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一九五八年民歌运动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歌论文,一九论文,关系论文,毛泽东论文,五八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I209；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03-0072-10 1958年诞生于“大跃进”背景下的民歌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通常被称为“新民歌运动”。研究者大都指出毛泽东与这场运动有密切关系，认为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新民歌创作和搜集运动。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是农民写诗、全民写诗运动的积极提倡者。但是，如果更为仔细地释读相关历史文献，则发现历史本身与以上结论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历史材料的微观分析，考证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最初意图和运动过程偏离毛泽东意图的原因，并结合毛泽东生平对于民歌和诗歌问题的基本思考，较为全面地呈现毛泽东与这场运动之间的关系。 一、毛泽东的初衷：搜集旧民歌 1958年民歌运动缘于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倡导。在3月22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将亲自编选的唐宋和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两册，与《华阳国志》一并印发与会人员。诗词册中有李白的《蜀道难》《峨眉山月歌》，也有杜甫的《剑门》《蜀相》，还有明朝杨慎、李攀龙等的诗。毛泽东就此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AI写作，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①在4月初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到民歌问题：“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② 4月9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云南省委宣传部向各地县委发出的关于收集民歌的通知，并于14日发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社论说：“这是一个出诗的时代，我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谣、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诗人们只有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向群众自己创造的诗歌学习，才能够创造为群众服务的作品来。”此后，各地报刊大量选载民歌。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专门作了关于民歌运动的报告。他说：“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民歌……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③次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肯定了周扬的发言，提出要大量收集出版包括新民歌在内的各类民歌。此后，各级干部、文学艺术家和普通群众全面发动起来，民歌运动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由1958年民歌运动兴起的基本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运动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泽东的倡导和发动。然而值得深究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运动?他的最初考虑是什么? 成都会议是一次“鼓劲”的会议，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④。毛泽东在会上说，从古以来，创立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⑤。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在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民歌中是大量存在的。1957年冬季农村水利运动中诞生的那首《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表现的正是社会主义生产中农民群体在新时代迸发的巨大力量。从毛泽东后来的谈话来看，他是读过这首诗的。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搜集民歌，其中的一个考虑显然是希望从民歌中看到下层民众的振作精神、乐观精神和顽强意志⑦，从而帮助党内“解放思想”，走出一条“多快好省”的建设道路。 但是，作为一位非常熟悉文学艺术并且本身就是一位诗人的政治家，毛泽东此时对民歌的关注和提倡，并非权宜性地借用民歌来帮助推动政治形势的发展，更非一时头脑发热，也有着在文艺本身层面的慎重考量。 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充分调动了知识分子发展文化事业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国际国内的原因，“百花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在反右派斗争后，周扬写了总结性的文章(即《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毛泽东修改该文时在加写的文字中说道：1957年“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⑧。 在各种文艺样式中，毛泽东选择了他一直高度重视的诗歌作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对诗歌比较熟悉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即使在下层民众中，也以口头的形式流传着丰富的民歌民谣，发掘民间歌谣来为新文学新艺术提供基础和养料，是促进中国新文艺发展和转型的一条便捷途径。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一段话透露了他的心声：“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象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慌[荒]马乱时期，大家忙的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⑩ 所谓“接近群众”才能“提倡好的东西”，实际上是希望从民间发掘资源和智慧加以提升，从而走出一条新路。这是毛泽东历来的做法，也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涵。