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地位与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0751(2002)01-0101-05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对人物心理的探讨与理解。因为任何行为都受到某种思想或动机的影响，只要是试图弄清事物的前因后果，即使是最单纯的历史记录，也必然涉及人的心理，因而，从根本上说，“历史事实也就是心理事实”（注：［美］彼得·洛温伯格：《心理史学》，载M·坎曼编《往事在目：美国当代历史著作》，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10页。）。但由于缺乏系统有力的心理学理论作指导，甚至那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些“平凡的、常识性的心理解释”，在现代专业眼光来看，“如果不是幼稚的话，似乎也不够的可怜”（注：［美］威廉·兰格：《下一个任务》，转引自《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5-1960)》，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8页。）。这一状况的持续并未随着1879年科学心理学的诞生而有所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理学与历史学是各自沿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行的，直到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学）产生，当它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将注意力由患者转向历史人物时，心理史学才开始萌芽，从此心理史学的命运与精神分析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也因而逐渐主导了整个心理史学的发展。
一
心理史学之所以需要由精神分析学来开创，主要原因是后者相对于正统心理学的独特性对历史学更具亲和力。
首先，近代科学心理学是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其创始人冯特的最大贡献是使之更加严密和制度化。在他建立的心理实验室里，正常成人的意识是最早的研究对象（注：［美］托马斯·黎黑：《心理史学》（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以后的其他心理学派别也基本不脱冯特的窠臼。因而，从起源上看正统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是在学院的学术机关和实验室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起始于对正常人的心理研究。而精神分析学却是弗洛伊德在对神经症的临床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它起始于对变态者的心理研究。
其次，正统心理学关注心理表层的意识、心理过程和外在的行为，而精神分析学又被称为无意识心理学或深度心理学，它关心的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心理动力和内在人格。
最后，两者遵循的科学准则和采用的研究手段不同。正统心理学是以实证主义为中心，以实验法为主，在实验情境中分取不同的变量加以研究；精神分析学则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理论围绕问题而建构，以个案分析法为主，以完整的人体为研究对象，广泛收集一切有用的材料（注：葛鲁嘉：《心理文化要论——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
在历史研究中，对人们的行为思想动机的考察占有重要地位，它有助于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加深人们对历史的理解。迄今为止，历史学家能够回答的最有意义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精神分析学追究人行为动机的目的与此相近。历史学家通过收集档案和其他史料来重构历史场景，精神分析学家从患者的家庭背景、经历和自述中再现其早年生活；两者都需要经过训练，以具备去伪存真，透过事物表面发现其本质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追溯个人生活史，承认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连续性，这在认识论上与历史学家有共同之处。
由于精神分析学在许多方面迥异于正统心理学，因而在其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正统心理学家视为“异端”而遭到拒绝排斥。但在心理史学中却是精神分析学占据主导地位，几乎排斥了其他心理学派别和方法，以致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及心理史学家E·埃里克森宣称：“从根本上讲，心理史学就是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二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以无意识理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理论等为基础。在这一庞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里比多（libido，即本能的能量和驱力，最初等同于性力、欲力，后又有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含义）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支配人的行动的根本力量。弗洛伊德借用古希腊传说，将男孩恋母忌父的心理称为“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将女孩相反的心理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弗洛伊德特别重视“俄狄浦斯情结”，认为它蕴藏的内容超出了表面的含义，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神经症的产生，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甚至解开人类文明之谜。
