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化与大众化：海子诗歌接受中的两种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化与论文,海子论文,诗歌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子诗歌20年的接受过程，明显呈现出经典化和大众化两种趋向。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全民阅读的经典，就知名度而言，说海子是当代诗歌第一人恐怕也并不为过；另一方面，它还同时走下祭坛，在各种有意无意的误读中被消费化，成为抒情歌曲元素和流行文化典范并获得了广泛的大众认同，继而成为时代交流品位和共识的符号，义无反顾地走进21世纪“小资”、 “中产”们梦想打造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20年后的今天，各种纪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正如《春天，十个海子》里所写到的那样，海子似乎已经如约实现了他预言中的全部复活。然而，一个生前体验着无尽寂寞的诗人，却在死后如此备享哀荣，这不能不说存在着某些吊诡的逻辑。于是我们有必要追问：为什么海子诗歌能在雅俗文化之间出入自如？为什么海子能在一个多重意义上成为社会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当代的“诗歌烈士”和名副其实的“文化英雄”？通过对海子诗歌接受轨迹的考察，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视点，透视我们这个时代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
经典化：精英话语认同海子的文化逻辑
海子诗歌的经典化是通过一系列“事件”完成的，呈现并分析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的精英话语与海子诗歌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构关系。
海子自尽于1989年3月26日，他被塑造成一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是从这种突如其来的死亡方式开始的。在海子诗歌由匿名到具名与命名的接受过程中，海子之死确实是一个契机。海子生前好友西川在《死亡后记》里提到：“海子的死带给了人们巨大和持久的震撼。在这样一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有一个诗人自杀了，他逼使大家重新审视，认识诗歌与生命。”[1]并且，海子的死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圈内向圈外扩散开去，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的反响，意外地获得了“事件化”的效果。这里很难说没有“看客”心态和“围观”意味，但它同时也使海子的影响冲出狭小的文学场域，借助媒体的力量，让他的经典化过程成了全民“共谋”的游戏。
海子死后，海子的生前好友西川、骆一禾、苇岸等人所写的海子纪念文章先后在各种出版物上公开发表，人们借助生前好友的回忆进一步走近了这位“以死殉诗”的诗歌天才。但海子神话最初并没有撬动出版市场。海子诗歌的最初知音仅限于校园诗人这样一个比较小的文学圈子。当然，这首先是因为海子的很多诗晦涩朦胧，其哲学背景是西方神本存在主义，对普通读者来说并不容易进入。海子之所以在以后的时间里获得了更广范围的解读和流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以往“诗歌公社”里的朋友——这些和海子有着大致相同的知识结构和成长背景的北大校园诗人，尤其是西川和骆一禾。骆一禾在海子生前就一直是海子诗歌“倾听的耳朵”，在写于1989年5月的《海子生涯》中，他以最早的理论勇气肯定了海子对于当代诗歌的意义，并掀开了海子史诗神秘崇高的面纱一角。海子死后，关于“诗人之死”还是“凡人之死”的争论一直沸沸扬扬，西川的《怀念》尤其是《死亡后记》从自杀情结、性格因素、生活方式、荣誉问题、气功问题等比较平实的层面解读海子之死，穿越精神和肉身两个维度，让海子死亡的一些近距离的真相渐次浮出水面。他们的纪念文章不仅有益于后人对海子“知人论世”的解读，而且也以体贴和理解对这位不幸早夭的天才诗人的创作，作出了最早的恰如其分的阐释和评价。
1995年西川编《海子的诗》几经周折最终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没想到该书进入流通市场后却一路畅销，以后又多次重印；1997年《海子诗全编》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也多次再版。把对海子的阅读推向第一个高潮的事件是1999年海子谢世10周年之际，《诗探索》编辑部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共同推出题为《不死的海子》纪念文集。这是海子诗歌经典化过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它集中体现了精英话语对海子诗歌的总体接纳和认同。文集精选海子生前友人及知名学者、批评家追忆海子、解析海子诗歌的文章共29篇，其时间跨度，几乎涵盖整个1990年代。仔细观察这份作者名单就会发现，他们大多供职于学院，既有阅读的敏感，又有理论的学养，再加上海子骤然死亡以及1980年代戛然而止带来的“压在纸背的心情” （陈平原语），因此也就成为海子诗歌较早的一批知音。这些作者大多活跃在全国各个大学的讲坛，拥有批评话语权和传播的方便，以这些精英学者为先锋，人们开启了对海子诗歌经久不息的解读。
