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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设想以色列从不存在：驱使愤怒的年轻人成为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经济萎靡和政治压制是否会消失？巴勒斯坦人是否会拥有一个独立国家？摆脱了其有点累赘的盟友的美国是否会突然发现，它自己在穆斯林世界各地广受拥戴？这是一厢情愿式的思考。以色列远未造成紧张局势，它所遏制的对抗实际上更多于它所引起的对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遭受如此残酷的命运逆转。直到1970年代，以色列作为“那些富有勇气的犹太人”的国家受到赞美，他们克服一切不利条件生存了下来，使民主制度和这块沙漠地区在不利于自由和绿色植物的气候中变得繁荣昌盛。可是，如今以色列已成为正在蔓延的非合法化的目标。这种诋毁以两种伪装的面目出现。第一种是温和的说法，谴责以色列首先应该、也最为应该对折磨中东的一切事情负责，并谴责以色列导致美国的外交政策走上邪路。这是世界各地报刊社论的标准观点，更不用说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报刊版面所散发的纯粹的怨恨。时间更近的强硬说法把矛头对准以色列的存在本身。根据这种说法，中东麻烦的根源不是以色列的行为，而是以色列本身。因此，“杀伤性”结论是，以色列在美国和苏联帮助下于1948年诞生，虽然这在当时说来是一个宏大和值得的事件，但却是一个严重错误。
这种温和的说法是十分耳熟能详的。主题之一是“摇尾狗”理论（"wagging the dog"theory）。例如，在美国，“犹太院外活动集团”和一个新保守分子的“阴谋小集团”哄骗布什政府采取一种有害于国家利益的亲以色列政策。正如在历史上如此经常地发生的那样，这个观点把太大的影响力归于犹太人。而且，在这种指控背后，隐藏着一种更普遍的指控，即亚国家集团积极从事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喧嚣的政治活动不知怎么是反民主的。可是，让我们清点一下亚国家实体围绕国家利益进行斗争的方式：工会和公司为堵塞关税和税收漏洞大声疾呼；非政府组织呼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古巴裔美国人阻止我们抽来自古巴布埃尔塔阿瓦霍的方头雪茄烟。在以前一些年里，波兰人支持团结工会，非洲裔美国人反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而拉脱维亚人反对苏联。换句话说，民主混战决不会止于国界。
另一种温和的说法是各种形式的“根本原因”理论（"root-cause"theory）。因为“顽固”和“抗拒”的以色列人是主要犯罪者，为了和平的缘故，他们必须得到惩罚并被赶回原处。“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切断经济和军事援助”；“正式警告他们，我们不会宽恕他们的暴行”——这些都是饶舌阶级和外交机构数十年来的老生常谈，其实是强迫观念。然而，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的，强迫观念易于传播。所以，精心编造的根本原因理论增添了更有创造性的附加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认为，正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出现的是“民主化的巨大障碍，因为这种障碍加剧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化的所有最不利的和最倒退的方面”。换句话说，冲突加重病状，而不是相反——这就像街头好斗分子向警方解释说：“当这个家伙进行反击时，一切便开始了。”
问题由于这种根本原因的论证增大了两倍：这种论证即使没有颠倒因果关系，也是使因果关系变得模糊。这种论证无视与以色列无关的无数冲突。而且，这种论证开脱阿拉伯人的过错，把责任转移到你所知道的人身上。如果有人相信联合国前武器核查员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的说法，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寻求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也是以色列造成的。里特说：“只要以色列拥有核武器，它就选择了一条固有地对抗的道路……现在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不打算袖手旁观，听任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们将寻求建立他们自己的威慑力量。我们在伊拉克看到这一点，伊拉克不仅拥有核威慑力量，而且拥有生物武器威慑力量……伊拉克人发展这些威慑力量是为了抵消以色列的核优势。”
如果这种理论不与某些不合时宜的事实发生冲突，它将是吸引人的。伊拉克人没有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对付以色列侵犯者，而是在伊朗—伊拉克战争期间利用这种武器对付穆斯林兄弟，并在1988年对哈拉卜贾的库尔德人发动毒气攻击时利用这种武器对付伊拉克同胞——这两个攻击目标都没有挥舞任何核武器。至于伊拉克的核计划，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伊拉克政权的忠诚分子所提供的情报为基础的《迪尤尔弗报告》（Duelfer Report）推断说：“伊朗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激励因素。伊拉克所有高级官员全都认为，伊朗将是伊拉克在本地区的主要敌人。抗衡以色列以及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地位和影响力的愿望也是应该考虑的，但位居第二。”
