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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 张成龙
唐三藏开公司
话说我孙悟空自从一手创办的花果山公司被跨国大鳄“天庭国际”给吞并了之后，每日无所事事的我在大唐长安城的各个“猎头公司”出出进进，希望能托他们给我找到一份职业经理人的好工作。
你也许会替我觉得不值。可是，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孙悟空也是人，也得活呀！
没过多久，独具慧眼的一个“猎头”姐姐观音把我推荐给了唐三藏，说有一个叫孙悟空的人将会来面试，请他留意。
观音姐姐又发短信叮嘱我：悟空，唐三藏的“三藏公司”刚刚注册，正在人才市场招兵买马。你快试试吧，这可是证明你业务能力的惟一机会了。
悟空：不是唐老板的“对手”
“三藏公司”是藏收入、藏利润、藏账目的简称，所以也被称为“三藏(cang)公司”。老板唐三藏外表英俊，神采飞扬，号称“钻石王老五”，是很多美眉心仪的对象和梦中情人。你可不要小瞧他，原来大有来头啊。
唐三藏的亲爸爸是大唐的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干爸爸是江州州主刘洪，开国元勋、大丞相殷开山是唐三藏的外公。唐三藏是大唐名校——“金山商学院”的高材生。所以说：唐僧从小就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环境，让我，八戒，沙和尚和小白龙这种“草根”出身摸爬滚打闯出来的人羡慕。
再说，论交际的话，唐三藏自己也不弱。他和唐太宗李世民是结拜兄弟，人人见他都礼让三分。面试那天，我一出现，唐三藏就认出了我。因为：长成我这样的人，实在不多。
唐三藏亲自主持了对我的面试。唐三藏说：“我这次是要招聘职业经理人，组建我们的领导核心，三藏公司刚刚成立，迫切需要打开工作局面。所以，我们招聘的员工，不但要有很强的魄力，还要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我听到“应变能力”这句话，心里窃喜。
我说：“唐总，我会72变。”说完，我恨不得立刻表现表现。唐三藏拦住了我：“孙悟空，我看过你的简历，知道你的本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这次采用‘人才测评’的形式，你看好不好？”
我心想：“俺老孙江湖历练多年，又是‘须菩提商学院’的高材生，唐三藏能难倒我？笑话！”我微微一笑：“请唐总出题！”
唐三藏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也微微笑了笑，说道：“好吧，我就捡你熟悉的说！注意。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请问一共几个猴？”我没想到测试题居然这么“小儿科”，举起双手大叫道：“八个猴！回答完毕！耶！”我这声叫唤是跟小猴们学的。在花果山，不管什么品种什么年龄的猴，当他们表达自己兴奋心情的时候，都会这么叫唤，这就是流行。
唐三藏大喝道：“回答错误！”我很惊愕，问道：“哪里错了？”唐三藏解释：“树上骑着一个猴，地上一个猴，加起来一共俩猴，所以你回答错误。”我很不服气，这不是使诈么。
唐三藏不动声色，说道：“孙悟空，就算我再问一遍，你也回答不出正确答案。”我忘了保持风度，喊道：“再来再来。”唐三藏笑得很灿烂：“好吧，注意听题。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请问加起来，一共几个猴？”我没有急于回答，想了想。到底是几只猴呢？呵呵，这次再想蒙我吗？唐三藏看着我：“这样吧，你可以选择求助现场观众，也可以选择给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我看得出唐三藏是想取笑我。“俩猴！”我坚定地说。可心里有点打鼓，我数学不好是软肋。“你确定吗？”唐三藏问我。“确定！”“不改了？”“不改了！”
“恭喜你！回答——错了。”唐三藏笑着说，“答案是：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起来一共是——八个猴！”我脸色发白，喃喃道：“谁出的题这么难啊？”说完之后，我“咕咚”一声栽倒，口吐白沫，气晕过去。趁着我暂时性昏迷，唐三藏亲自给我戴上了“金箍儿”，又摁着我的手指签好了协议。所以，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成为“三藏公司”的正式员工。
我后来问唐三藏，为什么回答错了还要用我？唐三藏笑了笑：“那只是个形式，只是为了杀杀你的威风。其实要谁不要谁，我早想好了！”我的心里在流泪，我和唐老板的第一次交手，结果是他把我摆平了。
朱悟能：“大块头”有大智慧
加盟“三藏公司”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凭借良好的专业素质，获得了唐老板的认可，被任命为“三藏公司”副总，兼任“事业发展部”经理，主持相关业务。
有一天，唐三藏对我说，今天有一位新同事来应聘，让我来主持。我看了一下电脑上的资料，哦，原来也有曾在“天庭国际”的工作经历，看来还是有点来头的。
朱悟能来应聘的那天，穿得很整齐，除了衬衣过小没有盖住肚皮上的黑毛之外，几乎无可挑剔。朱悟能在回答唐总提出的为什么要离开“天庭国际”这个问题时，憋了半天，才说是和主管领导意见不合。据我看，辞职的原因不会这么简单，要知道加入“天庭国际”是件很难的事，朱悟能不会因为和领导闹一点儿小矛盾就轻易提出辞呈。不过他差强人意的解释，还是把唐三藏对付过去了。
了解完基本情况，进入测试环节，唐三藏没有出同样的测试题，却拿出了一个“九连环”，“九连环”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益智玩具，解开的难度很高，我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唐三藏对着朱悟能说：“看好了，我这里有个九连环，我的测试题很简单：把这个九连环解开。为了公平起见，看清楚，我先给你做个示范。”说着，唐三藏解起了九连环。不一会儿，九连环就解好了。
“看到了吗？你也来做一遍吧。”说完，唐三藏把九连环套好，交给了朱悟能。朱悟能拿着九连环，面有难色，不知道从何下手。看在都曾经是“天庭国际”同事的份儿上，我想帮他。
我对唐三藏说：“唐总，这个题目是不是太难了？要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考虑？”唐三藏同意后对朱悟能说：“朱先生，如果你没考虑好，可以把九连环拿回去考虑，明天复试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解出来。”等朱悟能走了后，我问唐三藏：“唐总，怎么换题目了？”唐三藏笑了笑，“咳！测试题嘛，就应该神出鬼没。我这还算好的，有的公司的测试题更损，让应聘的女业务员当众跳脱衣舞，你说过分不过分！告诉你，我这个测试方法很灵的。”
我笑了，“我可没唐总那么聪明，一会儿功夫，就把九连环解开然后再装上。你要是用这个测试题考我，我估计又得晕一回，要是我，干脆把九连环扭断，爱怎么着怎么着。”
唐三藏正色道：“朱悟能要是那样敢做敢为就好了，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有魄力、敢负责的人”。“如果他真把九连环解开了呢？”我问“那说明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强，当你的副手最合适。”唐三藏说。“如果他解不开，把九连环送回来了呢？”“那也不错，说明他还是讲诚信的，也许让他负责回款或是财务工作什么的。”
第二天，朱悟能如约复试，不出所料，他解开了九连环。
唐总拿起九连环看了看，用眼睛盯着朱悟能：“朱先生，说实话，这九连环是怎么解开的？”朱悟能迟疑一了下说：“我请人吃了一顿饭，他帮我解开的。其实我是想买个一模一样全新的，后来想了想，买一个九连环和请人吃饭花钱差不多。可是，万一你们不要我，我那顿饭也不白请，总还落了个人情。要是把新的九连环白给你们，那就鸡飞蛋打了。”唐三藏听完之后，大笑起来。我也笑了，这个呆子，他可真够淳朴的。
“好，朱悟能我要定了！办公司嘛，和过日子一个道理。朱先生，再说说，你还有什么本事！”唐三藏笑着说。朱悟能看到自己通过复试，激动得脸都红了。他撸起袖子，喘着粗气说：“俺朱悟能丑，却也有几分本领。业务能力硬。大事不糊涂，小账算得清。久经市场如战场，江湖人称老猪精。只消一顿铁耙一张嘴，营销策划到终端，保管水到渠也成。没雨能求雨，无风会唤风。俺还特别会做人，群众关系拎得清，地下不扫扫一扫，马桶不通通一通。家长里短公司事，轻松搞定我皆能。”
唐三藏听了八戒的这番表白，愈发大笑起来，“想不到，你这朱悟能，还有几分内秀，真是‘大块头有大智慧’！”
“三藏公司”的“超完美组合”
有人说：按照不同人的性格取向和控制欲望的强弱，可以把人分为五类：控制欲强而性格内向的是“完美型”，控制欲强而性格外向的是“力量型”，控制欲弱而外向的是“活泼型”，控制欲弱而弱向的是“和平型”，控制欲极弱且性格内向的称为“学习型”。
“三藏公司”的团队组合堪称大唐的经典，因为这个团队完全具备了这五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可以把标签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唐三藏是“完美型”，作为一个年少有成的青年老板，对人和事都有保留意见，不会完全赞同，他把这个称作“有想法、有个性”。最经典的语言就是“老板永远不满意，才是公司不断进步的保证。”
我悟空是“力量型”，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其实有苦说不出。工作多，埋怨多，受“紧箍咒”折磨。公司事务使得我疲于奔命，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瘦得细骨伶仃。做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我容易吗？所以，我有时候会偶尔玩玩失踪什么的，其实是回花果山度假去了。
朱悟能是“活泼型”，也是我们五个人中最悠闲的，他总是随遇而安。说不好听的那是对自己的人生路线没有明确的设定。没来三藏公司前，他安然在高老庄当个好女婿；供职在“天庭国际”时，遇到美丽的嫦娥，快活地谈了一场绝望的爱情；危机来了，他最先嚷嚷散伙；危机过去了，大摆庆功宴，朱悟能肯定是公司合影时离唐三藏最近的人。
