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谱学与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谱学是南朝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谱学兴盛是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点，也是这一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南朝谱学，一方面受到谱牒学研究者的重视，潘光旦、杨殿珣、陈直、张泽咸、杨冬荃、武新立等前辈钩沉抉隐，在南朝谱学的形式、内容和发展情况等方面作过深入研究（注：潘光旦：《中国家谱学略史》、《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什么意义》，分别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一号，1929年版、第二十七卷第二十一号，1930年版、第四十七卷第十三号，1947年版；杨殿珣：《中国家谱通论》，《图书季刊》新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新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新第七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版；武新立：《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张泽咸：《谱牒与门阀士族》，《中国史论集——纪念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杨冬荃：《六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研究成果常建华先生已有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注：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2期；《家族谱研究述略》，《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66期，1986年11月10日；《中国族谱收藏与研究情况简说》，《谱牒学研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族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方面，南朝谱学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把南朝谱学作为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地位进行认识和评价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版；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三章“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和史学的特点》，《河北师院学报》1995年第4期；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庞天佑：《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史学》，《湛江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等等。）。瞿林东先生《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专篇，对我们认识南朝谱学颇有启示意义，本文许多认识就是受到该文启发后得出的（注：瞿林东：《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南朝是一个皇朝迭兴、政局多变的时代，是门阀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注：对门阀政治存在的时期有不同看法，如田余庆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东晋。我们还是认同白寿彝先生的观点。参见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一章、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史学在发展中所受时代影响最为突出，反映时代特点最集中的，是在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方面。”（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从史学的角度讨论南朝谱学是如何受时代影响，又是怎样曲折地反映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这是前人有所认识但尚未专门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从史学与政治关系方面对南朝谱学与政治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这对认识南朝谱学特点和史学特点，理解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有意义的。
一、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的发展
