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顾委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5—1597（2000）03—0053—05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决定设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中顾委”存在了10年。从“中顾委”的设置和撤销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历史时期干部新老交替的演化进程。
一
十年内乱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一批曾经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又重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这一举措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错必改的精神。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这中间大体历经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人，面对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繁重历史使命，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和新老干部如何顺利交替便成了“领班人”邓小平不能不予以关注和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如果让刚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一下子退下来，会出现一个干部断档的问题，因此，需要一个过渡的办法。在邓小平看来，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邓小平完成这项工程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当时他采取的措施是相当谨慎的。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 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24页。）后来由于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设顾问的问题也就搁置起来了。
1977年，邓小平再次重新出来工作后，先是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紧接着就着手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解决组织路线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解决老干部的问题，也就成了这时组织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又说：“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1。）这里，邓小平实事求是分析了老干部所处的状态，讲明了新老干部交替对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具有紧迫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9。）1981年7月2日，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帷幕刚落下没几天，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一次提到设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些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要让中青年干部上来接班的问题时，还把它比喻为“一场革命”。
真正考虑成熟并下决心设立顾问委员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此时，邓小平已经意识到，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982年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谈到老干部在上面，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的问题时曾这样表述：聂荣臻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妥，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他认为，干部年轻化，台阶可以上快一点，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
1982年7月30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时，邓小平指出：“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3～414。）
8月6日，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草案。胡耀邦在大会闭幕时透露，将有相当一部分德高望重、年高体弱的老同志退下来，转到中央顾问委员会，担负起支持帮助新中央委员会的重任。
1982年9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三章第二十二条里明确了“中顾委”的组成原则和职能作用。
这一史无前例的创造，引起了国外观察家的高度重视。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福尔评论说：“邓小平搞的新旧交替似乎证明共产党政权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使领导班子实行有条不紊的新旧交替，又能使庞大的机构恢复青春活力。”（注：转引自萧诗美：《邓小平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 ）这一解说可以说诠释了邓小平关于设置“中顾委”的本意。
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选举邓小平为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并选举产生了172名委员， 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干部率先垂范地退出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创了新老干部交替与合作的进程。
在新产生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成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这样，在成立之初，邓小平就为“中顾委”定了调子，也大体定下了行程时间表。
二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任务、成员的组成，包括选举产生的程序、任期，均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样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就有了依据。
邓小平一开始就对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原则、工作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在1982年9月13日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他明确表示，今后中顾委工作，首先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我们的牌子大、牌子硬。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其次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一定要联系群众。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邓小平这个讲话，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云在中共十二大上发言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老干部退出了第一线，革命是不是就到头了呢？并没有。无论是退到第二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是离休、退休，都要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担负起对中青年干部传帮带的任务。老干部只有完成了这项任务，才算对党和革命事业尽了最后一把力。”（注：《陈云文选》第3 卷，第315页。）
根据十二大的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薄一波的主持下，制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中顾委的工作方针是“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同时，对在京100多名委员分别编为6个支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改编为7个小组），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 但委员的生活、供给关系一律不变，由原所在单位负责。另外，还相应地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1）学习制度。 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京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2）请示汇报制度。 委员在学习讨论中反映的重要情况，提出的建议和意见，都编成简报，及时向中央反映。重大问题，专题向中央报告。（3）报告会制度。根据形势的需要， 不定期地组织报告会，请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来作报告，使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和对策。（4）调查研究制度。除了身体不好的以外， 委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委员们的调查报告，印送中央和有关部门参阅。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顾委建立了一个精干、高效的工作机构。
