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休闲时间的文化生活研究_消费文化论文

中国公共休闲时间的文化生活研究_消费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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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经济现象正浮出社会的水面。如何认识闲暇时间对人之全面发展的意义?如何引导人民大众健康、科学、积极地休闲?如何以正确的舆论导向、高雅的文化陶冶人的情操?如何以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充实公众的闲暇生活?这些问题已越来越引起普遍关注。

2000年立项的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休闲产业与社会条件支持系统及发展对策”课题;2001年度文化部重点课题“闲暇时间:我国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以及2002年的国家科普项目“发展我国城市社区科普工作与提高公众文化精神生活质量的对策研究”,表明“闲暇时间”问题已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

“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现状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以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等形式进行,对不同对象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与多元统计分析,得出相关的数据,据此采用跨学科的理论工具进行研究。

闲暇时间与劳动时间形成一对范畴,它在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人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闲暇时间不仅是个体自由支配的时间,更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的基本保障条件,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与之相适应,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维度和检验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标准,因此,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时空”。科学、健康、文明地分配闲暇时间,将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

毋庸置疑,闲暇时间在人们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研究人的闲暇时间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时空”,也是推进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必须关注的新领域。正如龚育之同志高度概括的那样:“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多数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变为一种研究对象,形成一门休闲科学。”[1]

西方国家对闲暇时间的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马克思曾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进行了社会调查,在其调查报告中,使用了生活时间分配调查的大量资料和数据,对闲暇时间的重要意义做了这样的论述:“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2]

20世纪以来,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社会学学者在研究人的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时候,也将闲暇时间纳入了研究的视野。用闲暇时间分配结合其他社会指标来讨论闲暇时间的价值、闲暇和劳动的选择、闲暇对传统社会模式和生活模式的影响、闲暇时间与产业结构的调整、闲暇时间与生活质量的关系、闲暇与城市建设等问题,既可以反映公众文化精神生活现状、客观地测量公众文化精神状况、真实地了解人民大众的休闲生活形态,又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闲暇时间的多寡与国家综合实力相辅相成。“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现状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说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人的存在意识;反过来亦促进经济的发展。

我国自1995年5月起,开始了每周5天工作制,1999年又推行五一、十一、春节三个长假,现在已有法定假日114天(不包括日常生活中“8小时以外”的闲暇时间),这意味着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闲暇中度过。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加是同“钱”的增加,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过程同时发生,加上城市设施和社会政策的改善等条件,人们的闲暇活动内容、方式更加充实和丰富。从“钱”的方面看:目前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属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但是,像上海、北京、天津等这样的大都市,人均收入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恩格尔系数:1978年我国城市是57.5%,农村是67.7%;2002年城市是37.9%,农村是47.7%;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已从50%降至30%;发展性、享受性的消费在加速增长。

闲暇时间占有量明显增多,我国公众普遍享有国家法定假日全年为114天;而有些群体假日更多,如学生(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加进寒暑假全年约160天;国家公务员以及外资企业管理人员享有“带薪休假”制度,每年约10天,全年约124天;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由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全年约有半年闲;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由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约有4000万人处于待业、失业、不稳定工作状态;退休人员(相当多的企业退休年龄已经提前,一般在50岁左右)绝大多数是赋闲在家;就业结构多元化、工作形式多样化、生活需求多模式化使得“弹性时间工作制”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从业者每天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家庭现代化设施使人们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日趋减少;人均寿命的延长,人的晚年休闲生活同时延长;未来5年,中国全面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将成为可能。“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将使未来的社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变化着。休闲将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带来两个变化: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人们也将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到来,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也会在越来越多的方面体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闲暇时间需求、休闲价值观、休闲方式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3]

闲暇时间是人的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活满意感的一个重要来源。休闲行为与人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息息相关,也与不同的时代和经济状况有内在的联系。因此,休闲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既是人的生活质量的指标,也是体现社会结构和阶层地位的一个标识。没有休闲、娱乐的社会,必定是沉闷的社会;但没有工作作为基础,休闲就会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空闲(如失业者)。可见,与职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休闲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现状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时间主要在2000-2002年间,调查范围主要在北京、上海、哈尔滨、天津、四川省乐山以及云南的大理、丽江。可以从下面的数字对我国公众的“闲暇时间”的数量、形态、结构基本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休息日比工作日闲暇时间多近3个半小时

2001年11月的调查显示,闲暇时间在工作日为4小时46分钟,休息日为8小时9分钟,休息日比工作日多3小时23分钟。

从2001年和1996年的闲暇活动分类对比数据可以看出,虽然闲暇时间整体上在增加,但是,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阅读报纸、阅读书刊的时间都有所减少,分别减少27分钟、3分钟和5分钟,而看电视的时间增加了近一个小时(59分钟)。居民平均每天有2小时39分钟用在看电视上,占总闲暇时间的46.22%,占全天的11.04%,看电视是闲暇时间里占有时间最长的活动。