南朝谱学发展与门阀政治有密切关系，这是已有共识，不必再费笔墨。本部分主要不是讨论南朝谱学与门阀政治有没有关系，而是要着重讨论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发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白寿彝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撰述中反映门阀地主的要求和趣味，就颇为显著。其中之一是由名门大姓家谱之分别编撰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综合各家记载的专门之学——谱学。（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58页。）据何启民先生考察（注：何启民：《魏晋南北朝时代之谱牒和谱学》，《第五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纪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谱学”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南朝萧子显《南齐书·贾渊传》（注：《南齐书·贾渊传》中“谱学”一词凡两见。“贾渊字希镜。平阳襄城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世传谱学。”“先是谱学未有名家。”）。从目前所知情况看，何启民先生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谱学的形成是以谱牒发展为基础，南朝在历史撰述中第一次使用“谱学”，一方面说明南朝谱牒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另一方面是南朝谱学兴盛的表现。古代文献对南朝谱牒有一些著录、引录或论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时期谱牒著作都散佚无存。迄今为止，还未见到存世的南朝谱牒原物。据陈直先生发现和索隐，宋散骑常侍临丰侯刘袭墓志具有当时婚姻集团的综合家谱性质（注：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该墓志刻于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原石久佚，志文载明陶宗仪《古刻丛抄》，详细记述了刘袭直系亲属和外祖家，及其兄弟姊妹的亲戚名位。）。杨冬荃先生认为沈约《宋书·自序》虽然不是谱学著作，但从其形式和内容来看，很可能是依据《沈氏家谱》撰写的，具有较高的谱学价值（注：杨冬荃：《六朝时期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四辑）。）。通过这些零散史料的整理、分析，南朝谱学发展及其与门阀政治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得清楚。
郑樵将宋以前的谱系之学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六种类型（注：郑樵：《通志》卷六六《艺文略》。）。帝系是《世本》之类的著作，皇族类是诸如玉牒的皇室谱系，韵谱则为按韵编排的姓氏书。帝系、皇族是旧传统，韵谱是有工具书性质的姓氏书。南朝这六种谱牒形式都有。但从南朝谱学发展情况看，值得注意的：一是皇族谱撰修兴盛；二是士族家谱和庶族家谱突出地反映着家族的等级和范围（注：参阅常建华：《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三是作为新时代产物的总谱、郡谱的出现。
皇族谱牒在史书中或称属籍，或称皇族宗人图牒，或称帝谱、皇室谱等。它虽然是一种传统的谱牒形式，但在南朝出现了兴盛局面。这种兴盛局面实际上是皇朝迭兴在谱学上的直接反映。政局多变、皇朝迭兴是南朝政治上一个突出特点。在频繁的皇朝更迭中，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家族都要撰修皇族谱，设置专门的官吏进行管理，以此来炫耀皇族的显要地位，宣扬本家族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南朝皇族谱撰修兴盛情况在史书中有明显反映。仅《隋书·经籍志二》、《世说新语》注等著录的有《宋谱》四卷、《齐梁帝谱》四卷、《齐梁宗簿》三卷、《梁帝谱》十三卷等。南朝四代中有三代撰有皇族谱，其中萧梁就有三部。另外，南朝各代皇室成员如犯谋反罪，也都要按例绝其属籍，开除出皇族谱牒，类似记载几乎史不绝书（注：参阅：《宋书》卷六八、卷七二、卷七九；《南齐书》卷六、卷四十；《梁书》卷五五；《南朝梁会要·帝系》；《陈书》卷三五；等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皇族谱在皇室成员管理和政治上的重要性。
南朝家谱有士族家谱和庶族家谱两种主要形式。家谱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刘知几就曾提到汉代有《扬雄家牒》（注：刘知几：《史通·杂述》云：“高门华胄，奕世载德，才子承家，思显父母。由是纪其先烈，贻厥后来，若《扬雄家牒》、《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谓之家史也。”），但从《汉书·扬雄传》及颜师古的注来看，这种家谱实际上是一种世系表的性质。南朝或许已有“家谱”的名称。《世说新语·排调》篇注中刘孝标已引《王氏家谱》。刘孝标卒于梁，《王氏家谱》可能是宋、齐时所撰（注：郭锋认为西晋有正式命名为“家谱”的事实。据《旧唐书·经籍志二》载：“《韦氏家谱》三卷，皇甫谧撰。”皇甫谧是西晋人，故《韦氏家谱》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参阅《晋唐时期的谱牒修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但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有《京兆韦氏谱》一部，又有《韦氏家传》一卷，与此《韦氏家谱》或有渊源关系。