后来的沙悟净是“和平型”，个人能力不强但任劳任怨，有很强的服从性和配合性。既没有朱悟能的风流快活，也没有我悟空那样轰轰烈烈。但我想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心里明白，嘴上就是不说，拒绝公开表态，属于“沉默的大多数”那一类人。还没有结婚，心理负担却很重，荷尔蒙分泌很旺盛，长了一脸大胡子，年纪轻轻，就谢了顶。
而刚毕业的大学生小白龙则是不折不扣的“学习型”，等着和大家在一起长见识是真。
到了此时，团队组建完毕，唐老板即将率领我们全体职员开赴西天取经，对于未来，我们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儿，希望为公司和自己创造美好前程。
乔家解套
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最近真是火了一把。总的来说，这部由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经商片”，确实拍得很大气，也很有深度和历史苍凉感，对于转变当下中国老百姓对商业和商人的某些歧见，帮助现在的企业家认识过去的中国商人，认识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商道”，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高粱霸盘”引发消耗战
一场“高粱霸盘”将竞争对手逼上绝路，也将乔家所有“银子”都赌上了，掐断了别人的命脉，也砍断了自己的退路，以致在现金流断裂前得不到丝毫支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战核心被“针尖对麦芒”的消耗战取代，这无疑是商业竞争的悲哀！
被误读的“商战”
《乔家大院》的故事，是从乔致广违背祖训在包头做“高粱霸盘”失利，使得乔家大业面临破产开始的。现代人总把商场比作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将兵法引入商战，似乎成为这些年来的一种时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却往往被忽略或误解，各种计谋的运用和演化反而成了主修课程。其实，即使当今社会的商业竞争再怎么激烈，商战与兵战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其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战结局的唯一选择。非要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与同行或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不但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界，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架在锅上烤”的下下之策。
现代人很难理解乔家的前辈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盘”的祖训，但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既然山西人把经商看作是为天下人谋利的事（贩茶是为了茶农，贩丝是为了蚕农和织丝工，汇通天下是为了使广大商人货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经营战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与”逼上绝路，肯定是有违商道的。因此，乔致广有违祖训的意气用事和一意孤行，其结果直接导致乔家几代人创下的大业毁于一旦。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最后打不下去了，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开始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给对方生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于是纷纷开始消极作战。而这种消极作战的结果，导致战争进入了“消耗战”，这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的。
兵战尚且如此，商战又何以非要致人于死地呢？
“上气不接下气”的危局
世事如棋局局新。在商场上苦苦挣扎着的商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永远有一种美好的预期。为了这个预期，他们不惜投入自己的全部资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么，他们走到哪一步是死棋？答案其实很简单：走到没有现金流的时候，就死定了。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为什么使乔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乔致庸做的还是这个“高粱霸盘”，为什么却能起死回生？原因就在于前者把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后者最后却把高粱变成了银子。
在市场条件下，资产的变现能力是资产质量的重要标志。现金是生存之“气”，这个气既可理解为围棋中的“气眼”，也可理解为人的呼吸之“气”。在理想的企业运行状态当中，资产是在流动中逐渐增值，不断地通过现金流动来换气，就像人要吸气、呼气一样。如果只吸气不呼气，或只呼气不吸气，都是要死人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乔致广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做“高粱霸盘”只是战略失误，不一定立马致死，那把乔家的所有银子都“赌”上，最终走到无处告贷的绝境，则是生生把自己的现金流给彻底掐断，形同自杀。不但他的十七处生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甚至连生活开销都难以为继，最后只能靠典当家中珍藏度日，就连乔致庸去参加乡试的盘缠，也是大奶奶用自己陪嫁的玉石屏封典当而来。乔家的这场危机，突出表现就在干现金流的危机。这种危机无论对旧式商铺还是现代企业，都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任何商业实体的运作，都必然发生各种赊欠。如果大家开始怀疑你就要“玩完”的时候，别人欠你的，便更难以收回；你欠别人的，将遭到更加迫不及待的追讨；你所拥有的资产，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这个时候要套现，其代价总是很高的。为什么呢？经济学理论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价格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价格下跌，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决定商品的价格”。当你越是需要现金的时候，手中拥有现金的人就会把现金的价格提得越高。卖家知道，此时此刻现金对你的意义（价值）比平时更大，因而断定你会愿意（或者只能）以比平时更高的价格获得它。例如，乔家的老宅子，按正常的市场价格至少值12万两银子，但在乔家最困难的时候，邱家勾结四叔（乔庆达）预谋要用8万两银子顶下这个宅子，而作为乔致庸老丈人的陆老东家也对女儿说：“那个老宅子能顶9万两银子就不错了”。这既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体现为不同的价值；也说明作为通货，手中有现金在关键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企业可以出现暂时性的亏损，但不能断了现金流。亏损还可能有希望扳回来，但如果断了现金流就危险了，即使有很多的资产，也可能即刻崩盘。就像一个人在水里游泳，只要一口气换过不来，就有可能憋死他。如果大家把尸体抬上来做个体检，会发现各个器官都很健康，只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好好的人就没了。所以，高明的商家，并不是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而是真正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且运用得法，左右逢源。
何以借不来银子？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引发的危机，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乔家在包头生意的局部问题，实际上却引发了乔家的全部生意和信用的整体危机。在崩盘即将发生之前，乔家不仅在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借不到银子，而且面临着一大批债主上门逼债，甚至股东也来讨股银这样的严重局面。
凭借祖上创下的基业和信誉，乔家拥有了遍布各地的十七处生意。为什么只差几十万两银子的周转，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尽管邱家是乔家的对头，不可能对其伸出援手，但水家、元家与乔家毕竟都是血缘关系的相与，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却同样不肯借出银子，其中自有其深刻原因。
