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物質文化的“中國現代文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作爲物質论文,中國現代文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爲學者，在公開場合發表演講有兩種策略，一是“小題大做”，一是“大題小做”。這有點像寫論文，必須先設定讀者：面對公衆發言，你得乾脆利落，越簡單明了越好，不能雲山霧罩，把聽衆繞糊塗了。但如果是面對同行，則不能爲追求暢快淋灕而簡化論證的過程，要講清楚問題的複雜性，相信聽衆有獨立審視的能力。今天在座的，多具備文史方面的專業背景，因此，我可以放開來，談我正在思考的問題。換句話説，今天的演講屬於“思想的草稿”，不够完美，尋求的是對話的空間以及突圍的可能性。
閱讀“中國現代文學”，可以有很多角度。從“物質文化”入手，在我看來，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頗有新意。而所謂文學的“物質性”，不外乎作爲文字載體的報刊、書籍，作爲生產者的報社、出版社，以及作爲流通環節的書店、圖書館等。今天的探討，就從作爲“物質文化”的書籍入手，希望這樣迂回而且迂闊的論述，對人對己都有啓發。
一 關於書籍及印刷史
中國大學裏，開設有關“物質文化”課程的，主要是人類學系、歷史系以及工藝美院。不過，談論物質文化、日常叙事、城市生活、消費社會等，如今成了史學研究的新時尚。文學史家也不例外，逐漸關注歷史上以及現實中與衣食住行相關的各種“物品”的生產、流通、消費；探究“物品”的材料、工藝、科技、風格；甚至考察隱藏在此“物品”背後的價值觀、審美觀、政治權力以及文化思想。當然，作爲文學史家，最容易入手、且最有成效的，莫過於考察書籍的歷史。
不必專修圖書館學，凡念過文化史的，大都會關注作爲物質文化的書籍，比如，翻翻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或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等。這裏想優先推薦錢存訓的若干著作。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稱，卡特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和錢存訓的《書於竹帛》乃書史研究的雙璧。錢書1962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初版，2004年增訂再版；中譯本改題《中國古代書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5刊行，而修訂版《書於竹帛：中國古代的文字記録》，2002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推出。錢先生還有以下幾種談論紙張、印刷和書籍的著述：《中國科學技術史：紙與印刷》、《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等。若想了解錢存訓的學術經歷及治學特點，建議閱讀其連載於2007年《萬象》雜誌上的《留美雜憶》，還有同年11期《萬象》上所刊許倬雲的《温良正直，博厚高明——錢存訓〈留美雜憶〉序》。
走出中國書籍，放眼人類文明史，有三種繁簡不一的“書史”值得推薦。法國人Blaselle那本《滿滿的書頁》圖文并茂，可作爲“開卷有益”的休閑讀物；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的《書籍的歷史》複雜些，但仍屬於知識積纍與普及。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所著《印刷書的誕生》可就不一樣了，那是法國年鑒學派的力作。我們知道，傳統的版本目録學、書籍出版、藏書樓及圖書館研究，以實證爲主，以資料見長，“博學”多於“深思”。而文學史或思想史研究，則大都擅長文本分析，注重闡釋與發揮，對於書籍報刊的物質屬性及其生產－閱讀－傳播等，缺少必要的關懷。關鍵在於，如何跨越“物質”與“精神”的鴻溝，建立起對於人類文明史的有效闡釋。
