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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竞争力概念和基础理论的演变
“竞争力”研究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现在，竞争力研究已经有了一般性的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Lall，2001)，如图所示。但是，竞争力研究在竞争力概念、因素识别等方面仍然有很多理论和实证上的难点，竞争力研究实际上横跨了经济学的若干分支。
图竞争力研究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Lall(2001)。
1、概念
研究的差异往往来自于对竞争力概念理解的不同。文献通常将竞争力分为企业、产业与国家竞争力等3个层次(Francis & Tharakan，1989)，学者们(金碚，2003)注意到这3个层次的竞争力不仅仅是概念的不同或者是竞争主体的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简单的加总，国家竞争力、产业竞争力不能简单认为是微观的叠加。
Siggel(1998，2001)明显认识到概念在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他认为，对竞争力的理解的分歧可分为单一维度和多维度、双边比较和多边比较、静态和动态、确定和随机、事前和事后等各种角度，因而追寻竞争力的来源、衡量竞争力的方法必然由于概念的界定有这些角度的区分，从而不能取得一致。
单一维度的理解中，外国很多学者侧重于单一的价格或者生产率。Boltho(1996)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与外部均衡相容的最大可能的生产率增长”。当然，也有很多学者侧重于利润率，如Corden(1994)。
金碚(1995，2003)建立了结果和决定因素的框架来分析竞争力，是种区分事前和事后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产业竞争力是自由贸易条件下，一国的某一产业能够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业更有效地向市场提供产品或者服务的综合素质。类似的多维度理解有张金昌(2001)。
蔡昉(2003)认为，产业竞争力是个动态的概念，产业竞争力为一个国家产业对于该国资源禀赋结构(表现为比较优势)和市场环境的反应和调整能力，主要体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个产业的总体资源配置状况及其效果。产业竞争力的大小与其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直接相关。
2、竞争力来源理论的演进
对概念理解的不统一，使得产业竞争力的来源自然有很多相异的研究，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它。最主要的一些理论可以被粗略归结为价格优势、产品差异等单一维度的直接因素的解释，肯定也有动态和静态等其他交叉角度的区分和解释。
单一角度的理论可以上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理论则假设禀赋差异造成生产要素价格不同，从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
动态角度的理论如M.V.波斯纳等人的“创新与模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技术创新，技术领先国可以不断进行创新保持竞争力；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扩展了技术差距理论：产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关键要素在发生变化，故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技术已经标准化的产业方面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理论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综合性的理论，如Kindleberger(1969)认为，一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因为产品、技术、规模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差异所造成的。越来越多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甚至产业文化、地理和气候等一些很难量化的因素也逐步被包含进来(Van Den Bosch等，1992)。学者们试图通过更多的经济学分支来解释竞争力的来源(金碚，2003；张金昌，2001)；Dunning(1985)认为，应该综合产业组织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战略管理来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波特(Michael E.Porter)在质疑了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等理论后，提出了著名的菱形模型。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如Dunning(1993)、Rugman等人(1993)、Arora等(1997)。
二、产业竞争力测评的实证研究
1、产业竞争力测评主要指标
我们对常用的衡量竞争力结果、来源的指标进行梳理(如表所示)，当然，各个指标之间有很多复杂的关系，重要性也不同(张金昌，2001；Siggel，2001)。
2、产业竞争力测评的代表性实证分析
如上所述，由于对基本概念理解的不一致，导致了产业竞争力测评的多样化。在具体的评价方法上，一般可以分为单因素方法和综合评价法，常见的有CMS模型(汪琦，2005)、成本收益法(Siggel，1998)、单一比较、加权综合法、投入产出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DEA、组合分析等多种区分(朱春奎，2002)。
最常见的是加权综合的方法，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的工业绩效排行榜采用的4个绩效指标就是一个典型，类似的有郭克莎(2004)、魏后凯等(2002)和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2003)。金碚(1997)的竞争力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反映竞争力形成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另一类是显示性指标。
如果竞争力测评从价格、成本、生产率出发，同时进行国际比较的话，一般都需要和汇率联系在一起。除了简单的名义汇率换算外，最多的是基于购买力平价的研究，PPP的研究按照计算方法有两种不同的操作方法：一种是ICOP项目组所提出的“生产法”。该方法以K.Wagner、R.Van Ark、M.N.Baily和M.Freudenberg为代表，他们自1983年开始收集数据，包括世界主要大国和强国的制造业数据，按统一的分类标准进行重新整理后，应用产业来源法计算出各国产业产出的购买力平价数据，继而计算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等指标进行比较。国内任若恩教授主要也是采用生产法，如任若恩等(1998)、郑海涛、任若恩(2005)；另一种方法是“支出法”。1963年，Houthakker计算了不同国家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平价，然后与当时各国的汇率进行比较，来看各国的货币是否被低估。后来Balassa认为，包括一些不可交易的服务的PPP计算会导致均衡汇率和PPP之间的系统误差，由此，他从GNP中扣除了服务，重新计算了PPP，并且以出口为被解释变量，初始价格和出口相对价格为解释变量进行了简单回归。此类研究以Jorgenson和M.Kuroda为代表。他们在1992年提出了以计算GDP购买力平价时所使用的153组商品组数据为基础，计算产业产出购买力平价数据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计算了生产率和成本方面的数据，进行国际比较。类似的研究有Frank C.Lee等(2000)和Jorgenson等(1978)。
近年来，学者们意识到，用产出价格来构造汇率等来比较产业竞争力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各国产业在不同市场的可竞争程度其实是不同的，这可能会是对所谓“真实竞争力”的扭曲(Karikari，1988)。Kravis & Lipsey(1989)就发现，美国的跨国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出口对价格(汇率)敏感度要比那些非跨国企业和低科技含量的产业要低。因此，Siggel(1998)用DRC的方法试图避免这种现象。也有学者用“真实有效汇率”来衡量汇率(Neary，2006)，特别是基于成本来构造真实有效汇率，如Dullien(2005)根据单位劳动成本构造了真实汇率。
三、2006年以来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
1、制造业表现
近年来，关于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文献非常丰富。
