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新古典经济效率的迷思——“经济剩余”范型的方法论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方法论论文,经济论文,剩余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0-0057-10
市场制度是目前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信条。自马歇尔以来所确立的新古典市场效率标准——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不仅是支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效率信念的核心证据，也是批判政府干预合理性的重要武器。从表面上看，作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总和的“经济剩余”，似乎并不代表某个特定集团的特殊利益，而是囊括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状况，因此是整个社会总福利水平状况的客观评价尺度。但实际上，“经济剩余”效率标准并未获得所有经济学家的一致认可，它仅仅是秉承着新古典传统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和共同选择。然而，主流地位并不能赋予理论本身以科学性，正如“地心说”在中世纪的正统地位不能逆转其被证伪否弃的命运，新古典市场效率标准的主流地位同样也不能成为其逃避事实检验与方法论批判的借口。
一、“经济剩余”范型的规范特征
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经济剩余”是衡量市场经济效率的基本尺度，它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反映了一个市场的总体福利状况。根据定义，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意愿支付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生产者剩余是生产者意愿接受的最低销售价格(边际成本)和实际销售价格的差额。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达到最大化，而价格管制、税收等政府干预措施则因其减少交易量而降低经济剩余总量。这种情况可以表示为图1：
的面积为消费者剩余，
的面积为生产者剩余，ΔAOB的面积为经济剩余。当存在价格管制(最高价格
或最低价格
)或税收
时，经济剩余缩减为
的面积为市场福利的无谓损失。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市场经济效率分析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围，不涉及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是有关经济事实的描述性说明。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实证经济学分析，上述市场经济效率分析具有毋庸置疑的科学性。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强调，“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做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做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评估。简而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1]
然而，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界在几乎所有的关键性实证问题上都存在严重分歧，众多林立的经济学流派是这些严重分歧的明显注释。而有关市场效率的实证分析，同样存在多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论解释。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效率的坚定信念不同，凯恩斯本人及其后继者对市场经济的宏观效率提出了程度不一的质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发出挑战，等等。
20世纪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理论派别的分歧从根本上源于其秉承的方法论纲领的差异。方法论纲领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科学界的基本共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任何一种理论假说都依赖于特定的方法论纲领，不同的方法论纲领构成了不同的理论假说的核心组件，它规范着科学家开展研究所选择的特定范围和途径，维护该理论在面对证伪性证据时具有程度不一的抵抗能力。这种先于理论假说的方法论纲领，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判断，它预先规定了一系列关键问题：哪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好问题？何种方法是被同行认可的正确方法？何种结论是必须被接受或必须被忽略的？对于实证经济学分析而言，方法论纲领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实证经济学分析同样依托于特定的方法论纲领。也就是说，以何种方法论纲领“规范”经济学家的实证分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实证经济学的全部成果。布劳格、海尔布伦纳等学者都认为，经济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可能脱离“规范性”的方法论纲领，完全摈弃规范分析的实证经济学并不存在。[2]
新古典经济学从“经济剩余”的视角论证市场经济的效率，这种实证分析同样依托于一系列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纲领，它是维系新古典经济学派内在聚合力的纽带。总的来说，支撑上述效率论证的方法论纲领主要包括四大原则：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形式逻辑推理原则、和谐均衡分析原则、理论检验免疫原则。在以下论述中，我们将逐一分析这四大方法论原则与“经济剩余”效率论证的关系，通过对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纲领，揭示新古典“经济剩余”范型的理论局限性。
二、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非历史性
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是新古典方法论纲领的第一大支柱，“经济人”、“理性人”是这一原则的简洁表达。“经济剩余”范型的逻辑出发点是孤立抽象的消费者和生产者，这正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典型运用。
对于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讨论集中在个人行为的属性上，争论的焦点无外乎利己或利他、理性与非理性这两大主题。然而，这些争论并未切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的核心，因为它们实际上承认了对市场经济进行个人主义解构的合理性。就方法论纲领的功能而言，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解释必须起始于有关个人“纯粹”经济行为的解释，这种“纯粹”行为不能受到任何先在的社会关系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这种方法论原则要求排除一切先于“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纯粹”的个人行为是全部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