现在说说强硬的说法。非常巧妙的是，一种更有恶意的语气正在不知不觉地进入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不仅仅是一个蛮横的邻居，而且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这种说法的支持者在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发言仍是胆怯的，但在西方作为敢于藐视禁忌的说真话者占据了舞台。因此，英国作家威尔逊（A.N.Wilson）宣称，他并不情愿地得出的结论认为，以色列已通过其自己的行动证明它没有存在的权利。此外，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主义攻击之后，巴西学者若泽·阿图尔·詹诺蒂（Jose Arthur Giannotti）说：“让我们承认，没有以色列国，中东历史可能截然不同——以色列开启了穆斯林与西方之间的伤口。这个伤口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产生挫折感的根源，不消除这个伤口，难道你能摆脱穆斯林恐怖主义？”
纽约大学教授、雷马克研究所所长托尼·贾特（Tony Judt）认为，有关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想法本身是一个“时代错误”。这种想法类似于某个“19世纪末的分离主义计划”，在这个日趋完美的、通过国际法团结一致的多种族和多文化的令人惊奇的新世界，这种分离主义计划“没有地位”。因此，现在已是开始“想象不能想象的事情”、为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而抛弃这个犹太人国家的时候。当然，这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得到国际力量的保障。
所以，让我们设想，以色列是一个时代错误和一个历史错误，没有以色列，从阿尔及利亚延伸到埃及、从叙利亚延伸到巴基斯坦的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将是一个更快乐得多的地方，首先是因为原罪——以色列的建立——永远不会犯下。接着，让我们把目光从过去移向现在，假设我们能够挥舞一根强有力的魔棒，同时“吹灭蜡烛”，以色列就会从地图上消失。
冲突的文明
让我们从1948年开始这种假设过程，当时以色列在战争中诞生。以色列的死产是否可能扼杀处于萌芽状态的巴勒斯坦问题？并不完全可能。已推进到海法和特拉维夫的埃及、外约旦（现在的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军队不会解放巴勒斯坦，而是夺取巴勒斯坦。这次入侵是渴望为其自己取得领土的邻国所显示的一种合乎规范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些邻国获胜，一个巴勒斯坦国不会出现，但大量难民仍会出现。事实上，假设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已经觉醒，巴勒斯坦人现在可能把自杀性炸弹袭击者派往埃及、叙利亚和别处。
让我们设想以色列已在1967年消失，而不是占领分别由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控制的西岸和加沙地区。他们是否会把自己的领地让给亚西尔·阿拉法特，并且额外赠送海法和特拉维夫？不太可能。这两个当权者实质上是敌人，只是由于他们对阿拉法特的共同的憎恨和畏惧才联合起来——阿拉法特是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创建者，并被理所当然地怀疑密谋反对阿拉伯政权。总之，即使在没有以色列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没有国家的“根本原因”仍会持续存在。
让我们最后假设，通过一种思维实验，以色列在今天“消失”。这种事态发展将如何影响中东的政治病状？只有那些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处于中东冲突的核心地位的人才会轻易预测，一旦以色列消失，这个最不正常的地区会出现愉快的进程。因为在中东地区，并非仅仅存在“这一种”冲突。迅速的清点表明，这个地区的命运将通过5种方式保持不变——或者变得更糟。
国家对国家：以色列从中东地区的平衡中消失几乎不会促进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友好关系。殖民大国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中期撤走留下了一批寻求重画中东地区地图的年轻的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起，叙利亚就主张对黎巴嫩拥有主权。1970年，只有以色列军队阻止大马士革以支持一次巴勒斯坦起义为借口入侵约旦。在整个1950年代和1960年代，纳赛尔的埃及自称是泛阿拉伯主义的化身，在1960年代干预也门内政。在整个1970年代末期，纳赛尔的继承人安瓦尔·萨达特总统卷入与利比亚的断断续续的冲突。叙利亚于1976年派兵进入黎巴嫩，接着在15年后使这个国家实际上附属于自己，而伊拉克对穆斯林兄弟国家发动了两场战争：1980年与伊朗开战，1990年与科威特开战。反对伊朗的战争是20世纪历时最久的常规战争。这些冲突没有一个与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有关。事实上，以色列的消失只会解放在这种内部对抗中使用的军事资产。