首先是因为，乔家做的“高粱霸盘”，不仅侵害了包头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乔致广希望垄断高粱资源的野心和举动，更得罪了一批晋商，触犯了商家之大忌。在大清268年历史上，晋商之所以异军突起，除了他们能做到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誉，严于管理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能“抱团”，有钱大家挣，彼此互相帮衬，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商业精神。现代浙商当中也流传着类似的一句话，叫着：“花花轿，人抬人”，说的同样是这种互帮互助的乡缘关系。正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对于长年流落他乡的商家们来说，要想谋得在异地的发展，不受或少受“地头蛇”们的欺侮盘剥，互相抱成一团显得尤为重要。近现代的温州商人能在世界各地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无不得益于同乡之间抱团结伙做生意的经商理念。乔致广却昌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一个有着抱团传统的商圈里面独霸生意，可想而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含恨而死。
其次是因为，对包头“高粱霸盘”的争夺战，最后形成了乔家与邱家你死我活的相持局面，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以往大家相互之间都有生意往来，一旦走到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境地，其他商家无论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有风险，谁都不愿卷入这种前景未卜的恩怨纠纷当中去。
第三是因为，乔家的相与都知道，“高粱霸盘”的争夺前景不明，后果难料，乔家又没有其他能赢利的项目来消除资金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借钱给乔家，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任何贷款都是为了利息，如果连本都捞不回来，谁还敢把钱借给别人呢？所以，乔家到处都借不来钱，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商家的手上没有一个好项目，甚至没有一个动听的商业故事，即使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者，也不敢贸然行事。
当然，乔家后来还是借到了钱，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转危为安。但那是陆玉函的功劳，更是乔致庸放弃了与自己海誓山盟的恋人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价而进行的另一场交易，已经超出了企业管理学的范畴。
“缓兵＋疑兵”的信用解套
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之际，局面已是危机四伏：乔致广停尸银库不敢出殡；一封封来自包头的快马急件催要银子；本家四叔乔庆达三番五次带人闹事要退银股……面对危局，乔致庸如何解套？
“缓兵之计”稳定信用
乔致庸一方面果断决定，把典当“玉屏封”得来的最后几千两银子全部用于乔致广的葬礼，既不能委屈从小养育和疼爱自己的大哥，又发布了乔家仍然很有实力的信息，还能以七七四十九天丧期为由，停止一切生意往来，用缓兵之计来赢得时间；另一方面，针对股东的退股风潮，乔致庸发布了一个假信息：乔家在东口还有一处深藏不露的生意，很快就会调回银子，并以此威胁闹事者：乔家的生意将会更加红火，如果现在退股，不但再也不能享受往日丰厚的分红，而且因为是中途退股，那就只能拿到本银，不会给付利息。这两招果然见效，立刻化解了即将崩盘的危急局面，用赢得的时间请来了救兵——陆老东家的50万两银子（其中30万两是石头），加上东口的20万两“石头”。有了这“70万两银子”，自然也就稳住了阵脚，暂时度过了一场可能陷乔家于万劫不复境地的危机。
由资金链太紧造成的企业危机，真正的威胁在于可能引发信用链的崩溃！只要还没有伤害到信用，企业就完全可以采取借新债还旧债或者赊账进货的办法，继续生产经营，以赚钱还债。所谓：“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能还；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所描绘的正是当今不少企业的一种生态。因此，处理企业危机，最重要的是让债人对企业保持信心，避免“雪崩现象”的发生。
在这一方面，乔家处理危机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首先是注意保守秘密，这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处在危机当中，都认为你快要不行了，众口铄金，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其次，如果已经出现了不利于企业的传闻，就更要注重信息的发布。企业对此一般有三种选择：一是信誓旦旦拍胸脯，愣说形势一片大好（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二是顾左右而言他，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有利于企业度过危机的事情上去（需要有动听的故事）；三是坦诚说出困难，同时告知对策，给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和出路。在这三者当中作何选择，是企业家的事情。因为处理危机的效果如何，不仅体现一个企业的成熟度，更要看企业家个人的胆魄和毅力。
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当中，“崩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原因往往都在于资金链绷得太紧的关口，某一个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被突然披露，引来媒体核裂变式的信息扩散，从而迅速引发市场尤其是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恐慌，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无形的绳索牢牢捆住，甚至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毫无动弹之力，根本还无从搬请救兵，就已经陷入了灭顶之灾。当然，最终的结果从媒体表现来看是十分热闹，但没有人关心在这种热闹过后谁能成为赢家，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赢家，所有的人都将血本无归。这就是中国百姓为看这种热闹而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无论其大小如何，实际上都要由市场、由政府或者直接由普通百姓来买单。这些年来同样热热闹闹的悲剧反复上演，其中包含着某些还未被人们揭示的深层次悲剧成因，就像一场场的闹剧上演完毕之后，剧场里的观众在最短时间里已经走得干干净净，没有谁会留下来认真想一想：下一个热闹是否还有得看？下一场悲剧是否还应该上演？
由此看来，我们能否成功应对企业危机，既是一个包括信息处理的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市场宏观环境是否成熟、是否拥有足够理性的问题。在企业遭遇危机之际，无论是悲剧着的热闹，还是热闹着的悲剧，一切的发生都很突然、很迅速。我们的民族历来嫉恶如仇，有非白即黑、非是即非、非善即恶的传统判断习俗，正所谓“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理性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给予一定的宽容，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们留下一些处理危机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很多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当然，很多热闹我们也就看不到了。究竟是想看更多热闹，还是想减少甚至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这个问题看来真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疑兵之计”霸盘脱困
虽然暂时稳定了信用，但是乔家大业危在旦夕，根本的霸盘困局还未解决。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从而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可以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团局了。
为了尽快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陆家在京城的店铺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要打仗就得买进高粱作军粮；另一方面又亲自带上20车银子和假冒银子的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势。经过一次接一次的反复施压，尽管达盛昌的东家邱天骏老谋深算，最终却还是中了一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了进去，而且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因此而解套，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表面上看，乔致庸能力挽狂澜，扶乔家之大厦于将倾，固然有其应对得法之功，也离不开陆老东家的雪中送炭。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乔家尚大势未去，核心竞争力还在，乔家还有乔致庸这么个后备掌门人。否则那陆老东家的钱可是随便指望得上的？他在乔家眼看要树倒猢狲散之际向乔家送人、送钱，相信“山西第一抠”此举绝非意气用事，而是在做风险投资，低位入市，探底建仓。着眼于乔致庸这支“潜力股”。如果乔家下一代都是些纨绔子弟，只会吃喝、泡妞、赌钱、抽大烟，那老抠岂会正眼瞅一下乔家？