毛泽东亦相信从民间开出文学新路具备文学史的根据，因为在他看来，“过去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11)。但是，毛泽东此时采取的仍是尝试性的态度，他仍处在观察了解的过程中，民歌的状况到底怎样，尚未“摸底”(12)。 不过因为毛泽东对诗歌领域比较关注，他很早就看到了新诗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现在的新诗还不能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相比之下，欣赏民歌更轻松愉悦，“比看李白、杜甫的诗舒服些”。(13)撇开毛泽东个人的艺术趣味及对新诗的某种成见，他所指出的新诗读者不多和未能走向群众这一点，无疑是十分中肯的。但他对新诗的支持态度还是很明确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界曾经就诗歌问题展开讨论，有人主张格律诗，有人主张自由体，有人主张两种形式都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有旧体诗能不能表现现实生活等。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4)可见他批评新诗，并不是要以民歌或古典诗取代新诗(15)，而是希望新诗改革自身，走出一条更为宽广和顺畅的道路。 1958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讨论诗歌时说：我已看了新诗旧诗争论的文章。关于诗，有三条：精练；有韵；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的歌谣发展……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16)在成都会议上，他又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7)这大致上是毛泽东所期待的中国“新诗”的基本面貌。未来的这种新诗将在现在开辟的诗歌道路，即新诗与民歌、古典诗共同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吸收民歌和古典诗的精华而发展壮大。 尽管毛泽东希望通过大量收集民歌走出一条新的诗歌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意味着诗歌与大众的距离将大大地拉近，甚至在未来时代人民大众将和文人骚客一样成为诗歌创作的主体，并且1958年前后确曾出现了让毛泽东感到欣慰的群众创作现象，但毛泽东此时并未号召让工农大众来一个诗歌创作运动，他强调的一直是“搜集(收集)”。 事实上，早在1926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毛泽东就曾让学生搜集过民歌。1930年在寻乌做调查时，又亲自搜集过民歌(18)。1938年4月，他在延安鲁艺讲到文艺工作者要深入民间生活时说：“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19)毛泽东这里说的“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就是指的农讲所时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及农讲所时期发动学生搜集的民歌，说这些民歌丢了非常可惜(20)。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这些民歌，都是民间自然存在的，而非发动大众创作的。正因为是自然存在的，这些民间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市井乡间的生活样态和人伦物象，且因为经过了时间的洗练，因而里面“有许多很好的东西”。 一些论者之所以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旨在发动一个民歌创作运动或全民写诗运动，很有可能是对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写写民歌”的误解。事实上，这里的“写”应为“写下来”或者“记录”的意思。仔细阅读原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各个阶层、青年、小孩的民歌是他们现有的，即他们能够背诵或者歌唱的已经流行的民歌，也就是“旧民歌”(21)，而并非要求他们现在就去创作。所谓“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AI写作”，指的是不会写字但又能够背诵或歌唱一些民歌民谣的劳动人民，可以请人帮忙记录下来。毛泽东在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的一段讲话可以作为这一判断的注脚。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忆及农讲所时期让学生搜集民歌的难忘经历：“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2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1958年毛泽东发动人们搜集民歌，正是源于他在农讲所时期的经验，他最初想要得到的显然是“记录”或“抄写”下来的“旧民歌”。他虽要求每人发三张至五张纸，并在一定时间期限内把这些民歌交上来，但又强调“没有任务”。这极有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如果规定任务，则可能出现临时拼凑，因而搜集不到原汁原味的、经过民众口耳相传和审美检验的民歌。应当说，此时毛泽东对民歌运动的思考仍然是比较清醒的。 毛泽东上述最早公开倡导搜集民歌的语句出自成都会议第四次讲话，在讲话之前，他拟的提纲即列有“收集民歌问题”(23)。这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最初目标。直到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关于民歌运动的讲话时，他仍然是这样陈述的：“最近，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24)由此可见，至少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前，毛泽东主要强调的是民歌搜集而不是民歌创作。 毛泽东之所以不通过专门的民间文艺工作者，而倾向于通过党政渠道来搜集民歌，其原因他在成都会议上已有说明：“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25)1918年北京大学由刘半农首倡的歌谣运动，是现代中国第一次科学的民歌采集活动，完全是通过专业人士、专业渠道来开展的。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我们来搞”，即区别于专业渠道的党政渠道。很显然，这条渠道在他看来远比专业渠道更有效率。 二、从“搜集”旧民歌到“创作”新民歌 (一)知识精英的传达和汇报 1958年4月14日，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的同一天，《民间文学》编辑部访问了诗坛泰斗、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郭沫若。郭沫若较为详细地谈论了民歌的价值、如何收集整理民歌等问题。此后，郭沫若又在《中国青年报》《诗刊》等报刊发表文章，表达他对民歌运动的相关看法。4月26日，全国文联、作协、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邀请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举行民歌座谈会，进行“采风大军总动员”。