信徒对信徒：那些认为中东冲突是一件“穆斯林与犹太人的事情”的人最好更仔细地查看一下历史记录：黎巴嫩14年的教派流血；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灭绝运动；叙利亚于1982年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据点哈马市屠杀2万人；1990年代发生的针对埃及基督徒的恐怖主义暴力行动。此外还有教派内部的压迫，诸如在沙特阿拉伯，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教派利用国家权力的大棒将其严厉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不那么虔诚的教徒。
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犹太复国主义并不是中东地区惟一的“主义”，这个地区充满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即使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社会党来自相同的欧洲法西斯主义根源，这两个政党也在中东争夺优势地位。纳赛尔利用泛阿拉伯主义外加社会主义来反对阿拉伯单一民族独立国家。此外，复兴社会党人和纳赛尔主义者都反对君主制度——诸如约旦的君主制度。霍梅尼主义的伊朗和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仍是致命敌人。凡此种种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存在什么联系？毫无联系，除了哈马斯。这支由虔诚的穆斯林组成的恐怖军队作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对手一度得到以色列支持，目前对在以色列发生的许多自杀性炸弹袭击事件负有责任。可是，一旦以色列消失，哈马斯难道会解散？几乎不可能。哈马斯所具有的野心比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更大。这个组织寻求的正是一个实行神权体制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反动乌托邦对现代性：对以色列的同仇敌忾是防止阿拉伯的现代化倡导者和传统主义者撕裂其社会的惟一东西。原教旨主义者与世俗论者和改革派穆斯林对抗，为在先知的绿色旗帜下实行清真寺院与国家的融合进行斗争。此外，在小资产阶级和数百万失业的年轻人与通常以中央集权的控制生产资料的任人唯亲为形式的现存权力结构之间，存在几乎不加掩饰的阶级斗争。以色列非但没有造成紧张形势，实际上反而能遏制在其周围世界发生的对抗行动。
政权对人民：以色列的存在不能解释中东各地“情报局”国家（秘密警察国家）的广度和深度。除了小心翼翼地实行一种开明的君主主义的约旦、摩洛哥和海湾酋长国，所有阿拉伯国家（外加伊朗和巴基斯坦）都是各种形式的专制国家——从叙利亚的王朝独裁统治到埃及的专制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冲突已杀死近10万人，而且目前看不出冲突停止的迹象。萨达姆的受害者据说高达30万人。在霍梅尼主义者于1979年上台执政后，伊朗不仅卷入了伊朗—伊拉克战争，而且陷入了几乎无法平息的民间动乱，这种事态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巴基斯坦是一座有待爆发的火山。无情的镇压是这个地区维持稳定的代价。
你再次需要华丽的想象力才能推测，将以色列排除出中东等式能在中东地区产生自由民主制度。认为憎恨的辩证法不知怎么有利于诸如埃及和叙利亚等“前线国家”的独裁统治也许是貌似有理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把“犹太复国主义威胁”的近在咫尺用作镇压异议人士的借口。可是，你如何解释在遥远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恶意伤害、利比亚奇特的个人崇拜政权、沙特阿拉伯以宗教为口实的腐败政府、伊朗神职人员的专制统治或者民主制度迟迟不能在巴基斯坦扎根？难道以色列不知怎么引起的各种起义造成在伊拉克产生恐惧共和国？如果与以色列共享最漫长边界的约旦能够试验君主立宪制，为什么叙利亚不能这么做？
把阿拉伯世界缺乏民主和发展归咎于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是行不通的。以色列是借口，而不是原因，所以，消灭以色列不能治愈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自伤性伤口。有关“打破现状”、建立一个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温和主张也不会达到目的——鉴于乃是阿拉伯政治文化的特点的“冲突的文明”（借用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殊死斗争只会从外部转到内部。
我的敌人是我自己
任何人是否能问心无愧地宣称，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功能障碍将与以色列一起消失？由阿拉伯作者撰写的两份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提供了否定答案。这些灾难是自己制造的。停滞和绝望具有3个根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自由。联合国举出持续的绝对独裁统治、虚假选举、司法依赖行政部门和市民社会受到种种约束。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第二个根本原因是缺乏知识：6500万成年人是文盲，大约1000万儿童根本无学可上。同样，在科学研究和信息技术发展方面，阿拉伯世界正进一步落在后面。第三，妇女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比率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只要一半人口的潜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开发，经济增长将继续滞后。
