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铎》的构架与儒家诗歌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构架论文,诗歌论文,清诗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诗铎》是清人张应昌耗费十多年时间精心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歌选本，所收诗作从明末清初至同治年间，但以清代中后期为多。前人也有认识到这是一部非凡诗歌选本的，但长期以来无人研究。我因见该书内容丰富，现实性极强，情调沉痛感人，艺术上有独到特色，文献价值亦高，总觉得这样的选本若受冷落是一大憾事，故撰文《〈清诗铎〉的社会视野初探》，该文于《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3期发表后， 已引起一些学者注意。笔者余兴未绝，又撰此文，对《清诗铎》的构架作些研究，以求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这本诗选。
一
《清诗铎》不仅凭内容扎实，情调忧患感人至深取胜，而且它还有很独特并自成体系的构架，构建出没落中的旧中国的社会群体框架，再以内容丰富繁多的、有血有肉的诗歌充填，展现出那一社会的立体画面，场面很为宏大。并且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使得那一藏污纳垢的社会暴露无遗，令人一见惊心动魄，再见毛发耸然，直欲痛斥。本来，艺术家反映或再现社会群体面貌，因小诗很受限制，往往采用的是《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长卷大型绘画方式，或采用长篇小说塑造形形色色社会人物的方式刻画。张应昌却选择了短小精悍的小诗，但采取的是采花为蜜、集腋成裘的再加工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群体面貌，别具匠心地规范于他自己构建的社会框架之中。
《清诗铎》不象其他选本，不是按作品的创作时间编撰、不是按作者的生世先后编撰，不是按诗歌形式分卷编撰，不是兼收并蓄各种作品以诗取诗，不是以某种艺术风格统筹编撰，。《清诗铎》是以社会问题统诗，以社会观察、政治倾向、艺术特色来选诗。编撰的体例又巧妙地以社会问题为支架，以诗的内容为砖石，以思想倾向为色彩自成体式的构架。
《清诗铎》的构架是异常庞大的，又是有序渐进的，很见创造性和囊括一切的涵度。不难看出，编选者张应昌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艺术思想是儒家诗歌观，编选过程是这种诗歌观的取舍实践，编排体例是这种取舍的条理化、规范化、系统化，故在思想上虽然受儒家思想牵制，诗歌观继承白居易及新乐府诗派的思想，但在选本的结构上却自成体系。
张应昌编选《清诗铎》，在指导思想方面，自己声称持儒家诗论为依据，这在《清诗铎》的《自序》中自有阐述。他说“孔子曰‘兴于诗’，晦翁以为兴起学者好善恶恶之心。取其为言易知而感人易人也。”但他又不完全赞同孔子的诗歌观，尤其认为孔子的“温柔敦厚”之道过于隐晦，“然解人默喻，而流俗未能明晓也”。强调“直言讽刺之作，其不必讳者”，从汉儒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见解中申发自己的见解，因而能够注意到那些痛斥黑暗现象的诗歌，从而与杜甫、白居易的诗论进步主张相通，能相当大胆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论唐诗，张应昌推崇“子美《潼关吏》，《石壕吏》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乐府”（《自序》）。在《自题》中又说“乐府爱香山，陈事比贾谊。诗史称少陵，三别与三吏。文昌仲初俦，歌行亦其类”。这样的指导思想，就决定了唐代新乐府诗派；这样的指导思想，就决定了唐代新乐府诗派的诗歌观得到了继承，所选的诗能具有现实意义和大胆的揭露。
张应昌是清朝官吏，属统治阶级内部人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论诗自然也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儒家的诗论自唐代起分为两派，共同的特点都关心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关心诗歌与社会的关系，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不同的是，一派比较保守，主张用诗歌维护封建礼教，为统治阶级粉饰太平，孔子有“事父事君”说，汉儒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说。