又因《旧唐书》作于后晋，距西晋年代久远，《韦氏家谱》的书名和作者均晚出，是否产生于西晋尚需进一步证明。）。门阀地主或由汉末世家地主转化而来，或由地方上的豪族地主转化而来，有世袭的土地，享有荫客、免役的特权。自曹魏立九品中正制后，门阀士族又有世代做官、垄断政权的特权。中正察举品人，不以才能为标准，而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品人实际上已变为品门第，门第作用相当突出，士族便竞相修家谱来记录和炫耀家族门第，作为自己世袭社会身份和经济上、政治上特权的象征。据杨冬荃先生钩沉统计，仅见于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并可以断定为南朝宋、齐、梁三代的士族家谱就有《挚氏世本》、《杨氏谱》、《北地傅氏谱》、《周氏谱》、《吴氏谱》、《陆氏谱》、《顾氏谱》等31种。对这些家谱，盛清沂先生已作了专门分类（注：盛清沂：《试就〈世说新语〉管窥魏晋南北朝之谱学》，《第四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257～259页。）。另外《水经注》、《文选注》和《隋书·经籍志二》或注引、或著录的南朝士族家谱也不少见。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对这一时期士族家谱进行过系统清理，贡献很大（注：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研究》上卷，日本学术振兴会1981年版，第65-72页。）。
所谓庶族地主是泛指门阀以外的地主，包括非门阀出身的品官地主、豪族地主和富商地主。南朝时期除有很多士族家谱外，庶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家谱。宋赵伦之出镇襄阳，“襄阳多杂姓，伦之传长史范觊之条次氏族，辨其高卑。”（注：《宋书·宗越传》。）此次条次氏族，当是依照各家谱牒。这个事例可以看作是刘宋时期杂姓庶族之有家谱的一个证据。门阀政治下，取士、征役、婚姻都是依据门第，所以庶族往往通过撰修谱牒在谱系中塞入几个曾做过官的祖先，或者把自己的谱系成功地与门阀望族联结起来，以提高自己的门第，争取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影响。社会崇尚门第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庶族伪造家谱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典型的是齐明帝建武初年王宝泰买袭名家望族琅琊谱，被尚书令王晏检举受罚的事（注：《南齐书·贾渊传》。该传载：“建武初，渊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宝泰买袭琅琊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
总谱和郡谱是新时代的产物。《隋书·经籍志二》谱系篇序云：“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这说明的就是门阀制度下姓氏与地望相合的姓族特征。“姓”是门阀士族的根本，南朝时期的“姓”，是血缘关系的符号，它必须与地望相结合，成为社会地位和享受权利的象征。南朝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在众多独立谱牒基础上，经过总结和研究，编辑全国性的总谱和总括一地的郡谱，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地域——姓氏清单，防止出现重大混乱。这种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谱牒便成为士族的身份证明、国家任官的依据。南朝时期官府很重视总谱和郡谱的撰修，一方面征集全国家谱，如梁武帝时总责境内十八州谱即是其例。一方面又让百官族姓自上家谱。官府集中全国各家族谱牒，撰修总谱。这一时期总谱可以分为全国性总谱和地方性总谱。《隋书·经籍志二》著录了很多南朝时期撰修的“百家谱”，如贾执《百家谱》20卷，、王俭《百家集谱》10卷等就是全国性的总谱。地方性总谱也称郡谱。《隋书·经籍志二》也著录了《益州谱》30卷、《冀州姓族谱》2卷等九种。谱学家罗香林据《隋书·经籍志二·谱系》指出：“是知唐初所存自汉至隋之中国族谱，实以汇合同时各姓族谱，而编为一书之《百家谱》为种类较多。次之则为汇集某州郡各著姓家谱，而合编为该州郡族谱者，如《益州谱》、《江州诸姓谱》是也。又次则为特显氏族之家谱，如《谢氏谱》、《杨氏血脉谱》之类是也。而总述各姓来源之书，亦附列其内，如《姓苑》、《复姓苑》之类是也，但其篇幅较小耳。”（注：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中国谱牒之留传与保存》，（香港）中国学社1991年版，第51页。）正是因为选举任官的需要而有官府控制下的总谱撰修（注：如《新唐书·柳冲传》载：“（刘）湛为曹选，撰《百家谱》以助铨序。”），而撰修总谱，又促进了专门修谱机构的设立和谱学家的出现。
