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人词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学人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学人与学人词
学人，是一个与时俱变、难于统一界定的范畴。自清人起，一般是把经学家或者深于经史的学者的词创作视为学人词，如谭献《复堂词话》以张琦、周济等人之作为学人词，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二以陈澧之作为学人词。用这个观点反观宋代，有学者曾对宋代的学人词作出过这样一个判断：“清代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著称者，颇多是学人……回头来看宋词，情况便不是这样。周敦颐、二程、张载、陆九渊不写词，朱熹词仅存十三首，叶适不过一首。”①
但是，以这个标准来看，宋代的学人词人其实远不止上文中概举的这两位，朱熹、叶适的词也未必能完全代表宋代学人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含存目）提要统计并比照《全宋词》与《全宋词补辑》，宋代学人词人至少包括夏竦、贾昌朝、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王安石、苏轼、苏辙、张耒、陈瓘、邵伯温、叶梦得、李光、吕本中、郑刚中、史浩、李石、程大昌、王质、杨万里、朱熹、张栻、罗愿、易祓、魏了翁、李从周、真德秀、洪咨夔、岳珂、赵以夫、王柏、家铉翁、陈深、张浚等三十四位。《宋元学案》对有宋一代儒学传承统序考订最为全面、准确，其中还包含了范仲淹、杨适、韩琦、范祖禹、张舜民、朱松、胡寅、胡铨、陈亮、叶适、尹洙、梅尧臣、赵抃、文彦博、王拱辰、蔡襄、曾巩、范纯仁、王安国、王观、王安礼、曾布、李之仪、舒亶、孔平仲、王雱、黄庭坚、蔡京、秦观、晁补之、陈师道、李廌、谢逸、苏过、徐俯、王安中、李纲、李弥逊、刘子翚、王十朋、韩元吉、陆游、周必大、尤袤、张孝祥、吕胜己、楼钥、京镗、赵汝愚、刘光祖、汪莘、崔与之、吴琚、杜旟、李壁、韩淲、张端义、程公许、许玠、刘克庄、吴潜、赵汝腾、张枢、罗椅、陈允平、谢枋得、刘辰翁、周密、文天祥、邓剡、王炎午、张商英、孔武仲等七十三位词人，他们也应该纳入宋代学人词人行列。如果再加上《宋元学案补遗》中涉及到的词人，诸如崔与之同调刘镇、门人李昴英，等等，宋代学人词人足以构成一个百人以上的宏大词人群落。
理学是有宋一代的代表性学术，宋词是有宋一代之文学，作为一代标志性学术与代表性文学的复合体，宋代学人词自然能够成为研讨宋代学术与文学之间互动关系的切入点之一。从量上来看，宋代学人词人约仅占整个宋代已知词人的十分之一。不过，这是一群活跃于中国学术殿堂、具有特定身份和特殊地位的词人，因此，审视宋学人词的特色，关注其发展进程中为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词史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便显得相当重要。
二、词、学相妨与题材的开拓延展
皓首穷经的学人为学与为词是否能够两不相妨，这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严羽曾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② 自清人钟秀改易其中“书”为“学”③，异议更多。不过，专就词、学之间的关系而论，焦循于此改易之先已有过相当圆通的见解：“谈者多谓词不可学，以其妨诗、古文，尤非说经尚古者所宜。余谓非也。人禀阴阳之气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气，有时感发，每不可遏。有词曲一途分泄之，则使清纯之气，长流行于诗古文。且经学须深思默会，或至抑塞沉困，机不可转。诗词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则有益于经学者正不浅。古人一室潜修，不废啸歌，其旨深微，非得阴阳之理，未足与知也。朱晦翁、真西山俱不废词，词何不可学之有？”④ 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序》中所言与此大同小异。又，《词苑》评韩琦《点绛唇》（病起恹恹）：“公经国大手，而小词乃以情韵胜人。”⑤ 关注序《石林词》：“右丞叶公，以经术文章为世宗儒。翰墨之余，作为歌调，亦妙天下。”⑥ 《啸翁词评》评吕本中《清平乐》（柳塘新涨）：“居仁直忤柄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⑦ 《宋名家词评》评真德秀《蝶恋花》（两岸月桥花半吐）：“作《大学衍义》人，又有此等词笔。”⑧ 在对几位宋代学人词作叹赏之余，也都同样表达了词、学并不必然相妨的判断。
但宋人并不都执此见。《耆旧续闻》云：“前辈谓：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⑨ 不作词却未必不阅读他人作品的程颐，对若干宋人词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观点确嫌拘腐，但与其理学宗师的身份并不完全相悖，反而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一部分宋代学人认为词、学势同水火的看法。上引焦循词论中提到的理学家朱熹，所作词有宋人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四颇不以为然者，也有甚得明清人如薛碹《读书续录》⑩、张宗
《词林纪事》好评者。然而，朱熹对词、学之间关系的看法还是与程颐基本相近。据《爱日斋丛钞》记载，朱熹作《忆秦娥·雪梅二阕怀张敬夫》之后，“又书一绝云：‘久恶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间万事皆如此，两叶行将用斧柯。’且题云：‘自是不复作也。’”(11)“久恶”词这种文学样式又一度不废吟咏的朱熹，最终“不复作”词，主要是认为它与靡靡之音无异，不足以载道，因而不应与正音相涉。惟其如此，清初郑方坤才有“牵率晦翁张壁垒”(12) 之论。
