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中苏论文,利益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曾是震动国际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短短十多年里，中苏两国从战略盟友发展到兵戎相见。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复杂纷繁的种种现象中，我们不难理出三条相互作用的线索，即中苏之间关于国际战略的分歧，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争论和中苏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本文试图从这三条线索来分析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
一、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共同战略利益的弱化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美政策进行了反思，决定在外交上采取一系列主动措施来缓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争取使西方承认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获得的既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缓和东西方关系。同时，苏联针对美国竭力把西德纳入西方军事同盟体系的行动，积极筹组华沙条约组织以抗衡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苏联希望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予以配合。1955年，赫鲁晓夫与出席华沙会议路过莫斯科的中国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进行了两次会谈，表示“将来要在华沙会议的基础上促进两大集团搞欧洲集体安全，来缓和欧洲紧张局势，最后达到两个德国同时并存；苏联要提出裁军方案，提出苏联与西方大国协议裁军比例，苏联将自动裁减军队，以争取和平谈判、和平竞赛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赫鲁晓夫谈到 “希望中国也能裁军，从政治上配合苏联”（注：参见前驻苏大使刘晓的回忆录：《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13 页。），赫鲁晓夫表示，中国裁军后苏联可以用先进武器帮助中国。彭德怀提出，现在太平洋地区敌人的威胁还很大，“中国还有台湾没有解放，朝鲜局势还不稳定，还面临着美国的严重威胁。美国和蒋介石也有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侵略、进犯，我们虽有准备，但我们的国防力量还需要加强，特别是空军、海军力量较弱，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沿海国防工程的建设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国防基地才能比较巩固，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的牵制”。彭德怀向赫鲁晓夫阐述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任务和所受到威胁的情况后，赫鲁晓夫表示“美国指使蒋介石搞冒险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在朝鲜也不能排除这种威胁。但是有苏联的强大力量，有华沙条约的强大力量，他们是要考虑的”。赫鲁晓夫还表示，“中苏之间已有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我们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经过这一条约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中国需要随时都可与中国合作。”赫鲁晓夫最后再次表示，苏联将在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发动一个裁军和平攻势，“中国若能采取配合行动，将大大有助于这一斗争取得胜利。”彭德怀表示将向中央请示研究这些问题。
从1955年赫鲁晓夫与彭德怀的这两次会谈中，已经可以看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新战略与中国实际战略需求差异的萌芽：赫鲁晓夫要创造大国合作（主要是美苏合作）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缓和的气氛，需要中国加以配合，而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海前沿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至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中国希望加强自身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约和华沙条约向中国提供保护。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还处于友好阶段，因此中苏之间上述国际战略构想的差异尚未影响中苏友好关系的大局。但是随着苏联上述国际战略的具体实施，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将这一国际战略理论化后，中苏两国的分歧也就在一系列问题上体现出来了。
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苏联营造与美国缓和气氛，但是如果美国不改变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中美两国之间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缓和？1958年8月23日在台湾海峡响起的炮声，震惊了美国， 也震动了苏联。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问北京，毛泽东、 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马上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而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美国干涉引起战争，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尽管赫鲁晓夫还是给艾森豪威尔写了措辞强硬的信，警告美国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者必将受到苏联同样武器的打击，但是赫鲁晓夫对“8·23 炮击”仍然耿耿于怀。
1959年8月，中印边界在东段的朗久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 这次冲突正好发生在赫鲁晓夫出访美国前夕，他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尽管中国多次向苏联说明朗久事件的事实真相，但苏联国家通讯社仍然发表了那个貌似公允，实则偏祖印度，谴责中国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裂痕第一次公开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 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著名的“戴维营会谈”。从美国回国途中，他突然提出要来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典礼。在10月2日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重提1958年炮击金门之事，埋怨中国给苏联“造成了困难”，“不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说“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举出苏联曾经允许成立“远东共和国”的例子，暗示中国可以考虑策略性地让台湾独立，以便“创造一切条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根绝战争”。
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还就中印边界问题粗暴地指责中国，说中国的作法“只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印度站在中立立场”，说中国“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很不值得”，甚至说“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注：参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80页。 ）几天以后，赫鲁晓夫在苏联海参崴发表讲话时，又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一样热衷于战争”。后来赫鲁晓夫自己也感到他在这次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中发表的观点的不妥，建议烧毁这次会谈的记录，暂且不论这样的建议是否严肃，但苏联领导人在台湾海峡和中印边界问题上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创伤，已经不是烧毁记录就能弥合的。（注：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赫鲁晓夫虽然极力推行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主张，但美国对苏联的既定政策却并不因此而发生变化。1960年5月， 在拟议中的美苏首脑会晤即将举行之际，美国却仍然派U—2型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间谍侦察活动，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中国严厉谴责美国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并建议苏联提出要美国承诺不再从事这种侵略行为，否则应抵制苏美首脑会晤。但赫鲁晓夫惟恐苏美缓和进程受到影响，仍决定前往美国访问，在戴维营会谈时赫鲁晓夫要求美国发表声明放弃派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政策，被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
