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生产逻辑与两种生命政治话语*
□ 董键铭
内容提要 以福柯、 阿甘本为代表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资本逻辑对人类社会的统治。 以哈特、奈格里为代表的反抗性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生产反抗性主体的可能性， 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则是生产逻辑与打破异化、生产新主体的可能性。 事实上，无论是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还是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资本或生产一个方面，因而它们都退回了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一种仅仅强调决定论作用的消极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只有真正立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一种能动论与决定论相统一的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话语，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社会。
关键词 资本逻辑 生产逻辑 控制性的生命政治 反抗性的生命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
近年来， 对生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成为了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从总体上来说，不同生命政治学说在基本概念层面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它们都普遍地以人的生命，尤其是自然性生命为关注对象。但在具体的研究展开过程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两种互不相同的生命政治话语。 其一是以福柯、阿甘本等人为代表的理论，他们致力于通过生命政治话语来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他们更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以及人被以生命为对象的权力机制所管理、 控制的事实，这构成了一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而另一种观点则以哈特、 奈格里等激进左派思想家为代表。 虽然他们都普遍承认福柯所揭示的人受到控制的事实，但他们更为强调的是，虽然以人的自然性生命为关注对象能够构成一种新的控制人的权力机制， 但人的自然性生命及其活动同时也能够塑造主体、生成主体，而这将有利于打破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与压迫， 促成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因而这构成了一种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生命政治话语呢？ 生命政治究竟只能引向对人的全面的控制、管理，还是能够促成新的主体性的形成从而打破奴役呢？ 这就成为了一个需要加以探讨的理论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当今社会中人的存在状况， 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消灭对人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事实上，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它的时代”，每一种哲学观点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其背后都深层的折射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状况， 它们都是从某一侧面对人的实际存在状况的理论表达。因此，要想理解两种不同的生命政治话语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单纯对比不同生命政治话语本身在其论述方式上的不同， 而是要循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性中，来探查两种不同的生命政治话语产生的现实根源。
一、控制性的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
以对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运行机制的关注为基础，福柯开启了现代生命政治话语。福柯所要探索并揭示的是不同于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权力运行机制的现代权力运行机制，在福柯看来，传统权力形式往往表现为一种直接掌控人的生死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归根结底， 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①但在今天，这种直接掌握人生死的传统权力运作形式早已日渐淡化，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更为常见的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治理术，它不再谋求消灭人的自然性生命，而是通过新型的权力技术运作， 通过惩戒肉体的技术和调节生命的技术，管理、调节、控制人的生命活动。
一方面，惩戒肉体的技术是“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 ”②这种权力机制可以被称为一种“政治解剖学”或“权力力学”，它不再以整体的方式控制人， 而是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规定人的动作和行为方式， 通过训练来强化人的某种功能，最终将人生产为驯顺的肉体。另一方面，调节生命的技术“不排斥第一种，不排斥惩戒技术，而是包容它，把它纳入进来，部分地改变它，特别是由于这个惩戒技术已经存在， 在可以说固定在它上面，嵌入进去的时候利用它。”③二者运行在不同的层面之上， 惩戒的技术直接关注每一个个人的活动， 而调节生命的技术则 “不是围绕肉体，而是作用于生命；这种技术集中纯粹属于人口的大众的后果， 它试图控制可能在活着的大众中产生的一系列偶然事件；它试图控制其概率，无论如何要补偿其后果。 这种技术的目标不是个人的训练，而是通过总体的平衡，达到某种生理常数的稳定：相对于内在危险的整体安全。”④这种权力技术不再以单个的人的肉体为对象， 而是以普遍但抽象的人口为对象，“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 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 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过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 ”⑤这种权力机制力图通过干涉生命的自然过程以保障总体人口的安全，并通过这一过程，在事实上实现对人口的治理，其目的是“要把人口变成国家的力量和财富的源泉， 它要保证这些人按照规定工作，在规定的地方并按规定的目标工作。”⑥
由福柯所开启的生命政治话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权力机制所控制、管理的事实。在这幅社会图景中， 无论是在惩戒肉体的技术中被训练为驯顺的肉体， 还是在调节生命的技术中被塑造为单向度的人口，人都不具备主体性，而是被权力机制所塑造着的。因而相对于人本身来说，这构成了一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它确证了人在权力机制面前被控制的现实。 后来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话语事实上也是沿着这条思想道路而展开的。阿甘本区分了人的自然性生命与政治性、社会性的生活，“‘zoē’（近汉语‘生命’义）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诸种动物、人、或神）所共通的一个简单事实——‘活着’；‘bios’（近汉语‘生活’义）则指一个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 ”⑦在阿甘本看来，生命政治的实质就在于，政治本应以政治性的生活为对象， 但它却以人的生物性的生命为对象，这样，每个人都事实上成为了最高权力面前的赤裸生命， 从而被权力所全面控制， 这进一步确证了在生命政治话语中人在权力机制面前所展现的被控制的姿态。事实上，这种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奠定了后来全部生命政治理论的理论基调， 后来的思想家们无论想要对生命政治进行何种解读， 都必然首先沿着福柯所开辟的思想道路来开始思考。
