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六朝文学文化文物之综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物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949(2001)03-0056-03
文学与文化
《文学遗产》“2000年献辞”中提取：“20世纪曾经涌现过一批古典文学研究大师，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事迹成就，我们耳熟能详，引为荣耀。”这几位大师的成就，不是几个人、几篇文章所能说完的。我只想说他们的一个共同之点，即他们都不仅是单纯地研究古典文学，他们在各自把握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形成各自的特色。
陈寅恪说：“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学说如此，文艺也如此。陈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略举四例：
竹林七贤 陈先生提出，先有“七贤”，后有“竹林”。“七贤”取《论语》“作者七人”之事数，是标榜之义。东晋之初，好事者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士。“竹林”非地名，亦无其处。所谓王戎与嵇康、阮籍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的；王衍也不预“七贤”之数。至于《水经注》所云七贤同居山阳，“左右筠皇列植”，嵇康故居有遗竹云云，更是附会之说。（《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竹林七贤”之说，人们深信不疑只有精通佛教文化的陈先生，才能发千载之覆。
陶渊明之思想与文学 陈先生概括陶渊明之思想为“新自然说”，其与“旧自然说”不同之处，在于“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评论陶之文学，曰：《桃花源记》“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藉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五柳先生传》文字虽甚短，而述性嗜酒一节最长。“乃远承阮、刘之遗风，实一种与当时政权不合作态度之表示，其是自然非名教之意显然可知”，“俱与当日实际政治有关，不仅是抽象玄理无疑也”。《归去来辞》之主旨，在“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二句，“实以名教说为非”。这三篇文章是人们自幼熟读的名篇，只有熔哲学、政治史、文学于一炉的陈先生，才提出不同于众的独特见解。
四声说 陈先生认为，南朝之建康（今南京），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并集合于竟陵王萧子良之邸中。四声乃当时文士依据及摹拟转读佛经之声。其说成立于南齐永明之世，创始于周颙、沈约二人（“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非偶然也”。（《四声三问》）这是诗律学的重大创获，而陈先生自谦为“属于中古文化史常识”，然而也足以说明文学与文化必须结合研究。
六朝骈文与庾信《哀江南赋》 陈先生晚年在《论再生缘》中提出：“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我对这段话的体会是，既然中国文学“最特异之点”是“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可见骈体文是中国文学的特产，不应简单地否定它，而应进行科学的研究。陈先生接着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陈先生既承认骈体文对作者有束缚，又看到“思想灵活”的人可以“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可见骈体文不是注定写不好的。陈先生的结论是，六朝“思想最为自由”，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六朝骈体文“最佳”。这个极其重要的学术见解中，蕴含了对思想史、文学史的全面研究，并融而为一。