聪明的商人，正是如陆大可那种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商人。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家财将尽的乔致庸，全力以赴支持乔致庸接下“残酷”的高粱霸盘。赢得高粱霸盘一战的最终胜利者，与其说是乔致庸，不如说是陆大可。乔致庸远赴包头接盘，以“抠名远扬”的陆大可提供20万两银子，并先已算准这20万两还不够托底，又准备下了另外30万两银子随时当作后备队。陆玉函赴京散播“西北将有战事”的烟雾，更是出于陆大可的默许，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陆大可对此战前景和过程的精明算计当中。正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果说乔致庸是在前方领兵作战的将军，陆大可就是坐镇后方指挥的元帅。
商战的非战底线
乔家复活了，而老对手达盛昌却还蒙在鼓里。乔致庸春风得意，意欲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邱天骏老马失蹄，手下派出的蒙古杀手已然出动……商战是否有底线？
敢不敢放虎归山
乔致庸用瞒天过海之计把全部的高粱都换成了银子，而老成持重的邱天骏却反而被蒙在了鼓里，把所有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和马料。乔家复字号不仅活了，还挣了个盆满钵满。在乔致庸决定遍请包头的商家到醉春风酒楼开庆功会的时候，大掌柜顾天顺是心领神会：“东家！我明白！好！好！过去是他们掐住我们的脖子，这会儿我们得了势，掐住他的脖子了！我们要趁此机会，让达盛昌死无葬身之地！”
在乔家凯歌高奏的当口，有两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一个是当时还是伙计后来成了复字号大掌柜的马荀：“都是生意人，干嘛一定要这么你整我，我整你？俗话说和气生财，这样怎么能生财？不行，我还是辞号得了！”另一个是孙茂才：“我们是读书人，我们不进商界也就罢了，只要我们进了商界，就要做些大事，才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今日岂止是包头商界需要重建秩序，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需要有人出面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东家我希望在晋商之中，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你！”孙茂才从做人的大格局上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似乎是把乔致庸说服了。但是，乔致庸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如果不想要报仇，仅仅从经商的角度考虑，难道我们这次就应该轻易放过达盛昌吗？乔家的三个掌柜则一致认为：邱天骏是个老狐狸，他的手下更是心如蛇蝎，如果我们手软，给他们喘息之机，势必养虎为患，将来肯定后悔莫及！所以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滑掉了。
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让一步海阔天空呢？对于这样的选择，不论是战场，还是商场；不论是官场，还是情场，历来都是两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对最终博弈结果的预期。如果让一步的最终结果真能换来“海阔天空”，那么让的决策就是对的。相反，如果对方恩将仇报，自己就会落得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追悔莫及。因此，在双方博弈的前提下，一方采取的对策正确与否，往往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对方。正如纳什均衡所表述的那样：“当我知道你的决策之后，我就能做出对我最有利的决策。”问题是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在得到真正的答案之前只能猜。
人的行为并不都是确定性的。所以，要不要放虎归山，与敢不敢放虎归山，是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男人与男人的博弈，永远都是实力的博弈。如果你永远都保持实力优势（没有蛇下口的地方），放虎归山又何妨？商场与战场、官场、情场毕竟有所不同。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商战中展开竞争的标的并不都是唯一性的，企业家们看无限宽广的创新空间，市场上也从不缺少商业机会，绝不需要斗到你死我活、你有我无的地步。更何况联起手来做生意，很有可能把生意做得更大，在时间和空间上还都可以相互关照，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
当然，要想在商场上有任何的仁义之举，事先都要做好输得起的准备。这既是指企业家在选择合作者之前，也是指放虎归山之前。气魄要加上实力，方显英雄本色！
商战的底线与境界
古代兵家称为“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在这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介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一旦生意不成，就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追求的就不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由思想到商人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种“智”、“勇”之举，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那个时候的他还只是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由乔致庸按他的性子走下去的话，乔家的历史可能真是要改写了。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也就从此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第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马。
并购三国
并购三国之一：曹刘过招火花四溅
“天下大势并购，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话说这一天，许昌集团董事长曹操曹孟德坐在新近落成的铜雀台大厦豪华办公室里，与财务顾问蒋干商讨集团下一步的资本方略，而对着大汉帝国全舆图上标列出的许昌集团市场势力范围，这位素好风雅的企业家不禁如是感叹。
想当年曹董事长白手起家创建许昌集团，一来精通企业经管之术，二来深得资本运营之妙，十来年间将经营的加法和并购的乘法合并使用，把许昌集团做成了家电行业的市场老大，而与曹董事长同时崛起于市场的风流人物，如冀州集团的袁绍、徐州集团的陶谦、寿春集团的袁术等，都已从市场销声匿迹，他们辛苦拼下来的产业，也先后被许昌集团并入旗下，整个大汉帝国的中、北部市场，已是许昌集团的一统天下。
然而，曹董事长并非从此高枕无忧了。最近几年，地处帝国西南部的荆州股份有限公司趁着西部开发大潮的东风，依凭西部地区的人力成本优势，不仅虎踞西南市场，而且迅速向中、北部市场渗透。许昌集团市场老大的地位，已受到荆州股份的严重挑战。
荆州股份是一家民营上市公司，其创始人刘表壮年创业，含辛茹苦三十载，不仅成就了“西南王”伟业，最让人称道的则是打通了民营企业深受困扰的融资瓶颈。目前，刘表持有荆州股份34%的股权，另外一家唯一的非流通股东是刘表的堂弟刘备，持股17%，荆州股份旗下还有一上市公司新野股份有限公司，荆州股份持股29.9%。
其实曹董事长担心的并不是刘表。刘表与曾经雄震大汉帝国的董卓一样，属于老一辈的企业家，其思维与行事，颇有些与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格格不入，更何况刘表年岁老了，早年的雄心伟略，已被岁月风吹雨打去，近年来更是时有传闻，说他准备卖掉荆州股份全部股权，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以醇酒美人安度晚年。
真正让曹董事长忧心忡忡的刘表的堂弟刘备，这小伙子虽只持有荆州股份17%的股份，但近年来荆州股份的大小事务，一并由他打理，而且这两年与许昌集团在市场上直接发生碰撞的，正是刘备任总经理的新野股份。曹董事长还记得，那年为庆祝成功收购徐州集团的青梅煮酒小型公关酒会上，兴奋得有点过了头，他拍着刘备的肩膀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时刘备马上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立时让曹董事长觉得这小子志不在小。
“许昌集团要完成全国布局，向西南扩张、将荆州股份纳入囊中是必下的一步棋。”蒋干见曹董事长今天心情不错，赶紧大献妙计。没办法，财务顾问这行当说白了就是靠着不断无中生有创造交易，与客户共同实现有质量的高速成长。作为许昌集团的财务顾问，蒋干当然巴不得曹操这部并购机器永远不要熄火。
曹孟德协议收购新野
“我何尝不这样想！但现在球在刘表脚下。最近有小报炒作刘表已在武当山兴建豪华半山别墅，还有狗仔队拍下跟女明星在匈奴帝国共度沙漠浪漫之夜的照片，但他是不是真的想放弃荆州股份这份家业，现在还不敢肯定。”曹操似乎看透了蒋干的心思，接着说：“荆州股份的盘子上百亿，我们这几年接连做了几起大规模的收购，资金链已绷得很紧，现在又碰上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筹到这么多资金。”