《印刷書的誕生》前七章，因有書籍研究的長期積纍，加上社會經濟史的問題框架，從材料與技術、生產與流通、“地理學”與“生意經”入手，談論書籍時，可謂得心應手。至於“書籍之文化作用及其影響”，本應是全書的亮點及關鍵所在，僅靠第八章“印刷書：變革的推手”顯然不够。由於概念工具的缺乏，以及費夫賀的過早去世，感覺上，這書雖好，還缺最後一口氣。即便如此，這書仍是我們今天展開討論的重要基礎。這裏引費夫賀所撰序言及《印刷書的誕生》結尾的兩段話，看此書的理論意識：“我們試圖厘清，印刷書所代表的，如何、爲何不單只是技術上巧妙發明的勝利，還進一步成爲西方文明最有力的推手。”“書籍產業爲牟取經濟利益而鼓勵書刊以民族語文出版，最後則助長了這些語文的茁壯，同時造成拉丁文的衰微。如此發展不僅決定了歐洲語文往後的命運，也確實標記著一種廣大民衆文化的濫觴；此一歷程一旦觸發，便會導致深遠而難以逆料的影響。各種的方言，受惠於印刷機的力量而勃興，終究瓦解了萬流歸宗的歐洲拉丁文化。”
相對來説，中國人已有的印刷及書籍研究著作，雖則精細，但缺乏此類大視野。當然，我們今天的研究，還是極大得益於前人此類書史著述。比如葉德輝的《書林清話》、陳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劉國鈞的《中國書史簡編》，以及潘吉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等。這方面的研究，集大成的是張秀民的《中國印刷史》，此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861頁，已是皇皇巨著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刊行插圖珍藏增訂版，更是可觀。此外，若研究近代以降的書籍與報刊，最值得推薦的，是張静廬輯注、1950年代陸續刊行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中國現代出版史料》、《中國出版史料補編》等；這套七編八册的大書，對研究者很有用，故幾年前上海書店出版社以影印方式重版。近年刊行的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含古代2卷，近代3卷，現代3卷，搜集史料甚豐。另外，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也是不可多得的好書。
好，就説這些，大致了解前人所做的書籍史方面的工作，再繼續往前走。
二 關於文學的“物質性”
一百年前，梁啓超將報章作爲“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予以大力提倡，此舉確實很有見地。20世紀的中國，其社會生活與文化形態之所以迥異於前，報章乃至廣播、電視等大衆傳媒的迅速崛起，無疑是重要因素。從1872年發行不足千份的《申報》，到今日幾乎無遠弗届的衛星電視，大衆傳媒的勇猛擴張，讓我們切實感受到什么叫“生活在大衆傳媒的時代”。
毫無疑問，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情感體驗乃至思維與表達能力等，都與大衆傳媒發生極大糾葛。而大衆傳媒在建構“國民意識”、制造“時尚”與“潮流”的同時，也在創造“現代文學”。一個簡單的事實是，“現代文學”之不同於“古典文學”，除了衆所周知的思想意識、審美趣味、語言工具等，還與其生產過程以及發表形式密切相關。