对词体的轻慢之所以成为一种近乎牢不可破的“传统”观念，是与宋代学人（当然不仅仅是宋代学人）从一开始就对其发生史的无端漠视，和对其所承载的社会功能无休止地进行道德价值方面的拷问紧密相关的。但是，学人词（自然也不仅仅是学人词）毕竟已经成为一种客观、普遍甚至是繁荣的存在，所以，身处两难境地的评论者们只好曲为之说，其中，他人伪托构陷与少年所作之说尤为常见。以欧阳修词中所谓“鄙亵”之作为例，这个话题在宋元时期被《乐府雅词·引》、罗泌跋欧阳修《近体乐府》、《碧鸡漫志》卷二、《吹剑录外集》、《湘山野录》卷上、《吴礼部诗话·词附》、《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及卷二一等反复提起，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肃且难以回避的问题。又据《词品》卷三引姜明叔语、《渚山堂词话》卷三与《竹坡诗话》所言，司马光、王安石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然，宋及宋以后很多人对词体文学在道德层面上的毅然拒绝态度，似乎并未影响到另外一些人对其在审美层面上的积极接纳态度。《风月堂诗话》即云：“晁无咎晚年……尝曰：‘吾欲托兴于此，时作一首以自遣，政使流行，亦复何害？’”(13) 尽管满族文人李佳曾提出，词“不易为”，尤其是对那些“高谈道学者”而言(14)。事实上，宋代学人中作词功力深湛、所作自能摇荡人心者，还是不少的。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评贾昌朝《木兰花令》（都城水渌嬉游处）：“平生惟赋此一词，极有风味。”(15) 《过庭录》记载邵伯温《调笑》（翻翻绣袖上红裀）曾令人“感泣不自胜”(16)。《词品》誉岳珂《祝英台近》（淡烟横）：“感慨忠愤，与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17)《御选历代诗余》引卓人月语评刘辰翁词：“悠扬悱恻，即以为《小雅》、楚《骚》可也。”(18) 只是，其中有些人较为矜持而已。古人对于宋代学人词的否定评判，有时不免是按照某种约定俗成、片面甚至是排他性的标准进行粗暴衡量的结果，不一定是依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判断。不过，他们的正面评判，却往往是在欣赏其艺术表现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作品内容题材的认同。笔者注意到，大多数获得肯定评价的学人词，其内容大抵并未超出传统题材范围。出于传统题材者，未必一定获得好评；非传统题材，在某个时期总是难于逃脱被批判的命运，而此后每当有人愿意重新评估其历史价值的时候，又往往会获得超乎寻常的评价。陈亮词的情形便是如此。
叶适《书〈龙川集〉后》云：“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此类也。”(19) 在理学发展脉络中，浙学是因为宋室南渡、国是日非，才以力矫先儒之失、主经制以求事功的面貌应运而生。陈亮、叶适之学虽不无相异之处，但毕竟是同归于功利的，在学术思想的相互理解上不至于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看来，叶适在《龙川文集序》、《祭陈同甫文》中所谓“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20)，“子有微言，余何遽知”(21)，仅就词而言，其关键也许不在“微言”背后所要表达的“大义”，而在“经济之怀”何以竟能通过词这种文学样式较为顺畅地表达出来。陈振孙曾严厉批评陈亮：“《外集》皆长短旬，极不工，而自负以为经纶之意俱在是，尤不可晓。”(22) 陈氏是“永嘉九先生”之一周行己的外孙，生活在永嘉学派思想学说成熟期，收藏并阅读了该派代表人物陈傅良、叶适等人的著作，但“持论甚正”(23) 的他钦佩和表扬的人物和学说却是朱熹和程朱理学，认为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24)。看来，陈振孙认为陈亮词“尤不可晓”，主要是不认同陈亮词中所表达的“经纶之意”，进而否认其自认为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于词中的看法。
词发展到南宋，题材内容已然不再局限于晚唐五代花间派娱宾遣兴的狭小范围，但是，视词体创作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和笼罩在“花间范式”强大影响力之下的创作惯性还远没有完全消除，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词只可以抒写个人闲情幽怨，否则就有可能被视为另类。陈亮词中反复陈述的“经济之怀”，主要是渴望收复失地、重整河山的爱国情怀，这是当时一般词人词作中很少涉及的内容。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时人对龙川词的不理解，同时也才能较为客观地看待陈亮词的不同凡响之处。
陈亮在《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中提出过若干建设性的政治建议，“智略横生，议论风凛”(25)，“高论震江关”(26)。对所怀抱的强烈政治信念的热情鼓吹，可以说已经成为陈亮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他的词中，词如其文，以“感愤淋漓，眷怀君国”而被许为“纵横家之词”(27)。其著者如《虞美人》（离乱从头说），极论世事，直接而真率。《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则洵乎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爱国情怀的外化。这类作品，“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进裂到字句上”，“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28)。显然，陈亮在词作中灌注部分全新内容的同时，没有贸然放弃对于词之文体特性整体上的坚守。陈亮等人的尝试，是宋代学人尽力拓展词作题材内容的表现，是他们对宋代学人词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宋代学人词在发展进程中对宋词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诚然，学人身份并不必然导致词人将前此极少作为词料对待和使用的题材内容阑入词作，但是，考虑到创作实绩中新人耳目的题材内容不断涌现所造成的累积效应对传统词学观念可能带来的现实的、强有力的冲击，宋代学人词势必对后世词学在思想解放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启发作用和持久的示范效果。