会议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郭沫若、老舍、郑振铎、臧克家、赵树理、阳翰笙、顾颉刚、江橹、贾芝、林山等人发言。 从以上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相关言论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基本上把这场民歌运动理解为“采风”运动(26)，即强调民歌搜集，这与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想法是大体一致的。同时，他们也都强调不能忽视旧民歌(包括“过去革命时代的民歌”和“旧时代的民歌”(27))的搜集，也都看到了新型民歌对生产的促进意义以及从诗歌发展道路的角度来看待民歌搜集运动的价值(28)。尤其是郭沫若所强调的“要从胚胎状态的东西把好东西提炼出来，加以吸取”(29)，可以说是毛泽东的“普及—提高”辩证法在民歌运动上的恰当运用。他们不同于毛泽东的地方，其一在于对新诗的成绩评价不同，他们既肯定新民歌对于“开一代诗风”的意义，又强调不应否认五四以来新诗的成绩(30)。其二在于对民歌搜集与民歌推广有着更为严格的区分，即对于民歌搜集，应该真实记录，“一字不动”，而对于民歌推广则“可以稍加修改”(31)。但他们对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尤其是生产“大跃进”以来的新型民歌，并没有系统的看法。他们虽隐约注意到了这类民歌相对于旧民歌的异质性，甚至也开始用“新民歌”一词来称呼此类民歌，但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加以说明。 在搜集到一定数量民歌的基础上，周扬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汇报了自己对民歌运动的系统看法。周扬在发言中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让人编选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附件印发与会代表。周扬开篇引用的是一首安徽民歌：“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搬到田里变米粮。种田要用好锄头，唱歌要用好歌手，如今歌手人人是，唱得长江水倒流。”其他的则主要是反映群众冲天干劲和他们在新时代体现出来的崭新面貌的民歌，如上文提到的《我来了》，以及类似下面这样的诗歌：“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我们出工老半天，你睡懒觉迟迟起；我们摸黑才回来，你早收工进地里。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小蓬船，装粪来，惊飞水鸟一大片。摇碎满河星，摇出满囱烟。小蓬船，装粪来，橹摇歌响悠哉哉，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周扬这样评论道：“诗劳动化了，劳动也诗化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民歌中，谁歌颂过积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他认为：“新民歌中有不少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32)但很显然，周扬引用的这些民歌都是先经过他的精心挑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并且许多民歌已由知识分子加工润色(33)。这一点毛泽东当时应该是不知道的。 对于民歌运动，周扬表达了以下看法(34)：第一，随着生产“大跃进”出现的民歌与此前的民歌存在本质区别。他把这些民歌称为“新民歌”：“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因为它们“表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新生活、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俗”，“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它们在艺术上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第二，“新民歌”在现时代具有多重意义。新民歌既是“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它们不仅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第三，鼓励群众新民歌创作应与搜集新旧民歌并举。虽然在大会发言时，周扬的题目是《全党动手，搜集民歌》(后来在发表时，将题目改成《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但从发言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把民歌运动限定在“搜集”的范围之内，而是主张“一面鼓励群众的新创作，一面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出版全国各地方、各民族的新旧民歌”。 无疑，周扬对“大跃进”民歌的解读已经将其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理论高度。对于普通的知识分子而言，“大跃进”民歌不过是一种新型的民歌，而在周扬这里，作为“新民歌”的“大跃进”民歌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因此，民歌运动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搜集的层面，“鼓励群众的新创作”就是在培植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创造社会主义的文化财富，在实践中完善社会主义的文化蓝图。 (二)毛泽东的思想变化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正处于“意气风发”的状态(35)。他读到了《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青年工人廖世刚的文章，文中提出了“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诗意化的豪迈口号(36)。毛泽东在同一天的会议上说：“‘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37)。很显然，他希望借助群众自己创造的民歌，来鼓舞民气，从而推动生产发展。 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议上则指出，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吃尽了“一穷二白”的苦头，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六亿人民极其迫切的共同愿望。经过文化革命，“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每个合作社都有图书馆、文化馆、歌咏队、演剧队，都有自己的屈原、鲁迅和聂耳……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时时‘推陈出新’”(38)。几天后，周扬向大会汇报了民歌运动的情况。