从事闲暇活动的人数在19点到23点之间比较集中,在21点时达到峰值,此时有近85%的人从事闲暇活动,这段时间是工作日闲暇活动的“黄金时间”。

在工作日和休息日里,相同之处是,19点到22点都是闲暇活动的“黄金时间”,这段时间集中了70%以上的人从事闲暇活动。

(二)看电视时间的性别差异

从性别看,男性看电视的时间长于女性。在工作日男性看电视比女性多6分钟,在休息日多19分钟。

从年龄看,看电视的时间长短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这一趋势在工作日就更加明显。周平均资料表明,55~59岁组看电视时间最长。

看电视时间的学历差异。学历与看电视时间呈负相关,即学历越高看电视的时间越少。这一特征在工作日较为明显,具有硕士以上学历者看电视时间为最低。

看电视时间的职业别差异。无业者日平均闲暇时间为8小时19分钟,而在业者的闲暇时间只有5小时35分钟。与无业者相比,在业者少2小时44分钟。

1996年,男性看报的时间为20分钟,女性为17分钟,男性比女性多3分钟;而2001年,男性看报时间为19分钟,女性为11分钟,男性比女性多8分钟。

(三)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家务劳动时间越短,闲暇时间越短

在工作日,学历和闲暇时间的关系是,学历越高闲暇时间越少,其中男性的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或认为在工作日,学历越高闲暇时间越短这一趋势是由男性左右的。

硕士以上学历者,男女教育子女的时间都很少。男性教育子女的时间仅次于小学毕业者,而女性就更少。拥有一个孩子的父母,比拥有两个、三个孩子等的父母,在教育孩子上所花时间不是最短,而是最长。这说明,越年轻的夫妇,在教育子女方面所花时间越多。

女性教育子女最长年龄组是30~34岁,平均每日教育子女的时间为14分钟。男性教育子女最长年龄组是35~39岁。

小学毕业以下者,平均日业余学习时间为11分钟,硕士毕业以上者,则为61分钟,趋势表明,学历越高,用于非学历学习(业余学习)的时间就越多。从而证明学历越高,越重视终身学习,越重视对自己的人力资本进行不断的投资。

(四)年龄越大学习时间越短,锻炼身体时间越长

25~39岁的人群的体育锻炼时间处于低谷,很明显,这个年龄组的人群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庭都是骨干力量,不仅体育锻炼时间较短,睡眠的时间也较短,工作和家务时间最长,可以说他们是以牺牲健康来换取社会和家庭的承认。这一现象的另一种表现是学历越高,体育锻炼时间越短。由于过度牺牲健康,在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现象并不少见。这的确是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

本课题的调查表明,整个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现实;但公众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利用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尤其在低薪阶层、弱势群体、老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非在业者群体中情况更是不容乐观。

被调查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有明显的增加,但闲暇时间数量和闲暇活动质量相比,后者是薄弱环节。闲暇活动单调、活动种类不丰富、趣味不高雅,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如何开发“以闲暇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资源”仍是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任务。

在像北京、上海、哈尔滨、天津等这样的大都市中,知识型、提高型以及社会公益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仍很有限,甚至在阅读、学习方面所投入的时间还在减少,而看电视的时间却在增长。其他方面的文化精神生活比较匮乏。尤其相当多的中年人,作为潜在的老年人群,大部分闲暇时间花在看电视上,而缺乏有意识地为退休后的闲暇生活做必要的精神和技能方面的准备。6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看电视约为4小时16分。近些年来,老年人高发的心血管疾病、“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偏瘫、肥胖、癌症、痴呆等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整日坐在电视机前,缺少体育运动和精神运动而导致的。据北京城区老年痴呆问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度和重度痴呆患病率60岁以上人口为1.28%,80岁以上人口患病率高达10%。还有相当一部分退休者家庭住房使用面积仅在40平方米以下的占65.4%,其中在30平方米以下的占30.8%。从总体上看住房比较狭小,但他们近2/3的闲暇时间就是在这狭小的空间度过的。

经济收入低的家庭,生活的重心仍在谋生计和谋家务,文化精神生活和非物质消费仍不高,积极型活动和被动接受型活动之间比例不谐调。比如,仅看电视一项平均每天就达132.25分钟,占闲暇时间总量的1/3。户内和户外休闲活动比例不协调(户内活动通常主要指:利用大众传媒消遣、自娱活动;户外活动通常指:体育锻炼、去娱乐场所等),仅有21.5%的非在业者出游过市区及附近风景区;2.9%的出游过郊区度假村;5.7%的出游过省内风景区;14.8%的出游过省外风景名胜区。表明非在业者的休闲空间是较狭小的。