一般而言，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选择和过滤行为。它不是自明的，而是权力争夺的场所，是通过某一部作品某一种言说获得话语权的问题，与时代走向、社会发展、新的精神氛围的建构密切相关。各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构筑经典、解释经典上的权威地位约略相当于西方古代的教士集团，得不到知识分子群体同意而纯粹由意识形态力量强加的“经典”往往经不住历史的检验，慢慢被“经典俱乐部”扫地出门或者难逃被“恶搞”的命运。也就是说，在海子诗歌经典化过程中，学院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不死的海子》文集中诸位批评家的解读，从不同的侧面进入海子，成就了海子多面化的诗歌形象——夜的精灵、麦地之子、僭越的王者、忧郁的王子、诗歌的先知、纯真的孩子、神圣叙事的献祭者、中国形象的书写者……也很好地证明了海子诗歌体现了上面多个对立要素的辩证统一。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29位诗人、学者、批评家的联袂出演，除了从文本质量上确证了海子诗歌蕴含的不尽潜力外，也隐藏着海子生前死后整个时代精神演变的逻辑。王家新指出： “80年代是一个荒凉的、从漫漫长夜中醒来的时代，是一个富有诗的冲动和精神诉求的时代，是一个在文革的废墟上重新为生存寻找根基的时代。海子的诗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他把他的痛苦和寻求，把他的精神冲动和诗歌狂热都体现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程度。这就是诗歌界许多人都讲过的一句话：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2]海子的死无疑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拐点，“80年代以感伤主义的序幕，构成了90年代世俗化过程中的神学准备阶段。”[3]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历史巨变，开启了放逐抒情的时代。浪漫主义激情的退出，可以说是1990年代一大文化症候。在海子不断被建构的面孔背后，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理想的挫败和自我的边缘化，重新寻找理想主义图腾，借以维系自我想象的历史诉求。在1990年代文化重构过程中，明显呈现出与1980年代的异质断裂和知识分子的角色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拥抱市场化、现代化带来的新气象，欣欣然将自己隐身于市井与人潮里，寻求“后现代”的犬儒式生存；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延续着1980年代的努力，以“人文精神大讨论”为契机，发出“旷野上的呼喊”，召唤已经失去命名的“主体”进行精神突围。海子诗歌揭示的是“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方式，这个追求暗合了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寻思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主题。海子曾把自己的诗歌行动看成自觉追随荷马、但丁、歌德、荷尔德林这些“诗歌先知”的努力，他说过：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4]不管是悲剧的意识、纯粹的追求、超越的精神、永恒的关怀还是神性的维度，被“人文精神”寻思者们反复言说的这些终极价值，在海子的诗歌中都不缺乏。所以，与其说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精神氛围中海子及其诗歌被“选中”，不如说海子写作本身就是这种人文精神的代表。而且因为他的死，一劳永逸地抵抗了投降。这样，他那种“以命相搏”的写作方式便和他的“向死而生”的诗歌解读融为一体。在知识精英的文化想象中，所有这些或许已被理解成一种“横站”的命运，于是海子便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和文化英雄。