赫鲁晓夫为了让中国裁军以配合苏联对美国的和平攻势，曾主动向彭德怀表示苏联愿意以国防新技术帮助中国。在此背景下，1957年中苏两国政府曾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但苏联并不真正希望中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1958年炮击金门事件和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发生后，苏联感到中国越来越“不听话”，担心中国引起美苏冲突。因此，在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前夕，为了给苏美首脑会晤创造气氛，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之间的这一政府协定，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把中苏分歧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对中国来说，这无异于赫鲁晓夫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而向艾森豪威尔送上的两份“见面礼”。苏联不仅撕毁协议、拒绝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还试图与美英共同限制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核自卫力量的努力。中国曾多次提醒苏联，苏联是否向美国承担义务不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那是苏联政府自己的事，但希望苏联不要损害中国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任何义务。尽管如此，1963年7月，苏联仍与美英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这无疑是在中苏已经出现裂痕的关系中又打进了一个楔子。
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战略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
二、不同的战略思考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
斯大林在世时，领导苏联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打败了法西斯侵略，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后又领导苏联人民以极大的热情重建家园，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确立了苏联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地位。但斯大林也犯有严重的错误，他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给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个定时炸弹。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大林的继任者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内外政策进行反思并执行新政策是历史的必然。
经过斯大林去世后3年的摸索与实践， 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巩固了，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战略问题和斯大林问题的思考也逐步成形了。在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 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看法。他指出，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巩固国际间持久和平有了现实的前景，美苏及英法苏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应该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指出虽然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反动势力仍然可能企图发动战争，但战争不是注定不可以避免的；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与内战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的带领下，完全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他所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职权，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在国内及党内实行大规模镇压的严重错误，提出了向个人崇拜作斗争的问题。
应该说，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在对几十年斯大林模式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总结后提出来的，有些观点还具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放思想的作用。但由于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心地位，苏联共产党对有关国际共运理论及斯大林问题的重新评价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冲击。由于赫鲁晓夫在提出这些新观点时根本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利益，甚至没有与这些国家进行协商，其他国家对此产生不同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由于它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处的环境与东欧国家不同，它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来也就更为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过来的，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中国自成立起一直处于西方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之中，美国军事力量存在于台湾，美蒋有军事同盟条约，蒋介石始终未放弃反攻大陆的军事骚扰活动。历史和现实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和平过渡”新观点表示怀疑。这本来是不足为奇、可以理解的，但苏联共产党却利用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以“老子国家”、“老子党”的姿态要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兄弟党，要把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尤其是要让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外交都在这一个轨道上运行，这就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有了激化的可能。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短短几个月内，东欧连续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国共产党协助苏联处理了这两起事件，使东欧得以重新稳定。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深深感到苏联这种轻率地对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重大问题作出重新评论，事先又不与别国党协商的做法，本质上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波匈事件后，在中国政府建议下，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苏联在宣言中承认了在这方面存在着“侵害和错误”。中国政府也就苏联政府的宣言发表声明，进一步明确地指出，“这些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并强调指出，“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的沙文主义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4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148—150页。）