非在业者的闲暇时间分配往往是以闲置的形态出现。城市下岗者平均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仅为3.97分,仅占其闲暇时间的1.03%。近2/3的闲暇时间是在家中度过的,在户外度过的时间约占1/3,且户外活动中约40%的时间是用于逛商场、超市、夜市,这表明户外休闲活动的质量是不高的。

青少年群体学习压力大、自由发展空间狭小;闲暇时间的利用与分配表现单调、畸形;自然天性受到压抑,创造性明显不足。由于孩子面临强大的学习压力以及生活时间的单调性,不少孩子厌学、逃学。大学生、中小学生中,曾光顾色情网站的占46%,热衷聊天室的占76%,选择玩游戏的占35%,只有不到20%的学生上网是搜索信息。上网地点,第一是家里(66.1%);第二是网吧(18.7%);第三是学校(17.5%)。而充斥在非法网吧中的游戏软件,多数是带有暴力、征服、色情内容等刺激性的游戏,严重伤害了孩子们幼小和纯洁的心灵。目前,中国有17岁以下的青少年3.67亿,其中有3000万青少年面临着心理健康问题;而热爱读书的孩子,其数量是越来越少。几年前,小学生每人每年借阅图书大约10本左右,现在还不足1本。对某校六年级的一个班调查表明,全班90%的学生从未到过市区少儿图书馆借书,许多同学甚至从未借过学校图书馆的书。

整个社会对闲暇时间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休闲教育在中国还是一片空白。导致闲暇时间的利用空间狭小、观念陈旧、情趣单一、技能缺乏。从根本上说,我国的闲暇时间还处于一个“放任自流”的时期。在青少年的追星大军中,一些影星迷、歌星迷、球星迷,为了追逐心中所谓的偶像,可以不吃、不喝、不睡,甚至逃课。而青年群体的部分人对闲暇时间的利用与分配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不能把闲暇时间作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加以利用,不能合理地使用闲暇时间开发其创造力、并进一步丰富其业余生活,更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在大都市,约有45%的人都有国内出游的经历,而出国旅游的人也有相当的比例;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国游客的素质太低,以致于被港台人和外国人概括出中国人出游时的7种陋习:“脏、吵、抢、粗、俗、窘、泼”,已使向大陆开放旅游国家的居民对大陆游客日益排斥。

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满足人民大众的文化精神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文化设施不足也是一个突出的困难。至2002年末,我国全国总人口约为12.84亿人,而去年全国共出版各类杂志30亿册,图书68亿册,其中学生的课外读物11亿册,而这些课外读物中有10.9亿册是习题、练习册和课程辅导类图书。如果将每项数字除以12.84亿人口,这些文化娱乐设施是微乎其微。

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精品少、媚俗多,文化少、商味多,引导少、诱惑多的现象依然严峻;除新闻频道(主要指中央电视台和各省级电视台)播放的节目能够体现主旋律以外,其他电视频道的节目,特别是地方台的频道充斥着低俗、庸俗的内容,甚至恶俗的(色情、凶杀、低级趣味)流行文化还在很大程度上占领着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空间。

科普观念和传播形式存在误区,由于对科普事业理解的偏狭性,科普所蕴涵的人文性、亲和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而,人们对待科普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提高科学素养”往往被束之高阁。我国2000年有省级科技馆建筑总面积为288378平方米,而展厅面积之和仅为71427平方米,仅占建筑面积的24.8%;其中只有5家符合国家标准,其余24家展厅面积占建筑面积的比例平均只有17.4%,有限的展厅面积也没有全部用于科普活动。例如,某省级科技馆5000多平方米的展厅用于科普展览的不到一半,其余的常年举办展销会之类商业性的活动。中国人对参观科技场馆缺乏热情。通常情况下,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古观象台、北京自然博物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国航空博物馆等处门可罗雀。在暑假期间,中国科技馆虽然每天有10000人参观者,但大约七成观众是外地旅行社成员或学生夏令营营员。北京自然博物馆的情况也差不多,每天接待约1000余人中主要靠旅行社输送;而大多数科普场馆每天参观者还不足百人。现在组织学生去科技馆不容易,一般只计划暑期组织一两万学生走进科技馆,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北京市中小学生的1%。近10年来,整个科普报刊杂志系统约流失三分之一的年轻骨干。而在媒体从事科普工作的有些采编人员、记者、策划人自身科学素养低和文化知识单一,很难做出好节目。科普研究方法陈旧、研究人员知识老化、缺少创新能力,使我们的科普导向不能反映科普发展的历史全貌以及科学文化时代的特征,因而,难以十分有效地推进科普事业的发展。