1910年弗洛伊德撰写《列奥纳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一文，首先将精神分析学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这篇文章被认为标志着心理史学的初创。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学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的。多年以来，围绕着文艺复兴巨匠达·芬奇的身世和创作之谜，人们做出了种种推测和解释。弗洛伊德独辟蹊径，以达·芬奇日记中的一段话——“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3页。）——为切入点，以童年的记忆是当时的记忆和以后成长经历中的各种想象的混合体这一观点为前提，指出：“秃鹫的尾巴”事实上象征了母亲的哺乳与亲吻，这些动作由于激起了幼儿的口唇快感而具有了性的含义，并因此刺激了儿子对母亲强烈的依恋和性早熟。因是私生子，小达·芬奇在5岁前是有母无父的，母亲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的结果是使其性探索的冲动更为强烈。这种冲动在无法释放而又不愿受压抑的情况下升化为“一种普遍的求知”，并演化为成年达·芬奇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欲望。总之，在弗洛伊德看来，隐藏的“恋母情结”是存在于达·芬奇身上一切疑问的最终答案。
大多数针对《一个童年的记忆》的批评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弗洛伊德“心理因素决定论”错误的一大体现，因为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但正如作者一再表明的，他只是想通过新的方法弥补过去人物传说的不足，“在有关精神机制的知识的帮助下，努力把这个人的性格的动力基础放在他的反应的力量上，发现他的心理的原始动机力以及它们以后的改变和发展。”（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9-410页。）换言之，以精神分析法诠释人物是对传统方法的有机补充而不是替代。
由于视角独特、观念新颖，弗洛伊德不仅注意到一段易被人忽略的文字，而且从中发掘出深刻的内涵。这一开创性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史学，使之在史料的拓展方面远远超过传统史学。心理史学家不再满足于现有史料而将官方档案文件之外的、个人色彩浓厚的日记、书信、便条等引入历史研究中，这一做法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然而，由于弗洛伊德极为强调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一时期打下的某些心理烙印和对外界的反应是后来的经历永远无法消除的（注：［奥］S·弗洛伊德：《列奥那多·达·芬奇：童年的一个记忆》，转引自何兆武编《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05页。）——也造成了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面临的很大困难，因为缺乏足够的有关史料，而且年代愈久远愈难以收集。如果对研究对象的早年经历不能够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就谈不上对其性格或行为动机的充分考察。鉴于此，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史家E．埃里克森提出可以接受“半是传说半是历史”的历史，尽管这将有悖于历史学的治史原则。
精神分析学在理论创建时是以问题为核心的，但在运用时却是理论直接指导研究。《一个童年的记忆》可以被视为是以理论解决一个问题，更可以被认为是用一个问题的解答来证明理论。这又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完全不同于以大量史实推论历史规律或作者观点的传统治史方式的一个方面。而且与传统历史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弗洛伊德为支持其论断所引用的证据只是德语中的秃鹫(mut)与母亲(mutter)字形上的近似，以及弗氏宣称的秃鹫在埃及神话中代表母亲。论据的极其单薄与推断过程及结论洋洋洒洒之间的严重失衡使整个分析体系如同“一个倒立的金字塔”，当人们发现，“秃鹫”不过是“鸢”的误译，历史文献也表明达·芬奇的幼年很可能是在父亲家度过时，弗氏的整个推测及由此引申的结论构架就不可避免地倒塌了，“任何华丽词藻或烟幕屏障都不能遮掩其自然崩塌的过程。”（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9页。）但由于弗洛伊德的示范作用，这一错误在很长时间里未得到纠正，它对今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理论用于历史人物研究的尝试最初并未在史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虽然美国历史学家相对于他们的欧洲同行对精神分析学表示了一定的兴趣，并出现了一些应用这一理论的历史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一方面精神分析学理论自身有待发展，另一方面当时史学界的思路较为狭窄，观念保守，认识不到历史学借鉴其他学科成果的必要性，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心理史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它的真正形成和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三
心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战后历史学力图在深度广度上扩展其研究范围的要求，以及精神分析学自身理论的成熟与突破密切相关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争中出现的种种反人道的暴行，打破了盛行于十九世纪后期的理性至上和理性万能的乐观主义，迫使人们思考这一切发生的真正的根本的原因。由军事、政治、经济、文化转向对心理因素的探讨，是人们认识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学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扩大和提炼人类行为的概念，把历史上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情感和无意识基础包括进来”（注：［美］彼得·洛温伯格：《译解过去》，转引自庞卓恒主编《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30页。）是时代对历史学提出的要求。
在精神分析学理论方面，由于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努力，精神分析学已为社会接受并日益扩展其影响，但以“泛性论”为指导的古典精神分析学已无法圆满解释由于战后巨变导致的西方各国精神病例的不断增长和种种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以荣格、阿德勒、埃里克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应运而生。该派坚持潜意识驱动和先天潜能的主导作用，但更强调自我的自主权及其整合与调节功能，重视文化和社会因素对人格的重大影响，越来越少地使用诸如“里比多”、“恋母情结”、“性欲阶段”等术语（注：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新精神分析学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与创新增强了其理论的适用性，促进了它与人文社会学科（包括历史学）结合的过程。
