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流大学到高等教育强国：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强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一流大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3-0013-05
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国民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曾说过，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以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力为基础的，发达的高等教育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因素。从近代国家兴衰史看，大学的发展与科技发展、国家兴衰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曾先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重镇，同时这些国家拥有当时最为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08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2021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5％；总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7000万人，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3500万人，已经实现了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而本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奋斗目标。国际发展趋势表明，未来的发展靠人才，而人才的基础在教育。无论是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还是创新型国家的建设，都离不开教育，尤其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核心使命的高等教育。中国只有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才有可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如果没有较为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也就不可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
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由重点建设向全面发展转变
高等教育强国内涵丰富，但其核心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我国必须依靠高等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才能实现现代化；第二，我国应该也能够进入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行列。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限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自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确立了办好重点大学的战略方针。1954年10月，中央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学院、北京医学院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确立为全国重点大学。195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中国人民大学等16所高校为全国重点大学。到1963年，全国重点大学增至68所。1978年，国务院确立了88所全国重点大学。在“七五”、“八五”期间，我国又确立了15所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1993年2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211工程”正式启动。1998年，我国又启动了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为目标的“985工程”。我国重点建设的方针是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重点建设，发挥示范效应，以重点带动一般，从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必须看到，重点建设战略在促进少数高校发展的同时，也使大部分高校的发展被忽略，投入不到位，质量缺乏保障。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较快、高等教育大众化已经实现的今天，如何有效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当前工作的重点，而传统的重点建设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的要求，因此，应该向全面发展的战略转变。
第一，这是由我国未来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原因在于：一方面，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经济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决定了对人才的吸纳能力和科技应用水平。以年均8%的增长率估计，以2007年为基年，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7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以年均增长7%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将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届时，我国人均GDP将达到40000-47800元。假如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按1∶6计算，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6600-8000美元。我国将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人口是决定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十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18-22岁）却将连年下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利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人口在2005-2020年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趋势。202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由2007年的13.2亿上升到14.08亿。其中，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08年达到顶峰，为1.24亿，占总人口的9.35%；到2012年降为1.06亿，占总人口的7.8%；到2020年则进一步降至8350万人，占总人口的5.93%。
我国的单纯数量的“人口红利”时期可能成为历史，年龄结构的转变要求积极重视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及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应坚持以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牢固确立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根本任务的思想，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进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提高学生素质，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高等学校要按教育规律办学，不同层次、类型的高校都能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第二，这是由我国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对过去30年经济增长因素的计量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递减的趋势。在樊纲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1979-1988年人力资本贡献率为4.26（平均年GDP增长率为10.06），1989-1998年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70（平均年GDP增长率为9.59），1999-2005年人力本贡献率为1.56(平均年GDP增长率为9.11）[1]。要改变人力资本贡献率逐渐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必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必须提高教育向人力资本的转换率，其途径是提高教育质量，尤其与经济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与经济产业发展的密切度。此外，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历史任务，决定着我国必须从传统的物质资本投资战略和外向型出口战略向新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和内源型创新战略转变，而要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就要求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切实改变拔尖创新人才和一线生产技术人才缺乏的困局。既要培养高、精、尖人才，也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一线管理、技术人员和产业工人。
第三，这是由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报告》。报告提出了对全球技术创新周期的判断。就技术创新而言，信息技术的出现创造出了包括无线通讯、个人电脑、网络交易等在内的多个新兴的需求领域；而在信息技术推动下形成的全球网络生产体系，也促进了外包等新型产业转移途径的形成，正是这样的技术创新推动了东亚中高端产业制造业中心的形成。然而，报告在对OECD国家的基础创新周期性发展趋势的考察中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在提高，但增长率开始趋稳(如图1)。与此相反，研发的产出量(用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却呈现了倒U型下降(如图2)。更为重要的是，在信息产业创新高潮退去的过程中，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及新能源领域中的专利申请数量，在2000年后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出现明显提高，这同上世纪90年代信息领域专利技术数量的增长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说明，在信息革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逐步衰竭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替代性的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新能源的技术革命。据此，报告认定缺乏创新基础的经济复苏不会改变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所形成的全球经济格局。[2]研究表明，国际技术创新活动正在下降，世界开始步入一个技术稳定发展时期，研发投入增长趋缓，研发产出增长下降，前沿创新领域的方向并不明朗。这意味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大好的技术赶超时期。但在如果只是简单地注重运行性技术的赶超将使我们在下一轮技术密集爆发过程中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因此，要重视一流大学建设，重视基础技术和基础科学的教育体系建设，而不是简单地强调技术教育。
图1 部分OECD国家R&D总支出占GDP比重的均值
注：本表所选国家样本为奥地利、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指标数值以各国相应年份GDP加权平均而得。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自OECD Economic Outlook No.86，GERD占GDP比重数据来自OECD.Stat的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数据库。
图2 1991-2006年EPO专利申请量增长率(％)