面对困难，小小的蚂蚁尚且能坚韧不拔，努力克服，而我在学习中，只遇到一点点难题，就选择逃避问题而没有迎难而上。和它相比，我真是自愧不如。我要向小蚂蚁学习，在学习生活上，勇敢进取，奋力拼搏！（指导老师：钟华奇）
而马克思所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则完全不是为了确证人与世界之间的消极性关系。 虽然马克思想要构建具有科学性的理论， 但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研究纯粹客观的、与人无关的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要展现的，是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新世界观， 是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的辩证统一， 因而是能动论与决定论的辩证统一。 人与世界不是处于消极性的被决定的关系之中， 而是处于由实践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关系之中。 所以，要想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我们就必须打破决定论的框架，在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统一中， 开创一种新的真正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政治话语， 相对于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与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这两种传统的消极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这种新开辟出来的生命政治话语应该是一种真正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不仅揭示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控制，而且致力于打破这种控制；不仅揭示人的解放潜能，而且现实的发展、实现这种潜能。只有在这种积极性的生命政治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事实上， 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我们将福柯所揭示的生命政治话语的各个组成要素合理的结合起来提供了恰当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 福柯本人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种结合性要素的存在。“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 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 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 ”⑨虽然福柯本人并不想研究权力为谁所掌握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生命政治状况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也就是说，生命政治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是与资本的逻辑结合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 生产逻辑与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也是一样。 在生产逻辑中的生产概念实际上是作为“生产一般”的抽象概念，虽然在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规律的时候这种生产一般概念是一种“合理的抽象”，然而，当我们试图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特殊规律时， 这种抽象的生产一般概念的抽象性就体现出来了。 “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 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
当我们用一个从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诸多生产方式中所抽象出来的生产一般概念再回过头来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只能抽象的把资本主义社会把握为生产逻辑的一个环节， 事实上我们可以同样的将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把握为生产逻辑的一个环节，然而，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只能被理解为一个神秘的东西， 我们只知道它是由人类历史所生成的，也必然被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超越，但我们不知道它的具体细节以及如何被超越。 而这也就导致了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方式， 以及等待革命发生的乐观态度。 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的问题也在这里，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 能够颠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生产方式， 那么以此为基础的革命事件为何迟迟没有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固然可以承认生命政治能够将人生产为具有反抗性的另类主体，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解放的潜能， 但如何才能将这种潜能化为现实？ 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似乎并无任何现实可行的政治策略。
①③④⑤[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9、234～235、229 页。
另一方面， 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的过程中付给工人工资，但事实上，工资与工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不对等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资理论遭遇到了一个困难， 那就是如果劳动本身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如何衡量劳动本身的价值？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一个理论替换。 李嘉图指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 ”⑭他试图通过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来衡量劳动的价格， 并支付工人的工资。但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所需要的并不是全面的、完整意义上的人，资本所需要的仅仅是稳定的劳动力提供者就可以了。因此在资本的逻辑之下， 工人的必需品仅仅意味着满足工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存在和延续, 满足工人稳定的提供劳动力所需要的必需品， 而不是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所需要的必需品。