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百年间词之功能的推移——宋代文化构建中的宋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宋代论文,功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晚唐诗词之间的兴衰变化，陆游曾经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注：陆游《跋花间集》，《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三十，中国书店1986年6月版。）但是不知他注意到没有，宋朝建国之初的50年间，词并没有继续它在唐末五代的盛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数量的统计比较加以说明：整个五代五十余年间，今存词的数量达800余首（注：据曾昭岷先生等《全唐五代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2月版。）；宋代最初五十年间，只存有约50余首词。而再过五十年，词作已达1300余首（注：据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统计，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前五十年的统计截止到范仲淹（包括范仲淹）；前百余年的统计截止到苏轼（不包括苏轼）。）。由此可见，最初五十年词的创作呈现间歇的状态，此后才再度兴盛，并终于成为有宋一代的代表文体（注：对于这一问题，历代学者屡有陈述，如宋·太平老人《袖中锦》“五绝”条：“汉篆、晋字、唐诗、宋词。”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九十八《史论五首·欧阳修》：“若夫汉之史、晋之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则皆代专其至，运会所钟，无论后人踵作，不过绪余。”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及焉者也。”）。
细究词的这一发展态势，实与其生存环境，即五代动乱及宋初文化重建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唐宋易代，以五代为桥梁，这其间，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也随之发生更替。建隆二年(961)七月，宋太祖酒席之上释石守信等人兵权时所说的一番话，已开始奠定日后宋代文化崇乐尚文的基调：“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50页。）至建隆三年(962)二月，太祖又对近臣发愿：“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62页。）
稍后的宋初诸帝似乎都喜欢音乐，尤其是教坊乐，并且长于制曲作词，其作品甚至很流行，如太宗、真宗、仁宗的作品，《宋史·乐志》皆有收录，且数量颇丰。当然，宋时乐非古时乐，其时乐曲由雅趋俗，充满了世俗的魅力，这从某些反面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如天圣(1023-1031)中，仁宗尝问宰臣王曾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繇此。”（注：前述诸条引文，见脱脱《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乐志·教坊》。）
历史往往在矛盾中发展，宋人追求享乐，但却并不忽视士大夫人格的塑造，如从宋初史家范质、欧阳修到司马光，对五代政坛不倒翁冯道的评价由赞美到逐渐否定，范质尚赞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欧阳修则开始斥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则已经确立了“贞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的标准，为冯道作了定论：“大节已亏”，“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注：详参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这显示出新王朝对五代人格的驳正和对新型士人的要求。而宋初儒林有名的三先生孙复(992-1057)、胡瑗(993-1057)、石介(1005-1045)的行迹，亦可显示出当时士人人格重塑的轨迹。他们三人都是成长于宋代的士人，巧的是，他们的出仕方式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之阳，治《春秋》，鲁多学者；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为人师，言行而身化之，仁宗景祐初以布衣召；石介尝讲学徂徕山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三人都是影响极大的学者和师长，欧阳修《胡先生墓表》称：“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复）、石守道（介）三人。”三人的影响，由地方而到京师，都在国子监讲过学，而且大受欢迎，三人言传身教，门徒盛极一时，隐呈崇理尚节、端方不苟的宋儒风范，如孙复有名山东，自石介而下皆以先生事之，其“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於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於经之本义为多。”