最近二十年，做文學史研究，多有從新聞及出版切入者。比如，借閱讀報刊，得以返回曆史現場；借考稽書局，從中辨析文學思潮；還有借報刊書局談論“公共空間”或“文學埸”的。在這方面，王瑶先生創建的北大中國現代文學學科，起了很大作用。將物質形態的書籍、報刊納入考察的視野，關注出版史料、大衆傳媒與“現代文學”的歷史聯系，這是北大中文系的學術傳統。記得有一年，我在哈佛大學演講，説到北大有一門研究生必修課，叫“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要求每個學生都得親手接觸那些泛黄的舊報刊，做一個相關的小論文。那時仍在哈佛任教的李歐梵笑言，那是你們北大人的特權，守着那么多舊報刊，當然方便了。現在不一樣了，大量晚清及民國的舊報刊，或影印重刊，或掃描上網，不再有人“專擅其美”。
而我呢，只不過在此軌道上，進一步思考紀實與虛構、思想與文學、文字與圖像、運動與創作、潮流與個性、生產與傳播等一系列問題，將如何建構意識形態這樣的“宏大叙事”，落實到具體而微的媒體手段，消解世人心目中確定不移的遠／近、大／小、虚／實等。
除了舊報刊，還有所謂的“新善本”，到底該如何保存與使用，同樣值得深思。經由阿英、唐弢等老一輩學者的努力，新文學也有珍本、善本，這已經得到學界乃至市場的認同。如初版《域外小説集》等堂而皇之地進入拍賣場，已充分證明這一點。現在，從事現代文學研究的，逛舊書店或上“孔夫子”舊書網搶購“現代文學珍本”，已經成爲一種小小的時尚。年長的，像北京的姜德明，中年的，像上海的陳子善，固然有讓人歆羡的“寶貝”；年輕一輩，也多能從自家書櫃裏，掏出幾册像模像樣的“舊藏”。至於各圖書館，更是在傳統的宋槧元刊外，另闢展室，專門收藏晚清及民國年間的“新善本”。
我對“中國現代文學珍本”之作爲藏品并不擔懮；我關注的是，這些“珍本”如何有效地服務於教學與研究。爲了保護藏品，很多圖書館都採取這么一種策略，同一種書刊，只要有新的，就不借舊的；只要有縮微，就不讓看原刊。可這些舊書，或曰“新善本”，之所以值得珍惜，除了版本學的意義，更因其中蘊涵歷史氣息。讓大學生、研究生直接面對甚至親手摩挲那些儲存著豐富歷史信息的舊書刊，是十分重要的教學環節。在沉潜把玩古舊書刊中，可以增長見識，提升品味，進而養成學問的興趣。至於專家學者，更是希望通過解讀具體的書刊，將“文學”的物質性與精神性合而爲一。
三 在巴黎邂逅“中國現代文學”
這些年，出國開會或講學時，我喜歡逛圖書館，希望能見識一些難得的“好書”。此類意外的驚喜，比如在哈佛大學找到梁啓超的《讀書法講義》，在倫敦大學閱讀同治十年羊城惠師禮堂刊本《天路歷程土話》，在哥倫比亞大學見識1907年刊行於北京的《益森畫報》，在海德堡大學使用衆多晚清報刊等，都是在進入書庫的情況下才可能做到。這一前提條件，在法國不具備。因爲，按照規定，即便教授也無法自由進出本校圖書館的書庫。查卡片借書與在書庫裏徜徉，二者的功效不可同日而語。在密密麻麻如森林般的書架中巡視，猛然間發現或曾耳聞、或根本没聽説過的書刊，這樣的經歷，方才稱得上“驚喜”。我對於法國“陳規陋習”的抨擊，因朋友的熱心傳播，輾轉到達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所長魏丕信(Pierre 
tienne Will)先生的耳朵裏。於是，奇迹發生了——藏書豐富的漢學研究所，破例允許我入庫讀書。
1927年由伯希和(Paul Pelliot)與葛蘭言(Marcel Granet)創立的高等漢學研究所，1972年起隸屬於法蘭西學院；其附設的圖書館，現在已是歐洲漢學藏書的重鎮。尤其是1951年接收當時駐北京的巴黎大學漢學研究中心藏書，大大提升了其收藏質量。200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漢籍善本書目提要》以及魏丕信所撰序言，使我們對此圖書館的藏書特點及來龍去脉，有了相對的了解。其實，真正讓我驚嘆不已的，不是“漢籍善本”，而是一些根本不入藏書家眼的東西。比如老北大的講義，對於他人無足輕重，對我來説却是如獲至寶。此類當年發給學生的講義，即便北大校史館，也都很少收藏。説來真是神了，遠隔千山萬水的法蘭西學院，居然收藏著幾十册早年北大的講義，而且“養在深閨無人識”。法蘭西學院所藏老北大講義，數吴梅編譔的最多，三册《中國文學史》更是初次發現，值得認真鈎稽。爲此，我專門撰寫了《在巴黎邂逅“老北大”》、《不該被遺忘的“文學史”》，予以介紹。