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摈弃了各种社会关系属性后的“纯粹”个人行为，只剩下两重自然属性：第一，为自身谋求利益，即自利性；第二，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利益，即理性。从历史上看，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经济行为是多种多样的，既有集体狩猎、契约交换等合作性行为，也有暴力掠夺、武装战争等对抗性行为。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中，只有契约交换的合作行为——市场交易行为——才是个人行为的典型模式，而其他类型都仅仅是迈向市场交易行为的过渡环节①。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个人行为还暗含着第三重属性，即市场交换属性。显然，这种属性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后天赋予的，是个人行为的社会属性。把市场交换属性添加到个人行为中，实际上等价于下述命题：立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关系是个人理性自利行为的社会基础，它是“纯粹”个人行为的唯一制度前提。立基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交换关系是个人行为的制度前提，这是对饱受批评的“原子式”个人理性行为的必要调整。[3]
根据上述方法论原则对社会经济过程进行分解和还原后，仅仅包含理性、自利和交易三种属性的个人行为构成了全部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有关社会经济过程的效率分析也不例外，也只能从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出发予以研究。这样，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被简化为需求者和供给者的个体福利评价，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因此成为新古典经济效率的基本指标。
以经济个人的福利加总来代替经济整体的效率，这种简化还原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对于社会经济过程而言，那些不为经济个体所具备的整体性和功能性特征，恰恰代表了社会经济过程的本质属性。在漫长的历史中，以何种方式组成群体，不仅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和阶段，而且也是人类应对生存挑战而采取的调整。从生存竞争的角度看，以何种方式和关系把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是人类调整其群体组成方式的核心内容，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因此，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我们区别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关键，也是我们比较这些社会经济形态效率优劣的关键。
与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相比，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优势体现在生产力的提高上，这不仅表现为数量庞大而多样化的物质财富的堆积，而且也表现为生产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要理解这种效率优势，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及与此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出发，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但这些非个人的整体性因素恰恰被新古典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排除在经济学分析之外。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企业模式及由此形成的资本雇佣、剥削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差异。个人在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导致其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其行为模式也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产阶级的基本行为特征是获取剩余价值并进行资本积累，劳动力的所有者工人阶级的基本行为特征是获取劳动力价值并进行消费。也就是说，消费行为和积累行为不是同一个“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做出的理性选择，而是隶属于两大阶级的不同个人依据其阶级属性分别做出的理性选择。特定的个人不能任意选择其阶级地位，因此他决不能在消费行为和积累行为间自由跳跃。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价值分配上的矛盾对抗关系，导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和积累也处于矛盾对抗关系中，这些矛盾对抗关系从根本上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生产过剩、失业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效率缺失的典型表现。
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排除了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剥离出来，市场经济蜕变成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抽象思维产物。这种“去历史”抽象法的典型案例，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价值论的“个人主义”改造。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属性，它不仅是一般的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且也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凝结；其背后不仅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间的矛盾运动，而且也是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运动；它不仅体现了商品生产者间比较和交换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且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对于这种生产关系属性，新古典经济学视之为政治因素，并把它排除在纯粹经济学分析之外。这样，商品价值被人为简化成商品的自然属性——有用性或效用，它体现的只是人与物的关系，以效用论为内容的价值理论因此被列入心理学而不再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议题。