胡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庆历中建太学於京师，有司即下湖州，取胡瑗之法以为太学法，胡瑗居太学，“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其学者相语称‘先生’，不问可知为胡公也”。石介更是“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为国子监直讲，“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繇此益盛”，并作《庆历圣德诗》，指点当朝忠佞（注：三人行迹材料，均据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卷二十五《胡先生（瑗）墓表》、卷二十七《孙明复（复）墓志铭》，卷三十四《徂徕石（介）先生墓志铭》以及《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孙复、石介、胡瑗三人本传。）。三人肇始之下的宋代士风，影响之巨，《四库全书总目·徂徕集提要》曾如此评道：“厥后欧阳修、司马光朋党之祸屡兴，苏轼、黄庭坚文字之狱迭起，实（石）介有以先导其波。又若太学诸生挟持朝局，北宋之末，或至于脔割中使；南宋之末，或至于驱逐宰执，由来者渐，亦介有以倡之。”
前述宋初百余年词的变化态势，正是发生在这一矛盾复杂的文化建构背景下（当然，宋初文化建构的情形还要复杂得多，我们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还会不断提及）。纵览宋代史乘笔记、尤其是屡次被禁的私人笔记，我们可以发现，宋初百余年中——尤其是前半期，词的创作与传播势头也许不如五代，但是它潜在生存空间却是空前地扩大了。因为宋初人们在讴唱之余，更把词不自觉地推广到日常生活多个领域，使之兼具了多种功能。在那个时候，宋人尚未完全确定自己文化的走向，宋代文化更谈不上定型，词在某种程度上为宋代文化建设发挥了作用，宋人自己当时恐怕也未觉察到。
大致说来，宋初人们对于词这一带有几分“亡国之音”性质的文学样式所抱的复杂感情以及多样的功能期待，促使词的生存呈现出一种多维、复杂的不稳定状态。因此，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宋初百余年间词的生存状态及其功能的推移，这无疑是观察宋代文化构建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词成为谶语——词谶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纬坤灵图提要》云：“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谶纬之风，自东汉起因为可以证明刘秀政权的合法性而得到提倡以后，每至易代之际，往往成为新朝启兴的舆论工具。但是谶纬本身却既可以因证明新朝的合法性而得到提倡，又常常因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启动乱之源而被严禁，所以其所受待遇往往大起大落。即如北朝时鲜卑族拓跋氏之北魏，也曾因为谶纬之弊而先后两次下诏禁之，在太和九年(485)更下诏“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历观唐末五代，诸朝更替之际，谶纬之语更是流播人间，泛滥不止。到了赵宋立国，有鉴于此，则索性屡次颁行禁书令，尤其禁天文、图谶、术数之书，以期在大乱之后建立思想统一、长治久安的王朝，这是北宋早期的一个重要文化举措。这一点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北宋前四帝部分不难看出，自太祖始，历太宗、真宗直至仁宗，对此政策一直勤抓不懈，虽然效果如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从严厉禁止政策的背后，我们不难了解到当时谶语一类东西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以及人们对这种预示命运的文字的浓厚兴趣。
事实上，谶纬之风作为流行已久的习俗，行政命令的禁止，也许会收到一定效果，但是也常常促使它以别的形式表现出来。宋代禁谶纬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汉唐之际，谶语在形式上一般表现为句式比较整齐的歌谣类的文字；至晚唐五代，曲子词大行于花间尊前，它似乎也没有表现出预言人生吉凶祸福的功能；入宋以后，在禁图谶、术数的大背景下，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卒，都有人不自觉地绕开禁令，逐渐从这种承袭于前代的、伴随乐舞而唱出的曲词中发现了人生走向的某些秘密，使曲子词这一流行娱乐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谶纬性质的内涵。
首先，言为心声，在宋人看来，词客谱写、唱出的曲词能够昭示着未来命运的信息。对此，许多人深信不疑。比如，钱惟演在仁宗明道二年(1033)为御史中丞范讽弹劾，罢平章事、以崇德节度使知随州（今湖北随县）：
钱思公谪汉东日，撰一曲（《玉楼春》）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往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每歌之，酒阑则垂涕。时后阁尚有一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者也。曰：“吾忆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邓王旧曲亦有“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这段文字载于释文莹的《湘山野录》卷上、王铚《侍儿小名录》，而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四、后集卷三十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等又先后收录，可见此事在当时流传之广以及宋人对之兴趣之浓。
