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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传至今日，大体上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金瓶梅词话》，另一种是明朝崇祯年间的《绣像批评金瓶梅》，后者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又经张竹坡改动评点，称《第一奇书》，影响很大，万历本比崇祯本早好几十年，保持着原汁原味，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它开篇从武松打虎的故事讲起，头六回与《水浒传》里的第二十三回到二十六回很相近，崇祯本的头一回却劈头先讲“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我觉得从武松打虎讲起，让读者刚看此书时，恍若还在读《水浒》，是非常好的“借树开花”起法，更夸张一点说，这是“种豆得瓜”，因为在《水浒》里，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是小配角，好比“豆”，可是《金瓶梅》却从这“豆”，萌生、发展、成熟出好大的一个“瓜”来，这种起法，在我国小说创作史上是个创举，外国也不多见。
读过《水浒》的人，细想一下，便可发现，那本书基本上只肯定一百单八个英雄人物的价值，其余的角色，无论奸邪，还是善民，或者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中间人物，他们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在《金瓶梅》以前的中国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也都是主要展现帝王将相、神佛仙人的功业，虽然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和陪衬主要人物，也写到市井生活和三教九流的凡人俗人，却都不能占据中心位置。《金瓶梅》很了不起，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将常态的市井生活与市井人物当作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这对清朝《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杰作的产生，有着非常重大的启示与影响。
《金瓶梅》中有不少色情描写，我认为，色情描写与情色描写是文学中关于性的两种描写方式。色情描写直接写到性交，乃至于直接写到性器官，给人以肉欲的感官挑逗，对一般读者特别是未成年人起着不良的作用，而情色描写，虽然也写到性，点到作爱，却较含畜，并且透过那描写表现着超越性事的内容。实际上“色情”与“情色”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好划分。
《金瓶梅》写性，下笔往往坦率直露，基本上都属于色情范畴。
到了《红楼梦》中，才有了所谓“意淫”的情色的描写。
此书中武松杀潘金莲、张胜杀陈经济等段落中，都有血淋淋的暴力描写。其实过份直露的暴力文字与过份直露的色情文字一样，不利于人健康心性，直到目前，中国一般人虽有“扫黄”的呼吁，却少有“扫暴”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当描写到“好人”以暴力对付“坏人”以及“无足轻重的人”时（像《水浒》中的某些文字），就更觉得无所谓。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难得的是，此书写潘金莲、吴月娘、孟玉楼等的对话，全用流畅而又绝不拘泥于“语法”的纯口语，并且她们嘴里也不时“撒村”，我们读来却能将她们各自的“语感”严格地区分开来，各自性格宛然不同。当代小说中，驾驭人物语言达于这一程度的，如果不能说没有，也一定要说：实在罕见。此书的文学价值，由此凸现。当代作家可借鉴者多多！
