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华[1]2004年在《视角的创造：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像》文中研究表明当代女性历史小说指的是当代女作家从女性立场出发来反观历史女性的命运，并在创作中表达当下的女性主义观念的历史题材小说。新历史小说创作往往用现代人的思维和叙述方式来把握和表现历史故事，消解原有的教化意义。当历史被描述为欲望的必然性和命运的偶然性的合力结果时，想象力和主观性便成了支撑文本的张力。从这一意义出发，新历史小说应该说是当代女性作家淋漓尽致地书写自我和表达当下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最佳空间。“研究妇女就是要重写历史。”([美]琼·凯利)当代女性历史小说是通过重新定位和描绘女性形象来完成这一任务的。本文借用(德)埃利希·诺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中的概念，把当代女性历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女妖、圣女、母神和巫婆四大类型来进行解读剖析，探讨它们折射的女性主义观念，并试图用红色、白色、紫色和黑色来分别概括四种意象的内涵：女性自我张扬、女性自恋、女性自我提升与成长和女性僭越之后的非常态心理。 全文分前言、正文、结语叁部分。 前言简单论述有关新历史小说创作观念、理论和技巧对女性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引入传统的有关女性形象的观点以及当代女性对自我形象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并介绍大母神原型的四种变形和分类理论，阐述本文的写作意图。 正文采取历史观念的纵向对比和文本的横向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包括四节的论述。 第一部分：红色·女妖：女祸论与女性自我张扬。本节从异相、回归本色、流血与英雄情结等概念入手，分析女性历史小说里的“女妖”形象如何对传统女祸论进行颠覆，及如何张扬女性内心深处强烈的创造力、追求激情的存在等自我意识。 第二部分：白色·圣女：淑女论与女性精神自恋。本节对精神自恋作了心理病症意义上的和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区分。前者是对淑女论的肯定和追随，而后者则是女性自我存在觉醒和日益张扬后进一步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喜爱，甚至上升为一种或尽善尽美或远远超越于男性把握范围的境界。论述中把圣女叙述为精神净化—救赎与涅集—废墟上的圣女—精神的自我完美化的线性演进。 第叁部分:紫色·母神:母性崇拜与女性自我提升。这里的母神并非指男性对母性生育和哺乳功能的崇拜，而是在对坚韧的生命力、延续力作肯定的同时，对母神形象作大胆的颠覆，毫不讳饰地表现母性深处所隐藏的邪恶、扭曲和反常态的另一面，从而表达了更为成熟、完整的母性论:母性是情感之源和人生的充盈方式;母性是女性独立自强及其原则立场的有力支点;母性是扭曲和变形的爱和心智成熟;母性是宿命的传承和蜕变、升华。 第四部分:黑色·巫婆:憎厌悍妇与女性潜越之后。男性视野中的巫婆、悍妇和疯女人是男性对潜越的女性进行肆意异化和侮辱，并对她们表达憎厌情感的变形方式。当代女性作家把这些反常态女性解释为女性在潜越之后过度的自我与情感强调与对新的地位的无所适从时心理的失衡和行动的偏激。女性僧越是男权世界的梦魔，而梦魔是女性僧越后纠缠在潜意识中的情结，并具体表现为精神上的自虐与施虐。 结语部分对当代女性历史小说及其对建立当代女性形象观念的意义作简要概括。
李翠翠[2]2018年在《多元文化的复调书写》文中提出文学家创作活动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作品对人类自身关注的程度如何。因而,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与其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议题之一。通过文本分析,揭示作家在作品中的叙事策略及其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探求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学批评活动中批评家关注的焦点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汇的土耳其为其创作背景,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揭示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印第安人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则以其成名之作《爱药》表现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在其传统文化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冲撞与整合过程中的境况以及印第安人在此过程中的身份探寻。两位生活于不同社会体制内的作家,在表达异质文化冲突中人的心理动态及其精神诉求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他们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创作过程中成功地运用了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的叙事策略。