宋人眼中更神奇的是，曲词不惟能言人生死，更可预言气数，王君玉《国老谈苑》又载：
寇准初为密学，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尽离肠断，萍满汀洲人未归。”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意皆凄惨，末年果南迁。”（注：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一个人年轻时候的吟唱能够预示几十年后的命运，足见在宋人眼中，曲词也许更可见出一个人的性情，这本来已颇有几分“性格即命运”的意味；但是，令宋人疑惑的是，歌词的气格，往往又不似作者之为人，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此评论道：“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版，第137页。）刚毅果决的人，竟然发为不类其为人的曲词，而这曲词在某些方面又与作者遭际暗合，在宋人看来，这不是命运之音又是什么呢？当然，后来曲子词大盛，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大作与其为人大不相同的旖旎小词，就已经为人所习见，而不再引起现在这种惊讶了。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及稍后的笔记中多次出现，像王德臣《麈史》中载李邦直梦中作一词，中有“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之句，结果“后李（邦直）出北都，逾年而卒”；叶清臣（道清）“守金陵，为《江南好》十阙，又云：‘丞相有才裨造化，圣皇宽诏养疏顽。赢取十年闲。’意以为虽补郡，不越十年，必复任矣。去金陵十年而卒。”这一类故事，无疑也会随着曲词的传唱而得到传插，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坚定了宋初人们对歌词这一功能的信心。逐渐地，到这个百年末期，曲词更扩大其预示功能，由预言个体的人生走向展延到暗示国家灾异乃至帝王存亡的领域，王明清《玉照新志》载：
嘉恓末，有一人携一巨鱼入京师，而能人言，号曰“海哥”。炫耀于市井间。豪右左戚争先快睹。亦常召至禁中。由是缠头赏赉，所获盈积，常自声一辞云：“海哥风措。被渔人下网打住。将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语。甚时节、我归去？龙王传语，这里思量你，千回万度。螃蟹最恓惶，鲇鱼尤忧虑。”李氏园作场，跃入池中，不复可获。是岁，黄河大决，水入都门，坏民室宇数百家。已而昭陵升遐。（注：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77页。）
鱼作人言，人人争睹，而奇异的歌声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惊天动地的巨变——“黄河大决”、“昭陵升遐”，人们惊魂甫定之后，再忆曲词，无疑会对之倍增神秘、诡异之感。细究宋人赋予歌词这一预言功能的原因，除了禁书这一政策腾出的预言语词空白以外，也与距宋不远的五代诸国奢侈享乐而导致亡国的历史大有干系。作为奢侈享乐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醉心于歌舞，而绵绵的曲词则是轻歌曼舞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之一，于是末世的曼舞轻歌便成了标准的亡国之音，曲词在舆论上当然也不免受到鱼池之殃。吴处厚《青箱杂记》载：
王衍在蜀，好私行，……又衍朝永陵，自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亭，妓妾皆衣道衣，莲花冠，酒酣，免冠，髽髻为乐。因夹脸连额，渥以朱粉，号曰“醉妆”，此与梁冀、孙寿事颇相类。……衍自制甘州词，令宫人歌之，闻者凄怆。……后国亡归唐，至秦川驿遇害。
这里的暗示意味其实很明显，王衍《甘州词》令“闻者凄怆”的时候，已经预示了他来日丧国亡身的命运。当然，即使抛开这亡国之主的荒唐举止不谈，他那有名的“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醉妆词》）的醉生梦死之歌也很难让人想到他会有好的结局。无独有偶，南唐是五代时期另一个曲词繁荣中心。据宋人记载，导致南唐国主李煜这位曲词名家遇害的直接原因，也是他的词。王铚《默记》载：“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注：王铚《默记》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当然，李煜致死的真正原因是念念不忘故国，但是给人的表面印象却依旧是因词亡身。
由上述材料来看，正是五代人纵情歌舞享乐遂致亡国的先天因素和宋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共同促成了“词谶”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使昔日多供娱乐的曲子词具备了又一生存形式和文体功能。
三、以词鉴人