三、“以诗为词”与诗词的殊途同归
在宋代文学发展史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宋诗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主要是围绕如何缔造足以与唐诗并峙的诗歌经典审美范型展开的。一般认为，这一进程大致可以从“诗圣”杜甫算起，到北宋中期即已基本定型。无独有偶，宋词凭借唐五代词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于北宋中期迅速达于高峰状态。宋人创造经典的盛举在诗词两端可谓殊途同归。值得瞩目的是，在这个开创经典的过程中，宋词应该是部分地受到了宋诗的影响，宋代学人词人也在其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具体表现便是以苏轼词为代表的“以诗为词”，陈师道最先直接提出这种看法(29)。陆游跋苏轼《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缑山仙子）云：“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30) 评词而以昔人相关诗作拿来做比较，又认为学诗者应当从苏词所表现出的逼人的天风海雨般的韵度和气势中探听消息，说明陆游持有与陈师道近似的观点。当然，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不过，细味其语，大概都不过是不希望因此而完全抹煞两种文体的界限。辨体是尊体的前提，即便苏轼本人也没有把词当成与诗毫无区别的文体。
“以诗为词”有时被认为是以诗法为词。苏轼《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结二句“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诚斋诗话》认为与杜甫、韩愈等人诗句“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31)。有时也被认为是移诗律作长短句：“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32) 有时又被认为是词中寓以诗人句法，如汤衡序《于湖词》所云：“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33) 又，曾丰序黄公度《知稼翁词》认为，黄氏合乎诗三百“发乎情性，归乎礼义”创作准则的作品，假以时日，当“可与文忠（指苏轼）相后先”(34)，同为典范。正因为不免受到正统儒家诗教的约束，所以，苏轼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把诗体的题材走向与风格倾向导入词体(35)。
宋代一些人认为“以诗为词”容易炮制出非本色之作：“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36) 此处所谓“本色”既然与“极天下之工”迥不相侔，也就是说，“以诗为词”依然需要“当行”，不能偏离词体创作中理应恪守的另外一条传统准则：谨于音律。对此，清代词论家通常从各自不同的立论背景出发予以论断：“息深达亹，悱恻缠绵，学人之词也。若瑰奇磊落之士，郁郁不得志，情有所激，不能一轨于正，而胥于词发之。风雷之在天，虎豹之在山，蛟龙之在渊，恣其意之所向，而不可以绳尺求。”(37)“东坡词独树一帜，妙绝古今，虽非正声，然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不独耆卿、少游不及，即求之美成、白石，亦难以绳尺律之也。后人以绳尺律之，吾不知海上三山，彼亦能以丈尺计之否耶。”(38)“学者切戒夫通病恪遵为成式，并举习见者为绳尺。”(39)“绳尺之中，自有天籁。”(40) 就中所谓“绳尺”，有的已经不仅仅是指音律方面的规范，而是泛指一切外在的束缚了。当然，当下也有学者在总结近代学人词的基本特征时，将其中之一定为“格律愈趋于精严”(41)。看来，有宋以降，环绕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一直存在分歧的。争议之中，颇堪瞩目的是个别善意的解释：“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42) 或者未必能够自圆其说的辩解：“（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反觉章词有织绣工夫。”(43) 另外，在宋及以后的一些人看来，宋代学人词之所谓“曲中缚不住”、“不多合绳墨”绝不只是像苏轼那样孤立的存在：“王荆公长短句，不多合绳墨处，自雍容奇特。”(44) 明屠隆《续清言》评杨万里《好事近》（月未到诚斋）亦云：“昔人谓东坡词是曲子中缚不住者，廷秀词又何多让？”(45) 还有些人甚至把它当作豪放词不得不然的特点来对待。
这些争议也与词人之词间接有关。钱仲联提出：“陈衍论晚清诗，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说法，一代词苑，也可以说是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46) 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深入而持久的论争与反思，清代学人恐怕很难在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结合方面做得较为完美。《遁斋闲览》曾云：“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47)“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48) 的苏轼并非不懂、不重视音律。张枢在“素不晓度曲”(49) 的宋代学人词人中更是首屈一指：“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50) 宋代像苏轼、张枢这样的学人，愿意将词的创作与音乐尽量协调起来，可以为后世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的有机结合开一法门。应该说，就案头文学而言，词人之词与学人之词的联姻是词体创作必然的趋势乃至最终的希望所在。