巴赫金借鉴用复调旋律表达共同主题的音乐概念,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创立了复调小说理论。该理论认为,如同音乐复调一样,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呈多样化,其感情意识亦非统一,错综复杂的情感意识共同作用,滋生出作品不一而足的主题。作家即作品中讲述故事的人,其笔下的人物成为作家创作的客体,不同人物分别从不同角度表达出来的情感意识反映了作家的主体意志。小说人物从各自角度在作品中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最终形成了由“多声部”构成小说主题的“大合唱”。正如萨义德在研究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持偏见的基础上对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出的阐释,他认为文学文本的阐释是对位的,而非单音的。在对文学作品的创作及其解读过程中,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融合了文学作品的表现策略及其表达的深层内涵,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化多元化向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视角,进一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实现了现代文论的重大飞跃。帕慕克和厄德里克堪称为运用巴赫金复调叙事策略的作家典范,他们的多部作品皆体现了明显的复调小说特征,其中在两位作家各自的代表性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和《爱药》中,通过不同人物以多角度叙事的方式,表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这种主体意识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复调理论的对话性叙事策略表现出来的。该选题研究发现,帕慕克和厄德里克在其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和《爱药》中的“对话”策略的显着特征主要表现在宏观对话和微观对话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其对话关系表现为人物关系的对话、组织结构的对话以及文本之间的对话;在微观层面上,其对话关系则表现为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与自我对话中的双声语。对话中的对位关系主要源自于“对话”与“沟通”在当代文学中形成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统一。尤其在当前多元化语境中文化的发展趋向上,“对话”与“沟通”是解决异质文化之间冲突的主要手段或途径,也是文学、社会学、哲学(其中包含语言哲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中开展批评时较为常见的术语。在此层面上,对话中的对位关系在文学作品的分析过程中具有不同形式及意义。在宏观层面上,对话的对位更有助于学界揭示作家对多元文化冲突中的主体意识的塑造并有助于表达作家所属族群的集体意识,也更加有助于人们了解作家及其所属族群的内心价值取向。因而,宏观层面对话的对位关系也更加顺应了当今时代异质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微观层面的对话关系则更加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今社会时代中作为个体的人在内心层面的心理状态。由于不同的个体(即作品中的具体人物)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文学中的)人的“类”,因而个体的微观对话的对位关系会更加有助于文学批评中揭示出当代人(即“类”)的共同心理诉求。对话中这两个层面的对位关系又有其共性,即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所论及的文学思潮划分与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阶段分别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不同心理结构,杰姆逊将其称为“革命”。帕慕克和厄德里克小说中对话的对位关系与两位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环境具有直接关系。这也正是美国学者罗德·霍顿和赫伯特·爱德华兹在研究美国文学思想背景时所秉持的基本观点:了解文学和产生该文学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因为文学对现实而言虽有滞后现象,但文学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预示作用和推动作用还是其主要方面。在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中,其对位式对话策略在宏观层面上揭示的是亚洲文化,确切地讲是土耳其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对位关系。形成这种关系的源点在于帕慕克所生活与创作的文化背景。土耳其作为亚欧大陆交汇处的伊斯兰国家,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异质文化的交锋都是该区域的主旋律,而帕慕克的作品正是通过复调特征来彰显文化交锋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的交锋。