另一派是以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儒家诗歌观，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矛盾，白居易有“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说法，又有“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但得天子知”的主张。张应昌接受了白居易的主张，《自题》中说“吾儒吐言辞，于世期有济，岂徒累篇牍，月露风云字。乐府爱香山，陈事比贾谊。诗史称少陵，三别与三吏。文昌仲初俦，歌行亦其贵。”持论同《与元九书》，又宣称自己是儒家，要继承杜甫、白居易作品中现实性强的那种精神。至于编选主张，则是“惜哉充栋编，纷若散珠碎，不免闻见遗，曷资韦弦佩。披拣集众益，民生及吏事。以充铭座词，以为采风备。”（《自题》）说得很明白，一是惋惜诗歌散失，二是为了“采风”。采风的目的，又是为“民生及吏事”，即为了反映民情，上达助皇帝确定论国之道。“采风”即“采诗”，周代有采诗之官，从民间采诗搞国情调察。但张应昌与一般的编选家不同，“专择其关于警觉之义者录于篇，名之曰铎，以宣民德，以资吏治，以厚风资吏治，以厚风俗，以清政原。”（《清诗铎·朱序》）至于“铎”，《朱序》有解释说“金铎通鼓”，又说“铎，度也”，作动词用，即击鸣之意，“清诗铎”即是以清诗鸣击报警之意，这就决定了必然选择现实性强烈的，暴露深刻尖锐的作品。但张应昌还有儒家忠君的一面，也决定了张应昌还今选择一些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甚至反对农民起义之类的作品。然而，由于白居易诗论的指导思想浓重，《清诗铎》还是“惟歌生民病”的作品为主导，决定了它的价值。
二
《清诗铎》共选诗二千首，规范为二十六卷，一五二类，每类都是一种至数种社会问题，每种都有若干现象，主题相当鲜明，仅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是当时较强烈的社会问题和现象。例如，卷一是气候交通及法制问题，分为《岁时》、《舆地》、《总论政术》、《善政》四卷。卷二是财务税收问题，分为《财赋》、《米谷》、《漕改》之类。而卷一至卷四实际都是经济建设问题。卷五至卷六是农桑经济问题。有的卷类列很多，如十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等卷问题都多达十几类；涉及面相当广泛，很有社会百科全书的容量。且从名称上看，又可知编者的政治嗅觉相当敏感，对官吏的腐败、统治阶级的矛盾、国事的艰危、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外来侵略、腐败现象、民生艰难等都有精细的类别。例如卷十四《灾荒总》即收诗一百二十七首，总观灾荒危害，已够惊心动魄。卷十五又再立《水灾》、《旱灾》、《风灾》等十多类足见种种灾害雪上加霜似的危害情况，活现当时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和惨状，其中人吃人现象尤为令人悲愤欲绝。又如《催科》、《税敛》、《力役》、《扰累》、《捕捉》等，仅从名称上即可以看出编者在有意挖剥当时的社会疮疤。因这些问题都来至官府，来至封建统治阶级，故官吏的贪婪凶残、朝廷的腐败是无法掩饰的。
从卷目编次来看，张应昌对社会问题，早已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眼光，在他看来，社会黑暗处处皆是，社会问题来至各个方面，不再是孤立出现的，并且，有问题就有诗歌反映，有诗歌揭露就有社会问题。所以，他以社会问题的构架，选诗充填，整本《清诗铎》显得有巨型建筑的体式。对于社会问题，张应昌也不当作一团乱麻，而是有自己的权衡。《清诗铎》罗列的问题，不是其他选家喜欢选择的风花雪月、愁情别绪；不是凭栏怀古、官场失意；更不是声色犬马、花间月下之类，而是与国运民生有关的内容，如吃饭穿衣、灾荒人命、治国齐家、战火兵荒等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许多专卷，一般是不受诗家选家注意的，例如《查户口》、《吏胥差役》、《赌博》之类。类似的问题，其他选本罕有专卷，都足以看出张应昌执国民生计问题之网，要对社会问题进行一番大的揭示。故若研究《清诗铎》的类别编目（原书称为“分类目”），即可知张应昌眼中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再考察所选诗歌，又可知这个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张应昌不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必然没落的命运，但已看到整个社会在腐败溃烂，这比当时仅在个别问题上认识到封建社会黑暗的人要高明得多。