“硬攻不行，那就智取。我们也许可以在新野股份身上做点文章。”蒋干这小子就是有点小聪明，脑子转得比任何人都快：“这样既可以试探一下刘表的态度，又可以端掉刘备的老巢，让他没有施展手脚的平台。”
曹操粲然一笑：“呵呵，你小子行啊，把老夫的脉摸得挺准，只是我还没想清怎么下手比较好，你是专家，你说说你的意见。”
“董事长这是存心考我啊！”蒋干说：“这就是最简单的协议收购，我们以前的并购上市公司时经常用到。我们可以绕过刘备和新野股份，直接从荆州股份手中收购新野股份29.6%的股权。”
“可是按照新规则，协议收购的程序会不会跟以往有所不同？”曹操指的是大汉帝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最近出台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蒋干以前向曹董事长汇报过，新办法在老办法的基础上做了较大改动。
“是有些不同，但如果协议收购新野股份，程序方面改动不大，什么时候发公告，公告的具体内容基本跟以前一样。”说到自己最擅长的话题，蒋干开始滔滔不绝：“只是更强调了财务顾问的专业作用，规定收购人必须聘请财务顾问。而且对收购人的要求更严格，比如在收购完成之前，收购人不得通过控股股东提议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的1/3；再比如若不是为了挽救面临严重财务困难的上市公司，被收购公司不得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得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或者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进行其他关联交易。”
“总而言之，这次改动对于我们的收购行动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新野股份的盘子小，收购29.5%的股权不到 3个亿就可以搞定，所以新办法对我们这次协议收购并没有太多实际障碍。”
听完蒋干的分析，曹操拍案而起：“太好了，明天你就去荆州跟刘表谈判，只要他不漫天要价，就尽快拿下收购协议，我在许昌等你的好消息。”
曹操与财务顾问蒋干定下协议收购新野股份的大计，随后的进展顺利得让他都有些始料未及：刘表不仅痛快地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而且要价比他预想的还要低。人真是很奇怪，岁数一大，以前不可能的事就都会变成了理所当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曹操暗自得意地想起以前写的这句诗，没想到一不小心就写了句值得警醒的千古名言。
刘玄德悍然反收购
这一天，曹董事长正在听取集团人力资源总监荀攸汇报，荀攸正在积极地四下里活动，想把东吴集团的大乔、小乔姐妹挖过来做董事长助理，这两个小妮子不仅姿色动人，而且精明干练，把江浙民营企业东吴集团董事长孙权的内部事务和外部公关打理得井井有条，几年前曹董事长就指示荀攸把两个人挖过来，但纵使荀攸开出了常人根本不可能拒绝的条件，接连炒了好几家猎头公司，都没能如愿。
荀攸絮絮叨叨地汇报，曹董事长是越听越恼火，正在脾气欲发未发之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谁啊？说话！”曹董事长没好气地拿起电话。
“大事不好了，董事长！”蒋干在电话那头有点气急败坏，“最近几天新野股份接连出公告，看来刘备要发动反收购了。”
“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慢点说，刘备都干什么了？”说实在话，这一切都在曹董事长的预料之中。前些时蒋干汇报时曾说过，荆州股份在研究是否出让新野股份时，刘备就表示激烈反对，但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刘表退意已决，刘备也就无可奈何。睿智的曹董事长当时就料到，这事刘备可能还没完。
“新野股份今天发了三份公告，”蒋干在电话端定了定神，“第一份公告称，由于季节原因，公司产品进入销售淡季，加上公司会计原则发生改变，计提和折旧大幅增加，因此公司预计今年将大幅亏损15亿元。”
“第二份公告说，公司为配合大汉帝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准备实现战略转型，由原先的家电业务向货运业务转型，并与江夏公司达成协议，准备将家电业务转让给江夏公司。这江夏公司名义上的所有人是刘表的大儿子刘琦，但实际控制人就是刘备，刘备这等于准备把上市公司最赚钱的业务转移到他的私人公司。”
“第三份公告是公司章程修改草案，下个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草案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如果有人发动敌意收购，公司将以每股净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向除敌意收购方之外的所有股东，定向增发相同数额的股份；二是无论哪位现任高管被无理由辞退，其他高管也将同时辞职。”
“前两份公告故意做低公司业绩，是明显的焦土术，第三份公告是毒丸术，这些都是匈奴、波斯等国外成熟资本市场常用的反收购手法。”蒋干说，“刘备这样搞下去，就算我们收购成功，得到的也只是新野股份这个空壳，对于我们的市场拓展和业务规模没有任何价值。”
“刘备这小子动作倒真够利索，可惜嫩了点。他光顾着抄洋鬼子们的新鲜玩意儿，就是不知道好好研究一下帝国国情，他连新的收购管理办法都没好好看看，不读书不看报不上进，竖子不足为虑！”曹董事长呵呵一笑，说：“你好好看看新的收购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规定，被收购公司董事会不得滥用公司资源给收购设置不适当的障碍，不得以其他方式损害或者变相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第五十二条还规定，在收购的过渡期内，被收购公司不得进行重大购买，出售资产及重大投资行为。”
“蒋干老弟，你这个财务顾问对游戏规则的理解还没有我这个外行深啊！新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司法》、《证券法》中可能还有更细化的规定。你好好研究研究这些法规，看看刘备的行动有哪些违反了相关法规，然后向证监会提出申诉。”
撂下电话，曹操对毕恭毕敬站在一旁的荀攸说：“铜雀台大厦落成时我儿曹植写过一篇赋，其中说‘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真是知父莫如子！我建铜雀台就是为了给大乔、小乔创造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哪怕它收购整个东吴集团，你也要替我把她俩挖到铜雀台来上班。你要是还想不出办法，那我就等着批你的辞职报告了。”
并购三国之二：曹孙论剑全面要约收购
且说刘备悍然发动了反收购行动，打乱了蒋干的阵脚，蒋干见形势不妙，在研究了相关法规之后，立即向帝国证监会提出申诉，证监会随后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新野股份。一个月后，洛阳证券交易所对新野股份总经理刘备进行公开谴责，并认定刘备已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建议新野股份董事会撤销其总经理职务。
协议收购新野股份的所有法定程序走完，半年时间已经过去，曹董事长还没来得及好好庆祝西南战役的第一场胜利，荆州方面有消息传来，刘表突患癌症不治身亡，其所持34%的股权已全部由二儿子刘琮继承，而刘备被交易所公开谴责之后，也基本丧失了荆州股份的话事权，目前主掌荆州股份的是总经理蔡瑁。眼瞅着蔡瑁上台，曹操又打起了另一番算盘。
曹孟德全面要约收购
真是天助曹操。刘表一世英武，偏偏养了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大儿子刘琦成天抱着药罐子，天生一副短命相；二儿子刘琮风花雪月天下无双，对经营企业毫无兴趣；而蔡瑁这小子虽然滑头，但对曹董事长的人格魅力那是相当敬仰有加的。几年前蔡瑁就想跳槽到许昌集团，曹操当时预料到许昌集团与荆州股份终有一战，安插在“敌人”内部的蔡瑁当然更为有利。于是，曹操立即派蒋干与刘琮接触。果不其然，在蔡瑁的撺掇下，“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刘琮就答应以25亿元的价格（合每股3.5元，高于每股净资产10%）将荆州股份34%的股权转让给许昌集团。随后的收购谈判只进行了几天时间，股权收购协议就都一一签订。
大局已定，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最大的麻烦是刘琮持有34%的荆州股份，按照收购管理办法：超过30%的部分，应当改以要约方式进行；如果符合要约豁免条件，可以向大汉帝国证监会申请免除发出要约。曹董事长心知肚明，许昌集团获得要约豁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就干脆对荆州股份发出全面要约收购好了。
全面要约收购的具体事务，自然都有财务顾问蒋干负责。依照收购管理办法的要求，蒋干迅速编制部分要约收购报告书，并在规定期限内向证监会提交书面报告，同时抄报大汉证监会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通知荆州股份并对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做出提示性公告。