厄德里克在其小说中采取的对位式对话结构同样反映出这种文化的对位关系。厄德里克生活在所谓西方民主与自由的美国社会,其所处的印第安保留地文化传统在面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侵袭中形成的文化冲撞与整合,为其小说《爱药》中表现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诉求以及举步维艰的生活境况提供了外部条件。总体而言,这两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对话关系是其所处背景对其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果,而这一结果的最佳表现形式就是巴赫金复调小说创作形式的运用。在独特性方面,帕慕克和厄德里克的这两部小说所体现的对话哲学及复调小说特征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绝对对立、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和单一的怀疑、批判、否定和反叛为宗旨的传统文学架构,展现出作家开放与多元的精神实质,提倡以宽容、对话、融合、创新的精神来实现异质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借以维护异质文化背景中不同族群的理想诉求。由于帕慕克与厄德里克两位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因而学界对其研究的成果也相对较多。然而,就其作品的复调书写研究而言,尤其在其复调书写策略与其多元文化思考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借助复调小说叙事策略,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文艺美学角度入手,深入到政治美学的层面,从多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出发,探讨现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社会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揭示土耳其人和印第安人主体性的丧失及其文化选择的迷惘,做出了多元文化语境下土耳其伊斯兰人和美国印第安人在追寻各自文化归属之路上的不可完成性的结论。《我的名字叫红》和《爱药》两部作品所具有的复调特征赋予主人公以主体性、对话性、以及未完成性的基本特征。两位作家借助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几代人之口共同谱写了一曲杂糅文化的复调“乐章”,再现了西方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侵袭以及由此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上的苦闷和对未来生活的迷茫,这也是两位作家借助土耳其伊斯兰人和美国印第安人生活境况的书写所形成的重要价值之一,即文学对人学的关注。不可否认,文艺美学价值是文学的基本价值。但是,通过这两位作家及其代表性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作品在复调式叙事的基础上和对位式阅读的阐释过程中,其作品的政治美学价值是不可低估的价值增值。文学在社会空间内的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机制反映了个人属性的多样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及政治属性,这一过程便体现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增值。两位作家的复调小说叙事策略为人们了解多元文化境况下人的生存现状开启了一扇窗口。这一结论只能通过作品文本的细读、梳理和比较中才能得出。虽然这两部作品所描写的人局限于土耳其人和美国印第安人,但在其价值增值的过程中,作品的内涵对整个世界以及整个人类而言,均具有重要的政治美学意义。本论文的研究意义也在于说明复调小说中众声齐唱的对话特征契合了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生的时代环境,选取两位成长并生活在文化杂合之地的代表性作家的成名作的目的也在于推此及彼、以点带面,意在表明复调小说创作方法对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实现作品形式与内容辩证统一的普世价值,以期为学界展开该视角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冬雪[3]2011年在《未完成的颠覆》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以及新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以女性作家塑造古代女性形象为主的长篇历史小说,成为延续至今的重要文学现象乃至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以女性历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尝试通过对小说中具有结构性特征的女性人物叙事解读,推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第一章追溯古代女性形象的演变以及当下重新言说的时代语境和内涵。第二章以“妖女”、“女神”和“妓女”叁种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从人性化的角度切入,探讨人物形象的新质。最后一章从叙事的策略和窥视历史的多元视角上分析女性历史小说创作的特点,并进行必要的反思。