经过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改造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人”，他可以自由地选择获取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也可以自由地将个人收入用于消费或积累，所有这一切都仅仅取决于他对各种目的的排序及对相应手段的选择。由此出发构建起来的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式，其中拥有不同禀赋的两个人的交易活动是社会经济体的基本单元，无数个交易活动相互叠加构成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由于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个社会经济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扁平市场网络，基于阶级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等级结构则完全消失了踪影。这种抽象的直接后果，是将资本主义经济中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以及基于这种矛盾冲突所产生的效率缺失被人为忽略掉；由此，有关社会经济体的全部效率论证只能落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交换中的福利评价上。显然，这种从抽象个人和抽象市场出发形成的效率论证具有明显的非历史性，它无助于我们评价资本主义经济的真实效率状况，也无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三、形式逻辑推理原则的静态性
形式逻辑推理原则，是新古典方法论纲领的第二大方法论原则，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是这一原则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基本应用。“经济剩余”范型以市场均衡态为基准，比较市场失衡态的效率水平，这正是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典型运用。
形式逻辑包含三大基本定律：同一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其公式为A是A；矛盾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对同一对象做出既肯定又否定的矛盾判断，其公式为A不能既是B又不是B；排中律，即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或者具有某属性或者不具有某属性，其公式为A或者是B或者不是B。上述定律暗含着一种重要的本体论判断，即作为思维对象的客体，其性质是稳定不变的，其运动变化意味着该客体与其他客体间的相对关系发生改变，而不是意味着该客体本身发生质的变化。根据这种本体论判断，确定不变的客体发生运动变化后，其结果——该客体与其他客体间的相对关系——也必然是确定唯一的，不存在亦此亦彼的可能性。按照这种方法论原则，诸如“资本……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4](P188)的论断，就属于违反形式逻辑定律而造成的思维混乱。显然，这种本体论判断是静止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忽略了客体本身的性质变化，这实际上是对客体包含的内部矛盾运动的否定，也是对客体由量变过渡到质变的否定。由此派生出的形式逻辑推理原则必然是静态的、机械的方法论原则，这与运动的、辩证的方法论原则背道而驰。
由马歇尔推动建立的新古典方法论纲领，在原则上完全赞同卡尔·门格尔对抽象演绎方法的推崇，而这种方法正是以上述形式逻辑定律为基础的。按照抽象演绎方法，“经济人”、稀缺性等符合同一律要求的“确定的”概念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通过遵循矛盾律、排中律等原则进行推理，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有关个人行为及市场均衡的纯粹经济学结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获得了后继者的广泛认可，这有力地强化了经济学分析的静态特征，并最终使得比较静态分析方法被树立为西方经济学的通用分析工具。对此，罗宾斯毫不讳言地指出，“毫无疑问，经济分析的基本命题描述的是静态均衡。……所考察的确实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活动之‘流’不发生变化，或只是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一旦我们详尽考察了不变流量的各种情况，从而通过比较了解了这些流量在什么条件会发生变化，我们便可以向前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考察各种变动。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首先，我们可以假设条件有少许变化，对各种均衡状态加以比较。……经济理论的这一部分有时被称为比较静态理论。……(其次，)我们不仅可以假定变动已给定，对两种最终的均衡状态加以比较，而且还可以假定一种非均衡状态，尽力探索一经济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所实际经历的变化过程。”[5](P83-85)
要保证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实际有效性，必须首先保证研究对象本身及其所处系统在性质上保持稳定，即通常容易被忽略的“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前提假设。保罗·萨缪尔森在1948年发表的《经济分析的基础》揭示了比较静态分析所暗含的“对应原理”。他指出，要保证比较静态分析成立，就必须首先保证市场经济具有动态的系统稳定性；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论证都暗含着市场经济具有动态的系统稳定性的前提假定。[2](P110-114)然而，市场经济是否真的具有动态的系统稳定性，“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是否真的能够得到满足，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并不令人信服。萨缪尔森的上述研究，很明显地传递出对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担忧。
新古典经济学使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市场均衡态和市场非均衡态时总剩余的变化，以此论证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显然，这种论证包含着一系列动态的系统稳定性假设，而萨伊定律无疑是其中的关键性支撑。按照萨伊定律，总供给与总需求恒等，因此市场经济不可能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给定的总产出，只要价格能够自由波动，就一定会找到一个与之相等的总需求，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必定会实现。然而，现实的市场经济周期性地爆发衰退和危机，普遍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存在系统性失衡的直接证据。如果将这种系统性失衡纳入到分析中来，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有关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效率论证就完全被颠覆了。
