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对问题的刨根究底和讲究实效是对待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态度。而本文的研究则是提出一种对待方法论的态度，一方面，各种方法都有其“有效”与“局限”的两个侧面，另一方面，表面上看来互斥的方法，却有一种内在的相互补充的关系。对一些有着互补性的方法进行梳理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对方法形成一种新的理念——方法互补的理解。
1 机械观与系统观的互补
系统观作为一种滋生于自然科学土壤的新兴思维方式，人们很快就发现了它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图书馆学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实际上，用系统观来研究图书馆学的许多问题已取得了相当的成效[1]。而机械观作为科学史上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形态，它还没有来得及给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图书馆学领域）留下影响就已走向衰落。所以，我们在图书馆学领域找不到机械观这一方法原则的影响。那么，是否有必要在图书馆不学的研究中提倡机械观的思想方式呢？哲学中有关方法论的研究并不完全否认机械观，虽然现代系统观是在机械观成就的基础上登上舞台的，而系统观作为历史形态显然比机械观优越，但这并不等于说机械观已不再有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反，它的许多传统和原则，尤其是它的还原论的方法论基本原则仍然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中大显身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书馆学研究不应该拒绝这一思维方式。
还原论为我们指明了一条特定的科学解释的途径。科学方法论认为，用构造性语言把现象纳入某个理论模型，就给现象提供了某种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解释相当于还原：即把表面上极为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几个简单的基本概念和关系。就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力和物质（质量）被看作理解一切现象的基本概念，于是这些概念和关系就成为一切自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把这一思维方式移植于图书馆学的研究中，我们即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明了的概念和原则。比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也引发了许多思考与争论，这些思考与争论所涉及的问题都可以被称为“重大问题”，如图书馆的形态、图书馆的未来、图书馆的生存空间、图书馆的运作方式等等。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些混乱和不确定，当我们无法确定或把握图书馆的未来走向时，为了廓清思路，不妨将问题还原为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图书馆的基本目标与任务是什么？答案是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并提供服务[2]。当问题被还原为“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并提供服务”这一图书馆的基本目标时，图书馆的目标不变就成为永恒；而变化（本质是方法的革命）也是永恒。在变与不变之间，图书馆学也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学术空间了。再比如，无论检索技术怎样发展，检索的本质仍然可以被还原成检索提问与文献属性的相似性比较。通过对问题的还原来追寻问题的本质，可以使学术研究的方向保持稳定性和正确性。所以，还原方法是有效的，其意义在于通过对纷繁多样的问题加以限制，把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的完全确定的方面来，而避免可能产生的不明确思想。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断定，在图书馆学的许多问题中，还原方法都可以找到应用的空间。用还原的方法，我们可以分析出客观对象多样性、复杂性中主要的、稳定的、相似的东西，用已知的比较基本的规律来解释所研究的客体，以便简化、缩小客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此外，要想使图书馆学中的某些问题趋向精确化、定量化，也许要借用精密自然科学的一些原理来加以解释。解释的基本要求是寻找并确定规律，把复杂现象归结为简单的规律，这就是还原。
科学研究遵循某种还原程序，哲学上概括为分析。而系统观——即系统分析方法和系统思维方式，则是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系统观并没有终结还原论的作用，相反，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借助于严谨精细的分析手段，即以还原论为其基础[3]。于是，机械观与系统观的关系就变成了分析与综合的关系。我们显然不会否定分析与综合的相辅相成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机械观与系统观的互补关系。不过，在图书馆学的方法论研究中，最迫切的任务不是一般地论述它们之间应该遵循怎样的辩证关系，而是在实际的研究进程中，研究它们的某种配合是如何形成普遍起作用的模式的。具体地说，图书馆学方法论应该解决的课题是找到还原论和系统观之间的恰当的配合，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2 经验方法与理论方法的互补
毫无疑问，图书馆学仍然处于学科体系的不断建构之中。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经验图书馆学之路，另一条是走理论图书馆学之路。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的这两种建构方式实际上已形成了两种学术传统。在经验论者眼里，经验科学是知识体系的理想形式，感性观察是知识的最初源泉，也是最后的评判者，科学不过是对经验材料的整理而形成的体系。杜威是经验图书馆学最早的倡导者，他不赞成从“哲学的理论”方面来建构图书馆学，所以，他在《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第1版序言中公开宣称：不追求什么理论上的完整体系，而只是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一个实际问题[4]。在杜威看来，实践与实用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动力与归属，图书馆学不必追问“为什么”，只须回答“怎么样”。所有由观察而得到的素材通过分析和研究就成了知识。在经验方法与理论方法的选择上，杜威显然是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前者，他还明确指出：“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内，无论在任何问题上，哲学上理论的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应用。”杜威的唯经验论的学术思想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是深远的，而科学哲学对经验论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肯定的[5]。应该说，杜威所倡导的学术思想在图书馆学形成的初期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尤其是它促进了一些技术性、实用性强的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快速发展，这在图书馆学发展的早期是一种符合实际的选择。文献[6]也认为“杜威的经验图书馆学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图书馆学成果，其核心思想至今没有过时”。
与经验论不同，唯理论的特点在于寻求知识的确定性。如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探索图书馆学，就会发现那种以经验为基础并以实践经验归纳和系统化为特色的经验图书馆学是缺乏力量的，因为经验总是要被新的认识所替代的，这就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经验认识的可靠性。当年的芝加哥学派正是因为对这种状况的不满而大力提倡“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立场的。他们从理性的角度来探索图书馆学的“科学”的学科理论。巴特勒的《图书馆学导论》可以说是这种研究最早的、最有影响的成果。在这本书里，巴特勒远离了经验的原理和规律，仅仅通过对学科构成要素的分析而成功地构筑了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虽然巴特勒的书并没有涉及到图书馆特定的实际工作[7]，但这种研究确实开辟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使人们知道还可以有这样一种研究图书馆学的方法——“脱离”实际经验的方法。正是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们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和规律、图书馆领域的多元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一种延续不断的学术传统。