自九品中正制实行后，官府选官举仕，要根据各人的家谱簿状来考察其家世地位，这就需要：第一，要有专人来保管、收藏这些家谱簿状；第二，由于上报的家谱簿状有不实之处，因而要进行甄别，进行辨伪；第三，为了方便利用，需要将这些分散的家谱集中起来编成总谱。所以主谱官员和修谱机构成为现实的需要。（注：参阅杨冬荃：《六朝家谱研究》，《谱牒学研究》（第四辑）。）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注：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郑樵虽然对隋唐以前官方修谱机构和主谱人员的设立、职掌有较详细的叙述，但对设立的具体年代并无明确交待。然征诸史籍，萧梁设有谱局当可认定。《通典》卷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梁武帝时，沈约上书提出选择通晓史传、熟知士庶流品的人依据藏于左民曹的家谱簿状（晋籍）来核查所有上报的卑姓杂谱。梁武帝很重视，“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史之职，谱局因此而置。”周一良先生就此指出，萧梁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二、南朝谱学的时代特征
清代邵晋涵指出：“自尊系牒之官废，而后有专门之学。专门之学衰，而后有私家之谱，自古迄今凡三变焉。”（注：《南江文抄》卷六《余姚史氏家谱序》。）征诸中国古代谱牒之学的发展实际，我们可以理解邵晋涵谱学“三变”的意思是：从先秦秦汉时期谱牒定世系列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尊卑的谱学产生为一变；隋唐时期谱牒政治功能的逐渐淡化为二变；宋代以后，谱牒由官而私，主要功用在于社会方面，即敬宗睦族，此为三变。邵晋涵的“三变论”是符合中国古代谱学发展过程及其阶段特征的。
史学突出地表现着时代，也曲折地映射着这个时代的政治。南朝门阀政治映射在谱学上，使南朝谱学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的时代特征。关于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作些纵向比较，看看南朝谱学与以前和以后的谱学有什么不同；二是把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作一比较，看看二者有些什么差别。
从纵向比较看，南朝谱学一个突出时代特征是“贵有常尊，等有贱威”的门阀性质。谱牒出现时间很早，或说殷商已有，或说始于周代（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梁书·刘杳传》指出：“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起，当起周代。”）。我们比较认同谱牒始于周代的观点。《周礼》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注：《周礼·春官》。）郑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贾疏：“奠系世，谓定帝系、世本。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可见，在周代牒谱的撰修和管理是史官之职，谱牒主要功能在于尊世系。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继承权的获得主要依赖于世系传承和嫡庶区别，所以社会上出现普遍重视世系的风气，也就是《周礼》所说的“讽颂诗，世奠系”。（注：《周礼·春官》。此处的“奠”训“定”。）从辑录的《世本》看，它所记的是黄帝至春秋（一说至秦）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系谥名号，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姓名录，叙明世系的传承是其主要特点，也是尊世系的风气在谱牒上的反映。秦代制度多不师古，谱牒之事，除皇家外，很是寂寥。汉代谱牒撰修得到发展，有官谱和私谱的区分。《隋书·经籍志二·谱系》序云“汉又有《帝王年谱》，后汉有《邓氏官谱》”，都指的是官谱。官谱的形式，今已不得见，但从《汉书·邓禹传》推测，邓氏官谱是一种世系表的性质。汉代有私谱存在，《汉书·眭弘传》颜师古注中指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这虽然是说汉代以来私谱伪造风气，据以撰史难免舛误，但从相反方面说明当时私谱撰修之风很盛。私谱的形式，据陈直先生考证，也是以叙世系为主要特征。（注：陈直：《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陈直先生认为汉代谱牒有三种形式：一是横格制表，分代分格填写，《史记·三代世表》是其例；二是以姓为单位，先叙姓的起源，再叙世系及官位，王符《潜夫论·氏族篇》、应劭《风俗通义·氏姓篇》是其例；三是一贯连叙，《史记》中《自序》、《汉书》中《叙传》、孙叔敖碑阴是其例。）
宋代以后谱学由官而私，政治功能明显弱化，谱牒主要转向敬宗睦族、弘扬名教的社会作用上。一方面除皇家玉牒外，家谱均由私家编修。钱大昕云：“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问矣。”（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郡望》。）另一方面宋代进士入仕制度的继续扩大，以知识和官爵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更为重要，谱牒的政治作用进一步减弱。修谱主要注重族内世系、婚姻、亲疏远近关系和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教化，以及统一宗族内部的思想和言行，而不再讨论族与族之间的高下问题。宋人苏洵说：“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谱牒亦立言之一端也。”吕大防认为：“宗法谱牒者，家之道也。”（注：《余姚上塘王氏家谱》卷首《先儒论谱》。）在苏洵和吕大防看来，谱牒主要不在于区分姓族高下，不是选举任官之用，而在于立言教化。明人林