在下图左半部中，市场价格处于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但此时的价格无法引导供求实现相等，存在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市场竞争会保证萨伊定律得以实现：生产过剩引起的竞争导致一批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持续退出生产领域，这引起平均成本曲线AC向左下方移动并停留在均衡价格
上，市场供求最终实现均衡。然而，这种论辩的力量基本上只是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机制的乐观信念。在现实经济中，市场经济具有动态的系统不稳定性，萨伊定律根本无法得到满足。首先，客观存在的庞大的固定资本投资根本无法顺利变现，这导致企业在生产过剩时只能选择维持生产，真正的“退出行为”基本上都是破产倒闭的极端形式。其次，即便是危机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破产倒闭，从而市场的平均成本曲线AC移至AC′位置，需求曲线D也可能因工薪收入的相应下降而左移至D′位置，这导致生产过剩的市场失衡仍旧无法予以消除。在市场经济具有动态的系统不稳定性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会实现经济剩余的最大化，ΔAOB的面积代表了市场效率的损失。如图2右半部所示，在市场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时，理论上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达到扩张消费、抑制积累的目标；此时，需求曲线D因工薪收入的相应提高而移至D′位置，供求相等导致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实现了最大化。
为什么市场经济具有动态的系统不稳定性，为什么它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系统失衡？答案不在于商品交换关系本身，而在于商品交换关系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正确地指出，社会经济体的根本性质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只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表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是决定其根本性质和运动规律的关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所有权，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导致资本与劳动处于矛盾统一体中，利润与工资因此处于矛盾对立状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利润和工资分别构成了积累和消费的主要源泉，二者的矛盾对立导致积累和消费之间也呈现出对抗性的矛盾运动，这最终造成了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不过是这一差距的两面。一旦社会消费和社会生产的差距达到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所许可的最大临界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系统性失衡，衰退和危机不仅是这种失衡的表现，同时也是克服这种失衡以重新恢复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途径。因此，市场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的系统性失衡，从根本上源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产物。
总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剩余”效率论证暗含着市场具有动态系统稳定性的假设，这是其静态的、机械的形式逻辑推理原则的自然结果。由于否定了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因此，这种效率分析不仅无法解释生产与消费间的动态互动过程，而且也无法揭示制度性失衡引起的市场经济效率损失。
四、和谐均衡分析原则的片面性
和谐均衡分析原则是新古典方法论纲领的第三大方法论原则，均衡趋势分析方法是这一原则的自然结果。“经济剩余”范型的支点在于均衡效率，后者被“不言自明”地视为最优的利益和谐态，这完全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和谐均衡分析原则。
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对市场均衡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但只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这里，借助于各种特殊的假设条件，代表利益和谐的市场均衡才最终成为经济变化的自然趋势，和谐均衡分析原则的方法论纲领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总体而言，和谐均衡分析原则包括两重相互联系的含义：第一，均衡是市场经济波动的自然中心，经济学研究需要揭示实现均衡的条件及偏离均衡的影响因素；第二，均衡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全部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研究需要揭示均衡所代表的利益和谐共生状态。
作为市场经济自发趋势和最优趋势的叠加，市场均衡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孜孜以求的论证重心。这种集体行动的典型案例，是对凯恩斯革命的新古典改造。凯恩斯革命强调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并将之作为劳动力市场持续失衡的根本原因，这种解释无疑违反了和谐均衡分析原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效率论证构成了巨大挑战。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希克斯、莫迪利安尼、克莱因、萨缪尔森等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致力于凯恩斯革命的新古典改造，以重新确立和谐均衡分析原则在宏观经济学中的统摄地位。之后出现的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正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劳动力市场失衡被有效地弱化为市场经济的特例，它或者源于工会或政府对劳动市场人为扭曲而形成的货币工资刚性，或者源于市场经济少之又少的极限状况(流动偏好陷阱和投资缺乏利率弹性)。经过上述改造，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成为“新古典范式”的特例，“凯恩斯效应”和“庇古效应”保证了充分就业均衡仍然成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常态。[6]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经济剩余”范型同样严格遵循了上述和谐均衡分析原则。首先，市场均衡被确定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自发趋势，它构成了比较静态分析的基准，而供求失衡则被视为市场经济的暂时现象，它趋向于靠拢而不是远离均衡；其次，在市场均衡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经济剩余实现了最大化，交换保证了最大化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处于和谐共生的状态，而政府干预则被视为对这对和谐共生利益的干扰和侵犯。然而，持续的经济失衡和尖锐的利益冲突一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现实，这不禁让我们怀疑，和谐均衡分析原则是否仅仅是出于美化现实而采取的“特殊”的方法论选择。