昔人尝言，观人于揖让，莫若观人于游戏。晚唐五代词道虽盛，尚未见有专因这小道艳科的游戏之文而废人者（注：当然，晚唐五代也有因与词有瓜葛而遭遇尴尬者，如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载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温庭筠传》载温庭筠“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滴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且在当时以词论人也并未成为一种风气。）。但是在宋初百余年的前期，词虽然一时并未获得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但宋人却已经有意无意地把这一游戏之文与鉴评人物联系在一起，观人于曲词似乎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风习。彭乘《墨客挥犀》载潘阆“坐卢多逊党”而逃亡：
后会赦，以助教授之官，阆乃自归，送信州安置。仍不惩艾，复为扫市舞词曰：“出砒霜价钱，可赢得拨灰兼弄火，畅杀我。”以此为士人不齿，投弃终身。”（注：见彭乘《墨客挥犀》卷一，《笔记小说大观》第五辑。按，潘阆之贬，实坐王继恩之党，当日私家笔记如《湘山野录》、《笔谈》等皆因不审传闻致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一已于至道三年“五月甲戌”条下有所考辨，可参看。）
而在此稍前的至道元年四月(995)，太宗就曾赐潘阆进士及第，但是“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至道元年“夏四月丙申”条，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812页。）潘阆的情况虽然因为受到政治问题牵连而显得有些特殊，但是当日放旷不羁的词人形象不为上层所喜，已是显而易见。再看后来的柳永，他几乎完全是以词论人做法的牺牲品了。吴曾《能改斋漫录》：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注：吴曾《能改斋漫录》下册，卷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11月版，第480页。）
就因为这一句词，柳永直到“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而被黜落后，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那就颇有几分调侃之意了。可见，对于宋仁宗来说，曲词在柳永身上留下的烙印，不可谓不深了。关于柳永获谴，还有另一个说法，陈师道《后山诗话》载：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１９（注：见《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4月版，第311页。然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一“醉蓬莱”条又说：宋柳永字耆卿，累不第，仁宗召见之，会老人星见，入内都知史姓者爱其才，乞命永撰词以颂休祥，永作《醉蓬莱词》以进，仁宗阅首句“渐亭皋叶下”“渐”字，意不怿；至“宸游风辇何处”，与真宗挽诗词同，惨然久之；读至“太液波翻”，忿然曰：“何不言‘太液波澄’耶？”掷之地，罢不用。已而又作《透碧霄》，有“宝运当千”之句，史又称之于上，上曰：“‘宝运当千’非佳语也。”竟不推恩。按，关于柳永仕途不达的原因，众说纷纭，今人恐难确知，然而说法众多这一现象本身，即已揭示出词对于作者自身的影响。）
照此说来，柳永也许把新兴的赵宋王朝当作了汉唐盛世，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凭藉狗监杨得意推举而青云直上的司马相如；或者像行卷的唐人那样，一旦作品知名，即可仕途通达。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宋人崇文抑武倒是不错，但同时对词这一有“亡国之音”嫌疑的文体却并未与诗文等量齐观，相反，以仁宗的敏感，对词还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也许，柳永试图以词为进身之阶的做法，在仁宗看来，更近于投机钻营。这样，人品之低下与词品之低下，更是合二为一了。这一点，从张舜民《画墁录》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反面印证：
柳三变既以调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祗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词的格调高下，本来与考试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晏殊可以理直气壮地将其作为是否放官的标准，而柳永似乎也无从反驳。对于这种因词遭难情况的出现，柳永也是始料未及，以至于后悔不迭，叶梦得《避暑录话》载，柳永词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已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由此可以看出，以词论人，似乎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潜在的观念。
词之格调可以影响到人的声誉、进而影响仕途，这种情况在宋初的确多了起来，可以看作词在宋代遇到的新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便会发现柳永词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语句所表现出的玩世态度，无疑是对正极力树立尊严的新兴王朝的不敬；他有针对性地填词“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的走后宫路线的做法，又与宋人正一力塑造不同以往汉唐风流的宋儒人格这一政策相抵触，这也许可以看作柳永受黜的深层原因，也是词开始具备鉴别人品功能的深层原因。