读《红楼梦》，见“酸凤姐大闹宁国府”，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颇感其“恶攻”之大胆。读至此，方知语出此书，且是来旺儿说的。“原版”是“破着一命剐，便把皇帝打！”来旺儿这番酒后厉骂，气势滂礴，酣畅淋漓，是此书开篇后最快人心的檄文，亏作者写得出！
另外许多在《红楼梦》中“出彩”的语言，如“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烧糊了的卷子”，“打旋磨儿”，乃至脂砚斋评语中提及的“少年色嫩不坚牢”，等等，都是《金瓶梅》里极恰切地运用过的。《红》从《金》中汲取了丰富滋养，由此也可见一斑。
作者用了整整五回写关于仆妇宋蕙莲与西门庆私通的故事。宋蕙莲既不是个烈女贞妇，也很难说是个单纯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她主动与西门庆勾搭，图财图利，恃宠撒娇，得意便忘形，抓“理”不让人。但她却并无明确的“战略目标”，比如争取当西门庆的“七房”；她似乎只满足于当一个“公开的下等情妇”。因此，当西门庆感到她丈夫来旺成为一个“赘瘤”，一种危胁，必欲除之而后快时，她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采取了死保丈夫的立场，当她发现西门庆在这个问题上欺骗了她，丈夫已被发配，又遭到潘金莲所挑唆的孙雪娥的奚落，便在一场撕打后，愤而自缢了。她那开棺材铺的父亲，为她申冤不成，也被西门庆害死。宋蕙莲的悲剧，构成了此书中重要的篇章。宋蕙莲是此书中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概念，来诠释宋蕙莲死保来旺的动机。来旺其实也并不忠于宋蕙莲，来旺也许更喜欢孙雪娥。这一点宋蕙莲也知道。西门庆除掉来旺，不仅不会株连到她，甚至反会使她更方便地享受情妇之乐。可是宋蕙莲心底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总指挥着她，不由分说地死保来旺。这只手叫作“天良”或“良知”吗？那么，究竟什么是“天良”或“良知”？这是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东西，还是在生命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起来的？为什么有的人就有？有的人就没有？此书作者只冷静客观地写出“情况”，不负责回答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们掩卷后，却不由得会联想到若干的“为什么？”来。
在这“宋五回”中，其他人物的性格也都在枝叶繁盛的情节之树上发展着、丰富着。这样高超的文学性是《水浒》等之前的古典小说所未能达到的。特别是潘金莲这一形象。她的聪慧与自私，活泼与狠毒，撮合与挑拨，豁达与狭隘，在与包括宋蕙莲在内的多角人物关系中，被刻划得淋漓尽致。
作者用“吴神仙”给西门一家算命，暗示了本书这些角色的命运归宿。后来《红楼梦》用“太虚幻境”的“册子”和“十二支曲”暗示“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归宿，可能受到此书此回启发。
说西门庆“一生耿直”，并无讽刺之意。“吴神仙”没有，此书作者也无借“吴神仙”之口进行反讽之意。我们如果超越政治、道德评价的角度，仅就西门庆的性格而论，那么，不能不承认，他是个“一根肠子通屁股”的直性子人，他很少隐瞒自己的观点，并相当地敢做敢为。
人类的性欲，从根本上说是为传延后代而存在。西门庆初得贵子，正沉浸在“成功感”中，性欲相对有所减弱。李瓶儿更是如此。而且，一般来说，女性的生育成功，往往使其性渴望更其淡化。
但人类的性欲，又确有超“传种”的一面。男性的性欲尤其如此。往往会把“快乐”升至第一位。
写王六儿和韩二捣被“捉奸捉双”一幕甚生动。
市井百姓好捉奸。
捉奸乐，乐融融。
自己没捉，围观奸夫淫妇也是一大乐子。填补了自己潜意识里的性饥渴，却又安全而可靠。围观者其实是集体手淫。
此书在宏阔的背景上来展示西门庆的生存状态。
