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在属性的倾向性及其反事实条件句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及论文,倾向论文,属性论文,事实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O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5)04～0001～06 近年来，倾向性(disposition)问题在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究中正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如崔(Choi，S.)所揭示的[1]，国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四个子问题展开：语义学解释问题、与范畴性属性的区分问题、形而上学地位问题、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国内关于倾向性的专门研究尚属少见，但部分学者已注意到它与其他问题的紧密关联。如关于自然类的研究，有学者主张“种类的本质是一种倾向性的本质”[2]。又如关于自然定律的研究，有人主张“倾向性也使得不同的具体类事物显现出内在齐一的外在特征”[3]。 就其研究现状而言，倾向性的语义学解释是当前此领域研究的首要问题。一般认为，倾向性在语义学上等价于某种形式的虚拟条件句。尽管相当直观，但此观念往往遭遇一系列反例和诘难。其根源在于，对于虚拟条件句本身的语义学解释并不充分。立足于当前研究现状，本文尝试将此问题置于当代哲学关于内在属性的一般形而上学研究之中，以期揭示倾向性的索引性特征。由此为虚拟蕴含句的语义解释提供恰当限制，使得我们走向一种反事实条件句语义学。正是在此语义学语境下，倾向性问题将有望得到合理解释，相关问题研究也有望取得一定进展。 一 倾向性分析：挑战与回应 在科学论述和日常语言中，诸如“氯化钠易溶”“白磷易燃”“玻璃杯易碎”“张飞易怒”等倾向性表达极为常见。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下，倾向性与自然定律、因果性、科学解释、信念本质等传统议题紧密相关，甚至有人主张道德属性也可还原为倾向属性。由此，倾向性概念正在被赋予越来越重要的理论使命。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哲学上而言，我们仍然尚不清楚如何严格刻画、定义倾向性概念本身。 这一困难主要源于倾向属性所具有的某种“神秘性”。不像形状、颜色、位置等“显明”属性，倾向属性并不是“赤裸裸”地呈现出来的，而总是“隐身于”某种“刺激—反应”模式当中。我们能“看见”一只玻璃杯的形状、颜色和位置，但似乎无法直接“看见”杯子的易碎性。我们无法通过观察玻璃杯实际上是否破碎来“观察”其易碎性。因为，即使是对于一只从未破碎过的玻璃杯而言，它完好无损这一点也丝毫不妨碍它具有易碎性。这就好比一个具有暴力倾向但却从未施加过任何暴力的人，他的实际“表现”与其倾向性是无关的。 当代哲学家们普遍主张以虚拟条件句(subjunctive conditionals)来刻画“刺激—反应”模式并由此捕捉这种处于“隐身状态”的真实属性。其中，以条件句的前件来表述刺激条件，以后件来表述反应状态。根据刘易斯(Lewis，D.)等人主张的简单条件句分析(SCA)模式，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当且仅当Ca＞Da(“＞”是虚拟蕴含算子)[1]。比如，玻璃杯易碎，当且仅当摔打玻璃杯虚拟蕴含玻璃杯破碎。尽管相当直观，SCA却面临重重挑战。 针对倾向性的SCA分析模式，哲学家们主要提出了两类挑战。它们试图证明简单条件句对于倾向性表达而言，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以玻璃杯的易碎性为例，SCA主张，一只特定的玻璃杯是易碎的，当且仅当摔打这只玻璃杯虚拟蕴含玻璃杯破碎。此条件句一般被理解为：尽管实际上没人摔打玻璃杯，继而它也没有破碎，但(虚拟地)只要摔打它，它就会破碎。