如果说诗、词在宋代的合而不同，确实展现出了殊途同归的一面，那么，另外的一面则是，宋代诗词因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都程度不同地把这种影响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了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共同彰显出了一种新型的、内倾的文化特征与文化精神。宋代学人词的发展进程是从属于整个宋词的总体发展走势的，与宋诗、宋学的发展并不同步，一些学人或同或异的词风也未必与他们所尊奉的学术宗派和学术思想有直接、紧密的关联。
时代思潮对文学作品乃至文体形式产生影响，文学作品对时代思潮作出应有的回应，这种双向互动并非起自宋代。先是，谢灵运那种夹带玄言的山水诗，陶渊明一些诗中所创造的恬淡意境，就多少受到了被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51) 的玄言诗的恩泽，或者可以说是玄学“无心插柳”的结果。就宋代学人而言，艾朗诺教授在其《欧阳修的文学作品》中特别强调，欧诗风格平淡，乃理学冷静情致影响所致(52)。其实，欧阳修词中那些也许并非“不关风与月”的恨，又何尝不可作如是观？《蓼园词选》评其《浪淘沙》（把酒祝东风）即云：“末二句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却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尽。”(53) 具体而言，理学对词体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以理性节制盲动的情绪，化悲情为平和；其二，以物观物，无悲无喜，开出宁静澄明的精神境界(54)。由此，便使得词体审美呈现出淡雅的倾向，从而为宋词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天地。以苏轼词为例，《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魏庆之在杨湜《古今词话》的基础上论曰：“多情却被无情恼，盖行人多情，佳人无情耳。此二字极有理趣。”(55) 推而广之，世间带有普遍的“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止佳人离去这一件？词人之前的人生遭际不也可以说是“多情却被无情恼”么？由此观之，苏轼此词中之内蕴非理而何？《满庭芳》（蜗角虚名）亦如是。苏学北行，元好问可以在《遗山自题乐府引》中将苏词推许为“乐府以来”“第一”(56)；也可以在《新轩乐府引》中将其置于严格的雅正观之下进行审视，“亦有……因病成妍，皆自坡发之”(57)；还可以在《东坡乐府集选引》中批评《沁园春》（孤馆灯青）“极害义理”，至斥之为伪作：“不知谁作，世人误为东坡。”(58) 其实，苏词时常直抒胸臆，不假比兴，所以词作用意不免显豁直露。当然，在清代常州派看来，讲求比兴寄托是需要以性情学养为根柢，并最终归于诗教之正的，如果作者自觉意识到学养在创作中的立意作用，自然是很高的境界。
四、“别是一家”与深远影响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著录《柯家山馆词》有云：“清代经师之词，竹坨、茗柯，造成风气，并享高名，有所自来。”(59) 清代学人词“所自来”者，其渊源正是宋元明三代学人词，其中，宋代学人词的影响尤为深刻。宋代学人词对后代学人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清代学人词的影响上。元代学人词人如姚燧、刘因、吴澄、张翥，明代学人词人如丘濬、陈献章、韩邦奇、杨慎、陈士元、田艺蘅、焦竑、钟惺、黄道周等等，在词体创作方面大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置于同时代作品中毫不逊色。如陈献章惟一留存的一阕《渔歌子》（红蕖风起白鸥飞），心境恬淡，词如其学，甚得好评：“结响骚雅，使刘后村见之，当不敢嗤为押韵语录。”(60) 不过，元明两代词运不济，随着作家与受众（作家当然也是受众中的一部分）审美趣味的转变，诗文词等文学样式逐渐丧失创作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加上词家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人词乃至整整两代词的发展。所以，在自有元以迄有清约三个半世纪的词史进程中，没有出现像清代那样主盟坛坫者颇多是学人的盛况。
宋代学人词对清代学人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两方面。这是宋代学人词对整个中国词史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是奠定其在千年词史上重要地位的有力保障。陈匪石认为：“乾嘉经师有恒言曰：始为之不易，后来者加详。由晚近之词学，上视清初，声律如是，句法亦如是。”(61) 其实，就学人词而言，“上视”有宋亦如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人词始于宋，也成于宋。宋代学人词人的“不易”之处，首先当然是如何为推尊词体找到理论依据，进而在创作乃至研究实践中初步有所表现。不如此，后世学人便有可能不得不在促进词体文学“体益尊、学益大”的漫漫征途中付出更大的代价与更多的努力，正如谭献所云：“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近世经师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张皋文、龚定庵多工小词，其理可悟。”(62) 此外，王国维曾对学人词有一个判断：“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疆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63) 在王氏看来，即便是可以称为学人词“极则”者，也还难以达到“自然神妙”的理想境界。作为著名的学人词人，王国维所言也道出了学人词人自宋迄清屡经上下求索、不断努力的事实。环顾当下，词体文学创作正陷于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自胡适之后，词这种文学样式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需要“推尊”的问题，如火如荼的词学研究几乎被视为显学便是明证。另一方面，意图从事词体创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因为基本素养和技能的缺失，使得相应的具体实践难于上青天。长此以往，一度被认为是有宋一代之文学并在清代再度中兴的词，难免不沦为绝学。
