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地理成本与空间分布格局研究_地理论文

地理成本与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局论文,人口论文,地理论文,成本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09)05-0082-06

实现人口合理分布是我国推进主体功能区划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问题之一,即在人口环境压力大的区域,通过实施人口迁移,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实现我国人口与经济、地理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协调。这种状况下,将面临两个问题的考量:一是从大的时空格局看,人口分布与区域地理环境承载力之间是否相一致;另一个问题是在我国确实存在着一些不一致的区域,如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和西南石灰岩山地地区等,这些区域环境人口压力极大,针对这种局部现象,我们又将做如何解释?本文将对第一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般看来,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承载力之间是基本相一致的,即地理环境条件相对好的地区,人口分布较为密集;地理环境条件相对差的地区,人口分布较为稀疏。对这一规律的理论解释,人口地理学给予的回答多集中于地理环境要素对人口分布格局的机制性约束与塑造方面,即历史上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环境能力低下所以只能被动地适应地理环境。但是,在当前遇山凿洞,遇河架桥,具有强大改造地理环境、提高人口承载能力的状况下,人类并没有打破历史上形成的人口分布基本格局。显然,仍从地理环境要素角度来解释问题难免会有些牵强。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由区域地理环境与区位所决定的地理成本来阐释问题,并认为地理成本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内在因素之一。

1 对我国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的传统一致性认识

无论是从全国、省域层面,或是从流域层面,还是从我国人口的历史变迁过程来看,人口在地域空间上分布的多寡,总是与地理环境条件分不开的。气候湿润、水源充裕、土地开阔、港口优良的地域,人口分布密集;气候寒冷干燥、干旱风沙少雨、高原山岭密布、戈壁荒漠广布、土地匮乏贫瘠的地域,则人口分布稀疏。对此,我们并非承认地理环境对人口分布的决定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地理环境确实影响、约束及塑造着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

1.1 地理环境要素与人口分布

1.1.1 地形、海拔与人口分布

地形决定土地的分布,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1]。平原区地势低平,成土条件优越,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开展、工矿企业布局及交通管线铺设等,因此,地区工农业发达,商业经济活跃,乡村与城镇布局密集,是人口分布的密集地域。相反,山地、高原区地势起伏不平,同时,受垂直地带性作用,气温、降水等都随海拔发生明显变化,故成土条件恶劣,土壤贫瘠,加之道路不畅且交通工具多以牲畜为主,农业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受到极大束缚,因此,乡村和城镇布局稀疏,人口分布亦可想而知。从我国不同地形、海拔高度人口密度分布图可见一斑(见图1)。

图1 我国不同海拔高度人口密度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Different Altitude in China

注:以海拔3000m以上为1。

引自: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40.

1.1.2 水热条件与人口分布

气候温暖湿润的地区,光、热、水、土等条件都非常适宜,在这里不仅能形成利于农业生产的大片耕地并集聚大量人口,而且这种环境条件下形成的适宜人居的自然地理景观也能吸引大量追求健康及生活质量的人口在这些地域集聚。相反,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旱沙漠区、荒漠苔原区、冰川冻土区、山地高原区等,由于缺乏适宜农牧业生产和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条件,因而人口分布相对稀疏。

在我国,89%的人口分布在气候温暖湿润地区,而仅有2.1%的人口分布在干旱区(且多集中于绿洲和河谷平原地带),高原地区分布则更少,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75%①。

1.1.3 土地供养能力与人口分布

土地类型和土地质量极大地制约着农业生产[2]。以耕地为主的地域,土地生产力高,能承载较多人口,故人口分布相对密集,比如我国的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以林草为主的地域,土地生产力低,承载人口能力低下,因而人口分布相对稀疏,比如我国的(内)蒙(古)新(疆)干旱高原区。