马丁(Martin，C)、刘易斯、史密斯(Smith，A)、约翰斯顿(Johnston，M)、伯德(Bird，A)等从不同的角度，援引种种思想试验，试图表明SCA不足以刻画倾向性[4]。例如，一只普通的玻璃杯——它显然具有易碎性，可能由于某种超自然力的介入，使得它被摔时并不破碎。比如，存在一个具有超能力的玻璃杯钟爱者(lover)，每当有人摔打玻璃杯时，它都会及时发现，并且在玻璃杯破碎前施加超能力，使得玻璃杯完好无损。这意味着，用简单虚拟条件句来捕捉倾向性，并不必要。 反过来，对于一只金属杯子——它显然不具有易碎性，可能由于某具有超自然力的金属杯憎恨者(hater)的介入，使得它被摔打时破碎。这意味着，用简单虚拟条件句来捕捉倾向性，并不充分。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关于倾向性，SCA都将给出错误的语义学分析。通常，这样的反例被称为芬克(fink)、模仿者(mimicker)、掩饰者(masker)、解药(antidote)案例。 针对此类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代表性的应对策略。崔、纲德尔森(Gundersen，L)等认为，SCA可以得到辩护。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反例源于引入了不标准或非常规的刺激条件或反应条件[1]。因为，通常而言，说“玻璃杯易碎”，当然是说“在没有超自然力的介入下，在它未受到特别保护时，在……时，如果杯子被摔，则它破碎”。超自然力或特别保护措施的介入，要么导致玻璃杯未受到标准刺激，要么导致其反应无法恰当表现出来。此进路的问题是，如何严格而非特设性地界定标准刺激条件/反应条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对“标准性”的界定很可能是特设性的或乞题的。比如，人们可能会认为，条件C是标准的，当且仅当在C下，预期的刺激—反应链条实现了。但是，由于任何反例均与预期相悖，在此界定标准下，任何反例下的刺激/反应条件都将是非标准的。 另一种代表性思路，如普莱尔(Prior，E)、刘易斯、梅勒(Mellor，D)、法拉(Fara，M)所主张的，认为应对SCA加以实质性修正。他们尝试发展更复杂的条件句方案。这些方案一般通过引入“因果关系”“反应呈现的特定过程”“习惯性”等概念来为条件句的前件施加种种限定条件，使得那些反例案件无法满足条件句的前件[1]。其基本想法是：当我们试图去确认一只玻璃杯是否易碎时，我们不仅需要确定它是否在被摔打时破碎，还需要确定它为何/如何破碎，也即需要确定其破碎是否源于恰当的因果关系，遵循特定的因果过程。比如，在金属杯憎恨者介入的情况下，尽管金属杯也破碎了，但这一点并非源于恰当的因果关系。因为，一只杯子是否易碎在因果关系上应源于其微观物理结构——而不是源于那个具有超能力的憎者。尽管这些方案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某些典型反例，但其自身也面临一个潜在难题。那就是，为了应付不断出现的新反例，对倾向性的分析将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引入的新概念和新词汇或许比倾向性概念本身更加难以令人捉摸。譬如，在哲学上而言，因果问题本身或许比倾向性问题更加难解。 因此，如何在避免施加特设性限制或引入解释上的非优先性概念这一大前提下，恰当捕捉倾向性与虚拟性之间的关联，继而严格刻画倾向属性的实质，仍是未解难题。可以认为，既有两种策略的共同出发点在于，将视线聚焦于条件句“Ca＞Da”的前件之上，试图为“Ca”施加限制，使它不容易被满足，并以此来排除那些潜在反例对“Ca＞Da”的威胁。 在我看来，这一聚焦点恰恰是既有思路所存在缺陷的真正根源。聚焦于条件句前件的“标准性”或“复杂性”，将使得前件的设置变得颇具特设性嫌疑或变得令人难以容忍的“复杂”。或许，把视线转而聚焦于作为整体的“Ca＞Da”之上，可为问题取得突破提供新的线索和契机。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虚拟蕴含的语义学研究就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在关于倾向性的争论中，人们通常却毫无保留地将“Ca＞Da”理解为严格蕴含(strict implication)，而不是理解为某种非严格蕴含，如反事实蕴含。