他通过赍送厚礼，取得权贵欢心，竟因此当上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并在官场上威福并施，所向披靡。因李瓶儿生下了儿子，他的子嗣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的生存状态达到了最佳境界。但他的“性史”也仍在谱写出新的篇章，也许是因为完全排除了“生育目的”的考虑，他的“性趣”开始更多地朝变态的方向恣意发展。“人逢喜事精神爽”，虽然他有时拶拷小厮毫不留情，但这一时期他却常常表现出对妻妾的温厚，对朋友的照顾，对同僚的通达，对小事的洒脱，对妓女乐工伶人的爱怜；特别是对独生子官哥的父爱，令他的面目有了较多的软线条。此书作者仍只是平静地客观地写出他的这些“状态”，而并不负褒贬臧否的责任，也很少剖析他的心理动机与情感内涵。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些人们更多的黑暗、龌龊、无耻、下流、无聊，更多的穷奢极欲与悲苦无告，没有理想的闪光、真理的存在、道义的伸张，可是人们就那么生存着，甚至是有滋有味的；活不下去的，便如蚊蝇般死去。令人惊异的是，作者叙述这一切时使用着一种不动声色的语调，构成一种冷漠无情的文本，仿佛亘古以来，世界、人生无非就是这么个样子。
但在这极为平静的叙述中，作者所写出的人物对话，仍是那么生猛鲜活，显示出非凡的白描工力。在挖掘潘金莲等角色的性恶时，也仍保持着相当的深度，毫无不忍之心，却又很少批判否定。
经过十来回关于西门庆一家子“好日子”的有时未免令人感到过分细琐的白描，此书又将笔触延伸到官场的黑暗，显示出本书作者实在并不是只有“性趣”。
对于西门庆、夏提刑沆瀣一气，贪赃枉法，放走命犯，作书人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叙述语言中，也时有“常言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一类的抨击之词，但具体到对人物行为的描摹中，却依然是一派冷静。他只负责写出“他们这么干”，而不负责揭示“他们这么干时心里想些什么”。西门庆作出贪赃决定时仿佛毫无心理过程，而只不过是听命于其“固有的本能”。
作者这样写，是因缺乏理想而形成的麻木，还是一种更为沉痛的“人性批判”？
此书花不少笔墨写到西门庆与其市井朋友的滥饮厮混，展现出他既俗不可耐，却又不失其平民脾性的为人特点。
他所“热结”的“兄弟”，只要不触犯到他的利益，或不令他感到是去帮衬别人、“变节投靠”，他对这些市井兄弟是很热络的，因为他除了官场、生意上的“正事”和那对他来说十分正经重要的“性生活”，也还需要消遣、消闲，在他和这些市井兄弟厮混时，他不必冠冕堂皇，也不必倾力而为，充满了安全感、优越感，在漫不经心地松驰与戏谑中，填补了人生中的若干空白。
在大多数情况下，西门庆对忠于他的结拜兄弟是平等的、平和的，也是慷概的、宽容的。他们有共同的下流语言，共同的庸俗趣味，聚在一起时是热闹而泼撒的。由于有这些市井朋友，西门庆的个人生活可能比那些科举出身的职业官吏要丰富而活泼一些。
李瓶儿死之前，西门庆“性多情少”，乃至常呈现为一种“尽性而为”的“色狼”面貌。李瓶儿之死，却突然打开了西门庆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的另一扇人性之门，让我们惊异于他原来竟也能有那样强烈、执著、率真、纯净的情爱。在此回里，作者不厌其烦地重复迭进地描写李瓶儿的色槁身秽，以此映衬西门庆的超“色”之纯情，并且淋漓尽致地描写西门庆“大哭李瓶儿”，那种“不顾体统”的恨不能死在一处的大哭，在作者笔下确实传达出了一种震撼力，许多此书的读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通体而言，此书是一种“冷文本”，它绝不使我们感动，只令我们在“冷观”中“寂悟”，然而此回是个例外，它让西门庆与李瓶儿的生死恋情，在迭进的细节中，生发出一种令读者心热眼也热的“感动效应”，这种“以热间冷”的手法，使此书不仅在揭橥人性的复杂方面又升上了一个台阶，也使此书的艺术魅力，平添了更多的光彩。
李瓶儿之死，从通部书的结构上来说，也是一个大变局、大转折。从此西门庆的生活打破了“美满”“兴旺”的总体格局，开始出现越来越来多的失落、扫兴、疑虑、凶兆，虽然仍有某些“意外”的乐趣填补着他的空虚与缺憾，但他本人和他家庭的前景，确是趋于暗淡与衰落了！
此书写到传言。
传言准确处，往往都在点中本质。
传言不准确处，往往都在细节里。
所以传言不可不信。
所以传言不可尽信。
对所传人来说，传言实可畏。
对获传言者来说，传言实可贵。
西门庆死得好痛苦。
在世三十三年。
暴发过，快活过，残暴过，洒脱过，贪婪过，享受过。恶毒过，颟顸过，胡涂过，精明过，蛮横过，宽容过，下流过，攀附过，无耻过，温情过，变态过，纯情过，放纵过，痛苦过……然后，他死了。