1.2 地理环境变迁与人口分布

在人类历史地理演变过程中,由于受生态退化、干旱加剧、水资源枯竭、土地盐碱化沙化严重等环境变迁影响,区域的生产活动类型及人口空间活动范围整体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生态环境退化,区域人口承载能力降低,相应区域环境人口容量难以重负现实的人口数量,这种状况下,必然产生环境约束“推力”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使人口在地理空间上重新分布,并形成新的人口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一致性协调(见图2)。

图2 地理环境变迁与人口分布机制图

Fig.2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Mechanism

由于受气候变干、地形变动、河流改道等因素影响,我国历史上的罗布泊地域从曾经的“沧海”,逐步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繁华的古楼兰王国的“桑田”,后来又成为“人民散尽,西走且末,北走哈密等地”[3]的遗弃之地,至今则演变成为淹没在浩瀚沙漠之中的“历史文明”。自1128年来的400年间,由于黄河改道频繁,下游农业生产遭受重创,迫于地理环境压力,下游人口纷纷向南迁移[4]。显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地理环境总是通过不断变化塑造着其所承载的人口,与其人口容量基本保持一致。

2 地理成本与人口分布的空间方向选择

2.1 地理成本

地理成本,即为了保障人口的分布和区域的发展,必须支付的用于克服地理环境障碍和地理距离障碍的资本[5]。如大规模的平整土地以开发山区,远距离的调水以开发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荒地、坡地、沼泽和滩涂以改善自然环境,拦海造田以获取更多的耕地资源,填海造陆以获取更大的居住生存空间等,可见,这些克服地理障碍的行为都将会产生相当数量的资本成本。

但是,资本投资的本质是能够增值,资本的任何投资行为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企业投资对经济利益的获得,政府投资对政治利益的获得等)。如果投资的成本超过利润,投资将不会发生,这是从会计成本角度出发考虑的问题;如果存在其他的投资并能获得更多利润的地区,投资行为也会发生,这是从机会成本角度出发考虑的问题。而地理成本的存在显然约束了资本投资的空间方向选择,同时也界定了资本投资行为的机会集合[6]。

需要说明一点,一些地域由于优越的经济地理位置、资本的历史累积、浓郁的地方经商文化等,尽管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相对恶劣,地方政府、企业等资本主体仍会通过克服强大的地理成本约束,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即集聚大量的人口与市场资本,如我国拥有80%的30~40°倾斜山坡土地的我国香港地区[7],资源贫瘠的浙南地区等。

2.2 地理成本与人口地理分布方向选择

具有理性的人们在进行生产活动场所与居住栖息地选择时,一般都会选择地势低平、水源充足、交通便捷的地域,而不愿选择地势崎岖不平、沟壑遍布、水土流失严重、气候条件干旱的地域。显然,与后者相比,前者地理环境条件是优越的。而人们如果想从两者中获取等量的生产及生活效用,生产及生活在后者的人们则必然要支付比前者更多的资本来克服由于地形地貌、水资源短缺等地理障碍带来的地理成本。

列举几个例子:在地势崎岖的南方石质山区修筑梯田平均每亩需要投入成本上千元[8];四川攀西荒山荒草地开发每亩成本在2500~3000元左右,如果加上间接水利配套费,每亩新造耕地成本则在5000元以上;四川德阳市罗江县河滩地改造,开发成本大约每亩在6000~8000元之间[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修筑梯田、土地平整等克服地理障碍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显然,这种状况必然阻碍人口向需要克服高昂地理成本的地区流动,并使人口向我国地势相对低平的平原、河网密集区等地域集聚。

另外,地理环境条件恶劣地域多样偶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定程度也会强化人们在这些地域的生产与生活成本,使人们并不愿意选择在这些地域居住。

2.3 地理成本与资本投资地理分布方向选择

2.3.1 资本投资需要克服高昂的地理环境成本

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职能要求政府必须为克服区域地理环境障碍而投资,然而,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政府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或没有实现这种投资,那么“私人资本”既没有可能、也没有意愿去承受这种成本投资,因为这部分投资高昂且收益预期微渺。