这样，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所换来的工资， 实际上并不足以让工人实现其全面发展， 而只能足以让工人作为工人、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这种片面、抽象的人而生存下去。在这一过程中，工人被转化为纯粹的劳动力提供者，成为资本家眼中的人力资本，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同时，更进一步来说，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资本家对工人实施了直接性的奴役与压迫，但事实上资本家也并不能被称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的主体。 资本家以各种手段奴役、压迫工人，其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出于资本家个人的贪欲，也不是其个人的歹毒用心。 资本家的一切行为都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逻辑的，在资本逻辑面前，资本家本人也不过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而发挥作用。 实际上统治整个人类社会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群体，而是资本逻辑。 也正因如此，福柯不想直接指认权力的主体， 因为由福柯所开启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实际上所表征的是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与统摄的事实。
二、反抗性的生命政治与生产逻辑
与由福柯所开创、 由阿甘本等人所进一步发展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不同，哈特、奈格里等激进左派思想家在福柯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哈特和奈格里首先将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进行了改造，他们发现，在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中， 实际上包含着权力与反抗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由福柯所揭示的现代治理技术确实能够将人们的肉体与生命活动控制起来，这体现为生命政治的压制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 生命政治本身也具有着创造性、 生产性的一面。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福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规训政权、 权力建筑以及权力通过分配和毛细血管网络所得到的应用。 这种权力与其说是在压制，不如说是在生产主体。”⑮生命政治对人类的控制不是通过压制来实现的， 而是在对人的生命活动的调节中，在对人口的总体管理和安排中，将人生产为驯顺的肉体，生产为权力面前的赤裸生命，从而实现对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的。因此，实际上生命政治的生产主体的功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生命政治对主体的生产功能实际上是能够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作用的， 一方面主体可能被生产的更符合生命政治的要求，从而强化权力机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作用， 但另一方面， 主体也可能会被生产的不同于权力技术的预期。事实上，人们是既有可能被生产成驯顺的肉体， 也有可能被生产成具有自主意识的反抗性主体的，而福柯事实上并没有讨论这后一种可能性，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机制是占主导性地位的，而这种反抗性是从属性的， 因而它最终不会导向反抗性主体的诞生。
哈特和奈格里则强调了这个被福柯所忽视的方面，即生命政治对主体的生产性作用。他们将福柯的生命政治话语拆分为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两个部分，“为了区别两种‘生命的权力’，我们根据福柯本人的著作， 采纳了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这一对概念——虽然福柯本人并没有坚持这种用法，前者可以（粗略）定义为掌控生命的权力，后者是生命本身的力量， 可以反抗并寻求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 ”⑯生命权力概念用以描述福柯所强调的新型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作用， 侧重强调权力的方面。 而新的生命政治概念则将被用来描述生产主体的方面， 主体将不再被生产为权力机制的附庸，而是被生产为新的另类性主体，这对于生命权力机制来说，意味着彻底的断裂与反抗。在这一意义上，“生命政治是新的主体性的创生， 这既是反抗、同时也是去主体化。 ”⑰这样，哈特和奈格里就翻转了由福柯所开创了传统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并开辟了一种新的生命政治话语。对于人本身来说， 这种新的生命政治话语将不再意味着对人的压迫和控制，而是意味着反抗与新生，这构成了一种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这种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的出现事实上也绝非偶然， 就像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实际上表征了资本的逻辑， 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一样，这种新的、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同样也表征了某种社会现实。 哈特和奈格里试图通过非物质劳动和生命政治生产概念来解读其背后的社会现实基础， 并认为是非物质劳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的诞生为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及诸众革命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如果深入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我们就会发现，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非物质劳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的诞生才能催生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马克思的劳动与生产概念本身实际上就已经蕴含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4年水库除险加固二期工程建设时，由于自筹资金不到位，原设计的溢洪道安装橡胶坝项目并没有实施。水库设计兴利库容为1 315万m3，但由于橡胶坝未安装，最高蓄水位只能到溢洪道底板高程937 m，达不到正常蓄水位942 m，兴利库容不达标。从2008年除险加固工程完工至今10年来，城市供水基本能得到保证，农田灌溉由于灌区很大一部分还在使用机电井进行灌溉，对库水需求量还未达到设计需水量，所以权且可以维持，但随着地下水位逐渐下降，地表水需求量的加大，兴利用水将不能满足要求。