但是无论如何，词毕竟开始在宋人的生活中担当起不同以往的重要地位。后来，欧阳修在私德方面曾经很受攻击，词竟然也成为一个重要攻击点，钱世昭《钱氏私志》载：
欧（阳修）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年方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欧知贡举，题目出“通其变使民不倦”，乃云：“通其变而使民不倦，贤良作唱曰：‘试官偏爱外生。’”而于是科场大哄，皆报东门之役也。
从这也可以见出一时风气。
词格往往要与人的身份气质相符——“词如其人”，这也是以词鉴人的又一项内容。宋人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但是已经模模糊糊有了这一意识。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载：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颇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欧阳修自己私下里有时候也大做艳词，但在正规场合还是要求别人像我们后文所述的夏竦一样，以尊前小词表现出堂堂正正的雅颂之音，这显示出文化过渡时期宋人对于前代遗留文体的功能取舍与期待。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说，以词句之工而得到知遇、从而仕途通达者也不乏其人，这其实正是柳永所期待的效果。如《复斋漫录》载：
晏元献（殊）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暝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版，廖德明校点，第142页。）
这里，是王琪先因为诗引起晏殊的注意，复以对句获得赏识与举荐，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一联，则被晏殊用于小令《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和七律《西园示张寺丞》（元巳清明假未开）中，至于用于诗和用于词孰先孰后，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讨论与创作中诗词界限不太明朗的情形所透露的信息，恰恰可以说明此时宋诗处于学晚唐阶段以及词向宋代风味过渡的实际情况。另外，像欧阳修词化用甚至直接引用中晚唐诗、晏几道词袭用五代人诗句等现象，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此时歌词的过渡特征。
以词观人，即赵宋帝王家也在所不免，直到我们所考察的百余年时期之末，情况依然如此。《续资治通鉴》载曹太后、宋英宗两宫不睦，太后向执政韩琦诉说英宗的过失，喜爱歌词竟也是其中之一：“太后遣中使持一文书付（韩）琦，琦启之，则帝所写歌词、并宫中过失事。琦即对使者焚毁，令复奏曰：‘太后每说官家身神未宁。言语举动不中节，何足怪也。’”（注：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四部备要》本。）在曹太后看来，抄写歌词就是一大过失，而韩琦似乎也不否认这一点，为之辩解时也同样承认是“举动不中节”，认为：“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则时人对词的微妙、矛盾态度，于此亦可略见。当然，英宗所写歌词，应该是艳词无疑。
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歌词”本身并未与“品行好坏”划等号，关键是看其表达内容与运用形式。到了这时，词的生存环境应该说已经是相当的宽松，上自王侯官吏、下自贩夫走卒，对歌词兴趣的浓度，毫无二致。就赵宋皇族来说，自太祖、太宗就一直好词不倦，吴处厚《青箱杂记》载，真宗酒酣之极，径直向馆阁之臣索词，而并不觉有何不妥：
景德中，夏公（竦）初授馆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深秋。 瑶阶曙，金茎露，凤髓香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中使入奏，上大悦。（注：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李裕民点校，第49页。）
看来，夏竦本人就非常明白词歌颂太平的这一新的功能需要，也非常明白宋初处于文化转型之际词所需要进行的角色与功能转化。
四、词通殷勤意
远自春秋时，诗就是各诸侯国外交场合或行人使用的重要交流方式，赋诗见意、赋诗明志的场面在《左传》中也曾频频出现。至唐代，诗笺传情、以诗歌传达情意的情况更多，而宋初百余年间，词也在杯间尊前的醉人旋律中开始介入情志的传达和表述中。当然，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际，在座诸将都是行伍出身，所以恐怕也不会有人填词制曲来委婉地烘托气氛、传达情志，只能赤裸裸谈论“享乐”、“保身”哲学。但等到宋人与南方富于文化修养和才情的国主们交往，词便开始了它在交际中难以言会的作用：
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取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注：见陈师道《后山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版本同前，第305页。）
在这里，弱小者惟恐加害、如履薄冰的恐惧心情在悦耳的曲词中得到了不失尊严的表达，当然也得到了明确的保证。
日常交往中陈情见志、以词作笺同样也不乏其人，又如：
（陈）亚与章郇公同年友善，郇公当轴，将用之，而为言者所抑。亚作药名《生查子》陈情献之，曰：“朝廷数擢贤，旋占凌霄路。自是郁陶人，险难无移处。