迈克尔·佩雷曼对新古典经济学发端史的研究表明，和谐均衡分析原则确实是出于掩盖资本主义现实矛盾而做出的“特殊”选择。佩雷曼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理论支持及其巨大影响，导致很多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性忧心忡忡，他们觉得有必要将经济学重建为一门关于交换而非生产的科学，其结果是1870年前后出现的“边际革命”。“通过强调对交换关系做形式上的数学化处理，经济学家就可以摆出一副更加科学的姿态。而且，从交换的角度进行的经济分析在遮盖利益冲突方面似乎相对更有效一些。因为双方都必须从自愿的交换中得益，否则交换就永远不会发生。”[7](P6)伴随着这种研究主题的变换，是“政治经济学”名称被“(纯粹)经济学”的取代。通过这种名称的变换，“马歇尔期望他的读者像他一样接受经济学为一门客观的科学，能够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据认为，这一新的经济科学可以证明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家(区别于具体的资本家)的利益就是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7](P6-7)
可是，一旦我们从生产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不和谐的劳资利益关系就会立刻映入眼帘。实际上，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劳资间的矛盾对抗一直是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重大历史事件。自19世纪早期欧洲爆发三大工人运动以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爆发的工人大罢工遍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即便是在“阶级调和”色彩明显的美国，标志劳资利益尖锐对抗的罢工运动也仍旧此起彼伏。下表是美国二战前十年和战后十年的罢工状况对比表，可以看出，甚至在战后的繁荣期内，罢工次数仍然增加了1倍，罢工人数增加了1.8倍，而因罢工损失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近2倍。除了劳资间的利益对抗外，资资间为争夺剩余价值而展开的利益对抗，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另一条主线，资本主义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特别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之间以及垄断资本与其他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对抗空前激烈，美欧日之间频繁爆发的贸易战正是这种利益对抗在国际经济层面上的典型表现。
劳资间的矛盾对抗和资资间的矛盾对抗导致资本积累的增长远远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间的缺口随之越来越大，这导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普遍性的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在商品市场上我们看到产量过剩在不断累积恶化，在资本市场上我们看到资本过剩在不断累积恶化，在劳动市场上我们看到人口过剩在不断累积恶化。总之，普遍的经济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常态，而供求均衡确实是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特例。对于这一点，罗伯特·布伦纳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布伦纳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达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问题日益严重，这不仅导致资本主义制造业在1973-1993年间陷入长期停滞，而且还促使大量过剩货币资本涌入美国金融市场，并因此催生了持续膨胀的金融泡沫。[8]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加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属性，理性的个人决策和自发的市场竞争无法消除这种失衡，唯有通过危机这种极端的方式才能暂时克服经济过剩的市场失衡。[9][10]
上述分析表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剩余”范型暗含着和谐均衡分析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它无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运动过程，无助于我们合理评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劣。但就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而言，就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维护而言，和谐均衡分析原则具有的现实美化功能，使其成为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们再好不过的选择。
五、理论检验的不可证伪性
理论检验免疫原则，即理论免于事实检验、理论不可证伪，这是新古典方法论纲领的第四大支柱，它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实践划定了不能逾越的红线。“经济剩余”范型隐含着理论检验免疫原则，这使得它能够在不断出现的证伪性事实——生产过剩的市场失衡——面前始终屹立不倒。
与自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严重低估了理论检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他们对其理论的科学性的论证带有异常鲜明的防卫色彩。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理论检验不过是经济学研究的补充环节，其作用不在于验证经济学的真伪，而是在于确定经济学的适用范围。例如，约翰·穆勒强调，经济学的结论来自于若干抽象假设前提的推导，它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为真，各种现实性干扰因素的存在导致经济学的结论不能用于解释或预测现实的经济事件。因此，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能成为否定经济理论正确性的证据。[11]J.E.凯尔恩斯的见解更为极端，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是对人性和世界基本事实的总结，是绝对为真的，由此通过正确的逻辑推论可以得出绝对为真的“趋势推论”。如果这种趋势推论与事实不符，那么其原因在于各种次要的干扰性因素的存在。