说“谱牒之关于名教”，把宋明时期的谱学特征说得更明白（注：林尧佐：《莆田九牧林氏家乘》第二册，林《图跋》云：“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子法。又谓宗子法坏，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既废，则人不知来处。以至流转四方，往往来来，绝不相识。噫！谱牒之关于名教也。”）。《新唐书·柳冲传》记载唐人柳芳的一段话：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薄、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矣。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由是有谱局，令、史职皆具。
柳芳所言，实际上说明了自曹魏立九品中正制后，中正察举品人，不以才能为标准，而以门第高下为依据，品人实际上已变为品门第，门第对于人们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很重要，这是一种“尚姓”的铨选制度。社会和政治赋予谱学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辨别士庶，划分族与族之间的门第及其高下，这也是这一时期谱学的基本属性。梁元帝曾告诫其子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念。”（注：《金楼子》卷二《戒子》。）这是对南北朝谱学门阀性质的较好概括。南朝谱学这种基本属性，就使谱牒表现出重姓系、轻世系，姓氏与地望相结合的时代特征。所谓重姓系、轻世系是指南朝谱学虽然也是血缘关系的符号，但其主要方面不在于说明血缘关系流变，而是确定人们属于哪个家族，这个家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地位如何。正如柳芳所说的“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柳、薛、杨、杜首之。”（注：《新唐书·柳冲传》。）所谓姓氏与地望相结合，则是指南朝谱学区分姓族高下，不仅取决于姓氏，同时还取决于地望。只有具备了血缘和地缘两方面的足够证据，才能成为社会正式认可、并能成为身份的依据。同一等级的姓氏，并不是单纯血缘意义上的同姓，而是必须拥有同一姓源、同属一个地域范围的同姓。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王俭说：“今日可谓连璧。”王俭很不高兴地说：“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属琅琊王氏，王敬则为晋陵王氏，氏名虽同，而门第相去甚远。故王俭颇为不平。（注：《南史·王敬则传》。）同样都是王姓，琅琊王氏是名门望族，晋陵王氏却是令王俭瞧不起的低门。这件事说明南朝时期用来称呼各地大姓、著姓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对于希望与他们建立同姓关系者来说，都必须在姓号之前冠以明确的州、郡范围（即所谓的本望）之后，才具有实际意义，社会才可加以确认和品评。也就是说，如果要认同某姓，首先是要认同其本望。徐勉是萧梁的吏部尚书，人们都称赞他居选官，彝伦有序，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注：《梁书·徐勉传》。）。从时人对徐勉的评价不难看出当时的学者把从宏观角度把握各姓氏的源流、姓氏的分布状况和政治等级的能力称为“该综百氏”。这种评价反映出作为一名谱学家不仅要了解姓氏的源流演变详情，更要熟悉该姓的地望，并能确定其社会地位高下。
南北朝是一个历史时代，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但毕竟南朝与北朝在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存在不同，故南朝谱学与北朝谱学也有许多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谱牒撰修方面，南朝谱牒是官撰、私撰并重。《隋书·经籍志二》著录的南朝谱学著作和谱学家个人较多从事谱牒撰修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北朝则盛行以官修为主的谱牒之学。常建华在对《新唐书·柳冲传》所载柳芳的言论分析后指出：“由柳芳所论可知，北朝盛行以官修为主的谱牒之学。”（注：常建华：《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第32页。）第二，在士族内部的斗争方面，南朝谱学较突出反映了南迁士族与江南土著士族之间的斗争，而北朝谱学较突出地表现为汉人士族与代北士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原士族南迁后，与南方的土著士族虽然混居杂处，然而并不合流，彼此划门立限，相互轻视，因而各自以修谱为重，高标郡望别流，以传示子孙不忘其本，并区别于它支别派。不少北方士族的家谱和百家谱就是在南迁后开始撰修的。《清容居士集》卷22《马氏族谱序》听载“晋丞相王文献公导，渡江始立家谱”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注：参见方北辰：《魏晋南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后者，北魏前期崔浩“国史案”就是突出事例。崔浩之死，其主要原因或以为是民族方面（华夷问题），或以为在宗教方面（佛道问题）。陈寅恪提出二者都不是崔浩之死的主要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主张“齐整人伦，分明族姓”。崔浩重家世又重人伦的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注：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6年版。）