也知没药疗机寒，食薄何相误。大幅纸连粘，甘草归田赋。”（注：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版本同前，第5页。）个人的委屈、愤懑同样可以通过这种在当时看来不太严肃的文体非常私人化地表达出来，辞意委婉而不失风度。
曲子词的这一功能，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词的创作与发展，例如，柳永那首引得金主完颜亮“起投鞭渡江之志”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就是一首投献进见之作：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夜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迎耆卿预坐。（注：杨湜《古今词话》，《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26页。）
此外，因为词能够通殷勤之意并且活跃交际场合中的气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了交际中的润滑剂，或者说是调和酒席气氛的重要道具，陈师道《后山谈丛》载：
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亦唯唯。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其词也。
屡屡歌客人之词，竟引得客人酒兴大发，“每为引满”，词的这一劝酒效果对于欧阳修一类以文著称的大臣来说，超过了其它所有方式。另一方面，被人误以为“村野”的歌妓对长官嘱托一再表现为“唯唯”的态度以及后来表现出的对欧词的掌握的熟练、全面程度，也显示出在那时歌词已经非常流行。其实，通情达意之余，词在别的方面亦不乏劝喻之功，如《道山清话》载：
晏文献公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侍儿，公甚属意。先字子野，能为诗词，公雅重之。每张来，即令侍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寖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碧牡丹》词，令营妓歌之，有云“望极蓝桥，但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之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谁何也。
可见，花间尊前之外，词通过交际逐渐渗透到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时候，它在人际交往中甚至变得近似于一种商品了，有人更可以藉此文雅风流的方式获取钱财：
嘉祐间，京师殿试，有一南商控细鞍骢马于右掖门，俟状元献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许将也。姿状奇秀，观者若堵。自缀《临江仙》曰：“圣主临轩亲策试，……，骄损玉花骢。”（许将）后帅成都，值中秋府会，官妓献词送酒。仍别歌《临江仙》曰：“不比寻常三五夜，……，身在凤凰池。”许问谁作词，妓白以西州士人郑无党词。后召相见，欲荐其才于廊庙，无党辞以无意进取，惟投牒理逋欠钱千缗。无党为人不羁，长于词，盖知许公《临江仙》最喜，歌者投其所好也。（注：杨湜《古今词话》，《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11月版，第36页。）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像柳永那样图谋官职也好，还是像徐无党无意进取惟求理逋欠钱也好，词都在他们的行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禁令人想起唐代风风火火的士子四海漫游、以文求贾或行卷温卷的场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词竞驰于宋人的生活中，是对昔日歌诗盛行于人们生活的一种补偿？
当然，因为词“要眇宜修”的言情功能和花间尊前佐酒侑觞的娱乐功能，它更多地用于把酒言欢、言情的场合，所表达的也是这一类的情志。略翻一下宋人笔记对于这一阶段词的生存状态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特点。词通殷勤意，看来渐成一时风气，流风所及，帝王之家亦不能免俗，仁宗景祐元年(1034)以一时之忿，且为吕夷简、阎文应所谮，废郭皇后：
既而悔之。郭后出居瑶华宫，章惠太后亦逐杨、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游后园，见郭后故肩舆，凄然伤之，作《庆金枝》词，遣小黄门赐之。且曰：“当复召汝。”（注：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五，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宋史》卷二百四十二《郭皇后传》亦载此事，云：“后帝颇念之，遣使存问，赐以乐府，后和答之，辞甚怆婉。”）
仁宗以九五之尊，在传情递笺之时，也不免舍冠冕严肃的诗、文不用，而效一般市井小儿女所为，以时下流行的曲词为之，可见流风所及，即皇宫大内亦在所不免，这就不难见出当日在情感交流方面，词所显示的多姿多彩的存在形式了。
五、“聊佐清欢”中的变迁