应该指出的是，在海子诗歌声誉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经典的形成往往是历时态的，且大多是历史沉淀的产物，因此任何作品要跻身于经典之列，必须经过批评家的洞察、比较、鉴别，以及经得起同代人的争论。赵毅衡曾经指出，质疑是批评性经典重估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典在确立过程中，其守护者“就不得不面对挑战作出辩护，这种反复论辩，见证的是一种批评性的文化方式”[5]。在海子诗歌经典化过程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质疑事件是刘大生的一篇文章《病句走大运——从海子的自杀说起》，作者通过回忆海子生前琐事并对《天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两首诗作细读分析，指出“海子的诗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百出”[6]。该文对海子的批评可谓石破天惊，一时引来不少看客“围观”，但也有网友酷评认为“这位老兄根本不懂诗”。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诗歌说的不是“人”话，而是“神”话。它可能有时确实做不到“有话好好说”，因为它是在代“神”立言。诗歌语言的特点恰恰就在于他背离日常语言的明白清楚，而追求陌生化和有张力。该文对海子诗歌颇具解构之风的阅读可能并无损于后者，只是增加了一种“解读”或“误读”而已。倒是他的诘问凸显了“诗歌”面对“常识”的尴尬，以及拿日常语言的标准要求诗歌时双方各自呈现出的捉襟见肘。
对海子诗歌最具挑战性的批判来自一批“第三代”诗人，他们的一些观点的先声甚至可以追溯到海子生前，一直有人认为海子的史诗写作是失败的。“海子是小农社会最后的才子”[7]， “海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辉煌的古典主义诗人”[8]。多多、沈天鸿、于坚、伊沙等都或多或少持此观点。在《史诗神话的破灭——海子批判》一文中，秦巴子认为，海子的诗歌是被“现代造神运动”捧上圣坛的，存在着“语言系统的虚妄”、“诗歌材料的混乱”、“精神结构的空洞”等诸多问题，“当代性的缺失，对于海子的诗歌存在来说，是致命的缺陷”[9]。这些质疑的主要焦点集结在海子诗歌的现代性上。海子的诗歌中很多是“麦子”、“雨水”、“大地”、“河流”、“村庄”这些农耕时代的意象，但问题是，诗中有农耕意象就意味着它属于前现代吗？秦巴子等“第三代”诗人对海子的批判，也许可以使我们略窥1980年代到1990年代诗歌的基本走向以及社会的一般精神状况。
实际上，现代性问题是海子时代和海子身后的诗人们共同面临的课题。于是有必要指出，对海子诗歌现代性的理解，必须在启蒙现代性话语和审美现代性话语构成的矛盾和张力框架内加以审视。海子及其很多同代人倾心的尼采、海德格尔哲学开启了20世纪的后现代关怀，内在地包含了从审美／宗教的维度对启蒙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很多论者认为海子诗歌不是前现代的，他的诗恰恰反映了这种“反思现代性的现代性”，陈超、崔卫平、程光炜等人均持此观点。海子自己曾经说过“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10]。王家新也认为： “海子并不是一个表面意义上的乡村诗意的描绘者。这首先是一个从生命的内部来承担诗歌的诗人。……使他走向诗歌并被诗歌紧紧抓住的，首先是他生命内部的那些最内在的痛苦和孤独。……它已由叶赛宁式的乡村抒情转向了现时代意义上的思与诗，它融合了生命的苦痛、对贫乏的意识和一种信仰冲动。”[11]而这些痛苦、孤独、分裂的体验无疑都属于现代性本身。应该说对海子诗歌现代性的不同解读折射出两种精神旨趣的不同，其中作为质疑者的“第三代”诗人们愿意建构一个乡村抒情的、本土的、古典的、平民化的海子形象；海子诗歌现代性的守护者则愿意保留海子叩问存在的、世界的、现代的、先知化的面孔。这样的阅读张力吸引更多人进入海子文本进行细读，这样的讨论客观上推进了海子诗歌的经典化进程。
从1997年到本世纪初，海子作品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标志着海子诗歌经典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2001年海子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进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这意味着海子的诗歌正式被写进了民族阅读的伟大传统，从而以真正的文化经典的身份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对海子本人来说这好像是一份迟来的公正，仔细观察这一事件又是学院、官方、民间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到新世纪海子的诗艺已经得到了精英话语的认同，而选教材的人就是出自这个群体。另一方面对于官方而言，与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歌相比，海子的诗是“无害”之作。虽然它也有北岛诗歌中的高贵和愤激，智性和孤独，但针对的是整个人类生存的困境，因而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指向性。此外，到2001年，民间对中学语文教改的呼声很高。教材重选的重点因此放在了换下意识形态痕迹较重的篇目，代之以人性的眼光、诗艺的唯美作为选诗的标准。朦胧和后朦胧诗人中，海子这首诗既是看上去通俗易懂的，又是实质上充满了解读的张力、让人回味无穷的佳作。