罗杰鹦[4]2010年在《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文中研究表明《英国小说的视觉召唤》主要讨论的是发表于1860至1920期间,与社会、审美、意识形态叁方面相关联的,分别由爱略特、哈代、劳伦斯、福斯特、康拉德、伍尔夫、詹姆斯等作家创作的英国经典小说。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唤起,即语言描述的视觉想象性,源于作者的视觉经验。本论文通过对小说文本、历史图像的审美类比,绘画媒介,或曰绘画手段在小说的运用,说明视觉形式、感知、思维,通过记忆、情感、直觉,往往反映一种唤起的情感。视觉感知也常常意味着一种生动的、合理的,犹如特定时空的艺术在现实中的再现,从而揭示绘画艺术或绘画艺术所启发的视觉经验对小说写作的影响。审美类比表达了艺术间的内在关系,增添了小说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新维度,而这一切扩大了小说创作的潜在可能性,使其具有包含视觉艺术的再现特征。论文按照英国小说发展的进程分为十章：从研究哈代、爱略特小说中荷兰绘画的再现性,劳伦斯、福斯特本人视觉经验之于其创作的影响,福斯特小说中视觉媒介的使用,到康拉德、伍尔夫作品中视觉隐喻的特征与绘画元素的体现,直到詹姆斯、马奈、托马斯·曼小说与绘画所构成的现代主义叁联画,阐释现代主义视野下绘画与文学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文化整体性研究。论文以当今图像转向时代文学终结论的大讨论为背景,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的解读,说明文学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与图像一起互为阐释,互为借鉴,作家与画家将创造出更为经典的作品。研究分析图像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角度,更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从哈代到伍尔夫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期间英国小说具有的视觉特征,阐释并论证视觉艺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文本构建中的“挪用”而赋予小说新的视觉冲击、感性、知性及智性元素,使小说秉承浪漫色彩及多元风格的同时,亦兼具绚烂、逼真、生动的视觉意象,以及绘画与文学游离于现实和想象裂隙间的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希望绘画与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对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蔡乾[5]2017年在《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结合思想史研究的路径、文献学的考证和分析、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对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依靠史料方面的深入发掘,并结合地理、贸易、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以及同时段欧洲大陆各国汉学成果进行补益和参照,在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中探讨以往被学术界所低估的专业汉学阶段之前的英国汉学所取得的成果。更试图在钱锺书、范存忠、陈受颐等前辈学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补充、修正和推进,来探究英国汉学产生时期的历史语境。在具体人物的思想观念中理解和分析具体的汉学文本或问题,从产生汉学着作的动态社会历史和知识文化背景中把握汉学家思想观念的转折和变化,尽力展示英国汉学学科体系奠基、并协助英国文化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过程。从而把握本时段英国汉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脉络,并更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总结学术成果、理清本文研究思路。第一章首先回顾和分析了“中国”(China)一词的确立过程,即“契丹和中国是否为同一个国家”这一英国汉学研究起点问题形成的历史语境、讨论与验证过程以及产生的影响,为后文的研究勾勒了历史的背景。第二章的视线转向“中国风尚”时期英国人对瓷器、茶叶和园林艺术这些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器物和实体的研究,探索它们蕴含的中国文化因素对英国社会习俗进步的促进。第叁章对英国汉学中的汉语研究进行梳理,重点探讨“普遍语言”观念影响下的汉语研究与18世纪欧洲语言观转变后汉语落后观念的形成。第四章讨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评论,并对译介水平与特点、文学评论“以中证西”的论证模式和比较视野的初步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五章中集中研究英国学者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宗教、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讨论。