可這法國圖書館的故事，還没講完呢。遠在異國他鄉，不僅邂逅“老北大”，還巧會“新文學”。興奮之餘，每天背着書包上學堂，從我居住的大學城，趕往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故事是這樣開始的：幽雅的閱讀室裏，幾輛手推車上，整整齊齊地碼了好幾百册新文學書籍，説是臨時停放，馬上就要送到里昂那邊的圖書館，原因是，這些書没有用處。我請求圖書館員，再等幾天，讓我好好看看。人家很奇怪，你不是北大教授嗎，怎么會對這些中國舊書感興趣？先是我對這批書“好奇”，展開地毯式搜索閱讀；後是圖書館員對我的讀書“好奇”，問到底在找什么。聽我如此這般解釋了一通，人家改變主意，書不送了，找個地方“珍藏”起來。
爲什么這批書值得珍惜？因爲，任何圖書館，都不會如此集中地展現一個特定年代的文學出版——1925至1929年，六百多種文學圖書，三分之二是毛邊本。平日分散閱讀，不太在意；如今集中在一起，突然發現，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書籍裝幀，竟是如此精美！討論文學的，大都注重精神性，只做文本分析；但是，市場制約着出版，出版影響着寫作，幕後還有一只“無形的手”，在發揮着作用。讀者買書，固然認作者、看内容，可也不排除受書籍自身美感的誘惑。因此，書籍裝幀作爲文學生產的重要環節，不該忽視。
就憑這批“天降神兵”，我對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出版，有了全新的認識。這就好像龐貝古城，突然凍結在某一特殊時刻，後人得以借助考古發掘，討論這一有趣的文化層。簡單説來，那個年代的中國文學出版，有兩座“書城”：上海與北京；八個書局：北新書局、未名社、創造社出版部、開明書店、新月書店、泰東書局、現代書局、光華書局；九位書籍裝幀家：魯迅、孫福熙、葉靈鳳、陶元慶、錢君匋、倪貽德、聞一多、司徒喬、豐子愷。相形之下，大的出版機構如商務、中華，在文學書籍出版方面不占優勢。另外，同是書籍裝幀，最能發揮設計者才情的，是文學書籍，而不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圖書。
我的關注與提議，改變了這批圖書的命運。這批書到哪裏去的問題，總算解決了；可它們從哪裏來，爲何而來，進入此圖書館後，到底是經常被人閱讀，還是“一入侯門深似海”？這成了我關心的另一個問題。可供追蹤的綫索很少，没有早年的書號，1950年代前，該館没有這批書的記載。好多書上蓋有“北新書局贈閱”等圖章，估計不是采購，而是直接從出版社進入圖書館。另一條綫索，則是追溯此機構與中國的淵源：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巴黎大學北京研究所—中法大學，可還是没能説清楚書是怎么來的。藏書中，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等人作品最多；另外，章衣萍似乎也很風行。那個時代中國的重要作家，絶大部分都在其中，唯獨缺了胡適。後來發現，“作家胡適”已經轉化成“學者胡適”，在圖書館裏另有位子，不必爲遷徙而擔憂。
很奇怪，這么多裝幀精美的好書，自從進入此圖書館，極少被閱讀。爲什么敢這么斷言，因大部分是毛邊本，至今没有裁開。這也是圖書館最初想轉贈他人的緣故。爲什么不看，不是書不好，而是因爲，此圖書館以收藏“漢籍善本”著稱，法國乃至歐洲關注新文學的研究者，極少前來光顧。
這“偵探故事”有頭無尾，很可惜。不過，坐在静謐的閱讀室裏，拿著裁紙刀，翻閱那些裝幀精美、甚至配有插圖的新文學書籍，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四 魯迅與書籍裝幀