莲花山公园可进入性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故其影响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单一的无障碍设施设备无法弥补缺失的无障碍服务和管理，所以城市公园可进入性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在建设初期就将无障碍环境建设考虑进来，后期管理和服务运营也要充分考虑残障人士的现实需求；同时，公园可进入性也应该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概念，没有一蹴而就的文明，对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的关怀永无止境.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事实上蕴含着一种生产逻辑。 早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提出人是类存在物，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反思， 发现了劳动概念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 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⑱人是类存在物，劳动是人的对象性活动，只有通过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 人才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确证自己的类本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 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活动。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劳动处于异化的形式，“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 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所以，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劳动将重新表现为人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事实上，这就初步的构成了一种劳动的逻辑或生产的逻辑， 通过劳动这种对象性活动，人类逐渐确证自己的类生命、类本质，而通过扬弃异化与私有财产， 劳动将进一步展现人的类生命、类本质。
2017年我国肉鸡生产没有扭转下降颓势，产量较2016年又下了一个台阶，不足1 200万t，产量为1 160万t，比2016年下降了5.69%[1]。2018年在又一轮环保压力及国家结构性调整的双重作用下，肉鸡产业扭转产量降低的趋势不大。在整个肉鸡产业链的上游肉鸡养殖的水平对肉鸡屠宰车间的宰杀分割具有很大的影响，毛鸡的品种[2]、养殖方式、饲喂方法、养殖日龄[3]、鸡只大小以及养殖均衡度等分别影响着屠宰车间的宰杀效率及水平，对整个企业的产品出成和综合售价等也有着较强的影响[4]。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则扬弃了从类本质出发对劳动与生产的考察， 而是进一步从人的现实性的感性活动的角度来理解人， 理解劳动与生产，“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
而且，“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 更确切地说， 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逐渐意识到，从类本质概念出发去理解人的全部活动， 实际上依然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 从人的抽象本质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人， 这样所把握到的实际上依然不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过程。 而只有从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生产活动出发，将人理解为现实中的不断的自我生成过程， 才能彻底超越黑格尔式的思维方式，从而把握人的现实历史。 “劳动不仅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而且生产出人类社会的形式结构，从而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关系。 ”
事实上，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的生产逻辑才全面形成， 劳动与生产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而是人的现实历史发展过程本身，人的现实性活动生产出了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与交往方式， 同时也将生产出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与普遍交往形式，为超越资本主义打下基础。以人的生产活动为基础，人类社会逐渐走向自由解放。
因此，生产逻辑的核心也就意味着，劳动与生产是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生命活动， 通过这种现实性活动，人们不仅改造了自然界，同时也塑造了自身的生命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并进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解放。事实上，这也就是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所想要强调的理论内容，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发展出一套针对于人的生命本身的治理技术， 试图达到全方位的控制每一个人， 但人的生命活动本身也会不断的将具有反抗性的生命力量生产出来， 从而打破对人的统治和压迫。实际上，这一思路与马克思在生产逻辑中所设想的也是极为一致的。 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会自然的形成劳动分工，但“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这表征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到的异化状态，而要想超越这种异化状态， 我们依然要依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只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遍交往的形成，世界转变为世界历史，人的自由解放才可能得以实现。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哈特、奈格里等人在建构其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时往往会将德勒兹关于欲望的理论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来， 因为德勒兹的欲望生产理论实际上就是以另一种形式再现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话语。 德勒兹的欲望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匮乏相伴随的欲望概念，“欲望生产是以作为匮乏的欲望为论敌的， 所以欲望生产是充盈的，它是一种蔓延，甚至可能是一种溢出，它从不缺乏任何东西，它饱含着一种能量。 因此，欲望生产是一种生产， 同时也是一种富有生产性的欲望，它是匮乏性欲望的对立面，它带有着权力意志的意味。”
以此为基础，生产就将不再是以匮乏为对象的， 从而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样的僵死的无意义循环， 而是能够迸发出创造性和力量， 从而冲破永恒不变的静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与之相反，福柯本人的观点则丧失了这种反抗性的方向，“福柯继承了尼采的 ‘权力意志论’，但又抛弃了尼采的‘超人’和‘天才’理念，单个的个体只能在权力意志的‘永恒轮回’里面打转。 ”
这就只能不断的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因此，无论是反抗性的生命政治概念， 还是德勒兹的欲望生产概念，他们都是要重新挖掘出被埋没了的、生命本身的力量，并以之生成新的主体性，从而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在内在逻辑上，这与马克思的生产逻辑的思想路径是一致的。
三、开启作为真正积极性的第三种生命政治话语