本文注重将“中国风尚”、“普遍语言”观念、“中国年代学争论”、“礼仪之争”、“英国自然神论”、“古今之争”、“爱尔兰启蒙运动”等思潮和事件结合进论述之中,以探索同英国汉学发展密切相关的思想和历史动态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本时段的英国汉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走过了一条由名到实,从语言基础到文学、艺术审美批评,再到深涉文明核心的伦理道德、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讨论的道路。进而可以总结出本时段英国汉学研究的特点:其研究既同欧洲大陆汉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又存在着独立的学术思考和立场诉求,并在强烈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促进了英国现代观念的形成。
包薇[6]2017年在《空间理论视域下的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亨利·詹姆斯是享誉英美文坛的小说家和评论家,被评论家赞誉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然而,詹姆斯生前得到的评价可谓毁誉参半,不乏“矫揉造作”、“背离读者”等批驳之辞。在他创作的后期,这种状况尤为凸显。早期的《黛丝·米勒》、《一位女士的画像》等作品被人们奉为经典,但是进入20世纪后,詹姆斯晚年创作的叁部长篇小说《鸽翼》、《使节》和《金碗》却因语言艰涩、情节滞缓被不断诟病,詹姆斯就这样颠簸在文学批评潮流的风口浪尖之上。那么,詹姆斯后期的叁部小说所呈现出的规避、迂回的文风,到底是像有些评论家说的那样因专注技巧而麻木迟钝,还是如其他一些评论家所言——那是在新的艺术高度上的一种追求呢?批评家们据理相持,莫衷一是。已有的詹姆斯研究拓展了读者对这位大师的认识,增强了人们对其独特创作手法的理解。但是,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詹姆斯的早期和中期创作,欠缺对后期创作的关注。梳理现有的后期研究发现,学者们主要将笔墨停留在对个别作品的分析上,对詹姆斯的后期创作缺乏一种整体性观照,目前的研究还未系统化。虽然他的后期小说因迂回、模糊的文风备受争议,但其见证了20世纪的开端,是反射欧洲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面镜子。将他的后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能够帮助读者全面理解詹姆斯的创作意旨,深刻领悟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危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西方世界,交通、科技等领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给人们带来全新的时空体验。20世纪后半叶肇始的“空间转向”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全新范式,为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空间理论入手,可以深刻理解文本背后所隐匿的意识、理性、道德等社会动机对人的生存、行为、价值取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基于此,本论文以齐美尔、列斐伏尔、本雅明、海德格尔、巴什拉、福柯等人的空间论述为理论依托,将詹姆斯的叁部后期小说——《鸽翼》、《使节》和《金碗》纳入审视和探究的范畴,尝试从新的视角对小说中呈现的“迂回”、“暧昧”、“模糊”、“空白”等特点做出更为合理的诠释。同时,本文深入探析了詹姆斯在后期小说中对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的审慎思考,挖掘詹姆斯对“人”的意识以及人性的探索有何独到之处。在后期小说中,詹姆斯通过视角的选择、场景的设计、空间艺术形式的运用等空间叙事手法实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小说中采用的“内聚焦模式”和“意识中心”两个创作手段拓展了传统叙事的心理和感觉空间。另外,场景与非场景的转换使小说像一幕幕场景拼贴而成的舞台剧,戏剧化书写为小说营造出了强烈的真实感。小说中经常会有大段的静态描写,甚至补叙,这种超越时间的空间叙述颠覆了传统小说的线性逻辑,使詹姆斯的后期作品成为现代小说的先锋之作。同时,詹姆斯还在后期小说中反复引入了建筑、景观、绘画、雕塑等空间艺术形式,最大限度地使用空间物体或者空间关系来建构小说的内容。对后期小说空间叙事的探究有助于理解现代小说中异于传统小说叙事的诗学特质。从空间理论出发,国家不再是城墙和沟壑共同保护下的处所,而是由思想、心灵、感官意象结合而成的组合模式,地域差异使各个地区以及居住于其中的人拥有着不同的情感价值。生活在一种文明中的人会以属于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现空间。因此,从空间的社会性意义来讲,国家间的地理疆界可以看作是超越城墙之外的思想分割。20世纪初,国际间的交流和互通趋势加剧,世界空间格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鸽翼》、《使节》两部小说中的人物对异域文化不断进行透视,这既是一个审美过程,也是一个空间体验过程。人物对冲突和危机做出种种不同的反应。