在1957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苏联坚持要把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写进莫斯科会议宣言。而中共认为，应该同时把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两种可能性都写进会议宣言，鉴于当时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平过渡实际上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最后中共作了让步，同意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与苏共二十大保持一致。在这同时向苏共提交了一份“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表示自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苏联提出“和平过渡”新观念背后的利益驱动，是希望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以免影响美苏之间的缓和气氛。对此我们是有所警惕的，而且中国共产党由于自己历史上与国民党两次合作但最终都被国民党残酷镇压，最后不得不通过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切身体验，对“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抱怀疑态度。因此，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虽然在“和平过渡”问题上找到了表面一致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在1960年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组织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赫鲁晓夫带头、东欧国家领导人轮番登台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以彭真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示“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在此后不久召开的有世界81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的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1960年11月），中苏分歧更见明显。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理论文章，批驳了苏共的观点。 1963年3月，苏共给中共来信详细阐述了苏方的观点，反驳中方观点。6月14 日，中国共产党在报上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一个月以后，苏共中央公开发表了致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拉开了中苏两党直接公开论战的序幕。从1963年9 月到1964年7月，中国连续发表了对苏共中央上述公开信的“九评”。
“九评”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对国际共运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看法，主要观点如下：
在斯大林问题上，“九评”认为：苏共利用“反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苏共在有关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背离马列主义，都是同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分不开的。
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问题上，“九评”提出，目前亚非拉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九评”强调，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这是中共的一贯观点，但这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因为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并不意味着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就不再存在，并不意味着其他各类战争都能避免，如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统治阶级的人民革命战争。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九评”的观点是：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而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内容。列宁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其要处理的三种不同的国家关系，其对外政策也应有不同的原则，即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和平共处的原则，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应实行高于和平共处的兄弟般的相互支持的原则，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应大力支持，不存在为与其宗主国和平共处就放弃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九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是暴力革命，马列主义的这一原理并未过时，无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进行斗争是应该的，但以为议会斗争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幻想。
“九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九评”断定苏联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苏联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注：以上对中共在论战中观点的概括，参见林蕴晖：《六十年代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论争》，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党史研究资料》第5期（总第190期），1993年5月26日出版，第2—9页。）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九评”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认为最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蜕化变质，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走上了所谓‘和平演变’的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怎样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就成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首要任务。
中苏大论战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场悲剧，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导致中苏两国失去了相互正常经济合作的许多机会，也导致了两国在帝国主义敌视背景下战略处境的恶化。就大论战中双方的观点来说，正如多少年后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所说的，在这方面我们“不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而就中苏大论战的根源来说，苏联应该负更大的责任。至于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则更是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直接后果。毛泽东为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而与苏联进行的斗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战略与理论分歧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恶性互动
赫鲁晓夫1954年访问中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曾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某些做法表示不赞同，后来又采取实际措施取消了中苏之间1950年签署的关于不许第三者势力进入新疆、东北的秘密协定，并把当时中苏4个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全部移交给了中国。 对此毛泽东曾有评论：“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公司。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注：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页。）毛泽东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赫鲁晓夫本人在中苏关系中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法比起斯大林来却毫不逊色。