此书基本上是纯客观地写了多么一个活生生的男人的一生。
留给今天读者的值得咀嚼的厚味，当然并不是其文本中嵌入的那些苍白的说教与告诫。
人生寿几何？人生价何在？
千古悠悠之思，宁不令我们怅然！
初读此书者，直到读至前一回，大概都不曾想到，西门庆竟在第七十九回中一命呜呼了。但细考此回文本，西门庆之死却是前面无数线索总合为一张“索命网”，在他性放纵达到狂肆程度的情况下，“一收网纲”的必然结果。
此书内容丰富，就塑造西门庆这一艺术形象而言，也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多棱多面，并且内蕴酽浓的，但其以表现西门庆的性生活为主线，并透过他的“性历”来挖掘人性之诡谲，不能不说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而且不仅在全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放在世界古典文学中衡量，恐怕也是少有能与之匹敌的。
西门庆本是一个能够将情与性融为一体，并将“性享受”至少保持在不至戕身状态中的男子，但他却终于“忘情耽性”，并越来越疯狂地纵欲，以至痛苦地死于性病引发的并发症。导致这一结果有许多种因素，从外在的方面说，那本是一个纵欲的时代，从宫廷、贵族到一般市民，乃至于底层社会，食色之享都既是生活的流程，也是生存的目标，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娼妓的“合法经营”，男性霸权的思索方式与“通行话语”，等等，都作用于西门庆，使他不仅“自然而然”地“以性为乐”，而且“性追索”的成功，甚至也成了他提升自我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尺度。从内在的方面说，西门庆的性格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一方面又具有黏稠的依赖性，他既不能抑制对每一个“性目标”的疯狂占有欲，又不能摆脱“性伙伴”的妖邪引诱，所以他总是不仅忙于“猎艳”，也总是沦为“被掳获者”，在这样的双向耗损中，他的生命终于难以支撑，结果在暴淫无度中死亡。
西门庆之死，是一出什么剧？既非正剧，也非悲剧，更非常剧和闹剧。我们无法用习见的模式、标签概括我们的感受，可是我们却有堪称丰厚的感受。
这恐怕正证明着《金瓶梅》这本“奇书”的“了不起”。
此书作者写及僧尼道士，多刻薄挖苦。
但此书又用佛道训诫“归结全书”。
看来此书作者并不那么看重他所提供的宗教性训诫。那是他不得不写出来以“将就”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策略”。
此书作者所真正重视的，是人的命运的流程，他津津乐道那“过程”，只负责写出“这个样”，而不负责回答“为什么这个样”，更不负责回答“应该怎么样”。
敏感的读者，或者会猜想庞春梅与潘金莲有同性恋的关系。否则祭奠潘金莲时，为何要哭出“实指望和你同床儿共枕”的“心愿”来？这样去“解读”，或许可以圆满地理解她二人为何那样地感情深厚，几无龉龃发生。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表现男性同性恋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几乎举不出一例表现女同性恋的作品。有时写到男子装作女子，骗取别的女子信任，然后借“同床共寝”的机会，奸污那女子，但这显然并不是在表现女性同性恋。
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在写“性”方面似乎是“百无禁忌”，举凡男性与女性间的所有性交往方式，从“合法”的到“非法”的，从“常态”的到“变态”的，从“实交”到“梦交”，都有淋漓尽致的大胆描写，而且写男性间的性行为，也可以写到不怕读者作十日呕的地步，但你却看不到一笔明显的女性间性关系的描写。这是为什么？是作者对女性同性恋（性行为）缺乏认知，还是受到了那个社会总体认知水平的限制，抑或是有更深层的社会学、伦理学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这显然是一个我们应当加以探讨的学术问题。
西门庆“原女婿”当道士的情节很古怪。