列举几个国内外相关例子:为克服干旱沙漠、水资源短缺的地理环境障碍,以色列耗资1.5亿美元实施“北水南调”工程,通过修建地下引水干管把北部加利利湖水输送到南方沙漠;埃及投资近897亿美元实施图什卡工程,通过修建引水渠开发利用沙漠中的26万km[2]土地[10]。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工程项目青藏铁路建设已累计投资294.65亿元人民币,预计概算总投资达330.9亿元②。

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克服地理环境障碍的先期成本投资。显然,这些资本投资的主体是国家政府。一般来看,市场资本对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也可以投资,包括对地理环境的整治,但前提是可以获得足够的预期回报。然而,这些项目工期长,投资成本高昂,收益期遥远且存在不确定性,显然,如果把这些克服地理环境障碍的成本投资转嫁到资本市场,必将会压抑其对预期收益满足的激励,而导致资本选择转移流向。

同时,由地形、地貌、海拔、水文等地理条件形成的区域特定的光照、空气湿度、大气含氧量、大气压强等大气特征,必然使得企业资本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为克服这种特殊地理环境条件进行产品研发和技术上的成本投资,形成资本投资的技术成本投资连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地理环境对资本的投资障碍。

2.3.2 资本投资需要克服高昂的地理距离成本

物资发生位移的过程中产生运输成本。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提出的“冰山”运输成本(货物价值在运输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并进入运输成本)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们对地理距离成本的认识。

深居内陆、远离沿海需求市场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地理区位,决定了资本在这里投资必定发生高昂的运输成本。这些地区市场发育迟缓,居民收入低下,购买力、消费欲望不足,所以,投资在这里的企业不得不为自己的产品寻找“外边的世界”,这就需要企业支付数量可观的用于克服由地理区位形成的地理距离成本。以在新疆加工生产服装纺织品为例,货物运输区间为从我国西部的乌鲁木齐市③ 到东部沿海的上海市,根据铁道部铁路货物运价规则(货物按整车算,不考虑运输过程中其他一切发生费用)相关标准,每吨货物运输费用为167.503元,货物运输时间将增加127小时(2005年我国铁路货物列车旅行速度为32.1公里/小时④),而如果是将原料运输到上海进行生产加工,每吨货物则会节约60%的运输成本,并节省了货物运输时间。显然,无论是从投资的机会成本,还是从会计成本来看,与沿海同类企业相比,投资中西部地区在产品竞争中将明显处于劣势。而这也意味着“唯利是图”的资本将不会青睐这些地域。

2.3.3 我国资本投资的空间方向选择——“因势而动”

资本在投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克服由地理环境和地理距离障碍形成的地理成本,而且还要权衡投资连带的机会成本,考量投资的沉没成本等。可见,资本投资的区域选择对地理成本是具有高度弹性的,即地理成本的微小变化将会引起资本投资“取”向的很大改变。

地理环境的刚性,决定了克服地理障碍的成本高昂,资本流动的柔性,决定了资本在流动的过程中,将会向着克服地理障碍小且收益高的地区流动,即形成随地势变化而分布的我国东部资本投资集聚区和西部资本投资稀疏区,空间上表现为资本投资分布与我国宏观地理环境相一致的格局(见图3)。

图3 我国不同地形、海拔高度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图(2005年)

Fig.3 Distribution of FDI in Different Terrain,Altitude in China(2005)

需要指出,即使我国东部资本投资密集区资本投资的利润下降,企业也很难选择将资本转移到地理成本约束较大的中西部高原山地等区域,反而会通过产品升级、技术替代等进一步满足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需求,因为其不会为克服高昂的地理成本(障碍)去做“无畏的牺牲”。

2.3.4 资本投资的方向选择带动人口流动的市场效应联动

我国东部沿海地域优越的地理环境条件决定了资本在这些地域投资克服的地理成本障碍是低价的。良好的市场条件,深厚的历史人脉关系及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等,相应的加速了资本在这些地区集聚,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的资本集聚与投资行为增强,相应带动就业机会的增加,并形成我国农民工与技术人才“东南飞”的人口流动大潮: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年时间里,福建福清融侨开发区吸引外资近12亿美元、“三资”企业200多家在此集聚,同时提供外来人口就业近两万人,同期福建省吸纳外来人口165万人,其中70%左右分布在福建省外资集中的开发区密集带[11];1979-2005年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2.1%[12],而同期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中西部流向东部沿海以及京津沪地区[13];相关研究表明,跨省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流入地(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额较大,并远远超出跨省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流出地(中西部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额[14]。