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昨天××(指周扬——引者注)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39) 仔细琢磨这段话可以发现，毛泽东对民歌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到“新民歌”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的是搜集“旧民歌”，汉口会议讲的是“搞民歌”，这次会议则明确提出要收集“新民歌”。看来他不仅接受了周扬提出的这一概念，也通过周扬的报告更清楚地看到了收集新民歌的重要意义。不过，即使在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其倡导民歌运动的初衷，他强调：“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在这次讲话提前拟定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下的是：“民歌”“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40)，可见他仍然是从诗歌发展道路的角度来关注民歌运动的。第二，在要求搜集民歌的数量上，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汉口会议要求“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这次会议则要求全国“出一两万集”甚至“出九万集”，也就是每个省要出成百上千集。就中国这样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国家而言，从每个省搜集100首民歌显然不是什么难事，但要求每个省出成百上千集，则必然要求来一个大规模的全民动员。第三，民歌运动的范围明显扩大。成都会议讲的是“找几个试点”，汉口会议讲的是让大、中、小学生和士兵搜集，这次会议则扩展到“每个乡”。但是，从“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可以窥测到毛泽东对将运动扩展到全民范围并没有十足的自信。 此后，毛泽东继续关注着民歌运动的进展。他还指示逄先知等身边工作人员负责汇集各地和各类报刊上的民歌(41)，关注民歌运动“显然列进了他的工作计划”(42)。 (三)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各自的理解和实践 成都会议召开后，尤其是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各省大张旗鼓地发布通知，动员群众，民歌运动很快便发展为全党全民的运动。在民歌方面素负盛名的云南省捷足先登，于4月3日由省委发布通知，要求“由各地县委宣传部利用会议机会，向县、区、乡党的负责干部说明意义，然后动员水库工地、农业社、工矿的干部和群众，发给三—五张纸，写和记录民歌。不能写的可找人AI写作，少数民族群众口述的民歌，都应加以记录和翻译”。通知还要求在一个月内，各县收集的民歌都应选送省委(43)。《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各地党的机构亦纷纷发布通知，号召广泛收集民歌。除发布通知外，许多省委干部还亲自出马，领导民歌收集工作。各地党报亦在显要位置刊登收集民歌的有关指示和报道。各地区都强调要“采取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密切依靠群众开展民歌运动。 从4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来看，社论清楚地指出要将民歌“忠实地记录下来”，完全没有用“创作”或“写”这样的字眼，可见它是从“收集”的角度来理解这场运动的。对收集民歌的意义，社论既指出“这样的诗歌是促进生产力的诗歌，是鼓舞人民、团结人民的诗歌”，是人民的“珍贵食粮”，也明确强调民歌收集工作“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应当说，社论精神符合毛泽东的基本意图。 而从各省份的通知传达来看，各省对民歌运动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则出现了较大的偏离。对于运动的性质是“采风”还是“采风”、“创作”兼而有之，各省份出现了不同理解。四川省的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许多原话，强调民歌运动是一种“采风”，要求各地把知道的民歌民谣“记录下来”(44)。《湖北日报》社论强调的也是“采风”和“采集”(45)。云南省委和广东省委的通知则都是说的“写和记录”民歌(46)。将“写”与“记录”并列，并将“写”置于“记录”之前，模糊了民歌搜集运动与民歌创作运动的界线，并为前者滑向后者提供了依据。安徽省委的通知亦同时强调收集和创作(47)。而对于搜集民歌的意义，许多省份都指出可以教育人民，推动生产，丰富人民生活，但对于促进文学艺术本身发展的意义，有的省份并没有特意强调。如云南省的通知就只提到“大跃进”民歌“不但丰富着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有利于各族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增长”，完全未提对于诗歌或歌曲发展的意义(48)。由于对搜集民歌的艺术价值的忽视，各省份更为突出的都是收集“大跃进”民歌而不是旧民歌，山东省委的通知标题甚至明确强调是收集“现代民歌”(49)。 在省级以下的基层党委和文化管理部门这里，对运动的理解进一步偏离了上层的考虑，它们多从对生产的促进意义来看待民歌运动。如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称，在治山运动中，民歌不愧为劳动的“战鼓”，这些豪迈的口号“使人听了精神焕发、斗志昂扬”(50)。陕西黄桑圃乡党委副书记马山群说：过去的顺口溜多数是“扯闲旦”的，“现在的诗却是从劳动中产生又反转过来推动劳动”(51)。湖北麻城县直接称新民歌为“生产歌谣”(52)。甚至在基层干部和民众看来，民歌运动本身的生产方式也应该是与工农业的生产方式类似的，这从上文所引安徽宿县的民歌《如今唱歌用箩装》即可看出。 地方党政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出现偏差，原因较为复杂。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和汉口会议上所提出的“写写民歌”本身就过于口语化，潜存着产生理解偏差的可能性。地方党政干部与毛泽东关注的问题点不同，尤其基层党委面临的主要是本地经济发展这样的实际问题，因此对“诗歌和歌曲发展”这样的问题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兴趣。此外，地方党政干部的理解偏差也是与日益激进化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文艺领域开始高举“文化革命”的旗帜。五六月上旬，《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文化革命开始了》，号召各地开展“文化革命”和“文艺大跃进”。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在安徽、郑州召开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文化工作“大跃进”。会议提出的群众文化活动目标就包括“人人唱歌”、“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53)。为了迅速配合生产跃进的形势，当时更需要的是“短小精悍的作品”(54)。在这种情况下，民歌创作自然成为新的关注点，而民歌搜集工作则置于更为次要的位置。 如果说地方党政干部在民歌搜集运动中主要集中于对新民歌的收集，并一开始或不久之后就转入对群众新民歌创作的领导，那么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没有忘记“全面搜集”的原则，并持续进行着民歌搜集活动。