严格蕴含要求“Da”在所有的Ca-世界为真，而反事实蕴含等非严格蕴含只要求“Da”在某些Ca-世界为真。严格蕴含的这一“强硬”要求或许是SCA遭遇诸多反例的根本源头。本文主张，我们可以尝试将视线聚焦于条件句“Ca＞Da”的蕴含算子“＞”上，而不是其前件“Ca”上。接下来，我将尝试表明，即使不对条件句前件作任何限制，只要对蕴含算子的语义学解释赋予恰当限制，继而为“Ca＞Da”赋予恰当的虚拟条件句语义学，SCA就能得到辩护。 二 作为内在属性的倾向属性 在关于属性的形而上学研究中，通常引入内在属性与外在属性的区分。一般而言，一属性是内在于某对象的，当且仅当此对象仅凭(merely in virtue of)其自身就具有此属性[5]。目前可见，有两种内在属性理论颇具代表性。第一种代表理论发端于摩尔对内在价值的探讨。在其元伦理学中，摩尔指出，某些对象或行动之所以是善的，源于它是实现其它善的手段，而另一些对象或行动却就其本身而言即是善的。在后一种意义上，那个对象或行动具有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是一种典型的内在属性。第一个关于内在属性的严格界定来自于金在权(Kim，J)，他将内在属性定义为对象在孤独情况下仍然可具有的属性[6]。后来，瓦伦泰恩(Vallentyne，P)通过“世界压缩”这一更形象的概念来说明这一点。所谓对象O的孤独，就是在不影响O的存在性的前提下，把世界的其他部分尽可能地“删除”后O所处的情形[5]。比如，一只高尔夫球在孤独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其原有的形状特征，但在孤独的情况下却丧失了“在第三洞左上方1米处”的特征。因为，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删除将意味着第三洞不再存在，继而那只高尔夫球也不再具有“在第三洞左上方1米处”这一特征；但是，无论如何删除，也不会剥夺高尔夫球的形状特征。因此，形状是内在属性，而相对位置是外在属性。 另一种关于内在属性的代表性理论以刘易斯为代表。他指出，尽管通过“孤独”概念来刻画内在属性很直观，但这却会导致误将“是孤独的”这一外在属性本身认定为内在属性。因为，任何对象在孤独的情况下都具有“是孤独的”这一属性，但此属性的获得并不取决于对象本身，而是取决于是否有外在对象与之相伴随——继而此属性是外在属性。刘易斯的想法是，既然内在属性与外在对象不相干，那么无论外在对象如何变化，都将不影响对象的内在属性。于是，我们可以将对象O复制无穷多份，分别将它们置于不同的可能世界中(这些世界各自包含不同的外在对象)。如果O的所有复制品(duplicate)都具有同一属性P，则P就是O的内在属性。简言之，内在属性就是对象的所有复制体所共有的属性[8]。 现在，让我们考察在这两种理论下，倾向属性是内在属性还是外在属性。根据第一种理论，我们需要考察“易碎”“易燃”“易怒”等倾向属性是否是对象在孤独情况下仍然具有的属性。很显然，在孤独的情况下，一只普通的玻璃杯仍然是易碎的。尽管在孤独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去摔打玻璃杯，从而其“破碎”这一反应状态没有机会显现出来，但其易碎性这一特征本身并未改变。类似的，白磷在孤独的情况下仍然易燃，而张飞在孤独的情况下仍然易怒。这意味着“易碎”“易燃”“易怒”等倾向属性都是内在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混淆“易……”这样一种倾向特质与事件发生的高概率。由于张飞不善与人相处，与别人待在一起时他时常发怒；当他独自相处时，由于无人招惹他，所以他从不发怒。由此，我们可能会认为，张飞在孤独时就不易发怒了。这是不正确的。尽管易发怒的人实际上发怒的次数也往往较多，但易怒这一倾向与实际上发怒的次数和频率是两码事。因为，一个人是否易发怒仅取决于他针对何种严重程度的事情而发怒。当张飞针对一些通常不应使人发怒的事情而发怒时，他才成其为一个易发怒的人。类似的，当一只玻璃杯无法承受通常并不导致破碎的力量时，它才成其为易碎物；当白磷无法抵御通常并不导致燃烧的温度时，它才成其为易燃品。 根据第二种理论，我们需要考察倾向属性是否是对象与其所有复制品所共有的。在形而上学上而言，对象与其复制品在质性上(qualitatively)不可区分。或许，二者的唯一差异是其各自的来源不同。一只玻璃杯可能是来自某家玻璃器具制造厂的某车间，而它的复制品则可能是来自于某复制品生产实验室；苏格拉底来自于他父母所提供的那一对特定的精子和卵子，而他的复制品绝不来自于其父母。