可见,詹姆斯后期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那种穿越地理和思想疆界,寻求不同人生梦想的跨国旅者。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地理学含义上的位移,还有文化意识及思想的震荡与消长,其间的冲突、摩擦、磨合蕴涵了空间的裂变和重构。詹姆斯后期小说中的城市意象有着丰富的空间内涵。现代空间显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诸多复杂的非均质的关系,这些关系很难用传统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空间的异质性经常导致社会生活中差异因素间的彼此撞击,同时衍生出复杂、多元、不确定的生活内容以及文化形态。詹姆斯后期小说中的城市处处蕴涵着空间秩序的对话与对抗。异质化的空间使城市变成梦幻、欲望与危机共存的场域。《鸽翼》中的威尼斯,作者对泻湖及城市夜景的描写暗示着威尼斯是个吞噬人心的城市,这里最终成为米莉的墓地;《使节》中的巴黎是梦境中的乌托邦之城。斯特瑞塞享受于巴黎带给他的视觉冲击,在行走中领略其繁华与喧嚣背后的优雅;《金碗》里的伦敦被描述成一座象牙塔,这里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有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光鲜的表象下却是不为人知的问题和危机。詹姆斯将《金碗》中四个人的微妙关系比喻成一座奇异的象牙高塔。这个意象渗透着一个理念——危机四伏的象牙塔要么加固,要么倒掉,而玛吉则是这项工程的缔造者。因而,詹姆斯后期小说中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着深刻的空间内涵。城市不仅是小说情节所依托的背景,其中还交错着各种繁杂的秩序。它是人物互动的基本场所,也是承载人们梦想和希望的场所。进入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个体间的心理距离也被拉大,这是现代人类被现代化生活压抑着的真实感受。社会心理距离最终导致个体向自身内心深处的退缩。城市化使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编织着迷宫,陌生、疏离、孤独、焦虑、漂泊等感觉成为都市人的心灵写照,他们通过对空间的感知形成各种体验。从空间视角透视人物自身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可以发现,詹姆斯后期小说中的人物多是孤独的,他们在“存在”的自由中站立,要么做游离的旁观者,要么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特定的空间,疏离周遭的一切。他们在沉默或观察中内省,努力打造一个经验世界,从而弥补自身被现代化削弱的身体经验。主人公在观察和探寻中不断地求证,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完成各种经历和体验,最终在情感、理智和道德中做出选择。本文从形式到内容,深入考察了詹姆斯后期小说的写作特点和文本内涵。詹姆斯是一位较早具有空间意识的作家,后期叁部小说中的跨国旅者不仅仅实现了物质空间意义上的地理位移,还在异域国度以他者的身份寻找梦想、探寻人性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他们通过空间感知来体验生活的全过程,通过心灵博弈获取力量和信念来追求内心向往的美好与真实。
夏勇[7]2011年在《清诗总集研究（通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谓清诗总集,指一切含有清人诗歌之总集。清初以来,清诗总集的编纂活动绵延不绝,高潮迭起,总数估计至少在二千种以上,给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文学文化遗产；同时其自身也堪称清代历史上的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为我们考察编者的学术思想、美学观念,乃至相关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风气、文人群体、文学潮流等,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与多样的学术视角。虽然清诗总集有着很高的认识、研究价值,但现有研究成果的整体数量与质量,均与之非常不匹配,尤其缺乏从宏观的层次出发,综合多个考察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总揽全局的概括性研究。本文即着眼于此,采取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办法,尝试对清诗总集研究的几大主要议题作一通览性论述。全文分绪论、正论与余论叁个部分。绪论首先界定清诗总集的概念与范畴,其次简单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接着主要从宏观上阐述清诗总集对于清诗研究的意义,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正论凡六章。第一章首先从数量之大、类型之多与编者之众叁个方面出发,着重对清代本朝出现的清诗总集编纂繁荣景象的具体表现进行概述；然后在清代初期、清代中期、清代末期、清代之后的框架下,对清诗总集编纂的流变过程作一鸟瞰式的勾勒。第二章将清诗总集扼要地分为全国、地方、宗族、唱和、题咏、课艺、歌谣、闺秀、方外、域外凡十个大类,主要从内部形态的角度出发,对各大类型的基本面貌、特色与成就等进行初步勾勒。