如果犹太人和西方对阿拉伯世界自尊心的凌辱最终消失，这一切是否会自行恢复正常？数百万失业和无聊的年轻人——恐怖分子的炮灰——是否会与一党统治、贪污腐败和经济闭塞一起消失？只是在人们钟爱单一原因解释的情况下，或者更糟，只是在人们隐瞒其对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及其拒绝像瑞典那样行动抱有特殊敌意的情况下，这个观点才具有意义（我想到，如果瑞典生活在中东崇尚霍布斯哲学的世界，瑞典也不会是瑞典）。
最后，最流行的假设性问题是：如果以色列消失，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憎恨是否会减少？与所有假设性询问一样，这种询问同样只承认启发性证据。首先，认为500万犹太人独自对10亿左右穆斯林的愤怒负有责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次，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产生憎恨先于以色列占领西岸和加沙。请记住1953年美国控制的恢复伊朗国王在德黑兰的统治的政变所留下的憎恶，或者1958年美国对黎巴嫩的干涉。英国和法国一离开中东，美国就成了中东占优势的力量和头号目标。另外一点启发性证据是，最猛烈的（非官方的）反美主义源自华盛顿在阿拉伯中东、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的自称的盟国。这种形势的产生是因为以色列的存在，还是因为以色列对这些政权来说如此适宜于使其民众“一心想着与外国的争吵”（如同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所说的），从而分散其民众对其依赖美国这个“大魔王”的注意？
以2002年12月得到400名来自中东各地和西方的代表签署的反对“美国霸权”的《开罗宣言》为例。这份冗长的起诉书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巴勒斯坦，而以丰富多彩的语言表达的主要谴责针对美国，指责美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框架内的垄断力量”、正在恢复“殖民主义”以及阻止“能使权力平衡向多极性转移的力量的兴起”。总之，全球性的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一切痛苦负有责任，而以色列负有间隔很远的第二位责任。
这个熟悉的故事包含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转折。主要签署者之一纳迪尔·费尔加尼（Nader Fergany）是2002年联合国《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的主要作者。所以，即使那些承认阿拉伯世界内部失败的人最终也谴责“他人”。鉴于这份起诉书所控告的暴行，抛弃以色列不会使美国得到开脱。伊朗的霍梅尼主义者公开指责美国是“大魔头”，而以色列只是“小魔鬼”，是美国权力的女仆，他们这么说可以说是正确的。激怒中东的憎恨美国者的实际上是华盛顿对其事务的干涉，无论这种干涉是出于石油、恐怖主义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这个事实是乌萨马·本·拉登只是事后才把他自己与巴勒斯坦事业联系起来、把美国人称作新十字军战士、而把犹太人称作他们的帝国主义替身的原因所在。
凡此种种决不能被认为是赞同以色列继续占领西岸和加沙，也决不能被认为是宽恕以色列强加于巴勒斯坦人的悲惨苦难，这种占领和苦难是致命的，即使对以色列自己的心灵来说也是如此。可是，正如本文的分析所表明的，阿拉伯人的忧虑的真正根源是西方。西方既是苦难的明显象征，也是著名中东学者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所称的“阿拉伯愤怒”的一个不可阻挡的目标。不解之谜在于，为什么这么多西方人，比如那些签署《开罗宣言》的人，不这么认为。
难道正如这么多犹太人所毫不犹豫地怀疑的，谜底在于反犹太主义？情况并非如此，但否认以色列的合法性与反犹太主义这种最黑暗信条的某些主要特征具有离奇的雷同之处。根据反犹太主义的说法，犹太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因而对世界的邪恶负有责任。以色列如今发现它自己处于一种类似地位，不是作为美国权力的女仆，就是作为美国权力的操纵者。谴责以色列的温和说法叹息道：“但愿以色列更通情达理……”谴责以色列的半强硬说法要求“美国拆以色列的台”，迫使以色列出于无奈而软化立场。此外，谴责以色列的强硬说法梦想由于以色列消失而获得拯救。
这些说法无疑都是言之有理的——要不是来自《以色列的独立战争》（Israel's War of Independence）一书的那个古老笑话：当子弹从头顶呼啸而过时，两个躲在散兵坑内的犹太人打完了子弹，其中之一抱怨说，“如果英国人必须给我们一个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为什么他们不能把瑞士给我们？”唉，以色列只是世界上最不利于健康的地区的一片土地，而净化环境的工作甚至尚未开始。
（选自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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