要约收购价格的制定稍微有点麻烦。荆州股份未完成股权分置改革，需要对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分别制定要约价格。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6个月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如果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应当就该种股票前6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6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后一种办法倒是有可能节省资金，但说服证监会的难度显然太大，于是曹董事长拍板如下：荆州股份流通股前 30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5元，许昌集团近半年来没有在二级市场收购过荆州股份的股票，因此对流通股东的要约价格定为每股5.01元；对于非流通股股东，许昌集团开价每股3.50元，既高于荆州股份的每股净资产值，也不低于许昌集团前6个月中收购同类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资金方面，根据蒋干测算，完成要约收购的总价款为 60亿元左右，在做出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许昌集团就将12亿元也就是收购价款总额的20%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
荆州方面的配合当然也是天衣无缝。在蔡瑁的协助下，荆州股份董事会对许昌集团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及收购意图进行了调查，并对许昌集团的要约条件进行分析，结论当然不言自明：荆州股份董事会认为，近年来由于股市低迷，荆州股份的价值被严重低估，其实际价值远远高于 5.01元／股，建议广大股东不要接受许昌集团的要约收购。荆州股份聘请的财务顾问也出具了同样的专业意见。
曹董事长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拉动，低迷多年的股市终于开始往上走，荆州股份作为西南市场的家电王，价值有目共睹5.01元的要约价格对于流通股东并不具有吸引力，愿意以这个价格抛售股票的流通股东显然不多。如果刘备抛售他手中17%的非流通股，曹操自然是求之不得，免得以后入主荆州股份时，总要为经营问题跟这小子多费口舌。
在按照法定程序安排妥当之后，许昌集团给出了30天的要约收购期限。曹操和蒋干现在能做的，就是等这30天一过，届时就扬鞭渡江，策马西南。
孙仲谋竞争要约
不料在离要约期满还有16天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东吴集团横马杀出，向荆州股份全体股东发出全面要约，开出的价格是流通股8.5元／股、非流通股东4元／股，要约期为30天。据《大汉帝国证券报》的市场调查显示，由于东吴集团开出的价格让人无法拒绝，荆州股份50%以上的股东都表示将出售股权。
曹董事长还是小看了刘备的能量。东吴集团的现任掌门人孙权是江浙民营企业家，其个人资产，历年来一直高居富布西东汉富豪榜的前列，但此前让曹操忽视了的是，此前一直有小报说刘备在与孙权的妹妹孙尚香拍拖，这次孙权突然挑战许昌集团，极有可能是受了妹妹孙尚香的撺掇。但事到如今，说别的也没用，只有寻找对策。
“东吴集团选择在我们要约期满还有16个交易日时发出竞争性要约，而且其文件的制定和报批都严格遵守新办法的规定。”在许昌集团紧急召开的集体决策会议上，蒋干愁眉不展，“刘备显然是吸取了上回在新野股份中的教训，在法定程序上看不出任何破绽。”
“别说那没用的”，曹操说：“现在我只想听解决方案！”
“当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静观时局变化，一是主动迎战。前面一条路好办，不采取任何行动，只等30天的要约收购期结束，结果听天由命，反正即使没人卖股票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拿到荆州股份30%的股权。后面一条路就得跟孙权竞争收购，我们提高要约收购价格，并按规定比例追加履约保证金。”蒋干如是回应道。
“这一仗事关我们的全国战略，无论如何都要打赢这一仗。”曹操手一挥，果断地说，“不就是提高价格吗？那好，我每股出10.5元！”
蒋干迟疑了一会，最后似乎鼓足了勇气说：“曹总，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价格大约需要追加12个亿以上的履约保证金，这笔资金怎么筹集？二是如果孙权真对这次竞争要约势在必得，只要他能收购到34%的股权，加上刘备手中17%的股权，他们两家一联手，就绝对控制了荆州股份，我们拿到30%股权也于事无补。”
“钱的事，先从集团内部调集，我再到山西钱庄里看看是否可能借点钱。”曹操想了想说：“至于后一个问题，等到要约收购完了之后再说，不就是董事会斗争吗？老夫纵横江湖一生，难道还就怕了孙权和刘备这两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
然而，许昌集团变更要约收购价格的公告还没有发出去，产品市场发生的一切彻底打乱了曹董事长的安排。
东吴集团突然在中南市场发动大规模的价格战，在赤壁这个地级市，东吴集团的财务顾问周瑜策划了一场“火烧赤壁”大型促销活动，产品的降低幅度竟高达70%，仓促应战的许昌集团由于资金链已紧崩到了极限，在产品市场全线败退，山西钱庄也趁机逼债，一时间许昌集团风雨飘摇。
收购荆州股份是能不能壮大的问题，应对东吴集团的价格战是能不能保命的问题，曹董事长当然掂量得出孰轻孰重。于是，曹董事长将蒋干准备好的公告扣而未发，同时紧急引进匈奴、波斯、高丽等国的大财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资金链问题一旦化解，后面的故事就颇有些戏剧性。尽管许昌集团在东南市场一败涂地，但在刘琦江夏股份辖下的华容县，许昌集团的产品终于杀出一条血路，成功将市场占有率提高到16%左右，取代了江夏股份而跃居市场第一，好歹总算保住许昌集团在西南市场的一线生机。
抓“霸”放“色”：管仲的齐国CEO之道
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以分裂与竞争为主题的数百年历史，激发了大量“朝秦暮楚”的职业经理人。在这些经理人中，最成功的经理人莫过于管仲和商鞅。但结合个人的最终命运而言，管仲则是最值得现代经理人学习的楷模。其中，管仲的一些经典案例也正是现代经理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抓“霸”放“色”
在齐桓公与管仲的数十年合作经营中，首先是目标清晰——“举霸业，服天下”。作为齐国向这一目标挺进的策略制订者和实施者，管仲在一些无害于“霸业”的问题上采取了纵容与放任的态度。
在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担心：“我很好色，对霸业会有害吗？”管仲回答说：“无害！”当齐桓公问及什么对霸业有害时，管仲称：“不知贤，害霸；如贤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对管仲的回答，齐桓公很高兴，于是，他把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事务交给管仲全权办理，而自己则深居王宫，行“好色”之事，齐国反而强大起来。
与这一放纵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对齐桓公封禅的阻止。
当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梦想时，突然提出封禅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显自己的丰功伟绩。当齐桓公提出此事时，管仲并无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问他“为什么不发言，阻止齐桓公的决定？”
管仲说：“齐桓公好胜，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谏阻。”当天夜里，管仲私访齐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禅决定。
在这两件事上一纵一收的不同处理方式，表现了管仲在与处理与公司“老板”关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劝阻的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的指导思想。
再一次证明了管仲的这个CEO是合格的。
经营齐国
作为CEO最重要的职责是经营，管仲自然没有忘记经营齐国的使命。
公元前681年，“老板”齐桓公见“集团公司”已兵精粮足，决定会合诸侯，订立盟约，树立齐国“集团公司”的领军地位。恰巧这时宋国发生内乱，于是齐桓公邀请宋、鲁、陈、蔡、郑、曹、邾等诸侯“公司”到齐国北杏（今山东东阿北）开会，商讨如何确定宋国“公司”董事长的人选问题，并平息了宋国“公司”的内乱。这样，齐国“集团公司”的领袖地位在各诸侯“公司”中得到了初步确立。
在处理像管仲和齐桓公这样的“老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上，处理方法很重要。如果一味以“束”为绳，即使再豁达的老板也会因为失了面子而拒绝采纳你的好建议，许多职业经理人出发点和初衷都是好的，但事与愿违，往往不得善终。
其实，“北杏会议”开得并不是很成功。刚得到宋国“董事长”职位的宋公御说不服气，竟然在会议期间不辞而别，最后大家不欢而散。管仲总结了这次会议的经验教训，主要原因是齐国“集团公司”的整体实力还不够强大。
作为CEO的管仲，立即说服“老板”齐桓公避实击虚，先灭掉了比较弱小的遂国，这一招很见效，不仅显示了齐国“集团公司”的力量，也让别的诸侯“公司”不敢擅越。许多诸侯“公司”见此纷纷表示愿意服从齐国“集团公司”的领导。
公元前680年，齐会合陈、曹两国军队，攻打背叛“北杏盟约”的宋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董事长”宋公御说动摇了，加上齐国高管“宁戚”前去说服并瓦解，宋国终于向齐桓公赔礼认错，这样齐国兵不血刃，采用的是军事与外交双管齐下的手法，最终确定齐国“集团公司”领袖地位。
管仲对于齐桓公一些无害于霸业的弱点的放任使之任用管仲无束缚之感，结果使其对管仲日益信任，甚至几乎将所有的处置权交给了管仲，真正成了齐桓公这个“老板”的代言人。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强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他的治国思想，并使齐国这家“集团公司”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一跃而成为春秋时期最富有、最强大的“集团公司”。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管仲这个 CEO的远见与谋略。