1955年，苏联远东军区和后贝加尔军区曾先后分别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沈阳军区代表赴苏谈判，并草签了苏联上述两个军区与中国沈阳军区之间的两个防空协定：这两个防空协定均规定平时苏联军用飞机可以飞越中苏国界并利用中国境内的某几个机场。鉴于这样的协定有损中国主权，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两个协定。（注：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1958年4月18日，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表示苏联为了指挥其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舰队，迫切希望在中国海岸建一座长波雷达观测站，所需经费一亿一千万卢布，由苏联承担七千万，中国承担四千万，建成后共同使用。苏联出经费意味着电台建成后所有权将归苏联所有，这等于是要中国同意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设施。鉴于中国为了发展海军也需要长波电台技术，中方同意建设长波电台，双方虽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应当归中国。6月12日， 彭德怀回函表示，中国同意建设这一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提供援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然而苏联对中国要拥有全部主权的立场不予重视，仍坚持要两国“共同”建设，而且在使用问题上要“在时间与器材上两国各占百分之五十”。在中方的再三坚持下，苏联最后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并签署了有关协定，但后来由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协议并未执行。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完成了这个项目的建设。
长波电台事件尚未平息，苏联又向中国提出了组建联合舰队的要求。1958年苏联专家向中方提起苏联新型潜艇技术，并说只要中国向苏联提出要求，苏联就会向中国提供这些新技术援助。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周恩来于6月28日写信给赫鲁晓夫， 希望苏联在海军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 表示受赫鲁晓夫委托转达苏共中央意见：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苏联希望与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并表示“越南也可以参加”。毛泽东听后感到非常突然，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以中国当时海军装备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在联合舰队中有真正的发言权，合办联合舰队，实际只能是中国提供海军基地，苏联出军舰，而苏联军舰当然是听苏联的指挥。苏联实际上是想恢复其在国民党时期曾经在旅顺占有的海军基地。
尤金带来的消息，使毛泽东感到了苏联要控制中国的不良企图。第二天，毛泽东召来尤金，用异常坦率的语言向他表示了中国的愤怒。关于两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说：“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他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作儿子。”（注：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 326页。）具体到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表示：“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搞海军合作社，就是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把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注：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6页。）
尤金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向赫鲁晓夫发去长篇密码电报。7月31 日，赫鲁晓夫急匆匆地赶到北京，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向毛泽东进行“解释”。关于长波电台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苏联国防部的意见，没有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至于联合舰队，他说这是因为尤金传错了消息而造成的误会。但赫鲁晓夫仍然希望在中国建设一个苏联海军基地，他向毛泽东提出：“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赫鲁晓夫不满地说：“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达成协议！”赫鲁晓夫进一步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摩尔曼斯克位于苏联与芬兰交界的北冰洋海域，当时中国海军根本没有使用这一基地的能力和愿望，赫鲁晓夫举出这样的例子，无异于对中国的羞辱。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反击：“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注：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71—672页。）苏联此次想控制中国的企图遭到了毛泽东的坚决抵制。
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搞突然袭击， 中共表示决不屈服之后，苏联进一步把理论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 要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中方还未及作出答复，苏联就于7月25日通知中方， 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开中国， 并单方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名专家。 苏联不顾中国表示希望挽留这批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专家的愿望，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撤走了在华工作的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及343 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 紧接着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专家的突然撤离，给中国的建设和科研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苏联这些做法没有能使中国共产党屈服，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时，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向苏方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计划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1960年发生了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事件，1962年又发生了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宁、塔城等地区进行颠覆、策动暴乱，煽动6 万多中国边民越境前往苏联事件。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愈益严重。
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愈益恶化的时候，苏联党内斗争也正在加剧。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分别接替他的苏共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0月16日凌晨，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向中方通报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但对于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契尔沃年科未置一词。尽管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被解职的详细情况不了解，但中央政治局还是作出决定，要抓住赫鲁晓夫下台的时机，采取有力步骤，争取扭转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中央决定采取两个重大措施，第一，立即向苏联新领导发去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签署的贺电，并且要分别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三人，表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第二，主动派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任团长，贺龙副总理任副团长。代表团赴苏的主要任务有三，其一，了解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其二，了解苏联新领导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与赫鲁晓夫的差别；其三，探索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