説到毛邊本，不能不提魯迅。1935年，魯迅給曹聚仁寫信：“《集外集》付裝訂時，可否給我留十本不切邊的，我是十年前的毛邊黨，至今脾氣還没有改。”爲什么喜歡毛邊書，照魯迅的説法，“光邊的書像没有頭髮的人——和尚或尼姑”，而毛邊本則有一種原始的美、樸素的美、殘缺的美。當然，這屬於“文人趣味”，大衆一般不這么看。毛邊書閱讀不便，書店裏排列參差，圖書館收藏更嫌麻煩。因此，今天中國所有的正式出版物，全都要求剃“光頭”。至於毛邊本，偶爾也做，但只能私下流通。前年在巴黎逛書店，不懂法文的我，竟買了本德里達的書，并非附庸風雅，而是看中其毛邊本形式。
毛邊書好不好看，那是見仁見智。相對來説，封面裝幀所體現出來的“書籍之美”，更容易欣賞。單就封面而言，宋元精刊，那是另外一種情調，古拙的美；可只靠書簽和扉頁題簽，畢竟有些單調。説到對書籍的鑒賞與把玩，開本、紙張、插圖以及裝幀設計，無疑是極爲重要的環節。洋裝書的興起，以及對於封面裝幀的重視，使得國人開始認真經營“書衣”。
所謂好的封面裝幀，可具像，也可抽象；可樸素，也可絢爛；可古雅，也可現代；可與書籍内容相關，也可以是“絶無關係的裝飾”。一句話，有個性，具美感，讓你一看就喜歡，而且對闡釋該書（内容或風格）略有幫助，那就值得稱道與把玩。既不是純藝術，也不是純工藝，而是作爲“物質文化”的“精神產品”。
錢君匋在《〈魯迅與書籍裝幀〉序》中，曾提及自己是如何在魯迅的影響和指導下，從事封面設計的。這説法有點誇張。但確實，魯迅對書籍裝幀有濃厚的興趣，而且一以貫之。記得魯迅曾這樣評價浙江老鄉陶元慶爲他的小説集所做的裝幀：“《彷徨》的封面實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動。”談論魯迅與書籍裝幀，可參閱錢君匋《〈魯迅與書籍裝幀〉序》、鄭振鐸《魯迅與中國古版畫》以及《魯迅與書籍裝幀》和《魯迅裝幀系年》二書。
此外，魯迅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重刊《十竹齋箋譜》，可見二人的文化趣味及審美眼光。在魯迅看來，那些文人喜歡用的淡雅的詩箋，是中國古舊木版畫的一個紀念碑，極盛之中已透露出嚴重的頹危，眼看著即將被鋅版印的洋紙箋全部取代，有必要借編箋譜而予以保留。而這，跟他提倡新興木刻運動，收集整理漢畫像石，關注綉像小説等一樣，都并非只是“好事”，而是因其事關文化斷續。
記得蔡元培在《〈魯迅全集〉序》中稱，傳統的金石學，未有注意於漢碑之圖案者；而魯迅不同，他的趣味更接近現代意義上的“美術”。1932年，魯迅在《“連環圖畫”辯護》中，肯定連環畫的敘事以及宣傳功能，且拆解上層與下層、精英與大衆、宣傳與藝術、雅與俗的對立。魯迅的這些舉措，既基於政治及文化立場，也體現其美術興趣。從書籍裝幀到連環圖畫，都可見其走出傳統士大夫的視野。
依我的觀察，中國書籍裝幀的黃金時代，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候，諸多文雅之士，以手工的方式，介入新興的書籍裝幀事業。如魯迅、孫福熙、葉靈鳳、陶元慶、錢君匋、倪貽德、聞一多、司徒喬、豐子愷等，其封面以及整體設計雖各顯神通，仍大致呈東西合璧趨勢。抗戰軍興，圖書出版困難，裝幀自是儘量從簡。八十年代以後，大量封面設計交由電腦製作，速度是快了，可機器味太濃了，不耐看。
五 阿英和唐弢的藏書
在近現代文學研究者中，有兩個人格外關注出版。專注於晚清小説及鴛鴦蝴蝶派的魏紹昌，從1960年代至1980年代，陸續刊行《吴趼人研究資料》、《李伯元研究資料》、《老殘游記資料》、《孽海花資料》、《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等，還爲上海書店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在我看來，他的這些工作，比個人著述《我看鴛鴦蝴蝶派》更有學術意義。同樣傾心於近代小説輯佚考辨的，還有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説目録》、《清末民初小説年表》固然是資料集，其個人著述《清末小説閑談》(1983)、《清末小説論集》(1992)、《清末小説探索》(1998)、《清末小説叢考》(2003)、《初期商務印書館研究（增補版）》(2004)、《漢譯天方夜譚論集》(2006)、《漢譯福爾摩斯論集》(2006)，以及剛剛刊行的《商務印書館研究論集》，也都以資料翔實見長。至於獨立創辦學術集刊《清末小説》，至今已編印30期，更是爲中外學者所贊賞。