1957年底，新任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威廉·兰格做《下一个的任务》的报告，呼吁历史学家将精神分析理论及其派生的动力心理学引入研究工作中，以加深对历史的理解。1958年，E·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对精神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出版，两者的出现标志着心理史学的真正形成。
E·埃里克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之一，他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的、将人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注：即婴儿期、幼儿期、幼童期、学童期、青春期、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的人格发展渐成说，以此修正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渐成说，“用兼具潜意识和意识的自我潜能补充了潜意识的里比多力量；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代替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性”（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在《青年路德》中，埃里克森试图将路德青春期的自我认同危机作为他中年时发动宗教改革的心理动因。埃里克森认为青春期（15-25岁）是一个人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的年轻人处于一种不断的期待与无所作为的矛盾状态中，他“如果坚信自己由以往的发展形成的内心一致性与连续性同他人和外界对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就会形成自我认同（或称同一性）；反之，个人不幸和社会动乱会造成自我认同危机（注：［美］E·埃里克森：《认同与生命周期》，转引自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家》，重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4页。）。自我认同危机的出现及其克服的过程往往会给予人一种新的内驱力，促成精神上的升华和事业上的成功。埃里克森从路德有一次在教堂中大喊：“我什么也不是！”并昏厥在地的传说推断出他正经历着青春期的迷失，处于服从权威的教导与内心潜伏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之间巨大的冲突中，修道院的经历和对《圣经》的研读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加剧了这一冲突，最终导致其长期受压抑的逆反心理的总爆发，并将郁结的针对专制暴虐的双亲和学校的愤怒转向了体现最高权威的天主教会：“他的愤怒就是他的信仰，他的愤怒就是他的宗教，他神学的全部核心就起源于这种愤怒的反抗”（注：朱孝远：《现代历史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与弗洛伊德相比，埃里克森在两方面实现了突破，促进了心理史学的成熟与发展。首先，他否定了弗氏所断言的5岁以前的经历就奠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基调，而5岁之后就再无新东西的机械论观点，承认人在由生到死的过程中始终有变化发展的可能，从而使心理史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必须追溯童年这一教条的束缚，因为追溯童年往往会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其次，他认为“不能将个人的生长同社会的变化分割开来，不能把个人生命中的同一性危机同历史发展的现代危机分裂开来。”（注：［美］E·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译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心理因素决定论和性欲至上论的弊端。正因为如此，《青年路德》被视为一部公认的、成熟的心理史学经典。
由于埃里克森著作的成功，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其学术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心理史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繁荣，表现为：一方面有关的博士论文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史学研究课题：由1965-1969年间的12篇上升到1975-1979年间的65篇，增长率为400%（注：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心理史学课程，有些学校还招收心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另一方面有关心理学研究机构先后成立，并出版了不少的相关的刊物和论著。总之，用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话说，“1970年后，心理史学成了一种时髦”（注：［英］J·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在所有论述当代西方史学思潮的著作中，心理史学已成为不可缺少的章节。
四
由于主要是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家的努力，心理史学终于在当代西方史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可以担负起革新史学的重任——兰格在《下一个任务》的报告中乐观地相信“精神分析学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是实现史学研究向深度开拓的有力工具。然而，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存在的种种问题却给这一光明前景蒙上了阴影，不仅影响到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心理史学的地位和命运。
首先，有关精神分析学“科学性”的争论导致了历史专业学者对以这一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可能性的怀疑。