引进自己的高管团队
管仲本不是齐桓公“集团公司”的人物，而是竞争对手——鲁国“集团”的一位高管，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将他从鲁国“集团”骗到齐国“公司”的。管仲来到齐国后，与老板齐桓公为“集团公司”的发展战略问题座谈了三天三夜，详细讨论了“集团公司”在人、财、物上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以及与其他“集团公司”竞争时的优势与劣势，深得“老板”赏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老板”齐桓公当即任命管仲为齐国“集团公司”CEO——丞相，但遭管仲拒绝。
管仲这样做，当然是有备而来，他要得到真正的权力，而不是象征性的CEO。
就在齐桓公纳闷的时候，管仲不失时机地抛出了自己的团队观：“臣闻大厦之咸，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那“五杰”，即融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人也，这五人理所当然地成了管仲高管团队中的五大金刚，于是，以齐桓公为老板，以管仲为核心的齐国“管理团队”正式组建。
作为一个杰出的CEO，管仲在向老板推荐自己的管理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十分英明的。至少可以给现代职业经理人一个这样启示：引进新的管理团队要学会抓住时机，并采用何种方式来说服上级领导就显得极为重要。
另外，在团队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团队成员与老团队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是导致秦国CEO——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悲剧的根本原因。从管仲进入齐国“集团公团”的工作状况来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新老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小，管仲不至于像商鞅那样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现代社会中，企业在引进“空降兵部队”时常常会面临着剧烈的利益重构和价值冲突，并集中地表现在公司企业文化的不相容上。在管仲和商鞅这两个CEO处理危机的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现出融合原有“公司”的文化，而商鞅则偏于激进，在引进新的企业文化时，破坏了原有结构，虽然对秦国“公司”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它引发的冲突极为严重，并最终导致了秦国“公司”车裂了自己的CEO——商鞅。
现代职业经理人急于求成，往往得不偿失。既没有处理好与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失去了新高管层的信任，下场自然可想而知。在这方面，现代职业经理人要好好学学管仲这个CEO的绝妙之处。
优秀的CE0多尔衮
多尔衮，大清努尔哈赤第十四子，也是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儿子。能征善战，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
多尔衮一生有众多的机会去当“大清集团”的董事长——皇帝，但他还是放弃了董事长的念头，甘心做一个 CEO，一个优秀的CEO——皇父摄政王。
雄才大略 高瞻远瞩
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原的“大明集团”气数已尽，宦官专政，大权旁落。尽管“大明集团”的新任董事长朱由检力图挽回“大明集团”，但已回天乏术。而此时关外的“大清集团”在皇太极的带领下，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市场，并力图攻入山海关，打开整个中原市场。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努尔哈赤生前曾想让自己最宠爱的十四子多尔衮继承王位，然而努尔哈赤死时，多尔衮年仅十五岁，皇太极逼多尔衮的生母纳喇氏大妃为努尔哈赤殉葬，又以多尔衮尚年幼为由，自己坐上了董事长的宝座。
而此时多尔衮并没有争夺皇位，只做了“大清集团”的一名普通的中层管理者——睿亲王，并一步步走上高层管理者的行列。他带领自己的两个事业部——正白旗、镶白旗南征北战，与“大明集团”周旋，打赢了不少战役，拓展了“大清集团”的市场。在此过程中，多尔衮全面了解了“大清集团”的战略规划，并清晰了解了竞争对手“大明集团”的战略，优势及软肋。“大清集团”的十年规划就是打败“大明集团”，全面掌控全国市场，做行业没有竞争对手的“绝对老大”。
就在“大清集团”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集团董事长皇太极因积劳成疾，过劳猝死在了办公桌前，带着诸多的遗憾，离开了他热爱的事业，他苦心经营的“大清集团”和他貌美的妻子，年幼的儿子。
皇太极死后，“大清集团”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谁来当这个董事长。最有实力的莫过于多尔衮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如前所述，努尔哈赤曾经就想让多尔衮当这个董事长。如今多尔衮风华正茂，从管理经验，对集团战略的认可与认同度，外部市场的了解程度都比“努总”辞世时强了很多。在“大清集团”工作了二十多年，现在由他出任董事长是最佳人选；而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受子承父业的传统思想影响，外加正黄旗、镶黄旗这两个“大清集团”实力最强的事业部现由豪格掌管，其实力也不弱。“大清集团”的高管们对谁出任新董事长陷入了纷争。
多尔衮此时从大局出发，因为他明白，一旦他和豪格为了争夺董事长，势必引起集团所属的“八旗”事业部自相残杀。不但削弱了集团的势力，还会丧失大举占领中原市场的绝佳机会。多尔衮当机立断，接受“子承父业”这个中原传统观念，拥立皇太极最年幼的儿子福临接任大清集团的董事长，自己当上了CEO——摄政王，统管集团各项事务。这一决定使得集团内部意见暂时达成了一致。
此时中原市场“大明集团”气数已尽，集团高管李自成自己称王，带领员工罢工，搞内乱。山海关市场总监吴三桂为了爱妾陈圆圆，竟把“大清集团”打了多年都打不开的山海关市场拱手送上，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多尔衮借此机会，麾军南下，进了北京，清顺治董事长迁Office（办公室），完成了“大清集团”几代人的夙愿。
“大清集团”在沈阳Office办公二十多年了，突然要把总部Office迁到北京，集团内部很多员工，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极不愿意。作为CEO的多尔衮，非常清楚新Office对彻底打开、占领全国市场的重要性，不顾众人反对，只对前大明集团的Office简单装修了一番就搬入办公了。
利用资源 上下逢源
尽管多尔衮当上了CEO，且刚上任不久就干了件漂亮事：迅速打开山海关市场，并全面占有中国市场。然而他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固。多尔衮励精图治，整顿朝纲。
董事长福临尚年幼，对公司事情很不了解。福临的主业就是好好学习，全面了解“大清集团”的业务。而真正的董事长是福临的母亲，多尔衮的皇嫂孝庄文皇太后大玉儿。
孝庄文皇太后曾是皇太极宠爱的妃子之一，生有皇子福临。庄妃来自蒙古科尔沁部族，是部族首领塞上的女儿，乳名大玉儿。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族中第一个归降“大清集团”的。塞上王爷的妹妹哲哲嫁给皇太极作皇后，王爷的两个女儿海兰珠和大玉儿嫁给皇太极作妃，在后宫极为受宠。然而，早在大玉儿还未嫁给皇太极之前，她就与多尔衮私订终身了。多尔衮跟大玉儿青梅竹马，却有缘无份。
时过境迁，皇太极死了，大玉儿守了寡，多尔衮此时已是“大清集团”的CEO了。多尔衮为了维护好与董事会的关系，更容易得到投资和项目支持，娶了皇嫂大玉儿做老婆。这在汉人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然而对满人来讲是很正常的，甚至还是一种风俗呢。
自打娶了大玉儿为妻，多尔衮的工作更加敬业。董事会对多尔衮的工作十分认可，项目、投资都先尽着多尔衮。为肯定多尔衮的功劳，董事会做了个“长期激励计划”，给多尔衮由“皇叔摄政王”晋爵为“皇父摄政王”。
一个优秀的CEO就是要平衡好董事会和员工间的关系。对上“太后下嫁”已经牢牢抓住了董事会负责人；对下他则任用了一批与他同心的“干将”。多铎和哈济格是多尔衮的同胞兄弟，他重用此二人做“销售”和“市场”总监，消灭了“反清复明”残余势力，巩固了“大清集团”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大清集团”全面打开了中原市场，取而代之“大明集团”。然而“大清集团”的成员几乎全是满人，在中原客户看来，他们对大清集团有很强的排外心理。“大清集团”员工从关外来到中原，对中原文化也很难接受。强烈的文化冲突使得业务很难开展。“大清集团”的员工（男士）统一着深蓝色长袍，根据职位性质（文职或武职）的不同及高低配不同的文武补子和顶戴花翎。同时头发前面一律剃光，后面编成一辫子。
多尔衮非常清楚，现在的“大清集团”跟在关外时情况完全不同，要想巩固全国市场，必须加大本土员工的力量。多尔衮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以汉治汉”，很多前“大明集团”的管理层继续到“大清集团”担任要职。新的“大清集团”的销售对象以汉人为主，汉文化根深蒂固。特别是很多原“大明集团”的员工上班不着统一工装，不留统一发型。多尔衮立即下了一道命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有些员工不以为然，坚决不接受。多尔衮下令杀，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公司Ⅵ很快统一了，方便开展业务。