可要説關注近現代文學史料，開闢相關學術領域，起步早且貢獻大的，還當推阿英和唐弢兩位先生。阿英(1900-1977)原名錢德富，筆名阿英、錢杏邨，安徽蕪湖人。青年時代參加過五四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與蔣光慈等人組織太陽社，1930年加入“左聯”，曾任常委。解放後任天津市文化局長，全國文聯副秘書長等職。一生著述，包括小説、戲劇、散文、詩歌、雜文、文評、古籍校點等，共有160餘種。李一氓《〈阿英文集〉序》稱他爲文藝工作者提供另一個典範：“就是在文藝範圍内，既搞中國文學，也搞外國文學；既搞古典文學，也搞通俗文學；既搞戲劇，也搞小説；既搞文學史，也搞文藝批評；既搞木刻，也搞版本……一個個人的百花齊放。”看看去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十二卷本、近六百萬字的《阿英全集》，你就明白，李一氓的評價並不誇張。
可我更想强調的是，阿英很早就對晚清以降的文藝報刊抱有濃厚興趣，并將其落實到學術研究中。這點很難得，有先見之明。説實話，我不欣賞作爲批評家的錢杏邨，但喜歡作爲讀書人與文化人的阿英。關於學者阿英，一般關注其豐富的藏書，以及各種文學史料編纂，還有那部開風氣的《晚清小説史》。其實，阿英的著述，還有《晚清戲曲小説目》、《晚清文藝報刊述略》、《小説四話》等。此外《晚清文學叢鈔》的小説卷、傳奇雜劇卷、説唱文學卷、域外文學譯文卷、俄羅斯文學譯文卷、小説戲曲研究卷等，以及《鴉片戰争文學集》、《中法戰争文學集》、《甲午中日戰争文學集》、《庚子事變文學集》、《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等，以及《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都值得表彰。可以説，阿英是中國近代文學這一學術領域最重要的開拓者。尤其是那部1937年初版、而後不斷修訂重刊的《晚清小説史》，在學術史上意義重大。該書第一章討論晚清小説的繁榮時，專門提及新聞出版業的發達，以及“不僅新聞紙競載小説，專刊小説的雜誌，也就應運而生”。這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判斷，不僅將報刊作爲文學及史學研究的“資料庫”，而且將報刊及出版本身，作爲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最近十幾年的中國學界，普遍注重小説的生產過程及流通方式，并力圖將其與政治的、文化的、審美的批評相融合，除接受美學、文學社會學、媒介研究等西方理論的啓迪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阿英等前輩學者的努力——雖然學術思路不太一樣。
1987年暑假，我剛做完博士論文答辯，大熱天南下訪書，就因爲看到了有關報道，蕪湖利用阿英家屬的捐贈，設立了“阿英藏書陳列室”。在那裏，我看到了創刊於1907年的《中外小説林》。這雜誌在晚清很重要，我看過中山大學所藏十六册，阿英也有十一册，除去重復的，有六册此前未見。尤其是第一册的發現，解決了好多問題。我在文章中早已做了介紹，可2000年香港影印刊行《中外小説林》，還是没收入蕪湖阿英的藏書部分，很可惜。當初曾大發感慨，這一萬多册專業性很强的圖書，捐給了家鄉小小圖書館，利用率不高，有點遺憾。最近，我又去蕪湖訪書，在烟雨墩的阿英藏書室裏，依舊有新的發現，找到了魯迅在北大的講義本《中國小説史大略》。其實，阿英的收藏裏，俗文學占很大比例，肯定還有不爲人知曉的“奇書”，只可惜我没有時間仔細翻看。