被标举为学人词“极则”的朱祖谋词，在王国维看来，其风格特征“隐秀”之“所自来”者正是宋词，其中包括宋代学人王安石、欧阳修词的“高华”。追求多种艺术风格的融通与开拓，只是后代学人对宋代学人词人承继中的一小部分。在宋以后的词学批评实践中，宋词是一种当然的、首选的、永恒的标准，元明清人词学观念的形成几乎无一不是基于以宋词作为比较、鉴别的参照物后的产物，基本思路也主要由学人确立并授受不绝，以至于当下的宋词观深受清人的影响，正像对于唐诗的各种认识几乎都要受到宋人的唐诗观影响一样。词“别是一家”之说是由宋代学人与非学人词人先后间接与直接提出来的，当时所包含的还只是一种不甚明确因而聚讼不已的尊体意识。所谓推尊词体，其终极目标，无非是希望求得词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需要努力的时间越长，进展过程越艰难曲折，就越能说明词体文学此前的地位之低。不过，一旦真正突破了思想瓶颈，其他一切便迟早都会迎刃而解。所谓开拓词境，可以指学人词人凭借学识、襟抱与功力提升作品的境界，也可以指在题材内容方面的拓展与发掘，还可以指他们同样凭借学识、襟抱与功力，去充分理解、阐发一些作品中包容的深刻意蕴。后者，常常能使作品焕发远远超出文本本身的美学与哲学异彩，对词学批评产生深刻影响。而这也应该成为宋代学人词影响后世词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为例，曾丰序《知稼翁词》评云：“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余绪耳。犹有与道德合者。‘缺月挂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性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64)《唐宋诸贤绝妙词选》所引鲖阳居士的解读更为细密：“‘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与《考粲》诗相似。”(65) 张德瀛节引曾丰之语后断曰：“本朝张茗柯论词，每宗此义，遂为鲖阳之续。”(66) 其实，张惠言论词，按其自序《词选》中所云“义有幽隐，并为指发”，就是指出、阐发或者发挥若干词作中的“幽隐”之义，所“指发”者，“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不出汉以来相承说《诗》、《骚》‘比兴’之法。”(67) 茗柯词论，尽管其中有全盘照搬鲖阳居士附会穿凿、已被清初人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68) 之处，所绍者实远早于宋人所云。上引张德瀛词话中“遂为鲖阳之续”之论，似乎并未真正搔到痒处。当然，以比兴之法、将诗论引入词论直接用于解词，无疑还是发轫于有宋。宋人这种当时不可能形成体系的解词方法，势必对常州派词学理论体系产生方法论上的触动。另外，谭献曾评苏轼此阕云：“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69) 后来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扫描近代国内词坛上隐约存在的词学阐释学实践，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于此。词本身固然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驰骋“未必不然”乃至“何必不然”的想象的空间，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常州词论中备受诟病的牵强附会习气不能不说是渊源有自，因为宋人解词实已肇其端绪。继承，永远都不意味着历史会自动过滤掉糟粕而只留下精华。宋人的词“别是一家”之论及其所必然导致的“词学别是一家”之说正是如此。
注释：
①(46) 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前言》，岳麓书社1992年版。
②③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6页，第27页。
④ 焦循：《雕菰楼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二册第1491页。
⑤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卷四引，《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144页。
⑥(33)(34)(64) 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⑦⑧⑩(45)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卷七引，《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230页，第1231页，第1229页，第1230页。
⑨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宋元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11)(49) 佚名：《爱日斋丛钞》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伞书》，第八五四册。
(12) 郑方坤：《论词绝句三十六首》之二三，《蔗尾诗集》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影印本，第八册。
