮士德、哈姆雷特、李尔王、鲁滨逊·克鲁索、唐璜；
B、《圣经》故事；
C、民间传统中众多元素，如传说、神仙故事、迷信、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简单记述。
以上三者包括与诸如古典古老或基督时代希伯来文化等特殊传统的联系。同时，许多这样现象的传统已成为欧洲和美洲传统中的原始因素，而且被认为有普遍的模糊性。因此，在文学中当它们与复杂的个别文化母题与主题相结合时，其作用就倾向于基本母题(primary)，如通常在长期积淀发展作品中的体现。它们被重新解释的过程也同样重要。古典现代主义典型特点，即对现实主义戏剧和散文母题模式的摒弃而求助于古典神话(尤利西斯、安提戈涅、俄底浦斯)。只要讽刺般描写如今日常陈腐生活与古代英雄世界的差距，乔伊斯《尤利西斯》中表现1904年的都柏林，就可看出这些神话与现代生活经验的联系所在。
近期在上述传统中也从社会和文化现状中，应特别注意艺术家们创造的“文化神话”。相比之下，较注意这些文化神话和传统中的普遍母题(universal)反过来保证其在文化传统中的长期存在地位。如，圣经故事就充满了普遍母题，这使得故事本身成为文化神话的创造。另外，浪子之喻可加以引述，这一比喻是早现代时期大量剧作中的题目。
时代越近，母题的发展越受到不断侵入的旧有题目和文本的影响。事实上，浪漫派及其后继者发现并研究了流行习惯，及其时间和地理上遥远人们的若干文化。自19世纪末，从神话以及外来文化中汲取母题并将这些母题付诸系统和蒙太奇方法，已成为可能并大有流行之势。这种技巧已引起一种非共时性的合成，这已迥异于传统中直线型发展。此外，这种技巧拥有的潜力可以让母题与内容汇合，这种合并比传统意义上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合并更有灵活性。进一步说，由于原始的、典型的、经典的，还有外来传统，以及更近一段时期文学中传统的存在，美学角度材料的选择变得更加随意。母题神话的、宗教或哲学的文本已不再那么重要。相反，美学角度对奇异和种类繁多的呼唤越来越高。艺术家像康瑞德(Conrad)被外来文化的美学魅力深深吸引，而他以前总是创造准神话的经验模式。
王立，大连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所；
吕堃，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王立，文学博士，大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辽宁 大连 116622
Translated by WANG Li[1],LU Kun[2]
( 1.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China;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注释：
①[德]Theodor Wolpers原著，德国Gttingen研究组研究者之一。其若干单篇论文被收录研究组集著之中，论文《作为内容结构单元和“一般具体性”的母题和主题》收入《主题批评的回归》一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3)。本文英译版之后有Gttingen研究组历年研究成果附录。[法]David Kanosian英译。
②“我仅仅可以预言亚里士多德可能是个性格外向的家伙。”引自F·L·Lucas：《悲剧：严肃戏剧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关系》，伦敦：Hogarth出版社1928年版。
③译注：Samuel Richardson，英国启蒙主义时期感伤小说的创始人。
④译注：Hamsun，挪威小说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大地的成长》。
⑤《分类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的人文主题》，哈佛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