陈寅恪先生所论，揭示了“国史案”的实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朝谱学与士族内部的斗争。第三，北朝谱学与门阀政治的关联较多地反映在鲜卑族封建化过程之中，南朝是没有这种情况的。鲜卑进入中原之初，还处在家长奴隶制阶段，以游牧业为主。自拓跋跬建立北魏，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封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为鲜卑贵族和汉族豪强定姓族，其主要目的是“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注：《魏书·刘昶传》。），即区别升降，以门第高低来品举人才。所谓定姓族实际上就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并逐渐与汉族士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
三、南朝谱学与南朝社会风气
南朝谱学不独是当时政治生活的记录，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南朝谱学的突出特征是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这种炫耀家庭出身而与众不同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是南朝士族地主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他们维护自己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的工具。
士族门阀的存在是南朝重要的社会现象。什么是“士族”，怎样才能称作“门阀”，“士族”或“门阀”的具体标准或条件是什么？史籍中记载较为模糊。关于士族的标准，唐长孺先生作过一些分析，他认为是否免役是士族最基本的特权，其隐含的意思是：是否免役可以作为区分士族与非士族的一个主要标准。另外，唐长孺先生还有两点看法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南朝士族分有不同等级，“凡厥衣冠莫非二品”称为士族高门，其余称“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在诸州郡又有各自的地方士族。二是南朝士族有一个发展变化的问题。（注：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69年版，第110-117页。）日本学者对南朝士族门阀问题也作了深入研究（注：（日本）越智重明：《梁陈政权与梁陈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择》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足资参考。
田余庆先生虽主张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但他通过数个家族（王、郗、庾、桓、谢）的政治活动揭示了士族门阀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深刻剖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结构，这对我们认识门阀政治的基本特征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注：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士族是门阀政治的阶级基础，门阀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家族结构同封建经济、政治的密切结合。（注：参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三章“史学的多途发展”。）门阀制度下，姓氏与郡望相结合的门第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而门第高低的标志是婚、宦，宦的主要标识是“起家官”，即祖先曾做过的官职及其品等。所以，门阀要保护本身的利益，必然格外重视门第、婚姻，重视谱学。门阀政治与“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谱学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南朝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谱牒在政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谱牒辨士庶、另贵贱，谱牒成为门阀选官任人，把持政权的政治工具，才使得南朝政治的门阀性质很突出，并且得到维护和延续。辨士庶、别贵贱是谱牒的一个基本功能。梁元帝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注：《金楼子》卷二《戒子篇》。）梁元帝的话把谱牒的功能说得很透彻。门阀政治制度下，地主阶级被划分为士族高门和庶族寒门两个不容逾越、代代世袭的等级。总体上说，士族拥有做官、占田、荫客、免役等各种特权。士族内部再分为高低不同的品等，根据品等来分享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确定社会地位。所以，别贵贱、定尊卑成为门阀制度下一项很重要的政治内容。凡品藻人物，有司选举，划分士庶的依据就是谱牒。郑樵说：“自隋唐而上，官为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几句话就已经把谱牒在选官、婚姻等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说得很明白。南齐尚书骆宰称当时“乡举里选不核才德，其所进取，以官婚祖籍为先。”（注：杜佑：《通典》卷十四。）说的就是中正品人以家谱为凭依。吏部选官也主要是以谱牒为据，所以不熟悉谱牒的人不能在吏部为官。南齐萧鸾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他任吏部尚书（注：《南史·王晏传》。）。而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亲，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的姚察官至陈朝吏部尚书（注：《陈书·姚察传》。），类似的情况在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