然而这首诗自选入课本之日就备受争议，它的入选最早有赖于精英知识分子的推动，但提出这样的入选太草率、因而难免会伴随误读的也是这个群体。有些专家指出， “海子之诗”的表面明亮与“海子之死”的内在黑暗之间构成的巨大文本断裂很难用中学语文课堂的教学语言缝合，因而最终难免会给学生留下阅读的误区。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接受上的困境，在2004，年人教社新版高中必修教材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被撤下了。不过“在很多专家主编的高中语文选读教材或大学语文读物中它仍然有很高的入选率”[12]。这一现象表明，努力想让人们记住海子的还是学院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笔者揣测，能够无视误读的危险和来自各方面的非议继续入选海子，主要还是因为海子所代表的一种1980年代情结。人们应该知道他，记住他，并且通过他缅怀那个已然逝去的理想主义时代。不管这个阅读一开始就伴随着怎样的误读， “有”总是聊胜于“无”。人生本身充满了困惑，暂时的困惑可以悬置，阅读可以在不同时间和境遇下向不同的人敞开。让青年人在痛苦中面对现实，学会思考，走向成熟。这应该就是康德所说的“启蒙”的真意，是鲁迅所说的“立人”的基本要求，这也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教育的悠远回声。
大众化：消费文化汲取诗歌的剩余价值
赵毅衡认为：人类的表意活动依靠双轴关系展开。经典生成过程中，在纵向聚合轴使用精英话语进行比较选择；在横向水平轴上，通过各个层次的阅读大众“群选经典”进行粘合连接操作。[13]这两种运动，一个是在纵轴上的“提升”，一个是在横轴上的“拉平”。而在我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作品，往往具有双重编码，即同时面对精英与大众，传统与创新，市场与品位。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海子诗歌在经典化的同时也进入大众文化的流通领域，阅读数量和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并开始出现消费化的种种迹象。
10多年来，海子是为数不多的不会让出版社赔钱的诗人。海子诗歌的大众爱好者使海子的诗在图书市场一路飙升。据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海子的诗》累计印数已达20万册，而1997年版《海子诗全编》的价格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涨了十几倍。2009年最新上市的《海子诗全集》正在热卖中。由此可见，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隐形的精神路标，指示着当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向。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和图像文化的兴起与流行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消费文化面对的是有选择的消费群体，由于受利益的驱动，它只汲取最表层的意象，因此对文学经典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解构。它改变了经典文本的存在形态和传播方式，促进了经典的世俗回归，同时也消解了其意义深度。
应该说，海子诗歌大众化的过程是和经典化大致同步而行、相伴相生的。这固然并非一个完全步调一致的过程，但这两种不同方向上的流动，却有着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它“除却向我们提示着具体而繁复的社会文化情境，同时还向我们暗示着精英知识界和大众文化生产并非截然分立、泾渭分明的不同文化阶层或营垒。相反，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转型，90年代以来的文化建构过程，正是在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相互渗透，彼此建构与复杂互动中完成的”[14]。海子诗歌的大众化是其经典化的必然结果和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它的一个意外收获和副产品。在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诗歌最终也是贫乏的。人们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消费着海子诗歌的剩余价值。对于海子及其诗歌来说，表面喧哗的背后掩藏的可能却是真实的寂寥。如果说经典化的过程已然伴随着误读，那么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几乎当今各个阶层的文化大众就是通过有意无意的误读来完成对海子的跨世纪重新辨认的。从海子诗歌的世俗化、消费化和流行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消费文化的诸多面相。
