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乐：一个当代审美文化的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家乐论文,当代论文,文本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消费时代与消费文化，使日常休闲与消费在中国本土日渐成为时尚。我们可以发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国的很多大、中、小城市与乡村交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一种在世界上独特的、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公共消费空间——“农家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处于城乡边界的公共消费空间既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许可、提倡和鼓励，也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大众的赞同、欢呼和喜爱。这种上下一致赞同和赞赏的情景，在当代中国日益加速的消费趋势和迅速崛起的消费文化中是罕见的。它为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当代审美文化增添了一个独特的、值得解读的文本。解读和分析这个文本，无疑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的消费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城市中的“农家乐”在不长的时间里的迅猛发展，已经在中国社会中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消费空间和多层次的公共空间的模式，并且正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消遣的一部分。它在人们纷纭忙碌的工作、劳作、奔忙之外，日益发挥着其他的公共空间难以替代的作用。
从表现形态和现象上来描述，中国的“农家乐”既有粗陋的、真正由土生土长的农民操持的单家独户的小本经营，同时也有大规模的、特色化的和专业化的服务（例如，由政府参与培植“农家乐”工程）。它们的共同特色在于，大多处于城乡结合部，依傍青山绿水和与都市形成较大反差的田园景色，借助乡村特有的民间的氛围和习俗，吸引着成千上万居住在日渐嘈杂拥挤的城市里的都市人流前去放松和消费。在“农家乐”里，既可以单纯地吃饭、喝茶，也可以唱歌、跳舞、打牌、聊天等等。它们既借助于与嘈杂的大都市迥然有别的朴素的田园风光，也囊括了各种现代化的设施以及刻意营造的人造景观、农家氛围和种种假古董。其中的消费包括了各种档次，从20、30元吃喝玩乐一天，到成百上千元的集体消费，能够满足从最普通的人群到白领一类人群的不同消费需求。有时，我们甚至可以目睹到数百人、上千人大规模集体消费的壮观场面。这种壮观的景象，尤以中国西部最大的都市——成都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政府正在刻意把成都打造为中国最具特色的“休闲城市”，而“农家乐”则是现代中国“休闲文化”之中要加以倡导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用审美消费的眼光来看，“农家乐”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和日常消费现象。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做是一种正在崛起的中国式的休闲审美文化，是当今非常中国化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可以借用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的一个说法，把在“农家乐”里面进行消费、娱乐、休闲等等，看成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在日常生活中找乐”①。与此同时，“农家乐”已经从休闲上升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即吃喝玩乐这些日常生活的需要，在“农家乐”的独特空间之中与真实的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把自然景色、建筑、陈设、用具的赏心悦目，同物质需求和满足结合在一起，就连食物、饮品、饮食的过程，都充满着浓厚而悠闲的审美情趣。
然而，在中国社会中，推动“农家乐”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力量，并不是来自社会上层具有相当美学素养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它的推动力首先来自于中国本土的民间，来自社会的下层，来自那些对于经济和商业活动有着独特敏感的真正的本土农民，然后才有了另外一些民间力量的加盟（例如商人和个体艺术家），最后才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并加以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家乐”中所体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始终都带着极为浓厚的中国乡土气息，具有自下而上的突出特点。这一个案所突显出的有趣之处在于：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中国固有的民间审美文化以顽强的力量，在现代的城乡结合部寻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始于我对全球化语境下本土传统与文化如何寻找到继续发展的出路的思索。实际上，民间传统作为一种隐形的力量，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也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在与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张力结构中寻找到自身的支撑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家乐”当做—个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典型文本来解读和研究。这个文本既不同于在西方世界中常见的购物广场、海滩、电子游戏、肥皂剧、摇滚音乐、摩天大楼等等消费文化的文本，也不同于在中国古代的都市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各种餐馆、茶楼、戏院等场所，不同于中国近代受外来影响生长起来的电影院、剧场、音乐厅等等，更不同于目前在都市中颇为盛行的卡拉OK厅、迪吧、桑拿、洗脚房、洗澡房等娱乐休闲场所。下面，我们将从空间构造、社会关系的网络、审美文化的内涵几个方面，对“农家乐”的特色稍做分析。