但是，在克里姆林宫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醉醺醺地对着周恩来和贺龙嚷：“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现在你们该把毛泽东搞下台了”，马利诺夫斯基还用不堪入耳的粗鲁语言辱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中国代表团向苏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对此，勃列日涅夫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已经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谴责。周恩来则认为如果不是苏联领导层有这种想法，马利诺夫斯基怎敢这样胡说八道，因此这不是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向中方道歉。
这件事给双方的会谈投下了阴影。正式会谈中，苏方的态度又让中方极为失望。尽管中方多次表示要知道赫鲁晓夫下台的政治原因，但苏方一直避而不谈，而且苏方坚持要按期召开赫鲁晓夫在位时决定的、而中方坚决反对召开的又一次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争论到最后，米高扬一语道破了天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注：参见当时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的回忆文章：《周恩来最后一次访苏》，引自《作家文摘》，第74期，1994年5月27日出版。 ）由于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吐真言”，由于苏联新领导在与中国关系及国际共运问题上坚持赫鲁晓夫路线，中国利用苏联领导人更迭之机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965年3月1日至5日， 苏共新领导决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位时决定的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向中国共产党等26个党发出了邀请。由于苏联拒绝在会议召开之前就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进行协商以求得能被会议通过的宣言草案，这个会议如果召开，必将陷入争论而得不到任何积极成果。中国、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日本等7 个接到邀请的共产党拒绝出席，结果会议开成了一个只有19个党参加的片面会议。“莫斯科三月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式分裂。此后，中国共产党再也没有参加过苏共召集的任何活动，两党关系完全中断，国家关系继续恶化。
1968年8月20日， 苏联与几个东欧国家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名义武装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一个极为值得警惕的现象，即苏联可以以维护社会主义利益为借口出兵侵占一个主权国家。从苏联侵捷事件中，中国得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政治结论，而这两个政治结论对中苏关系乃至整个7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侵捷事件标志着苏联已经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其二，“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结论的逻辑后果是，中国将以与反美斗争同样的坚定性来反对苏联，因为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国家，中国与苏联斗争的性质，与中国同美国斗争的性质属于同一个范畴。第二个结论的逻辑后果是，中国将致力于建立一个反对美国和苏联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更是明白无误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切被美国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
如果说，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倡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把苏联与美国放到了同样的地位来加以反对的话，紧接着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则意味着苏联将替代美国成为中国集中反对的目标。60年代中中苏边界谈判中止后，苏联不断向中苏、中蒙边界增兵，并改变边界现状，致使边界经常发生事端，终于酿成了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发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此时，西方通讯社盛传苏联正就袭击中国核设施问题征求其东欧盟国的意见并试探西方国家的态度。中国领导人分析了情况，认为苏联领导集团内的若干冒险份子完全可能错误地估计形势，错误地估计自己力量，相信以“先发制人”就能取得胜利，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不能排除作出错误决策的可能。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应付苏联突然袭击的最坏可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外交官在各种场合向美国外交官试探打击中国核基地的可能，苏联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在视察其远东基地时称将随时准备给所谓可能侵犯苏联领土者以毁灭性的打击。种种迹象使中国感到了战争的逼近。1969年9月，中国发布国庆20周年口号， 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同时，中国边境加强戒备，全国主要城市“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准备打仗”。此时中苏两国实际上已接近战争的边缘。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珍宝岛冲突后，柯西金通过中苏之间已多年不用的直线政务电话要同毛泽东、周恩来通话。据后来苏方人员私下透露，为了直接通话，柯西金苦等了6个小时。 （注：由于“文革”时极左思潮影响，中方电话接线员居然以柯西金“是修正主义头子，没有资格同毛主席讲话”为由拒绝转接电话，柯西金最终未能与毛泽东、周恩来通话。）其急迫的心情反应了苏联领导人对形势分析的严重性。同年9月，苏联提出， 柯西金到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追悼会后回国途中，愿意到北京来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方分析了形势，感到苏联急于同中国见面，说明他们在对中国是打还是和的问题上还举棋未定，苏联的东欧盟国未必愿意跟着苏联进攻中国，苏联更担心中苏关系紧张被美国利用，即使是苏联出于策略目的前来会谈，我方亦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赢得准备时间，争取人心。因此同意了柯西金来北京会谈。
9月11日，柯西金从越南回国途中， 从苏联的杜尚别市折飞北京，在首都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周恩来严正地向柯西金表示：如果你们要进攻我们的核基地，那就是侵略，那就是战争，我们就要奋起抵抗，抵抗到底。（注：10月7日， 中国以政府声明的形式公开了周恩来对柯西金发出的警告：“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柯西金表示，苏联不相信中国要同苏联打仗，苏联也不想同中国打仗。然后，两国总理主要讨论了边界问题，周恩来重申了我国的一贯主张后，提出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前，双方应达成协议：（1）维持边界现状；（2）避免武装冲突；（3 ）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4）双方发生争论时，由边防部门互相联系解决。 柯西金问：你说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不是双方从边界各自后撤多少公里？周恩来解释说：是在争议地区双方原来已经进入的地方都撤出，没有部分的地方就不再进入。柯西金又问：争议地区是不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周恩来说：你说得对，这些争议地区如果双方都要进去，就容易发生冲突。柯西金表示同意。柯西金说，周总理上面说的4条，“我完全同意”。此后，周恩来提出， 要搞个换文确认一下，柯西金问：是我给你写信，还是你给我写信。周恩来说：我给你写信。柯西金又问什么时候，周恩来回答：一周以内。柯西金表示同意。这样，两国总理实际上就双方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问题达成了协议。
然而，一周以后，当中方将总理会晤纪要整理出来，以周恩来的信的方式寄给柯西金请他确认时，柯西金却改变了态度，回信说不用换文了，他已经给苏联边防部队下达了相应的通知。但他提供的通知内容却与双方达成的协议不相符合。从此，苏联便否认两国总理曾就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过协议。尽管如此，中苏两国首脑的机场会晤意义还是很大的，双方就重新派出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改善通车通航，重新开始边界谈判等问题达成了协议。尤其是，中苏首脑会晤使两国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然而，中苏关系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从战略、理论和利益三个方面分析了50—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的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差距，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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