陈先生又说：“若就六朝长篇骈俪之文言之，当以庾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1939年他曾发表《读哀江南赋》，此文略去对庾赋的一般解释，专对庾信“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进行考论。（一）陈天嘉以后，南北通好，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朝请北周将庾信放还，北周留而不遣。庾信思归失望，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沈炯于西魏恭帝三年（梁绍泰二年）由长安还建康，作《归魂赋》。庾信“殆因缘机会，得见初明此赋。其作《哀江南赋》之直接动机，实在于是”。（《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二）陈文帝（陈倩）之弟安成王（陈顼），流寓长安。北周武帝命杜杲送陈顼还国。杜杲与陈文帝问答，有“安成之在关中，乃咸阳一布衣耳”等语。北周建德初，杜杲仍使于陈，陈宣帝（陈顼）与杜杲谈话，有“王褒、庾信之徒既羁旅关中，亦当有南枝之思耳”等语。杜杲使陈语录，为庾信直接或间接所知见。《哀江南赋》结语“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哀感动人，庾信“致意之点，实在于此”。如不熟谙当时政治文化背景，即使将《哀江南赋》倒背如流，也想不到庾信之作此赋，与沈炯《归魂赋》及陈倩、陈顼兄弟与杜杲谈话内容，有密切关系，从而发前人之所未发。
从以上四例看出，六朝文学必须与六朝文化结合研究，才能大有成就。
文化与文物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一生之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即考古学与史学之沟通，这确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条重要途径。进行魏晋南北朝以前文化中的研究，由于文献不足，需要充分利用文物考古资料，进行补充。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也不能忽视这些资料。我趁发言的机会，提供一些信息。
1997年，南京市博物馆建成“六朝风采”大型陈列。这是国内第一座集中展示六朝文物的专题展览馆。它以文物的形式，从各个侧面再现了丰富多彩的六朝文化，荣获国家文物局颁发的“1997年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人们参观“六朝风采”陈列，欣赏了一件件文物精品之后，有什么印象呢？
第一，六朝指建都于今南京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封建王朝。在吴亡之后，东晋建立之前，相隔着西晋三十六年(280-316)的统治。这三十六年有没有打乱吴故土的文化格局呢？从“六朝风采”展示的文物，大体上显现出吴和西晋统治三十六年的吴故土，东晋南朝两个文化格局。如：吴和西晋的吴故土之墓葬中无牛车，东晋南朝之墓葬中有牛车；吴和吴故土之墓葬中有铜镜，东晋南朝之墓葬中无铜镜（有铁镜）；吴和吴故土之墓葬中有魂瓶，东晋南朝之墓葬中无魂瓶；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六年是短暂的，加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又有长江天堑，当时南人北上，北人南下者，不会很多，上层人士诗文唱和，互相影响，而广大民众的风俗习惯，非少数北人南下者所能骤变，西晋统治下的吴故土，文化旧格局仍然保存。西晋末，北方士族和劳动人民因避乱大量南迁，东晋南朝出现了南北习俗交融的文化新格局。“六朝风采”展示的文物时段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上情况。
第二，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六朝风采”展示的文物，提供了这四个方面生动形象。（一）衣——从东晋南朝的陶俑和绘画看出，士人以宽衣大袖、褒衣博带为时尚，妇女流行窄袖紧身、上俭下丰的款式。女陶俑的发髻，从汉代的堕马髻（发束于脑后）发展为双环髻、倭堕髻、大髻等高髻形式（两鬓抢面，发被眉额，急束其发上耸成环），发饰多用金器。庾信《春赋》形容为：“钗朵多而讶重，髻鬟高而畏风。”（二）食——餐饮用具形制增多。以瓷器为主，漆器为辅，青铜器匿迹。盛行青瓷鸡头壶，并有所改进，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出土的鹦鹉螺酒杯，用南海鹦鹉螺壳为杯身，镶以鎏金铜边，装成耳环形式，造型优美。隋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唐李白《襄阳歌》中都提到“鹦鹉杯”，这是实物。（三）住——出土的青瓷魂瓶上，堆塑了楼、阀、亭、廊，是当时贵族住宅的缩影。院落布局合理，在东、南、西、北四角，各有一个四角攒尖顶的亭子，高出宅院之上，结构独特。砖、瓦当上多用莲花瓣纹、人面纹为装饰。家俱有新发展，床已增高，有床顶，周围有矮屏；榻也加高加大，榻上有凭几。（四）行——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出土了陶牛、陶车和一群陶俑，车厢作立方体，内置凭几，卷棚式顶前后出檐，车辕平行前伸，有横轭，车的前方和两侧有牵牛俑、跪俑（主人上下车的台阶）、侍从俑等，再现了当时贵族出行的情景。看到这组文物，不禁浮想联翩，一位褒衣博带的贵族，出门访友，在牛车中倚靠着凭几，缓缓而行的悠闲风度，仿佛在目前。