社区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人、财、物、活动场所等方面的投入都很有限,因而不能充分适应社区居民的休闲生活,尤其是文化精神生活的需要。据我国民政部门的统汁,截止1999年底,全国共有667个城市,749个市辖区,5904个街道办事处,11.5万个居民委员会。这些街道、居委会直接面对着数亿居民,担负着建设社区、繁荣社区、服务居民的繁重任务。从日益发展的社会看,城市社区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出来。但是,社区自身(基础设施和管理人员)文化水准不高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知识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其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和生存方式也正发生重大的变革。由此引发休闲经济、休闲产业、休闲文化活跃于社会生活之中;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促进经济的繁荣、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人的休闲生活品质的提高。

社会的变迁必然导致休闲方式的变迁。休闲方式包括两个方面:休闲的技术方式和休闲的社会方式。休闲的技术方式是指从事休闲活动所需要的手段和技术工具。休闲工具是从事休闲娱乐活动不可缺少的媒介、对象和设施等等。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技术的发明,会影响休闲工具的具体形式,从而影响休闲的技术产品的变化。电视、互联网和电子游戏机就是技术进步影响休闲的技术变革的例证。休闲的社会方式包括休闲的获取方式、交往方式和参与方式等三个方面。休闲获取方式主要指休闲产品的供给制度或制度性获取渠道,包括商业供给制度、社会供给制度和自给制度。商业供给制度指商业化休闲供给渠道,与此相联系,休闲成为一种消费产品而纳入消费者的私人消费选择的范围;社会供给制度指的是向社会公众提供休闲产品和设施的各级政府部门和非赢利组织,与此相联系,休闲成为一种社会公共消费形式;自给制度指由休闲参与者自己提供休闲产品和活动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休闲是一种自然状态的活动形式,还没有纳入社会化和商业化的轨道。休闲的交往方式指在从事休闲活动过程中,休闲参与者之间结成休闲合作和交流的方式,包括以空间距离为取舍和以社会距离为取舍的两种休闲交往方式。休闲参与方式指人们参加休闲活动的途径和介入形式,包括户外参与、室内参与、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等不同的参与途径和介入形式。从与生产方式对应的角度看,休闲方式也可以看作是休闲工具(休闲技术方式)与休闲制度(休闲的社会方式,主要指休闲供给制度)的统一。闲暇时间是消费活动的重要条件之一。休闲消费不仅具有经济和营销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这个新的消费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产品,而更多的是满足闲暇消费需要的精神产品。由此它将引起新的产业链条和新的社会文化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讲:“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4]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的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预测,在今后的几年,休闲的社会地位将会加强,人们的休闲概念将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在经济产业结构中,休闲产业的从业人员将占整个社会劳动力的80%~85%,休闲服务将从标准化和集中化转向个性化服务,专门提供满足休闲及休闲消费需求的第三产业在2015年左右将会主导劳务市场,在美国GDP中将占有一半的份额。这为休闲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的今天,关注休闲消费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消费政策、劳动时间的关系;闲暇时间的利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休闲产业与相关社会条件支持系统的关系;休闲的文化价值与对人文关怀的意义;闲暇时间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是一个懂得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文化和艺术创造的民族,在源远流长的5000多年历史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休闲文化、艺术作品和人文知识,是当今仍然值得传承和发展的休闲文化内容。

聪明地用“闲”对增进人的身心健康、构筑社会经济体系、改善现代生活方式,甚至对文化价值的确立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针对我国的复杂国情探讨休闲,有必要研究我国休闲业或有民族特色的休闲模式这类问题,特别要对欠发达地区如何增加休闲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可支配的资源不多;但可支配的时间可能不比发达地区少,而且他们更需要知识和培训,我国有寓教于乐的传统,现在又有很好的信息及多媒体技术,有便捷的沟通手段,在这方面,政府也有相当的投入。

1970年联合国劳工组织通过的《消遣宪章》中就有这样的说明:“消遣时间是指个人完成工作和满足生活要求之后,完全由他本人自己支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使用是极其重要的,消遣和娱乐为补偿当代生活方式中人们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通过身体放松、竞技、欣赏艺术、科学和大自然,为丰富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无论在城市和农村,消遣都是重要的,消遣为人们提供了激发基本才能的变化条件(意志、知识、责任感和创造能力的自由支配),消遣时间是一种自由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人们能掌握作为人和作为社会的有意义的成员的价值。”[5]休闲教育是人的素质和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管理和服务于公众的途径之一,亦是“育化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那些学会了既能享受工作,又不浪费自由时间的人,才会感到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整体,才会感到生命的价值。未来不仅属于受过教育的人,更属于那些学过怎样聪明地利用闲暇的人。

尽管闲暇时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是“自由支配”,但是,这“自由”中蕴藏着责任与义务、知识与创造、文化与品德、艺术与欣赏、团结与友善、美好与真诚、自助与他助、健身与修心等等极其丰富的内涵。当然,做志愿者、乐施好善、简单生活、环境保护亦属闲暇时间之中的内容,也是我们从闲暇时间中期待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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