起源于临床治疗的精神分析学与诞生于实验室的正统心理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它无法用实验的方法和具体的数据加以证明和检验。在正统心理学家看来，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多是根据一个单纯的事例而产生的预感或灵感而已，没有任何一个实例是用随机取样的方式收集大量材料，然后把这些材料系统地制成表格以便进行没有偏见的检查的。”（注：辛治华：《评精神分析学的观点》，载《心理学通讯》1992年第2期。）由于弗洛伊德认为“成功的治疗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正确性提供证据”（注：［美］托马斯·黎黑：《心理史学》（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9页。），因而宣称“统计学无法明察他们微妙的观点和每一独特的病例”（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但正统心理学家却将之视为托辞，以掩盖其理论上的虚妄和实践中的无能。
对此，尽管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进行了反驳，但由于缺乏客观的、公认的量化指标且注重个案研究，因而不可避免会出现对基本理论或概念的不同解释，导致精神分析学内部的分裂程度远远大于其他心理学派别。此外，一知半解者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曲解和滥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削弱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地位。至于对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的影响，则使以之为主体的心理史学“无论已经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都不可能完全消除一开始对其方法论上的怀疑”（注：［英］J·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尽管对历史学科的方法感到不安，但却都以为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心理史学。”（注：［美］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其次，自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产生之初就存在的某些缺陷由于没有及时改变或消除，造成它对正统历史学原则违背的程度越来越大，从而遭到史学界大多数人的反感与排斥。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反映了当代史学思潮的新方向，它的出现有助于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改变和突破。但不可否认，由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由历史学者开创的，它的产生是源于心理学家论证其理论的需要，因而在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就没有将历史学专业最基本的原则放在首位，整体上的以论代史、史料利用中的削足适履这样的史学大忌即使在优秀的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著作中也不是个别现象，如埃里克森引用的作为路德自我认同危机标志的大喊与昏厥就是一条未经证实的传说。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注：［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45页。），认为这是心理史学的症结所在。
尽管无人否认“心理因素是历史研究的正当内容，是历史学家能够加以探究的人类过去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多数历史专业学者对精神分析学事实上是持保留态度的，“除了经验主义者对理论的抵制外，……另一个原因是，把弗洛伊德的方法应用于死的东西，对文件而不是对人进行心理分析具有明显的困难”（注：［英］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4页。）。由于未得到历史学家积极的参与和改造所导致的“心理史学最优秀的成果，不是由历史学家，而是由精神分析学家或其他非史学领域的研究者取得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的状况，造成精神分析心理史学缺乏发展后劲，并因此影响到整个心理史学，使之在经过短暂繁荣后，到七十年代末就已呈现颓势。1982年，当时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伯纳德·贝林承认：“从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开展的若干探索性研究所引起的反响来看，要在明显的历史事件与潜在的、隐蔽的意识世界之间确立联系是困难的，而且必然会引起争议。”（注：［美］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转引自《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演说集(1961-198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0页。）
心理史学以精神分析心理史学为主体而导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结果，迫使有关学者对后者在整体心理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进行再考察：一方面肯定其开创性及在心理史学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它揭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真理，即人类生活中互相冲突的动力和目的在不同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另一方面不讳言它对心理史学发展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在承认“精神分析学的成果对心理史学仍将有所裨益”，同时看到“目前最耀眼的思想之光来自别处”（注：［美］理查德·舍恩沃尔德：《对历史的心理学研究》，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换言之是在方法论上趋向多元化，更多地引入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等非精神分析学理论。此外，在认识论上不再把心理学理论作为解释历史现象的手段而将历史上的心理现象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顺应当前史学潮流，将重点转向儿童史、家庭和群体心理学。经过重新定位和自我调整，心理史学将有望“成为一般的史学，心理史学家将返回历史学家的行列”（注：［美］托马斯·科胡特：《心理史学与一般史学》，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至于精神分析心理史学，虽然不复过去一枝独秀的地位，但并未丧失存在的理由，它将作为心理史学的有机补充，继续在历史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1-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