按那时主流文化的逻辑，陈经济堕落后得遇“居士”，又被护送至道观，应能在宗教中获得拯救，“修成正果”；但却大出人意料，他到了道观竟比当叫花子还要堕落，那道观简直是个污糟的淫窟，陈经济变得完全成了一个近乎“活畜牲”式的怪物。
这一回再次显示出此书作者毁僧谤道的立场。但此书作者在刻薄地讥讽了佛道以后，却又不想提出自己主张的拯救之道。没有理想，没有理性，没有升华，也不剩浪漫，在情节进入“后西门庆时代”以后，作者几近于残酷地，加快节奏地给我们展现出一幕幕人间怪剧丑剧，我们是惊诧莫名还是不以为奇，是掩卷深思还是抛书一笑，他都不管了。
此书的“第三大女角”春梅在后二十回中大露圭角。
潘金莲为了排除其情欲的“障碍”，下毒手杀害了善良无辜的武大。
李瓶儿在放纵自身情欲时，对其前夫花子虚、蒋竹山都极其无情而残酷。
现在我们又看到了春梅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不惜欺瞒、耍弄那宠爱她的周守备，以极其无耻的手段，将有碍于她与陈经济重新勾搭的孙雪娥往死里迫害。
本书对人性恶的表现，是毫不打折扣的。
但本书作者似乎也并不是要表现“世上狠毒莫过妇人心”或“女人是祸水”一类的“主题”。
在本书作者的笔下，三位女主角都只不过是循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内心驱动在那里为人处世，走着她们的人生之路。
三位女主角都显得格外真实。
此书不但绝不“主题先行”，甚至也不经意于“通过人物塑造与情节流动”来升华出“主题”，它实在是有点“无主题”。或者说，它虽在这里、那里嵌进了某些训诫性的“套话”，但那“态度”实在是并不怎么严肃认真。可是这种写法不仅没有伤害到它的“文本魅力”，反而显示出特异的“艺术真实感”。此种创作方法，值得研究。
对于“春梅游玩旧家池馆”，历来多有论家以为是著书者以此表现“春梅念旧主人”（清张竹坡评语），“有怀旧的真情”（上海古籍出版社《金瓶梅鉴堂辞典》“春梅”条，但我读此回，感想却大相径庭。
春梅回西门府，主要是向吴月娘等人显示她的腾达，以获得变相报复的心理快感。她对西门庆并无很深的怀念（当然也无对吴月娘那样的恶感），如果说她有“怀旧”之情，那么她怀的是潘金莲和陈经济，尤其是陈经济，这是一种人性恶的体现，而非什么值得称颂的“真情”。
就“情恶”的深度而言，“梅”是胜于“瓶”和“金”的。此书写出此点，是有意为之，还是“意外收获”呢？
有论者详证此书作者是刻意影射明嘉靖朝的政治变局。
宋朝蔡京父子确也获罪，但父死在子前；明嘉靖朝奸臣严嵩及子严世蕃获罪时，却是严世蕃先问的死罪，故此书韩道国所说的政局变化，并不符合宋朝情形，反极符合明朝情形。
此书虽以表现市井风情、家庭纷争及色欲性事为主，却又有相当篇幅写到高层政治和商情货贸，并频频影射明代嘉靖一朝的“时事”，表现出对严氏父子“祸国”的极大鄙夷和终于伏诛的拍手称快。
但将此书称作一部“政治影射小说”，我以为未免夸张。
单把此书称作一部“世情小说”，又不全面。
将此书视称作一部“色情小说”，则更偏狭。
说是一部“奇书”，则又未免大而空泛。
也许，不硬性地给这部书“贴标签”，而是真正地尊重它，欣赏它，倒可能更多地从中获益。
韩爱姐为陈经济“守节”的情节很怪。
按道理说，陈经济与韩爱姐的关系，充其量是痴心嫖客与私窠子妓女间的“常包关系”，陈经济死，妓女如丧亲夫，犹可理解，但最后郑重其事地为他“守节”，并且被他的正配夫人与名为堂妹其实是姘妇的守备府夫人接进府去，堂而皇之地作起“节妇”来了，岂不怪诞？
但此书这样写，想来一非向壁虚构，二非故意荒唐，而是因为当时社会中有类似事例耳。
这也说明，明代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市俗的道德观、伦理观，都已冲破了“古典礼教”的死板规范，而演变出了千奇百诡的“新现象”、“新观念”。
陈经济的“结果”很吓人。
此书写陈经济笔墨不少。在西门庆健在时，他有色无胆，是个窝窝囊囊的陪衬角色；当然，那时他在场面上还是“拿得出去”的，在承办商贸事宜上，也还算有能力，颇为严谨。在“后西门庆时期”，他才成为一个重要角色；第一阶段里，他与潘金莲、春梅斗胆偷情，构成一种狂热而“和谐”的“一对二”的性关系；被吴月娘逐出府后的第二阶段里，他一步步堕落到“性怪物”的不堪地步；经春梅将他“搜救”到守备府后，正如春梅对守备并不“贞”一样，他对老婆葛翠屏和春梅也并不“忠”，而是另寻性放纵的“理想伙伴”；最后被本来对他有恩，而且也并非与他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张胜，在获知他欲恩将仇报的情形下，狂暴地将他杀死。