二
“农家乐”既是一种特殊的消费方式和审美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的营造。
从空间构造的角度来看，“农家乐”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正在形成和完善中的、带有后现代特点的空间。如果说现代的空间构造注重的是空间在功能上的统一性，或者说是以实用功能为主来进行空间营造的话，那么后现代则试图有意打破这种功能上的统一性，经常利用不同的空间结构单元来进行“叠加”和“拼贴”。例如，“农家乐”主要建筑外围的田园、山峦、小河等等，往往成了整体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内部空间里，影壁、回廊、假山、分隔的包间等等，相互照应地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不可分割、给人以不同视觉冲击的空间组合。这样的设计意图，非常明显地体现出了“把空间看成是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要根据各种美学目的和原理来塑造，它们与任何重要的社会目标都没有必然的关系”。②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城乡结合部这种边缘地带出现的“农家乐”，恰好是在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扩大、城市改造方兴未艾的语境之中产生的。“农家乐”试图在不断扩大的、现代大都市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开辟出一块“飞地”，试图人为地造成一种与都市化进程的疏远和分离。所以，它特意选择了都市与乡村的结合地带，在那里创造出来的空间，既不属于乡村，又不属于都市，使人们感到自己无论是与乡村还是与城市之间的距离，都有一种若即若离、似真似幻的错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看来处于中间地带的空间营造，在意图上并不从属于任何一种总体性的城市规划，与当今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目标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它完全是根据特定的商业利益和美学目的来打造的，它巧妙利用了现代大都市与还处在前现代的乡村地区之间的对比和反差，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奇特而独立的审美空间。
从微观的角度看，“农家乐”充分利用了拼贴的手段，把各种性质不同的要素围绕着审美这个基点，组合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空间。首先，在环境和氛围上，它将自然之物与人造、人文之物融为一体。它刻意地从传统的乡野、田园、山水、民居、民俗、装饰、器物、饮食之中截取出某些元素，同时也在现代文化中寻找某些与大都市氛围相对抗的元素，进而进行赝品式的、假古董式的拼贴，力图为人们的视听感官造成一种传统与现代、通俗与高雅、粗陋与精细相融合的审美幻觉。例如，制作考究的竹篱，池塘，假山，人造瀑布，人造草坪，移栽的树木花草，仿制的农具，现代仿制的印花布，表面上看起来粗糙的餐具饮具，工艺粗糙的钢筋水泥的仿古、仿农舍建筑，工厂录制的现代仿民间的音乐等等。其次，在功能和效用上，“农家乐”将当下的身体需要和满足（饮与食的口福之乐）与精神上的暂时松弛和满足（搓麻将，闲谈，交友，谈恋爱，游园，赏花，唱歌，散步等等）拼贴和叠加在一起，试图用现代的休闲方式来满足传统的“游于物”和“游于心”的理想。第三，“农家乐”所独创的现代休闲审美方式的典型特征，既是“用时间消灭空间”，也是“用空间来消灭时间”。一方面，它把各种历时性的元素（例如，不同年代的器物）综合在一起，让历史在虚构的空间之中并置和重构，造成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另一方面，时间在一个虚幻的、共时的、人为拼贴的空间中随着感官的多方面的满足与放松而“暂时”消失了，与此同时，也制造出一种与近在咫尺的大都市之间暂时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这种感受，与戴维·哈维的描述非常相似：它的“普遍的含义是：通过体验从食品到烹饪习惯、音乐、电视、娱乐和电影等一切东西，现在就可以很有同感地体验到全世界的地理，就如幻象一样。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幻象的交织，在相同的空间与时间里把不同的（商品的）世界聚集到了一起。”③
作为个体的个人，在“农家乐”里仿佛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生命之路”，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总要通过或者真实或者虚幻的时间历程与空间体验才能感受得到。就“农家乐”而言，一个人在其中可以把过去与现在、自我与他人、偶遇与约定、公家与私人、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等等没有任何阻隔地进行打通、交换、聚合、重组。在这里，一个人仿佛可以重新找到自己在时间与空间里的角色定位，仿佛也可以重新找到自己在整个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范围与位置。也可以说，在“农家乐”所创造的独特的审美空间里，个体的人实际上已经完全感受不到所谓私人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之间的差别。他在消费物质、消费符号、消费感官的过程之中，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现实的、真实的时间感和空间感。
三