在此前提下，可以看到，倾向性是对象与其所有复制品所共有的。 因此，在两种典型的内在属性理论下，倾向属性都是内在属性。这一点将为我们指明倾向属性的一个根本特征：索引性。外在属性的索引性特征很容易被人注意到。甚至人们可能会认为索引性是外在属性的标志性特征。这是因为，外在属性通常总是通过诉诸外在对象而给出的(specified)。譬如，“崇拜苏格拉底”“毗陵人民公园”“比光速更快”等属性可被归属给某些对象O，仅当苏格拉底、人民公园、光等外在于O的对象存在于O的世界。也即外在属性的归属必须相对于特定外在对象存在的情形才有意义。相比之下，人们却容易忽略内在属性的某种索引性特征。特别是根据内在属性的常识观念，由于内在属性是对象仅凭自身，甚至在孤独情况下都具有的属性，因此，人们会认为，内在属性的恰当归属只需要参照对象本身就足矣；也就是说，内在属性的归属仅相对于对象本身时就有其意义，而不必索引于任何外在对象。 此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种独特的外在“对象”：自然定律。比如，形状是内在属性，因为对象在孤独情况下仍然可以保持其形状不变，或者对象的所有复制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共有同一形状。但此说法显然需要限制。在一个没有自然定律存在或具有不同自然定律的世界中，我脚下的足球不一定是球形。如果牛顿第三定律发生改变，或许我写字的桌子就不是目前这种形态。甚或在自然定律极端不同的世界中，对象根本没有确定形状。很显然，对特定自然定律的预设是内在属性归属的必要前提。鉴于此，断定对象O具有内在属性P实则等价于断定O相对于自然定律L具有P，或者，O具有L-P。既然倾向属性是内在属性，那么，此索引性也是倾向属性的根本特征。断定O具有倾向属性D即断定O具有L-D。 三 倾向性的反事实条件句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把倾向属性的索引性特征植入到其条件句分析中去。根据简单条件句分析(SCA)，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当且仅当Ca＞Da。首先，由于“O具有倾向属性D”实际上等价于“O具有L-D”，则相应的，“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等价于“相对于L，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再根据SCA，对倾向性的完整分析应当是：相对于L，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当且仅当相对于L，Ca＞Da。因此，要确定一个倾向性的归属是否正确，我们只需要确定“相对于L，Ca＞Da”的真假。 但是，在任何标准的条件句逻辑中，“相对于L，Ca＞Da”都不是合式公式。因为它是元语言表达式(“相对于L”无法还原为条件句逻辑的初始符号)，我们无法在通行的条件句语义学下判断“相对于L，Ca＞Da”的真假。所幸的是，既然“相对于L”是元语言，一种可行的办法是，把“相对于L”植入到对“Ca＞Da”的元语言对映体中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对“Ca＞Da”的语义学解释中引入“相对于L”，而不必在SCA中直接引入“相对于L”。这样我们既保留了SCA的原始模式，又恰当地在元语言层面捕捉了倾向属性的索引性特征。 在关于反事实条件句的主流语义学中，“Ca＞Da”在元语言层面的对应物是“最邻近的Ca-世界是Da-世界”[9]。比如，“Ca＞Da”在现实世界为真，当且仅当与现实世界最邻近的那些使得Ca为真的世界同时也使得Da为真。这里的邻近性(closeness)可以借助最小修正的概念加以直观说明：当Ca在现实世界为假时，我们可以通过修正现实世界使得它为真，然后考虑这一修正将导致何种后果。我们尽量对现实世界作最小修正，直到Ca为真为止，然后我们考虑此修正是否也使得Da为真。如果是的话，反事实条件句就为真；否则就为假。 那么，何谓最小修正?刘易斯认为，要保证这一最小性，通常我们从修正特定事实开始。我们必须保证尽可能地不修正自然定律。这是因为，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它是世界的根本特征。