另一個重要人物唐弢(1913-1992)，筆名晦庵等，浙江鎮海人，曾在上海郵局當郵政工人，從上世紀三十年代起開始從事散文、雜文寫作，因而結識魯迅。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復旦大學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1959年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唐弢曾參加過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還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等，在輯録考訂魯迅佚文方面功力深厚。而對於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來説，唐弢首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主編；當然，這教材現在很少人用了。其實，我更欣賞的，還是他的《晦庵書話》，因其開啓了以“書話”形式，介紹新文學作品以及現代文學史上重要出版活動的先河。
唐弢既從事文學創作，又是新文學藏書大家，自上世紀四十年代起，更以“晦庵書話”的寫作聞名於世。因此，書肆搜求，冷攤偶得，作者題贈，友人轉饋，積之時日，自然藏有諸多初版本、毛邊本、題贈本、簽名本。稱其爲“新文學珍品的淵藪”，一點不過份。倡導創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巴金曾説過：“文學館有了唐弢的藏書，文學館就有了一半。”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爲收藏唐弢所捐贈的圖書，專門設立了“唐弢文庫”，包括平裝書23000餘册，綫裝書2000餘册，近現代期刊1888種等。諸位如果太忙，無暇親臨其境，不妨上上網，查閱目録及部分藏品。
六 “新資料”如何帶出“新問題”
陳寅恪在給陳垣的《敦煌劫餘録》寫序時，提及“時代學術之新潮流”。對新資料、新方法、新問題没有興趣，或者説一點感覺都没有，那樣的學者，只能説是“未入流”。考古學是這一百年來中國人文研究領域裏成績最大的，因爲它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整個中國上古史的想像。可我想補充的是，出土文獻固然是“新資料”，此前不被學界關注、由於眼光變化而進入視野的，同樣是“新資料”。像舊報紙、舊雜誌、作家手稿、書信等，一旦有效地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同樣是值得珍惜的“新資料”。
2002年秋冬，我在臺灣大學講課，講課的記録稿，後由麥田出版公司刊行，書名《晚清文學教室：從北大到臺大》。在《報刊研究的方法與策略》一章中，我提及：“晚清以降的文史研究，不能只讀作家或學者的文集，必須同時關注報刊、檔案等，這樣才能擴大視野，以‘新資料’研究‘新問題’。”十幾年前，北大圖書館開始制作近代人物資料光盤，價格很貴，我們根本買不起。現在好了，以舊期刊爲例，國家圖書館“館藏珍品”裏的“民國期刊”，浙江大學圖書館的“高等學校中英文圖書數字化國際合作計劃”裏的“民國期刊”，都有很多好東西。更不要説國内外各大圖書館收藏的大量數字化圖書以及現刊了。可以這么明確無誤地説，今天做學問，獲取資料的途徑跟前輩學者大不相同；因此，學術研究的思路與方法，也會有很大差異。但有一點，請大家記得，諸位翻查電子版《四庫全書》、《四部叢刊》等，固然很容易在“原文圖像”和“文本頁面”之間自由切換，但即便如此，不能只知道檢索“主題詞”，而忘了書籍的物質形態。