(1)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表现。国内利用竞争力结果的各类指标进行分析的研究居多。张小蒂、孙景蔚(2006)分析了我国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指数，发现我国工业制品的竞争力在稳步上升，尤其是电子通信设备和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明显上升；林珏(2006)认为，尽管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整体显示性比较优势处于一般状态，但却朝着较强比较优势方向上升。类似的有范爱军、林琳(2006)、陈湛匀、李菲(2007)等。
Rodrik(2006)则定义所谓出口复杂度，从单个商品的复杂度测算到加权得到一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复杂度(EXPY)。同时，他发现出口复杂度指数和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但我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显著高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应值，1992年的平均复杂度指数所对应的人均GDP是当时人均GDP的6倍。许斌(2007，2008)则认为，由于我国90％的出口源于最发达的9个省市，同时，我国出口商品在同类产品中属低端品种，所以，考虑这两个因素调整我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复杂度，也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2)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现。大多数的研究认为，主要来自源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正经历着从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换。黄先海(2006)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根据OECD分类标准，对我国4大要素密集型产业在1992-2003年的贸易竞争力进行了测度。他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我国拥有贸易竞争力的主导产业类别，比较优势仍是该类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竞争力正处于逐步递增的态势。类似的研究有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范爱军和林琳(2006)、陈湛匀和李菲(2007)、杜凯和周勤(2008)、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等。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选择性进入，传统计算的显示比较优势将系统性地高估中国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制成品领域和中技术制成品中机械工程类产品的竞争优势，而系统性低估位于技术含量分类另一端产品的竞争优势。姚洋、章林峰(2007)通过对按HS四位数分类的出口产品在企业所有制类型层面进行分解，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数据剥离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考察本土企业出口产品及其技术分类层面的竞争优势与变动趋势。通过构造出口技术指数，对本土企业的出口整体技术水平进行了衡量，并与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了横向和跨期比较。他们发现，我国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制成品领域仍然显示弱竞争优势，但在电子电力类产品上竞争优势则在逐年上升，而在其他高技术类产品上竞争优势则进一步下滑；中技术制成品的竞争优势正在上升；在低技术制成品领域，纺织服装类产品的竞争优势已处于下降阶段。
2、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胡国良(2006)认为，中印制造业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异，这导致了两国制造业不同的发展速度、不同的产业重点、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具体而言，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完善的基础设施、FDI以及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的优势，而印度的优势在于英语带来的便利、金融和资本市场、中小私营企业的活力、劳动力结构优势。
程池超、孙江明(2006)用NTB指标和RCA指标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和劣势，并结合中日制造业间的国际分工类型和两国在不同分工领域的竞争关系，认为我国竞争力比较强的仍然是附加值比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林珏(2007)运用我国和加拿大的统计数据，从“类”与“章”两个层次，对2002-2005年的贸易产品进行贸易竞争力指数(TC)的测算，结论是中加两国间的国际分工主要建立在资源要素禀赋基础上，主要体现为作为资源大国的加拿大与劳动力大国的中国之间的分工格局，加拿大作为技术大国的优势在双边贸易中并未充分体现。
毛日昇(2006)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制造业贸易专业化竞争力和实际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揭示我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特征和状况。结果表明，制造业的专业化竞争力和实际竞争力存在显著的区别，在专业化竞争力较高的部分低技术和高技术行业，相对实际竞争力却较弱；在专业化竞争力很弱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却对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贸易伙伴表现出较强的实际竞争力水平。
甄峰、赵彦云(2008)从宏观数据角度出发，借助多指标综合指数和多元统计方法，与主要国家(地区)进行比较，从不同层次直观展示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发展现状和水平。发现，我国制造业的硬实力已具有较高水平，优势体现在低成本和大市场，但也面临挑战；软实力则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3、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来源实证分析
(1)FDI。多数研究肯定了FDI对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王雪珂(2007)采用我国1999-200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TC和ECI指数构建计量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各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变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效应较大，对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促进效应次之，对自然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促进效应较小。类似的有张宏、孟秀惠与刘珊(2008)对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研究；邱斌、杨帅、辛培江(2008)则发现，FDI从总体上来说对我国制造业企业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后向溢出效应大于水平溢出效应。其原因在于，国内的供应商基于下游外资企业严格的质量标准与采购标准进行生产，甚至在某些条件下还能够获取下游外资企业提供的一定程度的技术与管理支持，由此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宋延武、王虹、邓小英(2007)则对FDI提出了质疑。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外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商品出口结构的优化，但在出口竞争力方面，除了机械和运输设备外，外资实质上削弱了我国绝大多数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另外，严兵(2006)发现，FDI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外资的进入有力地提升了东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但并未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在中部地区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产业内分工。