福柯、 阿甘本等人所展示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资本逻辑，它表征了当代社会被资本逻辑所掌控、 统治的社会现实，而哈特、奈格里等人所展现的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实际上是生产逻辑，它表征了生产与人的生命活动所具有的创造性维度， 以及这种对主体的生产所具有的破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受的奴役和压迫的可能性。因此，从表面上看，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 即我们究竟应该选择资本逻辑还是生产逻辑， 我们应该选择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还是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然而，在两种逻辑、两种话语之间做出选择之前，我们还必须思考另一个更为深层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两种逻辑、 两种话语是否真实的构成了一种选择、替代关系？ 要知道，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中，两种逻辑是同时存在的。如果我们仅仅选择一者，片面的强调一者，是否会有损理论的完整性呢？ 事实上，这种担忧是不无道理的。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展现了两幅不同的社会图景，但事实上，两种逻辑背后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根本性差异。
他们给予我的温情、鼓励和方向，使得我在病痛当中拥有了治疗的勇气和好好活下去的力量。是的，疾病对人精神的摧毁，是无与伦比的。它蚕食和绞杀人的肉身，进而上升为对精神的折磨。也许，世上万物，都是残缺的，不完美的，在残缺和不完美中，万事万物才会更加坚韧，也才有追求完美的心愿和理想。
⑥⑧[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6、362 页。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无论是用资本统摄生产，还是用生产统摄资本， 事实上这都背弃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所开辟的新理论地平， 而是回到了黑格尔的理论层面之上。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虽然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的批判性内核与黑格尔的体系是不相容的， 因为黑格尔总想用某种绝对的、 作为开端又作为终点的概念来统摄整个辩证运动过程，实际上这就造成“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
。同理，无论是用资本概念统摄整个人类社会， 还是用生产概念统摄整个人类社会， 只要是设定了这个作为绝对的起点和终点的绝对概念， 实际上就把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又一次神秘化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福柯虽然想通过生命政治话语来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运行机制， 但他与同样关注权力问题的传统理论家们的思路有很大不同，福柯并不将分析“谁拥有权力”视为根本性重要的理论问题， 而是认为揭示权力的具体运行机制本身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用福柯自己的话来说，他“并不是想做出一种国家本身的系谱学或者历史。 我只是想要展示出被称为实践－反射棱镜，或简言之反射棱镜的一些面或棱。”⑧因而在对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的分析中， 福柯仅仅为我们展现了牧领制度、国家理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主义经济学） 等观念中蕴含着治理术本身的运作方式的萌芽， 但他并不想通过历史性回溯的方式， 为我们展现这些在历史上相互独立的观念是如何产生相互关系， 如何组合在一起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完成体的形态得以显现的。福柯只是为我们展现了生命政治的一些面和棱，而我们则需要其他思想要素来既合乎历史又合乎逻辑的把这些要素恰当的组合起来。
正因如此， 片面强调资本逻辑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走入了理论困境， 片面的强调生产逻辑的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也走入了理论困境。从资本逻辑的角度来说，确实，只有从资本的角度出发，才能把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内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 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与此同时，虽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类社会中已经存在类似货币、资本等存在物，但事实上，“比较简单的范畴， 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 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只有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充分的理解货币、资本等概念的全面意义，而对之前的社会中类似存在物的理解与认识， 实际上也只是在理解了充分的资本概念之后的一种理论追认。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会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
但如果将这种资本逻辑绝对化，那我们就会得出资本统摄一切，资本不可战胜， 资本主义社会无可替代的理论观点。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柯、阿甘本等人的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机制进行了彻底的剖析， 但却并不能给我们指明超越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的可能性， 整个人类社会似乎只能无能为力的越来越屈从于权力机制。因此，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被神秘化了。
从资本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资本要想实现自我增殖， 就必须按照G-W-G' 的方式运动。流通本身并不能创造更多价值，价值增殖的根源在流通领域之外。 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这一目标，资本找到了劳动力这种最为特殊的商品，对劳动力的消费本身就能够创造价值， 因而只有通过购买并消耗劳动力，通过劳动力这种特殊的W，资本才能实现从G 到G'的增殖过程。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要想正常的运行、发展下去，就必须充分的控制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而这也就意味着，既不能毁灭人，也不能让人任意发展，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治理技术，将人塑造为劳动力的稳定提供者，从而服务于资本逻辑。
因此，无论是控制性的生命政治话语，还是反抗性的生命政治话语， 二者所折射出的实际上都是一幅决定论的世界图景。 无论人类能否突破资本主义的控制，一切都已经预先决定好了，任何现实的政治规划都将是不可能或不必要的。 因此从整体上说， 这两种生命政治话语实际上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种消极性的生命政治话语，在这里，人是处于消极性地位，被外在的机制所决定的，无论是革命的必然发生，还是革命的必然不可能发生，这都不是人本身所决定的，在这里，人与世界始终处于消极性的关系之中。
将此诗与前引跋文对读，可知陆游的唐诗分期即寓价值判断：天宝之前的第一期由“杜老”为代表，其时“天未丧斯文”；天宝以后至大中前的第二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陆游对其已经有所不满：“常恨文不迨”，“固已可愤疾”；而对以“淫哇”来动移人心的“晚唐之作”，也即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的大中以降的第三期，陆游以为他们“日趣浅薄”，读来“令人欲焚笔”。同时可知的是，陆游是从“文道”“技道”关系的角度赋予作品价值层级的：由《诗经》降至晚唐诗。