在现代图书馆学的快速发展面前，单纯的经验论或单纯的唯理论都显示出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它们单独都不足以恰当地揭示科学认识的复杂本质。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图书馆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包含着经验和理性两个方面，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极端的主张与选择，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很难保持一种独立并行的状态的，而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发生着联系。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和更加复杂的研究课题，更有必要在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让观察渗透着理论，这是包括库恩在内的许多当代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的观点[8]，这一观点的意义是让两种学术传统趋向融合。按照这种观点，在图书馆学研究的过程中，就不应脱离背景知识或理论框架去看待经验事实，而应以经验为基础，超越经验地探求包含在经验之中的普遍的概念、范畴、规律和原理，这样，知识体系的建构，就能在理论与经验的相互作用之间得以完成。
3 实证方法与思辩方法的互补
自从倡导理论图书馆学的研究以来，图书馆学从未拒绝过哲学思辩的方法，所有讨论图书馆学方法论的文章都认为哲学方法是其基本的方法。这是因为图书馆学需要思辩思维，在经验事实与普遍的概念、范畴、规律和原理之间，必须经历“抽象性或思辩性”这样一个中间状态。具体地说，这种思维方法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学科思想的发展具有开拓作用，比如通过提出某些超经验的思辩性的基本假设，可以保证现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为理论体系的完善或新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潜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图书馆学研究中也常常包含着一些无法用经验直接说明的对象，换句话说，直接观察在更多的时候是不可能直接地形成知识的，按巴特勒的观点，“在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之间有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理论的建立需要人的主观的、直觉的思辩思维。
同样，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图书馆学也不拒绝实证方法。实际上，当年芝加哥学派所创立的理论图书馆学研究，就包含着思辩式和实证式两条研究道路：既有巴特勒式的依靠主观论证的思辩式的图书馆学研究，也有追求实证化的图书馆学研究。实证研究通常从图书馆外部的视角来选择那些与社会紧密联系的现实问题来开展研究，所采用的方法通常是内容分析法、社会调查法、调查统计分析法等等。即使是历史研究，也是注重以原始资料为基础，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实证解释图书馆历史过程的各个“细部”[9]。这些研究都是严格按照“硬科学”的研究规范，即强调定性或定量的数据基础、研究者的客观和中立的研究立场、科学的分析方法、研究结论的可验证性等来进行的。应该说，实证研究是图书馆学理论建构的另一种方式，它大大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对一些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
纵观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思辩方法与实证方法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曲折历程[10]，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倾向于二者的互补。这种观点对图书馆学的研究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人们追逐现实问题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忽略了对学科的理性的、思辩式的研究，甚至斥之为无用的“幻想”，实际上，从图书馆学学科建构的角度，纯理性的、思辩的思维方式永远是需要的，思辩方法可以使我们整体把握研究对象，可以把具体研究课题的意义扩展到更广阔的范围，可以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活力。没有这样的研究，图书馆学便不完善，甚至会阻碍自身的整体发展。同时，在一些需要准确把握的“细部”，则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实证方法也称“客观方法”，包括调查方法、实验方法、比较方法和历史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直接面向应用，通过调查与论证、比较与分析来获得对现实的精神的、准确的认识。实证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和达到的效果是思辩研究所不能及的，也是不能替代的。思辩方法与实证方法互补的意义即在于此。
4 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补
在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互补是一个很容易达到共识的观点。在一些具体的分支领域已有类似的观点提出[11]。现就这两种方法互补应用的有关原则问题展开讨论。
定性研究针对事物的质的方面，而定量研究则针对事物的量的方面。图书馆学研究如果缺少对某一方面的研究，将是不完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图书馆学的研究过程中，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定性研究认识对象的质，进而分析对象的量，同时通过对量的分析深化对质的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首先，在搜集素材时，既要注意被研究对象的质，也要注意被研究对象的量。素材是思考和分析的对象，是形成概念、理论、模型的基础。缺乏有关质的素材，定性研究就没有对象；缺乏有关量的素材，定量研究也同样失去了对象。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首先是素材搜集中对质和量的兼顾。
其次，在处理素材时，要体现通过量的分析去把握研究对象的质，即在研究过程中要体现两种方法的互补。建立模型是定量分析的有效途径[12]。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可以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经过抽象和合理简化，分解为各种指标，然后根据所给出的数学形式，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再输入计算机进行模拟，从而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定量描述。从图书馆学领域多年来在建立模型方面的研究情况来看，模型研究的功能通常有判据功能、解释功能和预测功能[13～15]。数学模型方法适于处理那些本身性态和类属不确定的模糊量，是解决量和质相混合问题的手段。
第三，在成果评价时，要注意质和量的双重评价。对质的评价，就是针对该成果素材搜集的全面性、理论的真实性、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完备性进行评价；对量的评价，就是针对该成果的真理程度（真理量的多少）、增值前途（即发展潜力）、解决问题的效力等方面进行评价。对成果的双重评价反映了在研究活动的全过程中对两种方法互补性的追求。
从本质上说，笔者提倡的是一种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所谓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折中与调和[16]。按照这种原则，我们才会有足够博大的胸怀去接纳一切有意义的方法和方法论思想，又有同样的睿智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让它们各自发挥作用，使图书馆学按照一种科学的、合理的方式建造自己的科学大厦。
收稿日期：200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