1986年上半年，一些省、市、自治区党的顾问委员会，陆续向中顾委反映，希望中顾委能出面召开一个会，建立一些必要的联系，以便沟通情况，交流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的顾问委员会的工作。经中央批准，1986年10月30日，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和广州等6市的顾问委员会主任共58人参加（西藏、 贵州没有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交流会，会议由王震主持，薄一波围绕怎样进一步做好顾委会的工作讲了话，他说：“退居二线、三线的老干部应该怎样做工作呢？一九八三年我曾经在黑龙江省顾委讲过三句话，第一句叫做‘宜少不宜多’，第二句叫做‘宜虚不宜实’，再一句是‘宜粗不宜细’。总之一句话，就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现在，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还想作一些补充，总结了几条，叫做‘六要六不要’。”（注：《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页。 ）薄一波具体讲的六要是：一要支持新的领导班子的工作；二要关心下一代，包括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三要公正严明，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四要拾遗补缺；五要学习；六要做表率，特别要做维护党的团结的表率。六不要是：第一，不要干扰新班子的工作，特别是在人事安排问题上不要干预；第二，不要违反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要经商做买卖；第三，不要向组织上提过分的要求；第四，不要介入无原则的纠纷；第五，不要当未经中央或省委批准的全国性或全省性组织的名誉会长、董事长之类的职务；第六，不要发牢骚。薄一波重点谈了老干部要在“拾遗补缺”上多动脑筋，在工作上不要同一线的同志发生冲突，这样才能体现成立中顾委的目的。另外各级党组织也应该多关心一下老同志。
邓小平讲顾委会的工作以“虚”为主，但还要起作用，这就涉及工作做多少的问题，陈云在一次中顾委会上说了一句话，就是“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虽然这句话是就工作和健康的关系讲的，但其中的哲理很耐人寻味。工作多少为虚，如何适度，有人建议制定个条例，规定个界限，来帮助解决这个困难，这个报告送到宋任穷处，他批示：这个条例恐怕很难定，定了也未必能有多少帮助。工作的多或少，固然要注意，究竟做一些什么事情，也很重要，我的意思对人、财、物这一类敏感的问题、尽量不要介入，我认为这就差不多。
从现有资料和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看，从中央到地方顾委与一线工作的同志总体上关系处理得不错，老同志都能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但问题也不是没有，如两个“生怕”现象，即一是新班子生怕对老同志尊重不够；二是老同志生怕对新班子支持不够。（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新老干部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这些现象很快就有了改变。
三
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时就预言：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交替完成大概需要10年。因此，邓小平把中顾委存在的时间表也定在10年，最多不超过15年。
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人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对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对邓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并征求多方意见，才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在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
邓小平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连同废除干部终身制一起，实际上都是在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养接班人铺平道路。邓小平在1988 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同客人谈起他退出的原因时，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这说明邓小平对他和一些老干部的成功“半退”和“全退”以及中顾委的工作是满意的。
1989年9月， 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讲了一番话，他指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6页。）邓小平这段寓意深刻的自述，包含了这样几层内容：一是说明了退休是他多年已有的夙愿；二是说明了他最后的作用是在党内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三是说明了顾问委员会只是为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下次党代会不再设立了，完全纳入正常的退休制度；四是说明了老干部退休要趁身体健康的时候离开工作岗位比较有利；五是说明了领导层的更新是一个永无完结的过程，退休应成为一种制度；六是商定了他个人正式退休的时机。
在邓小平认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因此，他再次向中央提出辞去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要求实现“全退”时，其他老同志也有相应的表现。我们从宋任穷的回忆中大致能看出这些老同志共同的心态。
宋任穷回忆说：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同志在上海看望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要陈丕显同志回北京后向薄一波同志和我转达他的意见。陈云同志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听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后，薄一波同志和我一起进行了商量，我们一致意见是，我们两人都要退，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陈云同志听后表示很高兴。不久，薄一波同志和我的意见也得到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的一致赞同。后来，在准备起草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也写进了上述意见。（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10年。10年来，党的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据此，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之际，中顾委全体委员在讨论中顾委报告（稿）时，委员们从关心党的前途出发，对是否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志们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应当撤销了，也有些委员思想不大通，认为还可以保留一段时间。会上，薄一波讲话，他首先肯定，不论持哪一种意见，都是从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充分显示了老同志们对党的一片丹心。同时，他系统地阐述了提出撤销中顾委的意见的酝酿过程，认为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过渡到退休制，撤销中顾委的时机已经成熟。经过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和反复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赞同中顾委常委会的意见，建议十四大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党的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大会通过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10年来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大会高度赞扬老同志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