这里似有必要从《清诗铎》类别的排列来考察张应昌对社会问题的系统观察，既可见《清诗铎》的构架之宏大，又可见其体式与社会的关系。《清诗铎》大体是以社会问题的大小与缓急来依次排列的（若小有混淆并不影响这一判断）。考察首起卷一至卷七，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其间出现的是经济基础的问题。第一卷至四卷是交通财务税收等问题。五至七卷是农业桑蚕问题，含《水利》、《农政》、《田家》、《树艺》、《蚕桑》、《木棉》、《纺织》七大类，是封建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儒家看来，立国在于农桑、军队，《论语》记载“子贡向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食”、“兵”就是指农业和军队，这的确是封建社会的命根子。交通财税，对统治者的生存是最直接的，下达政令、调兵遣将和维护国家的开支、兵饷，无不赖此。所以把这些问题摆在各种社会问题的前列，是必认为至关重要的了。于此之后，八至十卷是《丈量》、《催科》、《税赋》、《力役》等十二类，全属国家政务，表明张应昌对政府职能的考察。从现代人来看，农业交通都是当时立国的基础，那么这些政务则是上层建筑的构属。是否可以说张应昌看到了什么样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上层呢？即使不能说，那么指出基础破烂崩溃，国政流毒生瘤，客观上也就是这样的看法，总算是看到了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及症结。接着十一至十三卷，编排的是军政国防问题，是维护封建上层建筑之中的问题。如《盗贼》、《武功》、《兵卒》、《军器》等都是军事事务，这些问题，既有歌颂清王朝的武功又有咒骂农民起义军的内容，但也有一些揭露统治阶级的军队沦为匪徒烧杀摅掠危害社会的内容，当具体分析。即使清王朝的武功，也不全是镇压人民，也要加以区分。至此之后的问题，再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命根子的问题，而是自然灾害、社会各阶层、封建道德及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在十四卷至十七卷都是自然灾害对社会危害的问题，其间有贪官污吏乘机敲诈勒索的内容。接着十八至十九卷，是吏治问题，官场人事问题，如《用人》、《察吏》、《仕宦》、《训士爱士》等都很直接。排于灾害问题之后，大概是认为人祸仅次于天灾。随之二十卷排列的是儒家重视的封建道德问题，对这些问题有揭露有礼赞，体现出张应昌的不彻底性。二十卷之后，更能见出张应昌对社会问题的权衡，愈往后愈是儒家认为次要、低下的问题。以民风民俗、社会下层居多。最后几卷全是奴仆、妇女、苦力、嫖赌之类的问题，如《淘金》、《采矿》、《采薪》、《采煤炭》等表现的都是社会苦力，《妇女》、《悯婢》、《娼优》、《驭仆》等，人物的社会地位更为低下，是孔子眼中的“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但张应昌对这些人很同情，选录的不是一些挖苦、嘲讽这类人的作品，而大多是为小人、女子鸣不平的作品，是一篇又一篇的血泪控诉和大声疾呼的作品，是白居易同情人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及全面化。为张应昌争得了光辉，也成为《清诗铎》的闪光点之一。
至此，可以作一个简略的综合，那就是：一至七卷为交通财务农业桑蚕经济的问题，八至十卷为行政管理问题，十一至十三卷为军事国防，十四至十七卷为天灾水害，十八至十九卷为吏治人事，二十卷为家庭伦理建设，二十一至二十二卷为道德修养，二十三至二十四卷为民间习俗，二十五至二十六卷为下层社会问题。由于类别繁多，涉及了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了编选者多方位的观察，多角度的揭示，体现出社会的立体框架和丰富的内容。
从以上综合就能直观地看到，《清诗铎》的体例是以社会结构印象为框架而以有关诗歌为砖石充填而成的。但张应昌是先以社会总体印象为框架再分门别类进行选诗入围呢？还是先行观诗选诗然后再分门别类根据社会观察而就范呢？不可得知，这不重要。然而张应昌持儒家诗观（白居易派）去读诗选诗这是无疑的，为此选录了大量的反映社会问题的诗歌与社会问题映照，二者必经过多次的互相协调、互相规范方能得出那样的体例。历来的诗歌选本很多，但能与社会结构映照的选本却很少见，构架成体系的更只此一家。《清诗铎》一方面系统地体现了儒家诗歌观积极的一面，体现了儒家的社会观念、忧患意识。另一方面，《清诗铎》又通过活生生的艺术作品，全面保存了那一时代的旧中国的社会现实状况，使得那一社会与艺术都存活一大部诗歌选本中，难度相当大。可见编选者的气概和本领及态度，成绩也是突出的，通过编选与社会问题映照的方式来体现整个社会面貌和思想观念，也是有创造性的。
三
从以上研究，可知《清诗铎》是以封建社会结构及相关的社会问题为框架，选诗暴露这个框架的实体及有关问题的组合体。这种框架结构对《清诗铎》的成就有什么关系呢？不妨设想，如若《清诗铎》不采取与社会问题映照的方式，而采取错杂罗列的方式或其他方式，会有什么效果呢？那就是，读来如同进入鬼域，呻吟此伏彼起，只闻哭声，不知问题；只见病态，不见症结，社会一片混乱，不知矛盾何在等感性认识居多。而《清诗铎》把若干诗歌纳入一定的框架，把一个问题从方方面面考察，则读者仿佛进入一个黑暗社会的实体参观，有路有径，有坎有门，有房有屋、有人有物，能观总体面貌，又能考察细部。并且，问题的分类使得矛盾尖锐突出，暴露更加强烈；集中暴露，控诉也强为有力。有关诗歌的集中，使得面上能展开广度，点上能进入深度，同一问题以诗歌连续暴露的方式出现，如一锤又一锤地鼓击，方能充分起到“铎”（警策）的作用。好比这里鼓一声锣那里擂一下鼓，总不及列阵分行响起来，相继不绝地响下去惊人得多。