如《民间文学》杂志在1958年3月号发出号召：“我们特别请求下乡、上山、下厂、下矿的作家和干部支持我们。我们希望你们在劳动锻炼、参加基层工作、开会、听报告的时候，随时记下你们所听到的人民口头创作，寄给我们。”(55)音乐界在当时还强调，对于通过演唱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歌，在收集歌词的同时，还应当收集曲调，音乐工作者应与文学工作者组成小组，共同收集这些民歌(56)。有条件的最好能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因为“只有录音是第一手材料”(57)。 而1958年民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扮演着搜集者与推广者的双重角色。由郭沫若和周扬编成、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红旗歌谣》，更偏重推广；后来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成的《中国各地歌谣集》，则更偏重搜集(58)。这套丛书既搜集了各地“大跃进”民歌的精华，也搜集了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各类优秀民谣，如旧时代农民的劳动歌、诉苦歌、起义歌、仪式歌、情歌等，各地的红色歌谣、抗日歌谣、翻身歌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建设歌谣和政治歌谣，还包括各地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歌、民谣、山歌、小调等(59)。从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民歌运动的独特理解。 1958年7月，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集的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60)，针对采录工作还提出一个“十六字方针”，即“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61)。尽管处于“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还是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全体到会代表(62)。可见他并没有忽视知识分子在民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7月25日，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认为“报告中所说开展民间文学工作的意见和措施是对的”(63)。显然，这也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看法。 三、运动后期毛泽东的纠偏及结论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民歌运动愈演愈烈，全国各地成了“诗国”“诗海”，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迫作诗的局面。1958年底，毛泽东开始表达对“大跃进”和民歌运动的不满。在11月10日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64)在当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他批评说：“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65)12月初，他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宣传工作问题时说：现在报纸上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但是有些不很准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作和写诗不一样，要切实(66)。1959年2月2日，他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没有经验，搞“大跃进”，“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但有一部分可能不适合，“不适合，我们就改”(67)。这些批评虽然表达了对民歌运动的不满，但主要还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涉及民歌运动，对新民歌创作本身并未直接否定。 在1959年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将近结束时，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大跃进”中要几亿农民写诗的事。他明确指出：“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68)所谓“违反辩证法”，也就是不符合文艺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本身既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对诗歌写作是深有感受的。在1959年致胡乔木的信中，他这样说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69)在4月初的会议上讲工作方法问题时，毛泽东顺带说到了作诗。他说：作诗不留余地，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这是不行的(70)，“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71)。这实际上就是在含蓄地批评“大跃进”诗歌的粗制滥造。在民歌运动结束后，他明确表示对“大跃进”民歌不满意，认为“《红旗歌谣》水分太多”，并对该书编者周扬说过“还是旧的民歌好”这样意味深长的话(72)。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评论，如果联系到他的初衷即是搜集旧民歌，是不难理解的。 在新民歌运动过去后，毛泽东表示：新诗的改革，至少需要50年(73)。但他并没有因为1958年新民歌的粗制滥造而否定从民歌中吸取重要元素，从而为新诗发展提供养料。直到60年代，毛泽东仍然相信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来发展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将来趋势”(74)。1963的《八连颂》明显是他对“民歌+古典”的创作尝试。在1961年广州会议上，毛泽东又回忆起当年搜集民歌的往事。他说：“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75)看来，民歌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并未否定民歌之于诗歌发展的意义和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或他自己所说的“旧民歌”的重要价值。相反，他对此仍然是十分强调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与1958年民歌运动的关系大体如此：毛泽东发动1958年民歌运动的初衷是搜集旧民歌，以此为基础探索中国诗歌发展道路，而非一开始就旨在发动一个民歌创作运动或全民写诗运动；除毛泽东个人的原因和形势影响外，周扬的汇报是毛泽东改变对民歌运动的看法并提出大规模地搜集新旧民歌的重要原因；地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各自对民歌运动的理解和实践出现了较大的差异：一些地方党政机构将其当成了创作运动，而知识分子则一开始就强调“全面搜集”的原则，并始终致力于民歌搜集；尽管毛泽东倾向于通过党政渠道“高效率”地收集全国民歌，但并没有忽视知识分子在民歌运动中的独特作用。