其次，“世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南朝是士庶区别十分严格的时期，赵翼“六朝重氏族”条中所列士族与庶族不相接之例大多在宋齐之间（注：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七《南朝重氏族》。）。门阀制度下，社会被分割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阶层，主要有士族与庶族、上层士族与下层士族、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侨姓士族与土著士族等。这些社会阶层又形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婚姻集团，不与其他阶层通婚。恩格斯在剖析中世纪剥削阶级的婚姻关系时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人，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1-92页。）士族要维护和标榜自己的高贵和特殊，必须在士族阶层内缔结婚姻，实行士族大族族际婚姻，耻于与寒素的平民宗族通婚，否则，会受到人们的指责，甚至被弹劾。梁刘整贪富人之财，嫁女于卑族，为任彦升所劾。一些下层士族或庶族，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不惜低声下气地向高门士族攀亲。侯景降梁，求与王、谢为婚，武帝曰：王、谢非偶，可于朱、张下求之。（注：《南史·侯景传》。）如何才能有效防止婚姻关系上发生等级混乱呢？撰修和查验谱牒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玉海》卷50著录有《诸氏族谱》一卷，称“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婚姻”，这是南朝为通婚需要撰作族谱的一个典型事例。门第有高低，人品有良贱，界限之严，不可逾越。世族寒门之间，既不得同坐席，更不得通婚姻，加之朝廷选举，往往计较其婚姻关系，因此，高门世族更要高自标志了。《南齐书·贾渊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孝武世，青州人发古冢，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渊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晞儿。检访果然。”贾渊是谱学名家，这件事既表明贾渊熟悉各大家族婚姻缔结的历史和现状，也说明当时作为一个谱学家对各大家族婚姻缔结的历史和现状的谙熟既是其职责，也是其基本素养。
其三，“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极盛转向衰落，与这种政治形势的变化相适应，社会上习谱已成风气，而且产生了一批谱学家。梁元帝曾自述说13岁他就已诵百家谱，并再三告诫其子对谱学不可不悉，尤须留念（注：《金楼子》卷六《杂记》、卷二《戒子》。）。南朝赫赫家族兰陵萧氏是帝王家，尚且如此勤习谱学，表明当时谱学为时俗所崇尚。
据说晋以前“谱学未有名家”（注：《南齐书·贾渊传》。），贾弼广集百家谱记，专心治业，才成为社会公认的谱学家。什么样人才能称为谱学家呢？唐代柳芳云：“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不疑；缀之婚姻而有别。”（注：《新唐书·柳冲传》。）意思很明显，谱学家必须熟悉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辨清族姓的来源和支派以及其婚姻关系。南朝时期谱牒的社会作用十分突出，引起了人们对修谱的高度重视，一时修谱之风极盛；从事谱牒著作和谱学研究的学者大量出现，产生了一批精于此学的谱学家，谱学成为当时的一种专门学问。早在西晋时期，挚虞就综合各地名门大族之家谱编成《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注：《晋书·挚虞传》。）随着谱学发展，南朝的谱学出现两大支脉，即贾氏谱学和王氏谱学。唐人柳芳说过：“魏晋而后，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注：《新唐书·柳冲传》。）贾氏谱学的奠基者是东晋的贾弼。东晋太武帝太元年间，贾弼之因“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在朝廷派令史、书吏的协助下，他广集百家之谱，合18州116郡，共712篇，成《姓氏簿状》，“甄析士庶无所遗”。（注：《南齐书·贾渊传》。）其子孙贾匪之（宋）、贾渊（齐）、贾执（梁）世传其学，绵延二百余年，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谱学世家。与贾氏谱学并称的是王氏谱学。王氏谱学并非如贾氏那样出于家世嫡传，而是一批王姓谱学家（主要是琅琊王氏和东海王氏）的合称。