第三，“六朝风采”还展示了不少具有重要的文艺价值、宗教意义的文物，如：（一）南京西善桥南朝贵族大墓出土的砖拚“竹林七贤”巨幅壁画，共八人，魏晋时期的“七贤”之外，还有一位是春秋时期的高士荣启期。此图线条流畅，神情生动，突破了汉画像石雄浑粗犷的风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此图的背景全是树木而无一竿竹，证实了陈寅恪先生判断东晋好事者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完全正确。（二）出土的印章有铜印、金印、玉印等。盛行一时的六面印，用于封简牍。印文有“悬针篆”，上密下疏，竖笔引长下垂，形如悬针，突破了汉印的规范。（三）出土的文房用具有毛笔、书刀、砚台、水注、水盂、笔洗等。一块莲花形墨，在地下埋藏千年，出土后仍然漆黑若新。（四）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出土的嵌钻石指环、玻璃杯（由五百多块碎片黏合而成），是舶来珍品，中外文化交流之物证。（五）宗教意识在出土文物中也有表现，如南京殷巷出土的红陶魂瓶上排列着七尊模印的佛像，头顶高髻，身着袈裟，下有须弥座，背后有佛光，其时代为吴。西晋吴故土墓葬中的铜镜上，也有佛像。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大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高85厘米，通体分别采用堆塑、刻划、模印等工艺，装饰带有浓郁佛教色彩的莲瓣、忍冬、菩提、飞天等纹样。南京象山王丹虎墓葬中的红丹丸，是墓主信仰道教，企图服食长生不死的实物。
在“六朝风采”陈列之外，又一个可喜的信息是，国家文物局从1998年全国460项考古发掘中，评出十大考古新发现，南京六朝家族墓地发掘是其一。分别在南京仙鹤山南麓和象山中段发掘的东晋名臣高崧家族的三座墓葬和东晋豪门王氏家族的三座墓葬，为确认六朝的墓葬型制和构筑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对研究东晋世家大族的墓地选择和墓室排列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金器，填补了六朝考古的一项空白。出土的玉器，如玉剑饰和完整的组玉佩，对重新认识六朝玉器，研究六朝佩玉制度，具有学术价值。墓区的排水系统，达到了当时的高水平。
最引人注意的是楷意浓厚的东晋高崧墓志为《兰亭序》真伪的探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资料。大家知道，含有隶意的东晋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的出土，曾经引起一场《兰亭序》真伪的辩论。郭沫若从这两方墓志出发，判断《兰亭序》为唐人伪作。章士钊表示反对，认为晋人“碑用爨，贴用王”，“刀笔用爨，毛笔用玉”。“碑版与笔札本来不可一概而论”。（详见《柳文指要》）在章先生之前，被陈寅恪尊为“近世通儒”的沈曾植，已发表过“南朝书习，可分三体。写书为一体，碑碣为一体，简牍为一体”的意见，略谓：“碑碣南北大同，大较于楷法中犹时沿隶法。”（详见《海日楼札丛》）沈、章二氏将碑碣与笔札分为两种字体的意见如成立，则郭文以谢、王二石字体来定《兰亭序》为伪，大可商榷。新发现的东晋高崧墓志楷意浓厚，则郭文专以含隶意的谢、王二石来定《兰亭序》为伪，就不攻自破了。今后会有更多的碑碣出土，更有利于《兰亭序》真伪的鉴别。
最新信息，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合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化》（以图为主）将于2000年底或2001年初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此书影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精品，其中顾恺之绘《女史箴图》（唐人摹本）长卷尤为珍贵。此图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共九段，人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对镜梳妆”的一段。这次九段全部影印，不仅可以全面研究《女史箴图》的艺术价值，还为人们研究六朝妇女生活、服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当然也就为人们研究六朝妇女文学的文化背景提供了重要资料。
此外，长沙走马楼发现“吴简”，南京地区发现六朝祭坛遗址，都向人们提出了研究六朝文化的新课题。
以上所言，只是为了表达两层意思：研究六朝文学，必须深刻理解六朝文化；研究六朝文化，应该充分利用六朝文物考古资料。
[收稿日期]20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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