他后来对农民写诗和“新民歌”批评较多，但仍然关注新诗改革，并始终认为搜集原汁原味的民歌具有重要价值。 注释： ①《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版本不详，第41页。 ②《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4月1日至6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63页。 ③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④《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41页。 ⑤《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40页。 ⑥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⑦毛泽东向来认为读诗可以产生精神上的作用，读一些风格豪放的诗歌可以振作精神，增强意志。1958年2月3日，毛泽东致信病中的女儿李讷，引用唐朝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中的诗句鼓励她。他说：“意志可以克服病情……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参见《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第55—56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4页。 ⑨1957年、1958年是毛泽东谈诗论诗最多的两年，也是对自己的诗作整理用心最多的两年。1957年1月，他在《诗刊》创刊号上第一次集中发表了18首诗。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12月21日，他在该书书眉上写下13段批注，对诗词写作背景和内容作了解释说明。参见《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23—234页。 ⑩《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958年3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54页。 (11)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6页。 (12)毛泽东在成都会议3月26日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2—803页。 (13)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15)就在1957年4月，毛泽东还曾致信袁水拍，称赞他的新诗《摇头》写得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34页)。在1959年读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望星空》等新诗后，他也表示：应当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给以鼓励(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15页)。 (16)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6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2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4—206页。 (19)《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页。 (20)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50页。 (21)论者多未注意这里所说的“旧民歌”。笔者查阅四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发现都是说的“旧民歌”。参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版本不详，第4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2月，第150页；《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册，1967年3月，第63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8月，第180页。另外，据参加会议的亲历者回忆，毛泽东也是说“会收到大批旧民歌”(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2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265页。周扬在1958年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上也提到，毛泽东在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当时每个学生大概都能背诵几首民歌，他把它们收集起来”。参见《采风大军总动员——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58年第9期。 (2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7页。 (24)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25)《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42页。 (26)郭沫若：《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中国青年报》1958年4月17日。 (27)《采风大军总动员——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58年第9期。 (28)但对毛泽东的“民歌+古典”说，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公开提出异议，如何其芳就仍然持“现代格律诗”的观点，他指出：“民歌体的限制，首先是指它的句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常常要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矛盾，写起来容易感到别扭，不自然，对于表现今天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参见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处女地》1958年第7期。 (29)《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郭沫若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人民日报》1958年4月21日。 (30)郭沫若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还是有贡献的，应该肯定它的成绩。如反封建，解放个性，打破束缚，突破了旧诗词的清规戒律等是应该肯定的。虽然外来的影响很大，但就诗人来分类，也不能一律看待。”参见《郭沫若同志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本社问》，《诗刊》1959年第1期。 (31)郭沫若：《民歌要不要改?》，《文汇报》1958年5月12日。 (32)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33)如那首周扬评价甚高的《我来了》，就是在编辑给它加上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之后，才成为一首完整的艺术作品的。参见江波：《“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党史纵览》2007年第5期。 (34)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35)[美]罗斯·特里尔著，胡为雄等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0页。 (36)廖世刚：《这才是开始》，《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 (37)《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一)》(1958年5月8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71页。 (38)柯庆施：《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红旗》1958年第1期。 (39)《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84页。 (4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2页。 (41)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610页。 (42)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53页。 (43)《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 搜集各族民歌 丰富人民生活》，《云南日报》1958年4月11日。 (44)《中共四川省委通知各地大量搜集和发表民歌民谣》，《草地》1958年第5期。 (45)《开展一个以收集民歌为主的采风运动》，《湖北日报》1958年5月2日。 (46)《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 搜集各族民歌 丰富人民生活》，《云南日报》1958年4月11日；《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迅速收集民歌》，《南方日报》1958年4月22日。 (47)钱丹辉：《安徽的新民歌创作运动》，《民间文学》1958年7、8月号合刊。 (48)《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搜集各族民歌丰富人民生活》，《云南日报》1958年4月11日。 (49)《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立即组织搜集与整理现代民歌的通知》，《前哨》1958年第6期。 (50)中共许昌地委宣传部工作组：《跃进的战鼓，劳动的诗篇》，《民间文学》1958年第6期。 (51)《我们怎样作起诗来?——白庙村农民诗人座谈自己编诗的感想》，《新民歌论文集》，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65—66页。 (52)中共麻城县委宣传部编：《麻城生产歌谣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53)转引自陈雪薇：《历史的启示——十年(1957至1966)建设史研究》，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176页。 (54)《争取文学艺术的更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0日。 (55)《大家动手，及时捕风》，《民间文学》1958年3月号。 (56)《中国音协召开座谈会发动音乐家参加收集民歌工作》，《音乐研究》1958年第3期。 (57)李元庆：《大家都来收集新时代的民歌》，《人民音乐》1958年第5期。 (58)这套丛书的编选原则是：“既着重思想性又注意艺术性，在这个原则下，适当照顾地区、民族、题材和形式。在现有的基础上，尽量精选。编辑体例不强求一律。为了保存歌谣的本来面目，对原作尽量不加修改。个别字句上的改动，也以不损害原作风貌为原则。”参见《云南歌谣》，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1页。 (59)陶阳：《光辉灿烂的〈中国各地歌谣集〉》，《诗刊》1960年第3期。 (60)《全面搜集 重点整理 大力推广 加强研究》，《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 (61)钟敬文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学新时代》，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42页。 (62)《全面搜集 重点整理 大力推广加强研究》，《人民日报》1958年8月2日。 (6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99页。 (64)《〈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选载之三：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纠“左”的努力》，《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65)《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7页。 (66)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54页。 (67)《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197页。 (68)《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1959年3月5日)，《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16页。 (69)《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23页。 (70)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55页。 (71)《工作方法十六条》(1959年4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第230页。 (72)周扬：《〈红旗歌谣〉评价问题》，《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创刊号。 (73)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 (74)《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4页。 (7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