另一方面，满族人说满语，汉人说汉语，语言不通很不利于公司内部的沟通。多尔衮主动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影响集团内部其他成员，并将汉语当作“大清集团”的共同语（清军入关，满族人自动放弃满语改说汉语成为语言史上语言融合的典案）。多尔衮的“以汉治汉”政策吸引了很多汉人才加盟“大清集团”，为刚起步的集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入关后的“大清集团”不得不进行组织变革，以适应新的市场业务模式。多尔衮大胆改革，但为了使原“大清集团”高层不因组织变革带来的利益冲突影响工作，“八旗”事业部制继续保留，同时前“大明集团”的组织人员裁汰冗员，保留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延续科举制选拔晋升员工。
但凡企业做大了，董事会大都喜欢投资房地产这一高利润的市场。“大清集团”在沈阳时投资建成了“沈阳故宫”，集写字楼和公寓于一体。原“大明集团”也拥有自己的Building——北京故宫，规模空前。当“大明集团”破产后，多尔衮为节省开支，对北京故宫简单装修后即入住。以往的行业游戏规则是原企业破产后，新企业盘点清楚固定资产后采取火攻方式烧毁原企业Building。多尔衮破除了持续千年的游戏规则，不但为大清集团节省了开支，同时赢得了客户（老百姓）的认同与支持，为巩固大清集团的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多尔衮在“大清集团”出任CEO八年，任职期满，董事长顺治皇帝未能找到更加合适的CEO人选，亲自主持“大清集团”事业。
多尔衮在职期间，全面打开了中原的市场（清军入关），正式把总部Office定都北京，利用太后与其特殊关系，得到了董事会的大力支持，大刀阔斧改革。可以说，多尔衮是个十分优秀的CEO！
雍正：中国第二代管理者的楷模
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康乾盛世”，诞生了两个盛世伟人：康熙和乾隆。此二人均在位60年，把一个大清帝国治理得风调雨顺，民富国强，甚至连西方殖民霸主、老牌帝国大不列颠（英国）的女王也要屁颠屁颠地派使臣来行朝拜之礼，希望可以通商做生意。
可是人们在看着这两位高高在上、光彩辉煌的帝王的时候，却不知道其间有一个甘于牺牲的雍正皇帝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高扬务实、克勤克俭，康熙的天下就是一个空壳子；如果没有他在位打下的经济基础，乾隆自诩的“十全老人”恐怕就成了“全无老人”了，更别说令其风光无限又诟病不已的“南巡”了。
盛世危机
为了更好叙述雍正对于康熙和乾隆的重要作用，我们权且古为今用，称之为——大清集团。自康熙8岁就任大清集团CEO，先是除鳌拜、平三藩，把集团内部的元老之争彻底解决；接着又广开科举之门，把并购了大明集团后存在的企业文化差异问题进行了大幅度整合；最后以西征准噶尔、北逐俄罗斯、南收台湾，极度扩大并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垄断市场地位。
表面看去，大清帝国一片太平景象，实际情况却是：集团在连年的高增长后，增长率开始放缓并呈现停滞状态，集团业务也一直没有新的增长点。集团运营成本逐日剧增，集团高管大都抱着守成的想法贪图享乐，奢侈之风盛行。可康熙这位CEO，身体却日渐衰老，已无力再行改革。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到了继承人身上，我们的主角——雍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的。
重组改制
胤禛，康熙的第四个儿子，继位后年号雍正，素有“冷面王”之称，历史评价其“严酷”，好佛法，性格坚忍，做事认真而执著，这正是康熙所看重的，只有这般铁石心肠的意志才能面对这么大的大清集团进行革弊创新，面对阻力百折不挠。
针对当时大清集团的积弊，雍正思之再三，提出了摊丁入亩（流程再造），火耗归公（财政改革）和创立军机处（机构重组）三大方案，从根本上控制住了集团的运营成本。
摊丁入亩，是一项重大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亩”，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吏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火耗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由于火耗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大区经理（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这类似于现在政府实行的“费改税”制度。
雍正为了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创立总裁办（军机处），推广奏折制度，实现了高度集权化下的扁平化管理。军机处，作为CEO（皇帝）的秘书班子，为CEO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旨意。
与创立军机处相伴的是推广奏折制度类似于内容。由于以前的官方文书批转手续繁复，且经多人阅看，时间拖延且难于保密，而奏折则向皇帝直接呈送，直达皇帝本人。雍正扩大了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
用人之道
雍正认为，治天下唯管理，管理之道在于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人用好了，激发出了创新和谐的氛围，集团业务自然不用担心。所以雍正在逐步实行上述重组改制的同时，大胆起用新人，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雍正的用人风格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特点：
一是不要奴才。
在雍正看来，作为中高层管理者，若是在其位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即使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摆设，只是个奴才，是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的，他说：“庸碌安分，洁已沽名之人，驾御虽然省力，恐误事。”对这种官员必须及时调整。雍正把守国法无过错的管理者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清除贪官庸人毫不手软，而对有才干的人却是倍加爱惜。他常对高管们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他们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绝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二是不看资格。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中高管队伍，雍正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嫉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看透为理由，拒绝推举他人。雍正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推举的人了！雍正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形象地比喻说：没有先学养孩子而后再嫁人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的一向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
雍正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三是不要为自己做官。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脸色说话，听皇上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子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子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继位时，偌大的一个大清帝国，国库存银不到五百万两。13年后当乾隆继位时，国库存银已经增长了十几倍，达到了近五千万两。与此同时，通过摊丁入亩等新政，实现了人人平等交税，使税收大幅度增加，却没有增加百姓们的负担，百姓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如果说康熙时代是一个大开大阖的时代，创业打天下，那么雍正时代就是整固的时代，精细化管理，巩固康熙时代的劳动成果，去除积弊，同时休养生息，不扰民，让百姓逐渐富足起来，百姓富足了，国家自然强盛。国家强盛了，才有充足的物力、财力面对外部危机。所以，雍正皇帝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打仗就是打钱粮”。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已经廉颇老矣，大多已经把权力移交给第二代掌门。可第二代掌门如何革弊创新，给第三代打好基础，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看看中国二代皇帝们的管理之道，应该是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