第叁章则以清诗总集的编纂体例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取舍标准、编排形式以及其他附件叁个方面展开论述,力图揭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与显着特征。以上叁章均属本体论的范畴。接下来的叁章均为功能论,依次探讨清诗总集的文献价值、文学意义与文化内涵。鉴于清诗总集从本质上来说,乃是一种文献载体,因而本文首先论述其文献价值。同时,又由于文献资料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所以本文主要立足于清诗研究,对清诗总集在清诗作品保存、作家资料两方面的文献价值进行初步论列,另外也涉及清代诗话、词曲、文赋乃至某些其他议题。再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清诗总集同样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本文主要着眼于专题研究,撷取诗学思想、诗人集会、诗歌流派叁个议题展开论述,其中前二者采取概论与个案研究结合的方式予以探讨。至于清诗总集在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更是包罗万象。本文仅择取偏于形而上的学术思想、偏于形而下的社会风情,以及相对处于中间层面的政治历史变迁为研究对象,作一示例性的初步论述,其他暂姑置不论。余论则尝试前瞻清诗总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与若干较值得深入探研的议题。附录两种,分别对现有书目着录清诗总集与别集的混淆错乱情形,以及着录清诗总集编者信息不确切的问题,进行举例辨正。
马丽芳[8]2014年在《《我的名字叫红》的“呼愁”情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的名字叫红》奠定了帕慕克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凭借这部小说,他摘下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瑞典皇家学院授予他的授奖词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错的新象征”。忧郁的故乡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帕慕克着力表现的对象。“呼愁”即土耳其语的忧郁、忧伤之意。它弥漫于《我的名字叫红》中,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主色调。透过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人物、景物的忧伤气息。小说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历史为背景,以“绘画”为喻体,围绕两起谋杀案件展开故事情节。在侦探案件的过程中穿插进爱情故事,从多角度、多层次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一部融谋杀、侦探、爱情为一体的小说,其主旨是探索谋杀背后的文化冲突以及源于冲突的“呼愁”情感。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运用文化研究方法。从“呼愁”情结入手,通过细读文本,结合伊斯兰宗教背景、萨义德的“他者”理论及霍米·巴巴的“杂交性”理论,对《我的名字叫红》进行细致解读。本文研究内容如下：前言部分主要对帕慕克其人其作进行简要概述,对《我的名字叫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阐明了选题研究意义及目的。第一部分对“呼愁”进行文本分析。从冲突与“呼愁”入手,探讨了绘画传统的冲突引发的“呼愁”情感。通过小说人物对古老伊斯兰细密画传统的追忆及人物身份认同的困境呈现“呼愁”。第二部分对“呼愁”进行文化分析。首先结合伊斯兰教及苏菲神秘主义探讨了“呼愁”的宗教内涵；其次以萨义德的“他者”理论为支撑,进一步阐释“呼愁”承载的文化内涵。结语部分运用霍米·巴巴文化“杂交性”理论对文本进行解读,揭示了帕慕克文化混杂的理念。“呼愁”源于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的尖锐冲突与矛盾,本质上是由民族与宗教之间的隔阂所致。只有摒弃狭隘民族中心主义,才能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混杂与共存。
才贝[9]2010年在《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藏族山神文化作为藏族民间最古老、最具普遍性的文化之一,是至今鲜活的集体表象,象征着藏族社会记忆,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可以触及藏族传统文化的根基。阿尼玛卿山神作为安多藏区地位最高、影响最深的家乡神祗、地域神,其形成、演化过程伴随着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变迁,具有多种文化背景,又有不同时代的层层积淀。由阿尼玛卿山神崇拜衍生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山神文化既与整个藏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同步性、关联性,又有自身发展的轨迹和特点。以阿尼玛卿山神文化这样一个典型的山神文化个案,从其形成、发展和传播,可以管窥整个藏族山神文化体系形成和演变的过程,探寻这一古老文化形成的深刻渊源,知悉藏族山神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明了以阿尼玛卿为代表的藏族山神文化对于藏族部落社会建构、藏族社会族群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探讨藏族山神文化的仪式、结构、.