注释：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所要揭示的就是这种资本逻辑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统治关系，就是这种人“被抽象所统治”的现实生存状况。 在这里， 一方面，“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⑩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导致资本家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 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 他们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对劳动力的买卖与一般商品的买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劳动产品本身是能够与生产者相分离的， 劳动产品的交易完成之后， 买卖双方之间不再有任何强制性的社会关系。 但劳动力则是不能与工人相分离的劳动能力本身，它“被出售并被买者使用之后，工人即劳动的载体还存在着。所以，工人所出售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财产权， 是一种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可以自由使用其劳动能力的权力， 而不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 ”⑪这也就意味着，在劳动力买卖中，资本家所购买到的实际上是对每个人的劳动能力的支配权， 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关系不会随着交换的完成而消失， 而是会进一步持续到消费即生产领域中去继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 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⑫流通领域掩盖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而一旦我们将研究的目光转向生产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 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 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 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 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⑬这样，资本家就取得了对工人的肉体活动，即劳动能力的支配权。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6 页。
（1）德城区城市建设面积从1997—2017年扩大了1.77倍，尤其是2005—2010年间，建成区扩展强度指数最大，扩展面积最多，增加了29.24 km2，年均增加4.87 km2．
首先，在资本逻辑中，资本处于主体性地位，同时也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开端， 在资本逻辑的开端之处，资本还是最为抽象的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展开， 资本逐渐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最终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历史为基础构成了丰富而具体的资本概念。在这一过程中，劳动、生产概念是从属性的，作为资本概念的具体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服务于资本逻辑。 而另一方面，在生产逻辑中，人们不但不断的发展出新的生产力，而且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它虽然是由生产力发展本身所创造的，但是它已经逐渐的不能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而生产逻辑本身将突破资本主义的桎梏， 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与交往方式。因此在生产逻辑中，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生产逻辑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在更为丰富具体的生产概念中，我们将找到作为构成环节的资本概念， 同时这也将是一个已经被扬弃了的资本概念， 服务于生产概念的资本概念。 因此，无论是资本逻辑，还是生产逻辑， 二者所遵循的都是一方面统摄另一方面的逻辑， 都是抽象概念通过进入别物并返回自身而成为具体概念的运动过程。 其实质性区别仅仅在于，究竟是资本统摄生产，资本通过生产返回自身，还是生产统摄资本，生产通过资本返回自身。
数字万用表中的电容测量块可以用来精确测量电容器的实际值。如果没有电容测量的数字万用表，它只能检查它是否被欧姆齿轮短路。相同电容的电容器将与可疑电容器并联连接，以检查其是否打开。
⑦[意]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 页。
⑨[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 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49、44、47、29 页。
⑪[加]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崔秀红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 页。
⑫⑬马克思：《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22 页。
在正常生长条件下，外界环境的渗透势大于植物根系细胞的渗透势，因而植物根系可以从外界环境中吸取水分，以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水分供应；但外界高浓度的盐分会导致水势下降，使得外界环境的渗透势小于植物根系的渗透势，这时植物根系无法吸收水分，从而引起水分的亏缺，长时间的渗透缺水会导致植物枯萎甚至死亡［5］。研究表明，当冰叶日中花处于0.8 mol／L的NaCl溶液时，植株出现严重萎焉，最终死亡；而在 0.2 mol／L NaCl处理下的植株生长速度明显加快，单棵植株质量显著高于未经NaCl处理的幼苗［6］。因此，低盐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冰叶日中花的生长。
近年来，高台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坚持把促进农产品“走出去”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收入的重要抓手，着力在建基地、壮龙头、创名牌、拓市场、活流通上下工夫，初步形成了外向型农业产业体系和产、供、销一体化发展模式。
⑭[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7 页。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⑮⑯⑰[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6、37 页。
⑱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163、157、519、520、537 页。
仰海峰：《〈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逻辑差异》，《哲学研究》2016年第8 期。
夏莹：《生产逻辑的当代阐释：德勒兹与马克思思想相遇的理论境遇及其意义》，《哲学研究》2016年第1 期。
刘军：《从宏观统治权力到微观规训权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理论的当代对话》，《江海学刊》2013年第1 期。
作者董键铭，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吉林 130012）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18ZDA015）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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