《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这说明王氏谱学是受贾氏谱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它兴起于梁武帝时，创基者是琅琊临沂人王弘，他“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把王氏谱学推向高峰的则是另一派王氏——东海剡人王僧孺，他是个好坟籍、喜藏书的博学者。梁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侍郎，领著作并知撰谱事，撰《中表簿》，这是一部皇亲国戚谱，又改定《百家谱》，集《十八州谱》710卷，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注：《南史·王僧孺传》。）。除贾氏、王氏外，南朝精于谱学的还大有人在，如梁萧的徐勉，著有《百官谱》20卷，所以，他居选官，便能做到“彝伦有序”（注：《梁书·徐勉传》。）。陈朝陆琼“详练谱牒，雅鉴人伦，号为称职”（注：《陈书·陆琼传》。）。
其四，“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诈”（注：《新唐书·柳冲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九品中正选官之制的弊端使姓系之学兴盛，而姓系之学兴盛的弊端导致伪造谱牒现象出现。“尚姓”为标志的铨选制度弊端在南朝的社会政治上逐渐显现出来，“尚姓”变成“尚诈”，谱牒作伪成为一时社会风气。南朝谱牒作伪有两种情况，一是假托先贤之后。宋何昌寓为吏部尚书时，有一客姓闵求官，昌寓谓曰：“‘君是谁后？’答曰：‘子謇后。’昌寓团扇掩口而笑，谓坐客曰：‘遥遥华胄。’”（注：《南史·何昌寓传》。）此事虽非伪造成家谱，但时人假托冒充先贤之后以相邀利的风气可以概见。二是伪造家谱，诈冒士流。士族的特权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免除徭役。人们为了逃避国家徭役，一方面入士族家当私户，一方面伪造家谱，诈冒士流。这种现象到南齐愈演愈烈，改注籍状，诈入士流，已成为很常见的事。萧衍在齐梁之际曾上疏说：“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注：《梁书·武帝纪上》。）《通典》卷3《食货》中说到，天监初沈约曾上书建议官府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民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卑姓杂谱。并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旧黄籍来核对当时的黄籍，据以检查那些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在沈约的建议下，梁武帝于是留意谱籍，一方面命王僧孺改定百家谱，一方面设谱局，组织专人对谱牒进行大规模辨伪。后人对南朝时期出现的谱牒作伪之风及其原因看得很清楚。元人袁桷说：“余考谱牒之书，秦汉以后，牵强附会。”（注：《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袁桷的意思很明确，他认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谱牒牵强附会的情况，南朝应该说是这种牵强附会之风表现较为突出的时期。明人张太岳道破了谱牒作伪的原因，他说：“自汉以来，取士重阀阅，士大夫推本世系，皆假借前代，托附名家以自表异。”（注：《张太岳集》卷八。）
第五，日对千人，不犯一人之讳。赵翼说：“六朝时最重犯讳。”（注：赵翼：《陔余丛考》“颊面犯讳”条。该条曰：“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如何？’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讳是家讳，如欲避免在谈话中犯人亲讳，必须熟悉各姓人物名讳，这非诉诸谱学不可。王弘“日对千人，不犯一人之讳”（注：《南史·王僧孺传》。），显示出谱学家的本领。陈朝孔奂“封赏选叙，纷坛重叠，奂应接引进，门无停宾。加以鉴识人物，详陈百氏，凡所甄拔，衣冠缙绅，莫不悦伏。”（注：《陈书·孔奂传》。）通谱学，明避讳，这是当时的礼俗，也是人们重视谱学的原因。
南朝谱学的发展表明史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史学与政治始终处于一种互动的发展之中。首先，南朝谱学的发展既是士族地主的门阀观念反映，也是士族与庶族之间斗争的折光。高门士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地位，谱牒成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的一种很重要的工具。（注：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第80页。）其二，南朝的谱学突出地表现出它的政治功能，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由此也使南朝谱学表现出重综合姓系之学的时代特征。其三，门阀政治与南朝谱学的双向互动，谱牒在选官、婚姻、礼俗等方方面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况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在逐渐改变。如郑樵所言：五代以前，“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注：郑樵：《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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