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这一经典化的事件大大带动了海子诗歌的普及。海子的诗通过必读的形式进入全民阅读视野，为广大青年群体所熟悉，也经由各种方式的解读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大众化的进程。据一份报道称，到了新世纪网络的日渐普及迎面遇上改革开放后新出生的一代人，海子诗歌的接受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论坛和QQ的签名档里，或是被‘取其精华’、掐头去尾地用作博客名称，在一些论坛里，还常被列为‘小资必读’，有时又被引用作为职场励志的格言”。[15]正是海子诗歌的这些外围爱好者，使其以多样化的方式从一种校园文化开始在网络世界中迅速蔓延、传播。值得一提的是，海子最初的被认同是精英努力的结果，海子诗歌的影响扩散开去当然有赖于经典化的推动，但是经典化并不必然引起大众化和流行，毋宁说精英文化的“经典”和大众文化的“流行”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和张力。海子成为一个例外，获得了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双重认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最不容忽视的一面是，海子诗歌本身的个体性和抒情特质最容易俘获青春的心灵。它通过被误读的方式迎合了青年人的情感需求，征服了青年亚文化这个群体。而和都市青年、文化时尚、大学校园、网络、白领、疯狂影迷、多情种子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当今消费文化的主体。他们看上去是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实际上正以包抄之势日益显示着新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实力。
显而易见，当代青年们采用“削平深度模式”的方式进入海子的诗。诗的“神性”与“抒情性”本来在海子的好多诗歌中是共在的，不可剥离。但是青春期阅读却自然而然剔除掉了他诗歌背后的宗教关怀和哲学背景，在大众文化的接受层面，最容易消费的“快餐”还是那些短小精湛的抒情诗。尤其是写于他离世前几个月的作品，带着全部生存的哀伤，更容易击中年轻的心灵。同样是海子的一首诗，学院派精英们可以联系存在主义的哲学，走进海德格尔、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的前文本，让诗歌获得人类学意义上的回声；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小青年们既无辜又自然，一点也不带着阅读的影响焦虑把诗歌直接拿做情诗来读。这样一来意蕴和想象空间看似比前者狭小逼仄了，但从最直接的字面义上却容易生发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共鸣。
另一方面，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以影视为主体的图像文化兴起，经典的传播方式和美学品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海子的很多诗还被“通俗化”，加入了多媒体的元素，成为流行文化典范走进大众文化消费空间。这也可以看作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对精英文化的重组、收编，从而体现出雅俗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如《九月》、《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诗被周云蓬、胡畔等流行音乐人谱成吉他弹唱曲演唱，不但通过酒吧、校园诗会这样的场合在青年中广泛流传，而且其免费视频和录音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海子的其他诗歌也以配乐朗读、剪接、拼贴、制作成flash、MTV、MP3等各种形式通过网络进入当代青年的业余生活。这样其原有诗歌文本激发的无限想象空间就转化成具体可感的图像，接受方式也由过去的“线性阅读思考”转变为“直观视听感知”，原来知性的、冷静的“读者”变成了只需全身心投入的狂热的“听众”或“观众”。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媒介主导的时代，可读的文本如若不能转化成可听的、可视的文本，是很难在大众中获得活生生的存在的。