此书所写的这个人物，令我们感到真实可信。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很可能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过。
但这个人物究竟算是个“什么东西”？作者写出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是出于什么“意图”？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困惑。
是为了让我们为人性恶而战栗么？
书中先后死去的人物在最后一回中纷纷托生。
奇怪的是偏张胜、孙雪娥、西门大姐所托生的是贫人乃至番役。其实相对而言他们的恶最轻。像西门大姐尤其无辜，而独托生到番役家。
这难道称得上是“恶有恶报”吗？
前面明明说西门庆往东京城内，富户沈通家，托生为次子沈钺；后面却又说孝哥即是西门庆托生，自我矛盾如此。请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作者或者真想以佛理结束此书，但因他其实根本并不真信佛理，所以写起来不免捉襟见肘。
清人张竹坡盛赞此书以“孝”作结，是表现了“其所以为天性至命者，孝而已矣。”“呜乎！结至‘孝’字，至矣哉！大矣哉！”真是“一唱三叹”。其实无论普静法师的劝诫还是终场诗里都并没有强调“孝”字。他还说此书是“以弟（悌）始”，因为他所评点的“崇祯本”，跟“词话本”有所不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那个本子的头一回是“西门庆热结十兄弟”，而“词话本”却始于“景阳岗武松打虎”。张竹坡说此书以“热”起以“冷”终，以“弟”起以“孝”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直感，在我看来，未免牵强。
我以为，此书写到“后西门庆时代”，文笔越来越不如前面，虽然这后二十来回里他主要完成了春梅和陈经济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也堪称真实，但不仅人物的行为逻辑时常有突兀生硬之感，人物语言也远不如前面那么丰富多彩、生猛鲜活，在把握叙述节奏和细节安排上，也失之匆促和粗糙；尤其令人不敢称道的，便是全书的“收束”，明显地表露出无所皈依与乏技乏力。
但此书总体而言，实在还是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对于它的伟大性，我们至今不仅认识不够，而且还存在着浓重的误会。张竹坡力辩此书绝非“淫书”，他的论证我们未必同意，他的这个结论却是基本正确的。
我以为此书最大的震憾力是挖掘人性的深度，尤其是对人性恶的坦然揭橥，达到了不仅空前，也可以说是至今尚“无后”的地步。
此书的真髓，我以为主要体现在笼罩全书的“叙述调式”或“文本特征”中，那便是客观、冷静、不动声色、处变不惊、怨而不怒、生死由之，它昭示着我们，世界不可能那么理想，生活不可能那么美满，人间本来就一定会有龌龊，人性本来就一定要有缺陷，善恶界限往往难划，是非标准常常摆移，人际间必生龃龉，自我亦难以把握，爱情远比肉欲脆弱，友情最难持久，树倒猢狲必散，炎势必引趋附，死的自死，活的自活，而且“人们到处生活”，并且“生生不息”……这些感想必然导致悲观、颓废么？然而，通过此书的“文本”，你又会感受到俗世的魅力，凡人琐事的“天然合理”，世道中超越黑暗的那些“共享乐趣”，以及不必为“形而上”约束的洒脱与狂放，当然还有“我色，故我在”的坦然，超出个人际遇的那种自然美景与“人创繁华”，死的未必可怖，生的不必那么沉重，等等，从而又生出一些乐观与旷达，自珍与自谅。
在这二十世纪的尾上，我们面临着许多的困惑，怀有非常强烈的企盼，因而派生出了若干思潮的激荡，乃至于种种人际、群际的磨擦与冲突，在这种情势下读《金瓶梅》，我以为我们有可能比前人更悚然于人性的诡谲莫测，却又可能比后人更刻骨地领略到冷静从容的叙述风格那魅惑的美感！
1995.春·绿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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