数据来源：根据OECD.Stat的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数据库相关指标计算。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将面临一个“无创新”、“低增长”、“高冲突”的过渡时期，这决定了我国必须充分重视基础性研究人才的培养，重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下一轮科学技术创新的爆发以及在下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主导权做好人力的准备。
第四，这是由高等教育的使命所决定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或者中心任务是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仅靠少数大学是不够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结构合理的、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各级各类高等学校都应得到发展。
从国际高等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历程看，一个国家大学系统的学术生产力，是影响该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曾经先后是世界科技中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科技和学术中心发生了再一次的转移，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新的国际学术中心。国际学术中心是指，某一个国家在学术活动的各个方面相对独立地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其他国家学术活动的开展。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把凡是重大科学成果数超过同期世界总数25％以上的国家，称为“科学活动中心”。他认为近代世界先后共出现过五大科技中心：第一是意大利(1540-1610年)。由但丁、包加乔、柏特拉克开其端，由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塔尔塔利亚推向高潮。这一时期意大利的科研成果占全世界的30％以上。第二是英国(1660-1730年)。这一时期英国出现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化学家波义耳、天文学家哈雷、飞梭发明家凯伊、水力纺纱机发明家阿克敕特、蒸汽机发明家瓦特等。英国的科研成果占全世界的40％以上。第三是法国(1770-1830年)。这一时期法国有世界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物理学家傅立叶、数学家拉格朗日、生物学家拉马克。法国的科研成果占全世界的52％。第四是德国(1840-1920年)。这一时期德国的生物学界有细胞学说的创立者施莱登，物理学界有能量守恒定律的发明者之一赫尔姆霍茨，化学界有维勒、里比希、凯库勒等多位有机化学家，数学界有希尔伯特、韦尔、舒尔等大数学家。德国科研成果占全世界的35%以上。第五是美国（从1920年至今）。这一时期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鲍林、摩尔根、沃森、伽莫夫、申农等。国际科技中心的转移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是同步的。
要适应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和智力支持的新要求，适应人民群众对于高等教育多层次，多类型、高质量的新期盼，我们必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三、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就是建立一流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促进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从重点建设向全面发展战略的转变，就是要建立世界一流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推进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高校、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终身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区域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的协调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的全面腾飞，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
我国中央所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差距较大。1998年至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由1022所增加到2263所，其中地方高校由759所增加到2152所，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由74%上升到95%，地方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数由225.8万人增加到1850.5万人，占全国本科生在校生数的93.2%。地方高校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但是，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在办学条件上差距较大。有专家按可比价格计算了1996年至2006年中央与地方普通高校实际生均收入水平，具体数据见表1。1998年，中央与地方普通高校实际生均教育事业费收入分别为16001元和10230元；到2006年，二者分别为24929元和11668元。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的生均教育事业费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6年，对中央高校而言，政府拨款占总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但绝对数额仍保持增长态势；但对地方高校而言，不仅政府拨款占总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而且绝对数额也出现较大降幅，2006年实际生均的财政拨款仅为1998年的73.1%。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高校的实际生均学杂费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央高校，学杂费所占比重由1998年的12%上升到2005年的22%，而后又下降到2006年的20.8%；而在地方高校，1998年学杂费收入占的比重不到20%，到2005年已经接近42%，2006年有小幅下降，但仍接近40%。也就是说，地方高校的收入更多地来源于学杂费。这种现象实际上也是教育不公平的一种体现。
中央高校与地方高校在教师队伍建设上也存在较大差距。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大学教师资格的人都需要拥有高学位。有人对2001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中排名前20位的大学作了统计，教师中获得博士学位者的比例平均为97%，最高的达到100%，最低的也有92%。换句话说，这些著名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具有博士学位。相比之下，我国大学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还比较低。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中拥有研究生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50.7%，其中普通本科院校达到61.5%，普通专科院校达到26.2%。部属普通高校中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比例为79.1%，其中本科院校为79.4%，专科院校为44.5%。地方普通高校中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比例为46.3%，其中本科院校为57.2%，专科院校为26.1%。[4]该统计中所指的研究生学位包括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我国普通高校中拥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比例还比较低，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显然就更低了。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存在很大的地区差距。从生均经费看，2007年我国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为9143元，其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6546元，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2597元。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为11682元，中部地区为5173元，西部地区为7404元。中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最低，低于西部地区，且不足东部地区的一半。生均教育经费最低的城市是安徽，为3309元；最高的城市是北京，为34432元。
地区间重点高校数量分布和重点学科数量分布也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从教育部直属高校数来分析，教育部直属高校共有76所，其中东部51所、中部13所、西部12所，东部是中部或西部的4倍左右；“211”工程高校中，东部64所、中部24所、西部25所；“985”工程校院中，东、中、西部分别为24所、8所、7所。2007年教育部批准的72个一级重点学科分布于全国286所大学(按照1个一级重点学科分布点折算为1所大学，累计相加计算而得)，其中东部地区198所，占60.2%；中部地区57所，占19.9％；西部地区31所，占10.8%。中西部地区拥有一级重点学科的高校数仅占总数的30％左右。
我国应该加大对于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高校的扶植力度，制定促进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和中央与地方高校的协调发展。整体提升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高等学校的办学实力和水平，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地方高校主要是教学型高校和高职院校，在推进其发展的同时，我们在战略上要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一流大学建设在整个高等教育事业中处于龙头地位。一流大学的发展程度和建设质量，不仅关乎高等教育发展并影响整个教育事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未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既需要学校自身的不懈努力，更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环境和政策支持。要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体化为有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加快推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步伐”。根据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建设速度，推进一流大学建设工作。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一批国际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加强关键技术研究，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支撑和解决方案。大幅度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使其成为高校知识创新的发源地、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和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平台。
发挥高等教育的优势，促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高等教育处于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并不是重构一个新的教育体系，而是把国民教育体系的内容传输给社会，让社会各界共享学校教育资源，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立。高等教育由于其地位、作用的特殊性，在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迫切需要打破高等教育资源的壁垒和封闭性，加强各类学历教育、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的相互沟通和衔接，为社会成员的终身学习提供更加方便、灵活、开放和多样的高等教育学习机会，建立高校办学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高校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向受教育者开放，调整培养目标和专业设置，改革课程体系和管理制度，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