理论检验的目的不在于验证理论真伪，而在于确认该理论的适用范围和条件。[2](P87-91)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实践中，类似的防卫倾向同样贯穿其中，尽管他们往往在口头上都强调理论检验的重要意义。以弗里德曼为例，他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明确强调，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假说体系，我们根据其对相关“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其科学性，唯有事实证据才能检验该理论的真伪，才能评判该理论是否被暂时接受或摒弃。[1]但在研究实践中，弗里德曼的证伪努力全部指向了其所批判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信奉的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则适用于理论检验免疫原则。在他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被人们持续使用和普遍认可，同时没有另外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逻辑严密的替代性理论假说，这一事实间接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的正确性。[1]
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剩余”范型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偏离，不断出现的市场失衡和利益对抗无疑都是对这种效率分析的证伪性冲击。如果没有理论检验免疫原则的“保驾护航”，“经济剩余”范型根本不会作为“分析范例”出现在当代的《经济学原理》教材中。为了抵消现实的市场失衡和利益对抗所造成的证伪性冲击，理论检验免疫原则强调“经济剩余”范型是对经济现实的高度抽象，这就为事后增添各种“特设性”条件——用于抵消证伪性事实的冲击——提供了空间。也就是说，自发竞争的市场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而且这种均衡必定是效率最优的，这个理论推论是绝对为真的；如果现实的市场经济偏离了这一推论，那么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不是“经济剩余”范型本身，而必定是被该范型“抽象掉”的某种干扰因素，如意外冲击、垄断、政府干预等。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持续性的经济衰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构成了严重的质疑和挑战，此时理论免疫原则的重要性就立刻凸显出来，不断增加“特设性”条件以修正效率分析范型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通行选择。在这方面，一个近在咫尺的例子，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防卫性反应。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观点各异的危机成因说，如非理性的房地产泡沫说、复杂金融体系不稳定说、金融过度创新投机说、道德风险说、金融监管失败说、货币政策失误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国际货币体系缺失说等等。[12]表面上看这些解释五花八门、思路各异，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倾向，即将危机的成因归结为阻碍市场经济达至均衡的各种干扰性因素。由此，“经济剩余”范型的推论——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最有效率——仍旧是绝对为真的经典原理，经济学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引向了各种干扰性因素，如何排除这些干扰性因素以实现市场均衡的最优效率成为他们的全部任务。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研究表明，所有的科学理论体系都包含着某种理论检验免疫原则，拉卡托斯将之称为反面助发现法。这种方法论原则包含了一些约定俗成的禁令，它告诫科学家应当避免哪些研究途径，以避免对理论体系核心假说的否证。拉卡托斯指出，理论检验免疫原则的使用限度，是判断一种科学理论体系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种理论体系无限制地推行理论免疫原则，在应对证伪性证据时所添加的辅助性假设条件都是“特设的”，其唯一功能在于维护已有核心假说的成立，而不能为该假说新增任何经验性解释和预测内容，那么这种理论修正就不是科学的进步，而是科学的退步。[13]显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剩余”范型的上述修正完全符合科学退步的特征，各种新增的辅助性假设条件都是特设的——针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冲击而特别制定的，其全部功能仅仅在于维护效率分析范型的成立，而并不能赋予该范型以任何新的经验性解释和预测内容。
在无限制的理论检验免疫原则的保护下，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分析范型事实上成为一个不可被证伪的绝对真理，这种“超验的”理论假说显然更接近于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就此而言，阿奇博尔德对弗里德曼“回报最大化”论证的批评同样适用，“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每一个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荒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2](P129)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分析范型以“经济剩余”作为效率标准，将市场均衡确立为效率最优的理想状态。这一理论假说的成立依赖于特定的新古典方法论纲领，即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形式逻辑推理原则、和谐均衡分析原则和理论检验免疫原则。本文分析表明，这些方法论纲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由此建立的市场均衡效率论证不过是一幅虚幻的海市蜃楼。“经济剩余”范型无助于我们评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效率，其真正功能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它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中，必须破除新古典“经济剩余”范型的效率迷思，树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的效率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历史局限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①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借助博弈论来论证，从非合作的冲突关系向合作的市场关系过渡，是个人为谋求自身利益理性计算的结果，因此市场交易行为真正代表了个人的理性自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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