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纷纭匆忙之中，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已经在发生着各种深刻的变化，传统社会中联系人们之间的各种纽带（主要是家族），已经被各种新型的关系（如同学、同事、上下级等等）所取代。每种不同的关系群体彼此之间的联系，并不一定具有紧密的逻辑性和必然性。然而，它们却可以因为某种特殊的空间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暂时的联系，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世界。
从这种观点来看，“农家乐”作为一种消费的和审美的空间，同时也为各种关系的网络提供了一个场所，而这个场所往往可以成为都市繁忙生活之外的补充。在“农家乐”里，空间与关系由于消费和审美而形成了暂时的联系，换句话说，“农家乐”的空间为关系的建立和认同提供了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统极为重视关系（无论是在哪种意义上），并且赋予了它以极为特殊和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所说的关系包括了作为行动者的个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各种联系纽带，而个人的主体性以及自我的身份，往往需要在这种联系纽带之中得到确立和确认。在另一方面，关系也包括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影响着和决定着个人动机的种种客观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农家乐”之中，这两个方面都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体现了出来。虽然中国人传统的人伦关系的内涵大多消失了，但在今天的语境之中却以新的内涵与新的方式延续着：商场上的关系，官场上的关系，朋友间的关系，师生间的关系，情人间的关系，亲友间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等等，都需要寻找到某些合适的场所来培养和强化。正因为如此，一种独立的、既能满足物质需要、又能满足审美需要的空间，自然会受到厌倦了都市的嘈杂的人们加倍青睐。人们通过“农家乐”的消费与审美空间所提供的温床，可以方便而舒适地滋养和培育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农家乐”之外的空间中的蔓延，则会形成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中国“农家乐”成了中国的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日常生活最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审美文化。在西方有养育都市文化和艺术的咖啡馆这种公共空间，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审美文化则创造出了独一无二的“农家乐”这种公共空间。两者不仅在内涵上有别，而且在功能上也极为不同。
上述两个方面，都在“农家乐”的空间之中构成了一个具有自身逻辑和游戏规则的关系网络。首光，这种关系既是物质的满足，也是精神的享受。在轻松愉悦的消费和审美过程中，物质、金钱交换与利益法则在表面上似乎已经退居次席，似乎不符合关系的逻辑与游戏规则。因而，这种情景在轻松愉悦的外表之下，实际上掩盖了现实交往中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关系，更掩盖了在物质、金钱和利益交换背后的权力关系，给人以一种表面上平等的感觉。其次，“农家乐”之中的关系网络体现为，在平等外表之下的亲情、友情、爱情等关系的交流与陶醉，显现为在轻歌曼舞、杯盘交错、麻将碰撞、软言温语之中自得其乐的身体和精神的解放。仿佛没有谁会在那种空间里唇枪舌剑地讨价还价，仿佛没有谁会在其中争风吃醋，仿佛也没有谁会在那里下注摊牌，更没有谁会在那里实施恐吓威胁。所以，在中国消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语境里，“农家乐”成了一个独特的避风港湾。再次，这种关系网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游戏投资”。游戏的参与者都在暗中同意这场游戏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参加的，而他们在其中游戏和消费的却是闲暇。参与游戏者表面上是在志愿投资和参与游戏，而在实际上却有着等级秩序、权利关系和讲求投资的回报。在其中的你来我往的邀请和客套之中，始终都隐藏着中国人特有的现世精神和现世关怀。
总之，“农家乐”这种中国式的社会消费和审美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这种深刻的内在联系，不能单纯地从空间营造和审美效果方面去讨论。它在实际上起到了为我们所看重的人际关系增加一种富于审美情调和浪漫色彩的功用，而这种功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都市之中的茶馆和酒楼，因而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审美与人际交往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消费中审美，在消费和审美中结成特殊的人际关系，而特殊的人际关系借前两者得以深化和强化。
四
从审美文化看，可以说“农家乐”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中生产和传播着特定的意义与快乐。在当下的审美文化中，快乐始终都是大众所认同的审美的重要内涵。消费与快乐的联姻，是“农家乐”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人们在“农家乐”里所进行的消费，不仅是在消费各种物质和商品，而且也是在消费文化和各种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那些符号以特定的方式成了快乐的载体。对我们来说，后一个方面的消费或许更为重要。例如，一幅出自手工的、带有乡土气息的年画，一张经过加工的、发黄的老照片，一件积满尘土的、废弃不用的农具，都可能唤起某些特殊的生活记忆或想象，它们与眼前的轻松愉悦和自得自满所形成的反差，时常让人产生精神上的优越感或超越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快乐。