專業不同，對於此類數字化讀物的依賴程度也不同。完全不用，屬於陳寅恪所説的“不入流”；過於沉湎，在我看來，同樣也是“不入流”。可以“檢索”，但請記得，檢索代替不了“讀書”。我甚至戲言，有必要再次强調“親自讀書”的重要性。錢鍾書的《石語》中，有這么一則記載：清末民初著名詩人和學者陳衍，曾譏諷唐文治文章有“紗帽氣”。如今學界，除了“紗帽氣”讓人討厭，還必須警惕文章的“機器味”。有經驗的學者，一看引用，就知道你是讀出來的，還是檢索出來的。
除了資料的抄録、搜尋、歸類、整理等，真正有價值的人文研究，從命題到主旨，從論證到精神，電腦幫不了多大忙，更不要説“代勞”了。即便有一天，人工智能化達到這樣的地步：你出一個命題，電腦就能自動工作，生成一篇邏輯嚴密、文采斐然的文章，我也不覺得“親自讀書”是多餘的。記得1958年，郭沫若給北大歷史系師生寫信：“就如我們今天在鋼鐵生產方面，十五年内要超過英國一樣，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在不太長時間内，就在資料占有上，也要超過陳寅恪。”這可是大大的外行話，一個人讀一百本書，和一百個人各讀一本書，效果是不一樣的。對於真正高深的學問，“人海戰術”基本上不起作用——除非你只是編資料集。所以，我才會再三强調，生活在網絡時代的人文學者，有必要利用一切機會，在自家書齋或圖書館裏，親手“觸摸”那些物質形態的圖書。
十年前，我和夏曉虹主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那書講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與人物，用了很多老照片，而且起了個頗爲煽情的名字。此後，很多人談及歷史與文化，也喜歡用“觸摸”這個詞。除了强調感性與温情，當初的本意，是指直接接觸，而不是道聽途説。具體到學術研究，所謂“觸摸歷史”，不外是借助細節，重建現場；借助文本，鈞沉思想；借助個案，呈現進程。作爲研究者，你可以往高處看，往大處看，也可以往細處看，往深處看，更可以二者兼而有之。“於文本中見歷史，於細節處顯精神”，這是我在另一本專業著述《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導言”裏的話。
有人喜歡史料鈎沉，有人强調理論視野，常常争得死去活來。其實，這跟個人的性格、才情、志趣，乃至機遇、環境等有關係，勉强不得。其實，從事人文學研究，就好像寫文章，忌諱空虚，也忌諱板滯。談論“中國現代文學”，如能兼及“精神性”與“物質性”，學問可以做得更實在。作爲讀書人，你不需要一定當“藏書家”，但最好是“愛書家”，也就是葉聖陶説鄭振鐸的那個“喜歡得弗得了”。兼及藏書與讀書，從把玩書刊走向研究文學者，大都對“書裏書外”體會較深。將流行的“大理論”，與個人的“小感覺”相調適，這樣做出來的文章，不僵硬，有温情，往往更爲耐看。
你可能説，我這樣談書籍，有點“小資情調”。可走進魯迅博物館的展廳，你很容易感覺到魯迅的藝術氣質與文人情趣。我曾有幸進入魯博的地庫，觀看魯迅的鈔書、補書、藏書，還有其輯校的古籍、編選的版畫等，實在讓人感慨萬端：魯迅確實是“讀書人”。當然，同樣是出版物，不同的物質形態，閱讀的感覺就是不一樣。版刻與石印、繪畫與照相、綫裝書與平裝書、報章與演説、雜誌與書籍、講義與著述、連環畫與書籍裝幀等，背後都隱藏着政治的、商業的、文化的、審美的等不同層面的問題。
從二十年前談論“小説的書面化傾向與叙事模式的轉變”，到2003年的《現代中國文學的生產機制與傳播方式》，再到近年編著的四書《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衆傳媒與現代文學》、《教育：知識生產與文學傳播》、《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我都是力圖在傳媒史、教育史、學術史以及文學史的交叉處，逐步展開深入的探究。而談論作爲“文化工程”、“啓蒙生意”以及“文學趣味”的書籍，我的基本策略是：以物見史、以物見人、以物見文。
據07年12月2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