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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投入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是科学基金工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多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方面为不断提高R＆D特别是基金的投入进行不懈的努力，同时在有效地使用基金推动我国基础性研究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贡献。但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影响提高科技投入（包括科学基金、基础研究和整个R＆D投入）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国力和认识两个方面。国力因素固然重要，但同样国力条件下认识因素更为重要。江泽民主席前不久在接见出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会议部分代表时说：科学研究有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该大致有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合适，在中国是一个长期有争论的问题。因此，提高认识，减少分岐，使国家和有关方面求得共识，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科技界为之共同奋斗，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争取在同样的国力条件下，促使科技各方面经费的投入有更大比例的增加。
一、科技投入是收益最高的投入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无可比拟的功利价值。英国在18世纪末，科学技术的生产率和手工劳动的生产率相比是4:1，到了19世纪中期，这个比例迅速提高到108:1，70年间提高了26倍。到了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工业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初是5～10%，到了70年代达到了50～70%。最近国外研究资料表明，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在18～20%，劳动力素质的贡献占10～18%，技术贡献的最低值为44%，最高值为72%。
美国1964～197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3.61%，其中依靠科技进步获得的增长率为2.6%，即国民财富增长的71%靠科技进步。前苏联1965～1975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8.18%，其中科技进步因素为5.03%，占国民财富增长的63%。日本1952年～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5%，其中科技进步所占份额为65%。
科技是一种生产性投入，是效益最高的投入，具有很高的回报率，是传统产业的3～5倍。提高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对于各国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要加速科技的发展，促使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更大效益，必须有充分或较多的资金投入。
二、我国科技投入状况堪忧
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对投入的普遍关注，近年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有了较大增加。但科技投入却与此仍不相适应。在经济迅速增长的1981～1988年间，我国政府财政对科技投入的年均增长率(7.7%)，不但远远低于GNP的增长率(15.8%)，而且大大低于政府财政总支出的年均增长率(10.4%)。“七五”期间，国家预算安排的科技支出总额为611.99亿元。其中1990年为136.64亿元，比1985年的102.59亿元增长33.2%，年均递增5.9%。全社会（包括企业）对研究与开发的投入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0.7%左右，1992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的高速增长，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169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0.71%。这比发达国家低4～5倍，比中等发达国家低2～3倍，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低的。按1992年统计的我国企事业单位现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557万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232.4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42.4万人计，那么，科学家和工程师每人平均年占有经费仅1万元人民币。
当然，我国科技财政投入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直接资金投入，即在国家预算内安排的科技支出，包括科学事业费、科技三项费用、国防科研经费、其它部门科研支出和科研方面的基建投资等。据统计，“七五”时期国家预算内安排的科技支出总额为611.99亿元。其中，1990年为136.64亿元，比1985年的102.59亿元增长33.2%，年均递增5.9%。二是采取一些减税让利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速技术进步和新产品开发。初步测算，“七五”时期这些优惠政策可使企业和科研单位提取各种技术开发资金达600亿元左右。如果把上述两项加起来，“七五”期间国家用于科技事业的资金投入达1200多亿元。即使这样，年均也只有200多亿元，年人均不到5美元，比第三世界的平均水平10美元还低得多。
去年通过的科技进步法规定提高全国研究开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务院确定到200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不低于1.5%，尽管对我们说来达到1.5%的水平，每年至少要增加0.1个百分点，这是相当艰巨和困难的。但即使实现这一比例，仍与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
三、我国基础性研究投入更加不相适应
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已构成了整个科技活动的有机整体，它们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无所谓谁更重要一些。它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政策上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经费比例适当。任何顾此失彼、人为割裂和各持一端的认识、政策和作法，都会招致失误，引起不良后果。由于现代科学在基础理论方面，学科达400余种，技术理论方面，学科达500余种，整个科学门类达2000多个，当代基础性研究不仅要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而且要解决工程技术的基础性问题，它又具有连续性强、周期性长、不直接体现经济效益等特点，这就特别需要国家给予全面的经费保障，加大投入力度。
美国每年来自官民各种渠道的科研经费总计在1500～200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主要靠政府预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估计，1990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总经费为1500亿美元，215亿美元（占14%）用于基础研究，338亿美元（占23%）用于应用研究，947亿美元（占63%）用于开发研究。近十年来，基础研究经费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经费的递增速度为9%。近年来美国应用科学开发经费比重逐渐增大而基础科研经费比重相对缩小的趋势比较明显。尽管如此，在美国1993年度总计1607亿美元的科研开发经费中，技术开发占60%，应用研究占25%，而基础研究虽远远低于过去的水平，仍占15%。美国在二战前对基础科研投入极少，主要依靠欧洲科技成果，二战后投入基础科研数百亿美元，奠定了美国科学今天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日本近年来科研经费大幅度增加，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增加的幅度更大。1991年度日本基础研究经费在研究费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2.9%。1993年度政府拨给国立和地方各科研所的经费为17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是27亿美元，所占比例为16%。产业界的研究经费在1986～1991年5年间，年增长率为8.2%，1991年的产业研究经费占日本研究经费总额的76.6%。尽管日本近三年来出现经济萧条被迫削减了研究费，1992年仅比1991年增长了1%，但几家实力雄厚的公司并没有终止它们的长期研究项目，电子行业的各大公司对光电子、超导材料及基础物理等长期研究项目从未间断。日本电器公司去年经营亏损4亿美元，仍然拨出20亿美元投入科研项目，比上年增加10%。这就是对科技投入重要性的认识在起作用。