正像小说可以改编成影视剧本一样，诗歌改编成流行歌曲，这无论如何看上去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一方面，对于精英文化来说，这是一种向大众推销自己的方式，没有这个过程注定会曲高和寡，忍受孤独；另一方面对于大众文化来说，这也是一个自身提升的过程。改写后的“合成品”是一个“中间物”，是一次雅俗之间通过互动互相吸收彼此有竞争力的要素形成的“拉平”。虽然被消费文化“选中”同时意味着被“误读”。比如在海子“经典”诗歌转化为“流行”歌曲的过程中，改编者往往用前卫而又通俗的姿态重新包装了海子。时而激越时而忧伤的吉他弹唱，让这位诗坛的“忧郁王子”形象和流行乐坛的“流浪歌手”形象叠加起来，成为新时代的青春偶像。这样浅层次的利用当然会遮蔽海子诗歌的精神光晕，但同时也使其诗性在大众文化的层面蔓延。
海子这位1980年代的抒情歌者成为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青年的文化偶像，也和青年人成长心态和接受心理有关，在这里，青春的反叛恰恰在“反潮流”中完成了对潮流的回归。可以说大众文化在进行渎神运动的同时，也在另一面凸显了它的人文关怀。大众文化本身逆反抒情，具有打碎一切偶像、把一切的抒情都看成矫情的后现代精神。但是抒情却内在于人的本质，它并非一件旧衣服可以随手抛弃，而恰恰就是我们的呼吸。只要有生活，就有故事；有心灵，就会有抒情。它不适合一呼百应哗众取宠，只适合悄悄潜入人的内心。
无论是进入阅读经典，走进青年人的心灵，还是弥补现代都市人的前现代乡愁，海子的诗好像都与当代的时代变迁、人们的成长历程一路同行。它越来越近地走进了社会生活，于是对海子的阅读和推崇就变得越来越符号化。仍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从1998年开启的房地产市场化热潮中，这首诗被各地的房地产公司频频用于其广告文案，从上海、深圳，到海口、长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语都曾被印在海景房和‘高尚别墅’的大幅户外广告板上”[16]。本世纪初以来，这句话已经成为海景别墅最经典的广告词之一。波德里亚认为， “消费社会的唯一真正的实在，就是消费观念的存在；而正是这种反思和论说的生动形式，无限地和不断地在日常生活的言论中和知识分子的论说中出现，构成整个社会公共常识的强大力量。”[17]随着海子及其诗中名句变得越来越家喻户晓，对海子的言说也就变成一种文化资本。一方面，阅读海子代表了一种对智力、情感和想象力的挑战，出现了以买海子的书装点书架而从不肯去读海子的为数不少的“伪海子迷”；另一方面，消费其诗歌的剩余价值也成为当代“中产”、“小资”们竞相追求的一种品位和共识，它是身份、地位区隔的象征，具有了符号学的意义。
如果说“站在城市，眺望乡村”是都市人永恒的乡愁，以这种方式阅读海子还有一些真诚成分在场的话，那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巨幅广告牌，则纯粹是在误读，完成了“景观社会”中产阶级宜居梦想的打造，填补现代都市那消失了的自然风景。在这里，海子的诗经过整容，便以暧昧模糊的模样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形象怪异。此种情况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个观点：什么东西一旦被大众文化或消费主义加工再造，它也就必然会面临一种“去博物馆化”的危险。滤掉时间阻隔和情境限制，消费海子诗歌的横断片意象，利用盲目从众心理，建构出一个个同质化的消费主体，借此也可以见出当代消费文化的某些症候。沉甸甸的生命痛感被抽空，转化成轻飘飘的时尚符号。彼时一个纯粹的诗人绝望的哀鸣，变成今日大街上人人欲望化的旗帜，并且最终将经由各种力量的推动，走进“中产”们精心打造的审美化日常生活。时代的发展不能不说充满着吊诡的逻辑。
诗人翟永明说：海子对诗歌贡献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激情，对时代贡献了一个诗人在当代社会的可供想像的生存形态，对社会贡献了一个可供房地产商用一辈子的广告词。[18]对海子来说，这最后一个贡献一定是他始料不及的。由此我们也想起西川在文章中讲述的那个故事：海子生前住在北京的昌平，非常寂寞，于是他走进一家饭馆与老板商量： “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诵诗歌，您能否给我酒喝？”老板倒是很痛快，他说： “我可以让你喝酒，但是请你别在这儿给我朗诵诗！”这个令人辛酸的故事隐藏着诗歌乃至文学嬗变的许多秘密。20年过去了，海子诗歌上天入地，风光无限。然而实际上，人们的解读可能离诗人的初衷已经越走越远。海子曾经说过“诗是那把自由和沉默还给人类的东西”。一轮一轮的纪念活动、造神运动，带来的是虚无主义的盛宴，大众文化渎神的狂欢，而真正的诗歌精神，却在这个过程中渐次沉落下去。这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不知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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