可见,对投资回报的满意和对预期收益的肯定促使资本流入我国沿海地区,对预期效果(获取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大于流动及迁移成本的肯定,激励我国人口向资本市场活跃,就业机会多样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相应的,资本投资与流动人口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重叠形成市场效应联动下两者在地理空间上的理性耦合。

3 地理成本约束下地方政府的刚性困境

我国中西部地区面临的巨大地理成本障碍,不仅约束了区域生产生活方式与经济活动类型,而且也为外部资本进入设置了一道屏障。区域性“资本短缺”成为必然,地方企业在规模及数量上相应稀少。结果是,地方税源稀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约束的刚性困境成为必然(见图4)。

图4 我国不同地形、海拔高度地方财政收入分布图(2005年)

Fig.4 Distribution of Local Revenues in Different Terrain,Altitude in China(2005)

地方财政的刚性约束,决定了财政支出的“捉襟见肘”及改造区域地理环境能力的低下,同时也决定了很难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招揽项目、吸引外部资本。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成为必然,区域陷入“投资不足→产业不活→就业带动能力低下→居民收入不高→消费欲望不高→经济不景气→地方税收收入微薄→资本积累缺乏→投资不足”这→积累贫困的地方经济低水平循环运行“怪圈”,结果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见表1)。

4 地理成本约束下我国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一致性耦合

地理成本的存在约束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选择,使他们大多集聚在我国地势相对低平的平原、河网密集区等地域。

地理成本的存在也使资本流向基本中止于地理环境向山地、高原过渡的界面上,并形成资本投资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逐步递减的态势。而东部地区强大的资本投资所形成的“高就业、高收入”引力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人口在东部地区集聚,并形成人口与资本投资分布基本相一致的格局。

同样,地理成本的存在使地方政府在改造地理环境,促进人口就业,改善地方民生,提高居民福利等方面显得举步维艰。

显然,地理成本约束了个人行为的空间方向选择,制约了能有效改变人口分布状态的资本投资行为,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可见,地理成本的存在整体上影响了我国人口分布的地域空间格局并形成与我国地理环境基本相一致的西部人口稀疏区、中部人口过渡区与东部人口密集区,即形成地理成本约束下我国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一致的格局(见图5)。

图5 我国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形、海拔高度一致性分布图

Fig.5 The Consistent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FDI and Terrain,Altitude in China

5 结论

第一,地形、地貌、降水等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并塑造了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定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地域民族文化、习俗、信仰等一定程度上固化了人口的发展模式,形成不同地理环境下不同民族人口的离散化空间分布。显然,地理环境对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及塑造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第二,地理成本的存在,使人口在进行空间行为方向选择时,必然向克服地理障碍较小的地域集聚,并最终形成地理环境条件优越地域人口分布的稠密与地理环境条件相对较差地域人口分布的稀疏,即形成人口与地理环境在空间上的一致性耦合。

第三,从地理成本角度分析人口地理分布问题,使我们对人口分布的认识更加立体化,并为分析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这也应成为我们关注及认识其它问题的切入点之一,如地理成本与区域产业转移,地理成本与区域发展,地理成本与区域贫困等。

注释:

① 根据张善余学者编著的《中国人口地理》第262页中国各气候、地形类型区的人口和经济分布表计算而得。

② http://news.sina.com.cn/o/2006-06-29/13529329736s.shtml

③ 新疆是我国的主要产棉区,因此理论上这里既可以是原料提供地,也可以是服装纺织品等生产地。

④ 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219.235.129.54/cx/indicator/indicator_sc3.jsp

收稿日期:200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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