象征意义以及某种普同的模式。论文深入探讨了阿尼玛卿所处的自然与历史情境、山神名称、考释山神身份、研究山神起源、山神形象,提出基本观点：阿尼玛卿山神作为自然与文化交接处的符号,在历史的进程中,旧的文化密码已被改写,神山是山神文化发展的成熟模式；进而切入“神山”这个研究范畴,研究阿尼玛卿朝圣路线、圣地解释、阐释圣地志文类、探讨阿尼玛卿深邃而多样的仪式世界,提出阿尼玛卿山神的影响传播模式是以“叁圈”即内圈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属圈、中间圈地缘为基础的部落圈以及外圈以朝圣为基础的藏传佛教圈发展和影响的,阿尼玛卿富有层次、阶序的叁圈影响模式是一种圈状的渗透模式,这个圈状结构是动态的,内圈和中间圈为核心建构了果洛与藏族周边社会的神圣地理,这种建构方式是藏族弥足珍贵的根基性文化的突出代表,而其外圈部分,是最强势的文化；最后归结到阿尼玛卿作为自然感知对于文化记忆的贡献是多样和深远的,阿尼玛卿崇拜是人类资源情境下社会结群的一种表征,这种结群方式既是来自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也是以工具为中介达成的。整篇论文是在历史与宗教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基于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阐释、深入分析从而积淀思想,探讨阿尼玛卿山神崇拜的象征意义、它所呈现的纷繁复杂的符号、山神文化的形成、结构,它背后所藏的动机和情感,以及这样一种文化模式是否具有普遍解释力的问题。论文贯穿了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一群人所共有的集体表象和准则,是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文化是透过人的活动而实现的,否则文化就是空的。人存在的独特性,根本在于其依附于社会,如山神体系作为表征反映的就是在部落社会中,亲属关系就是整个社会的基本方案。如何既要做好田野,了解当前鲜活的阿尼玛卿,又要眷顾历史,在整个藏族历史的复杂进程中理解阿尼玛卿是此项研究所要顾及的,这也恰好体现了人类学的历史性与现实性。民族志资料显示,在远离“官方”权威叙事之外,民间记忆构建了另类的“历史",以一定的历史感梳理整个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的变迁体系,将阿尼玛卿现象看成一种“历史”,这是经常被藏族传统史学“正史”以及藏族主流文化藏传佛教所忽视了的另类“历史”,阿尼玛卿作为自然感知,所贡献的文化记忆,正是一种可以解读的“历史文本”。藏族传统文献资料的分析、考证和运用是本论文运用的主要方法,其次就是进行田野调查,包括参与观察、个别访谈、问卷调查、文物文献搜集等。总之,藏族山神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从其结构上看,它既包括深层的藏族意识形态的内容、中层的以行为制度表现的各种宗教仪式、社会等级、亲属关系、藏传佛教教义等、表层的以物质或物化形态表现的各种具体存在；从其时间上来说,藏族山神文化又有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属于藏族山神文化的若干文化丛并非都是同时产生,有原生层次的文化又有次生层次的文化,表现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就是史前文化、苯教文化、佛教文化叁种历时个性迥异的文化形态,又有共时的特点。此项研究是深入研究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的形成过程、形态发展、文化特点等,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发现一种模式,在整个藏族山神文化体系的发展轨迹中探究个案的范畴、存在形态以及其所蕴藏的社会意义,以期能为藏族山神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框架,从而推动藏族传统文化的深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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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文化的复调书写[D]. 李翠翠. 吉林大学. 2018
[3]. 未完成的颠覆[D]. 蔡冬雪.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
[4]. 英国小说中的视觉召唤[D]. 罗杰鹦. 中国美术学院. 2010
[5]. 思想史语境中的17、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 蔡乾.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6]. 空间理论视域下的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研究[D]. 包薇. 吉林大学. 2017
[7]. 清诗总集研究（通论）[D]. 夏勇. 浙江大学. 2011
[8]. 《我的名字叫红》的“呼愁”情结[D]. 马丽芳. 云南大学. 2014
[9]. 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研究[D]. 才贝.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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