应该说，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我国基础性研究颇具实力。已经拥有了一批较强的基础科研机构；建立了一支10万人的优秀的从事基础性研究的队伍；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重要成果。近十多年来，先后建立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等十多项大型工程，建设了7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其装备达到当时国际中等以上水平。基础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逐渐上升，有不少领域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不久前中国核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发现新核素铂─202、汞202、铪185，这些都将为核结构理论预言的验证和新现象的发现，提供重要依据。“七五”期间，我国共有238项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其中有一些获得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等国际上高层次科学奖。有一批科学家由于科学研究中的突出成就获得国际科学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奖励。一些成果应用于社会和生产的速度大大加快，一些成果现已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源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先导；政府经济建设重大决策的依据；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后劲。
按照江泽民主席“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批示精神，我们应该发挥我国的优势，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使基础性研究作为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撑，使我国高新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国科技投入不高，基础研究投入只占R＆D投入的7%。加上我国科学技术的价值尚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经济活动中由科技所创造的附加值还很低，研究开发经费的总投入不高等因素，基础性研究单位、社会公益型研究单位资金问题很突出。这不仅影响了科研的进展造成了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失，据一项全国性调研的结果表明：目前在我国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744位自然科学学术带头人中，51岁以上者超过89%；而在国家教委所属高校的3700名学术带头人中，50岁以下者仅占5%。中国科学院1万名左右的科研人员中研究生的流失率达39%；大学本科生的流失率达27%。有的科学家说：目前我们基础研究队伍严重老化，后继乏人，人才特别是优秀年轻人才流失严重，35～45岁的优秀科技人才尤为缺乏。即使按现有规划到2000年，即使基础研究投入占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10%，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之间的比例逐步调整到1:3:6，也达不到现在一般发达国家的15%的水平，仍较难适应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实际需要。
四、基金投入不足影响科学基金制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科学基金制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拨款的科技拨款制度，是适合国情的基础研究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适应市场经济机制，又符合自然科学自身发展规律，体现依靠科学家群体进行民主管理，并把竞争机制引入基础研究，使基础研究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有利于我国基础性研究队伍的传统优势与潜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发展与不断完善我国科学基金制起了重要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经过多年运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在“稳住一头”、培养人才、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做出了贡献。科学基金资助的项目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近几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项目比例增长较快：1987年获自然科学奖的178个项目中，不同程度得到科学基金支持的有53项，占30%；1989年的59个项目中有29项，占50%；1991年53个项目中有33项，占62%；1993年的52个项目中有35项，占67%。这说明科学基金的竞争机制，能够使基础研究的各要素得到优化配置。科学基金各项工作也受到党、政府和国家各有关部门的重视，在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宋健主任为科学基金会题词，使科学基金的工作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组织了专门调查，在以中央参阅件形式印发的调查报告中，对科学基金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发展基础性研究和完善科学基金制的政策性建议。科学基金经费在1992年增加5000万元（增长比例达28%）的基础上，1993年开始连续3年每年增加7000万元，1993年已达到3亿元，1994年近4亿元。但科学基金经费只占基础研究经费的1/3，数额与美国科学基金会20多亿美元不能相比。因此在实际运行时，基金供不应求的矛盾仍很突出以1994年为例，科学基金经费虽然近70%用到了面上项目，但实际批准资助的项目只占全部申请项目中的2/5～3/5。尽管资助强度也有很大提高，但目前平均资助强度也只有7万元。按这种增长速度到“八五”最后一年，也只能达到8.5万元强度，这同宋健主任曾经期望的10万元的资助强度还有差距，因此很难适应未来形势的发展要求。由于经费不足，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在“八五”期间不仅不能增加数量，也很难为其中一些优秀项目追加必要的经费，对已引起很大反响的跨世纪人才的资助也受到了限制。因此，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制优越性的关键问题之一仍然是解决经费问题。为此我们还要做不懈的努力。
1994年基金委已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提出“九五”期间的基金经费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继续争取多渠道开辟基金经费来源，特别是向产业界筹集或联合设立一些专项基金。根据目前科学基金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国家的财政状况，基金委员会已建议从解决当前有碍稳定基础研究比较突出的问题上增加些经费。例如：(1)为到本世纪末能培养500～1000名跨世纪的学科带头人，增加人才培养的专项经费，对此今年中央已有回应，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现在从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经费提取10%的管理费，作为科学家的津贴数量很有限，还希望能增加一个专项费用，为承担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的科学家发些津贴，以缓解当前基础性研究人员待遇不高、科学基金经费强度尚偏低的矛盾──这一要求尚未能实现。
当然，科技投入是一回事，国民经济如何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又是一回事。科技投入并不绝对是使一个国家变富的根本条件，投入尚需要得到政治和文化环境、基础设施以及国营部门和工业之间的合作。但综上所述，我国科技投入占GNP比例，基础研究投入占R＆D的比例，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占基础性研究比例仍然偏低，这是各种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投入是达到我们科技发展美好境地的必要条件。前不久财政部负责人透露了科技投入政策的几个重点：一是对基础性研究和农业科研实行倾斜政策；二是逐步确立以基金制为主的专项基金投入机制；三是拨专款解决科研单位基础设施和设备更新；四是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压减开支项目；这是解决科技投入问题的良好兆头。但这还不够，还应逐步采纳我国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建议：加大科技投入应该广开渠道，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拨款为引导、以企业投资为主体、以金融贷款为支撑、以社会集资为补充的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我们期待着我国这一科技投入体系能尽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