这一百年间，一代文宗兼著名词家欧阳修在《与孙正之第二书》中曾经这样总结自己：“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稍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其实，欧阳修的这一经历，也可以用来描述词由唐五代到宋的过渡与变化过程。应该指出，词在宋代的第一个百年中，尽管发生着一系列过渡的变化，但是歌“金荃兰畹之音”、唱“桂枝黄莺之调”，以此来娱宾遣兴、娱己娱人依旧是它的主要功能，这一点我们从骫骳从俗、绮艳浅俗的柳永词在当时“天下咏之”、“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注：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上海书店1990年9月影印本。）的传唱盛况就可以想见，即使在后来欧、苏“体制高雅”之词崛起，柳词还是“流俗好之自若也”（徐度《却扫编》卷五）。这是我们论述它的娱乐功能时所不能忽视的。
但是，即便是这种娱乐功能得以延续，但其延续内容却已经不同，因为词的内容与气象毕竟有了很大甚至是根本的变化。首先，我们看市井之词，还是以柳词为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样评价柳词：“柳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八个字已经点出了这一文化过渡时期词与唐末五代表面相近之下的内在差异。而对于柳词的俗艳表相下所表现的时代特质，当日名臣范镇也曾经明白指出，并为之感慨不已：“范镇见（柳）永作，叹曰：‘仁宗四十年太平，镇在翰苑，不能出一语，乃于耆卿词见之。’”（注：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引《闽书》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虽然也是以词佐酒，虽然也是歌舞频频，但是这种新朝代的曼舞轻歌充满了自信和昂扬向上的气派，毕竟与五代乱世中苟且偷安之乐不同。
与之相同，士大夫生活中的歌词也一样显示出不同的气度。他们在杯酒光景间固然不乏狎妓香艳之作，但同时也把前人习惯于在诗文中所表现感慨人生与兴亡的的情绪注入歌词，使令人心醉的歌词里多出几分理性色彩。如范仲淹《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一阙，这本是范仲淹与欧阳修在筵席之上分题而作，但是宋人龚明之却以为这产生于杯前舞曲中的作品：“皆寓劝世之意。”（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本来，五代南唐之际，冯延巳之词也显示出感慨遂深而境界遂大的趋势，但同样是在觥筹交错的背景下，冯氏那因一己之遭遇而生发的感触，与范氏“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中勘破古事的睿智、“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剔银灯》）的劝世苦心相较，个中的高下显而易见。这种不同，实则也是宋人风味的独特之处，而就这首词本身来说，则又是宋初词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刘扬忠先生在《论唐宋词中的咏史词》中曾论道：“新时期（北宋）的咏史词，一开始就突破了唐五代专写小令和专以柔笔写女性的小巧的格局，而以气居恢宏的长调慢词来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展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具有较浓重的咏史成分的作品之一，是得词体革新风气之先的范仲淹的那首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注：见《词学》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不惟如此，欧阳修《近体乐府》中有一段《西湖念语》，充满了魏晋人的风表雅致，俨然是一篇《兰亭集序》，更明确地显示出唐末五代的填词听歌观舞风习在宋初经过几十年的过渡，开始自然融入士大夫日常生活，并成为带有宋人特色的雅事，这里略引几句，以观其貌：
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巳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这里所洋溢的那种自信、从容与大度，已经完全不同于五代那种近乎醉生梦死的局促不堪的花间格调。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曲词歌舞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们能够看到不同于唐人风流的宋儒风范的初步成形。
市井之中、士大夫之间词的特色如上所述，而帝王对词的消费，也同样透露出变化的消息。回首当年，唐宣宗爱唱《菩萨蛮》词，当时的相国令狐绹自己不善于此道，就请温庭筠代做，“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注：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版，林艾园校点，第29页。）。温庭筠词本以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著称，则宣宗的欣赏口味也可以想见。反观前文所引，夏竦进献宋真宗歌颂太平的《喜迁莺》词则取得了“上大悦”的效果；仁宗虽然也喜欢柳永词，可一旦发觉其藉以求进的用心就“自是不复歌其词矣”，这也可以看出在社会最高层，围绕着歌词欣赏的时代风气也已经有所变化。
此外，发生了潜在变化的曲词也逐渐成为宋人个人素养的有机部分。晏殊(991-1055)、张先(990-1078)是典型的成长、活动于这百年中的著名词作家，晏殊情急之下，竟然操起家乡话引用词句对张先发作，这种情形也可见出曲词对于宋人日常生活浸润之深，如张舜民《画墁录》载：
丞相（晏殊）领京兆辟，张先都官通判。一日张议事府中，再三未答。晏公作色，操楚语曰：“本为辟贤会，贤会道‘无物似情浓’，今日却来此事公事。”