每一自然定律都涉及潜在无穷多的对象和事实，对自然定律进行修正意味着“大面积地”改变世界面貌。所谓的最小修正是为了保证，当我们试图去确定条件句的真假时，我们关心的是根据现实世界本身实际所是的情形，那句话是否为真。如果我们所考虑的可能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极为相似，则只要弄清在这个可能世界中发生的情况，也就知道了在现实世界本可能发生但实际没有发生的情况(could have beenbut is not)。这就好比我们想知道孪生弟弟的长相，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与他长相极为相似的孪生哥哥而获知那一点；相反，如果我们大面积地修正了现实世界，则据此而得出的结论将与我们的关切初衷想去甚远。 现在，以反事实条件句语义学的“最小修正”原理来反观倾向性说明中的“相对于L”。当我们试图确定一个对象O是否具有倾向性D的时候，我们的关切点是，在我们的世界中，O是否具有D。特别是，我们关心在自然定律L这一基本假定下，O是否具有倾向性D。自然定律L并不是任意的，它恰恰是我们的世界所实际具有的自然定律。因此，当我们问“玻璃杯是否易碎时”，我们是问：在给定我们的世界实际具有的自然定律这一前提下，玻璃杯是否易碎。当然，我们也可以“转移”自己的关切点，设想自己处在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的自然定律的世界，并考虑在那个世界的自然定律下，玻璃杯是否易碎。总之“相对于L”这一索引性特征传达的正是关切点的独特性。 不难看到，“相对于L”所表达的索引性与“最小修正”原理所传达的关切点是一致的。“相对于L”是为了将关切点聚焦于拥有L定律的那个独特世界，而最小修正也是为了不“远离”我们关切的那个特定世界。因此，“最小修正”原理所体现正是我们试图寻找的“限制性原则”。通过对“Ca＞Da”赋予反事实条件句理解，我们可以将自然定律这一索引性要素植入到“Ca＞Da”的元语言解释中。最终，倾向性的简单条件句分析在元语言层面的语义学解释是：相对于世界w及其自然定律L，对象a在条件C下倾向于D，当且仅当，在那些使得Ca为真且与w共有L的最邻近世界w’中，Da也为真。 这一解释的实质是：并非所有可能世界都与倾向性分析相关，实际上，只有极少的可能世界才具有相关性；这些世界的特征是，它们与我们的世界最邻近，从而恰当捕捉了我们进行倾向性分析的独特关切点。很明显，把大量不相关的世界(特别是那些引入超自然因素的离奇世界)排除在外，将一揽子地排除很多针对SCA的反例。 让我们通过案例来检验这一解释能否应对芬克、模仿者、掩饰者、解药等典型难题。由于玻璃杯钟爱者这个超自然因素的介入，玻璃杯摔打时并不破碎。此时，根据我们给出的理解，只需要确定，有玻璃杯钟爱者介入其中的世界是否是(使得前件为真的)最邻近我们的世界?很显然，由于玻璃杯钟爱者通过施加超自然力而保证玻璃杯不破碎，这一点极大地修改了关于微观物理结构与其宏观结构表现的自然定律。这使得此世界与我们的世界相去甚远，继而并不在我们的关切点之内。事实上，超自然要素的介入不仅极大地修正了自然定律，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超自然要素本身所体现的规律性和强制力成了新的“(超)自然定律”。因此，如果以这个“遥远的”世界为关切点，在某种意义上，玻璃杯的确不具有易碎性。但如果坚持以我们的世界为关切点，把我们的自然定律视作倾向性判断的背景预设，则玻璃杯仍然是易碎的。 四 结语 尽管倾向性总以“隐身”的方式存在，但我们可以使之“现身”。虚拟蕴含式是破解其“隐身术”的起点，而终点正是反事实蕴含。我们展示了一条从起点通往终点之路。我们看到，通过引入最邻近世界语义学，SCA是可辩护的。当然，针对SCA的种种难题仍然层出不穷。实际上，如伯德等人注意到的，某些这样的难题甚至不必诉诸超自然要素[10]。这样的案例可否被容纳到本文的方案中，或者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指向性，答案目前尚未可知。进一步的探究显然是必要的。不过仅就本文的目标而言，我们业已看到，涉及超自然要素的典型案例均不构成SCA的真正反例——反倒是对这些潜在反例的分析引导我们对倾向性的实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