由“农家乐”所创造出来的各种当代审美文化的符号，其主要根源出自于记忆中的过去民间，这是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它们的创造者凭借生活经验与直觉，抓住了审美中的一个关键环节——记忆。他们本能地懂得，记忆总与活着的人有关，记忆之外的事物无法唤起亲近感和情绪上的激动，因而，当人们曾经亲身经历过的某些熟悉事物被符号化之后（例如曾经在川西地区被普遍使用、而今业已消失了的木制交通运输工具“鸡公车”）作为符号化的道具成为点缀物时，本来并不具有审美性质的事物便发生了变化。在另一方面，那些审美文化的符号也不能是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例如拖拉机），这类事物由于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近，使人们很难赋予它们审美的性质。总之，“农家乐”中的审美文化符号，始终都是具有中国乡土和民间的内涵与外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家乐”中的审美文化符号似乎远离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意淡化审美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力图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发掘题材，拉近审美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所以，它们往往以乡下人日常生活的工具、器物、摆设、乃至带着泥土味的东西作为点缀。与此同时，这种审美文化符号的创造，也交织着乡土之外的其他元素，前现代的、现代的与后现代的各种元素；民间的、通俗的、流行的与高雅的各种元素；怀旧的、优雅的、粗陋的、市井的各种元素等等。这种奇怪的杂糅和拼贴，有时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例如，传统川西民居的元素与玻璃、钢铁在杂糅，传统土灶的外表与现代天然气炉的内部的拼贴等等。当所有这些什物都在一个特殊空间里汇聚起来时，使我们感到这既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审美场景。
从整体上看，“农家乐”本身在吃喝玩乐的功能之外，已经变成了一种当代审美文化的文本。乡野田园的秀丽景色，葱绿恬静的农家小院，自在的鸡鸭猪狗，或人造或天然的小桥流水，刻意制作粗糙的餐饮用具，当做摆设的耕作工具，充满乡土特色的种种陈设，吸引视觉的独特饮食等等，都共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符号。它们除了各自作为被消费的器物和商品之外，都含有某种审美的意义，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味。因此，我把上述种种审美文化创造的意图，称为当代的“休闲审美意识形态”。因为它已经完全意识到了（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物质消费与精神和心灵上的审美、文化在今天不仅不能分离，而且还必须融合在一起。这正是与传统消费最大的不同。
审美文化的符号本身是意义的载体。不同的个体消费者在“农家乐”里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那些符号中寻找着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的意义。这就是说，来到“农家乐”的消费者们，既要消费那些符号所携带的各种意义，也要消费那些符号本身。消费者在实际消费物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感官和心灵的消费，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我们在其中很难完全区分哪些消费是物质性的，哪些消费是精神性的。
五
可以说，“农家乐”这样一种文化文本，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把精神与肉体融为一体、在当下性中融入超越性的文化文本。或许正因为如此，加上它的轻松悠闲和暂时远离都市的喧嚣，“农家乐”才成了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收入不高的普通市民，到收入不错的白领、官员）消费物质与审美文化的、非常有吸引力的空间与场所。
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家乐”作为中国式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特殊文本，已经或正在制造出一种时尚和一种“休闲审美意识形态”。它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交织、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化现象与审美现象，值得学者们加以关注。这一个案的典型性表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之中，随着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兴起，具有浓厚中国本土色彩的消费文化正在悄然出现和发展。它产生的语境恰恰是所谓‘全球化’的大潮裹挟着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它的产生则是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对这种冲击自发地做出的回应。
以“农家乐”为代表的审美文化，也经常借用“生态”、“绿色”、“自然”、“田园”、乃至“天人合一”这样一些时尚的文化符码。这些符码的理论资源既有源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如“自然”与“天人合一”），也有来自于外来理论潮流接轨的生态文化资源（如“生态”与“绿色”）。由此来看，这种审美文化也体现了当今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特定语境中的融合，其影响正在以民间的方式渗透式地弥漫开来，正在对人们的消费心理、消费观念和审美文化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种中国式的审美文化形态将构成另一种“新传统”，它既以物质形态的文本表现出来，也反映在内在心理结构之中，因而有可能比单纯的文本或心理结构更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注释：
(1)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第145～146页。
(2)(3)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第376～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