(13)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1页。
(14) 李佳：《左庵词话》卷下，《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164页。
(15)(65) 黄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四部丛刊》本。
(16) 范公偁：《过庭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0页。
(17) 杨慎：《词品》卷五，《词话丛编》，第一册第518页。
(18) 王奕清等：《历代词话》卷八，《词话丛编》，第二册第1260页。
(19)(20)(21) 叶适：《水心文集》卷二九，卷一二，卷二八，《四部丛刊》本。
(22)(2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一八第548页，卷一○第313页。
(23) 卢文弨：《直斋书录解题跋》，《抱经堂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
(25) 辛弃疾：《祭陈同父文》，徐汉明编《新校编辛弃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页。
(26)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集》，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册第549页。
(27) 刘师培：《论文杂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1页。
(28)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饮冰室合集四·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
(29)(36) 陈师道：《后山诗话》，吴文治等编《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册第1022页。
(30) 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放翁题跋》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1) 杨万里：《诚斋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页。
(32)(44)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第一册第85页，第83页。
(35) 参见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
(3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892页。
(38) 陈廷焯：《词坛丛话》，《词话丛编》，第四册第3721页。
(39)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上卷，《词话丛编》，第一册第833页。
(40) 杜文澜：《憩园词话》卷二，《词话丛编》，第三册第2880页。
(41) 陈铭：《论近代学人之词的基本特征》，载《学术月刊》1991年第2期。
(4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页。
(43) 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
(47)(48)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二引，第284页。
(50) 张炎：《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56页。
(51) 钟嵘：《诗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52) Ronald Egan,The Literary Works of Ou- Yang Hsiu 1007-10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Press,1984.
(53) 黄苏编《蓼园词选》，尹志腾校点《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8页。
(64) 参见孙民《理学思潮对宋初令词的影响》，《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5) 魏庆之：《魏庆之词话》，《词话丛编》，第一册第204页。
(56)(57)(58) 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72页，第765页，第751页。
(59) 王云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集部第三册第744页。
(60)(66) 张德瀛：《词徵》卷六，卷五，《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175页，第4159页。
(61) 陈匪石：《声执》卷上，《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945页。
(62) 谭献：《复堂日记》卷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63)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词话丛编》，第五册第4260页。
(67) 钱钟书：《谈艺录》，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21页。
(68) 王士禛：《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一册第678页。
(69) 周济编《词辨》，《清人选评词集三种》，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