而“无物似情浓”正是张先《一丛花》（伤春怀远几时穷）中的句子。此外，《苕溪渔隐丛话》收录的《遁斋闲览》、《古今诗话》中描写的场景，也曾经被宋人所津津乐道，这同样可见歌词与士大夫生活水乳交融的关系：
《遁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竟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邪？’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
《古今诗话》云：“子野尝作《天仙子》词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士大夫多称之。张初谒见欧公，迎谓曰：‘好！云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见之晚也。’”二说未知孰是。（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七，版本同前，第252页。）
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可以说，词已经成为宋儒文化生活中最流行的部分之一；而词也只有在这种生存环境与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说，它开始成长为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部分。
结语
如上所述，宋初百余年，曲子词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歌词基本上取代了歌诗，唐五代词在新的文化建设趋势和背景下，在新的用途、功能中呈现出新的异彩，词自身也逐渐成为新型文人手中的新的“陶写之具”。王灼《碧鸡漫志》载：“……以此（旗亭画壁）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寿钦宣华苑，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云（略），五代犹有此风，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渊明归去来、李白把酒问月、李长吉将进酒、大苏公赤壁前后赋，协入声律，此暗合其美耳。（注：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唐绝句定为歌曲”条，《词话丛编》第一册，第79页。）王灼的描述也再次揭示了宋代歌诗的衰落实况。歌词盛行，已蔚为壮观。到了嘉祐年间，流风之下，“汴都三岁小儿，在母怀饮乳，闻曲皆捻手指作拍，应之不差”。当然，此时的曲词，确已可称为有宋“一代之胜”了。个中变化，竟如王灼所叹：“古今所尚，治体风俗，各因所重，不独歌乐也。”（注：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条，《词话丛编》第一册，第80页。）
词的这一功能推移过程，在本质上又是与宋型文化、宋儒人格共同成长、相互交融的过程，叶嘉莹先生《冯延巳词承先启后之成就与王国维之境界说》也曾简略论及五代到宋初令词的变化：
你们算一算，在小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下手去写小词的都是些什么人？韦庄、冯延巳做到宰相，欧阳修做到枢密副使，都是出将入相的人物，还有范仲淹、宋祁、寇准等，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五代的小词，比如韦庄词，那是忧患意识同追求爱与美的不死心灵的结合。到了北宋初年，天下比较安定太平，起码表面上无所谓忧患了。这时候下手来写词的人，如晏殊、欧阳修、宋祁、范仲淹、苏东坡等，就把那种对爱与美的追求同个人的修养、学识、理想、志意、怀抱结合起来，产生了另一番境界，这小词可真是微妙！（注：见《词学》第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
这可以说是从一个侧面对宋初百年词的变化作了非常诗意的描述。
总起来看，在这个百余年末，以欧阳修和苏轼的更替为标志，词以及它所依附的宋代文化都呈现出了新的风貌：“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注：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蒙香室丛书》本。）从发展脉络上看，宋词史上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这四大关键人物中的苏轼开始“以诗为词”，周邦彦的“以赋为词”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先后继起（注：参袁行霈先生《以赋为词——清真词的艺术特色》，《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从代群上看，以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第一代词人群开始为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所代取，嗣后，第三、四、五、六代词人群先后崛起，续写宋词的风流（注：参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之第一章《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至此，我们可以说，词已经彻底完成了它在新的文化形态中的功能变迁，并确立了它在宋人文化中的独立地位——尽管人们依旧对它态度微妙，一方面好之不疲，另一方面又略带轻视，谓之曰“小词”、“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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