张小蒂、孙景蔚(2006)认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承接发达国家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对我国此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产生了良好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但是，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胡昭玲(2007)也发现，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产业竞争力产生了正向影响，国际垂直专业化通过拓展比较优势范围、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技术扩散3个渠道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竞争力；唐铁球(2008)的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影响更大；毛日昇(2006)认为，从竞争力决定因素来看，贸易专业化水平、劳动生产率、FDI对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资本深化程度、创新能力、进口对不同技术密集度制造行业的市场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3)产业集群。杜凯、周勤(2008)通过计算Hoover系数、RCA指数和ITC指数来考察集聚经济布局下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发现，积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民族工业的竞争优势却在下降，民族制造业没有形成以技术要素为主的竞争优势。同时发现，2000-2005年的结果显示，地方保护倾向对民族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何曼青(2008)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机制，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形成核心竞争力和规模经济；有助于发挥资源共享与群体协同效应，获得外部经济和低成本优势；集群可使原来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为创新创业优势；提高区域对特定产业活动的“黏着力”，对经济贡献具有乘数效应；有利于形成区域品牌；创造出地方化能力，从而确保一个地区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地位。
(4)汇率。谷任、吴海斌(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汇率变动对服装类和棉纱类出口价格影响具有完全传递性，导致汇率波动的压力直接传递到出口产品价格上；马丹(2007)测算了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5年第二季度期间的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失调程度。结论表明，这一时期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与我国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调是导致我国国际竞争力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5)其他因素。主要包括：①技术创新。程惠芳、蒋泰维、胡慧芬、潘信路(2008)从创新投入、创新政策、创新制度、创新公共基础条件、创新主体联系合作程度5个方面选择15个变量建立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国际竞争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创新投入核心因子和创新环境因子对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公司间的技术合作、研究开发的资金支持、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最为明显；②技术标准。赵英(2007)比较了我国制造业技术标准与国际制造业技术标准，认为我国制造业技术标准对支持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作用不大。由于国际先进技术标准掌握在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手中，我国制造业产生了相当程度上的技术路径依赖，进而导致在国际竞争中的被动状态；③服务业。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2006)通过理论分析和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认为在我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主要指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同制造业之间的互动关系越突出，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越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④加工贸易。宣烨(2008)发现，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虽有作用但又不甚明显。这可能有3个原因：首先，跨国公司在转让技术时，往往担心危害到它们自身的竞争优势；其次，加工贸易与国内其他企业之间都难以建立合理的价值链或产业链，因而对国内产业拉动十分有限；最后，加工贸易生产阶段普遍处于分工体系的低端，技术含量低，与国内其他企业技术差距小，因而对其他企业技术溢出效应低；⑤出口退税政策。朱宇(2007)通过抽样调查并构建博弈模型，发现我国对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并没有起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出口退税已经成为外贸企业出口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外贸企业没有对出口商品进行升级换代的动力，出口商品长期沦落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商品结构当中；⑥环境保护。针对环境保护标准可能减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观点，肖红、郭丽娟(2006)的研究表明，环境保护强度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并未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关联。虽然重污染产业中造纸及纸制品业随着环境保护强度的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有所降低，但是，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等轻污染产业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并且，在环境保护强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重污染产业中化工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反而有所提高。这说明，环境保护因素不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实施较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并不必然导致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⑦贸易开放度。Xu & Lu(2006)发现，加入WTO对我国出口复杂度的提高有很大的积极影响；余淼杰(2008)通过使用1998-2002年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上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发现，贸易自由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提高。
四、结语
综上可以发现，近年竞争力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特别是竞争力测评和来源的研究。但是，一个合理和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必须首先在理论上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分清竞争力结果和主要来源的区别，弄清各指标之间的交互关系，尽可能厘清和剔除各个指标之间的重复信息，这样才能使竞争力的实证研究越来越逼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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