针对一个问题，编选一大批暴露黑暗的诗歌，仿佛一针见血，产生一定的刺激，但如果《清诗铎》仅限于任意罗列社会问题，选择暴露黑暗的诗歌，力量也不会强烈，一针见血也只是见血而已。《清诗铎》通过有意识的成体系的组合，一大批又一大批的集中暴露却是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掀起整个社会的波动，使人觉得整个封建社会的摇动，内部在流血，尽管还未能揭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将要出现、壮大，但陈旧的正在没落与死亡已是昭然若揭了。封建社会的行将就木已十分可见了。例如，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盗贼”问题，《清诗铎》立有专类，但如果采取单篇的方式，即使出现杜甫诗“不过行检德，盗贼本王臣”那样的指责，也只是一个指责，一种揭示，未能深入。而《清诗铎》的《盗贼》专类，收诗几十首，不仅可以从活生生的例子中看到“盗贼本王臣”，还可以看到官兵做盗贼“弓箭在手刀在腰，门里劫商门外坐”，“人人知是食粮兵”。还可以看到被官兵掠夺后“报官知”反被“合门拷掠血淋漓”的事实（见《绿林豪》）。又可以看到官兵巡捕对真正的盗贼“口噤目眙不敢前”（《估客泣》）而“煌煌铁马四百骑，缚得倡家两博徒”（《鸡犬》）充数的闹剧。可以看到官方“捕人亦作贼”，“捕人安乐流民苦”（《警捕人之虐》）的颠倒世界，对官盗勾结问题，还有更令人惊讶的。例如《捕贼人》写不堪盗贼危害的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捉贼，等到抓住了贼送交官府，官府的“捕人”“公然下乡村”，“和钱还送胥吏门”。捕贼的官与做贼的又有何区别？更有甚者，写捕贼的官长，捉贼关起来后，晚上放贼出去搞盗窃，得脏物与官方瓜分，出现“贼充捕，捕养贼，衣贼衣，食贼食”的丑恶现象。如此，老百姓报官，“捕人”反而刁难声明贼已经捉来关在监房里怎么能出去偷盗呢？反诬来报案的老百姓作伪。而“失物之人语顿塞”，直到“咚咚鼓动贼四合”公开大干时才知道底细（《放鹁鸽》）。《盗贼》中的丑事是多方面的，不再一一例举，需要区分的是，有少数诗把农民起义军也当作盗贼则是反动的了，可具体分析。
如此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若干社会问题，单题单篇只能限于一隅之见。而一个问题从方方面进行揭露，若干问题也从方方面进行揭露，才能构成与社会形态相应的，从全方位反映问题的总体力量，留下历史长卷、文学群体形象。
张应昌之前，白居易新乐府诗派的诗歌观早已流行，元白张王也创作了几百首“惟歌生民病”的诗歌，历代诗歌选本也颇注意。然而，为什么在张应昌手上突然出现那么一部以社会问题为框架的，规模俱全的诗歌选本呢？而较早一些的诗歌选本却无类似的可以比较呢？是张应昌全凭个人兴趣、个人偏爱吗？也许这有一些原因，但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社会原因。从张应昌生活的时代来看，正是清帝国从停滞到急剧下坡的时代。列强的侵略，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官吏的腐化、吸毒的严重，自然灾害的危害，贫民的困苦等都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远远超过了元白张王的时代。从诗歌发展来看，元白张王的乐府诗，是“惟歌生民病”的初期，尽管他们的艺术才能都很高，但社会矛盾暴露得还不充分。封建社会末期才出现的许多问题，那时还未出现，例如《清诗铎》中反映的人口与土地的问题，西方商品冲击的问题，吸食鸦片的问题，列强侵略问题，都是清代才出现的。旧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新的矛盾急剧升华，如干柴遇火，如火上加油，对社会形成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冲击波，促使有政治眼光的知识分子更关注社会问题。张应昌时代已陆续出现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等那样对社会问题有深刻见解的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改良派的郭嵩焘、冯桂芬等人也在对现实思考，他们的观察都不再限于一人一事、一角一隅，而是试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总的观察研究。就观察社会问题而言，张应昌也是敏感的一个。但他与思想家不同，他不是要从政治上、哲学上作出解释，而是以选诗的方式来对照各种问题加以反映暴露，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的爱憎及忧虑。哲学家以思维的方式解释世界，政治家以行政手段改造世界，而艺术家诗人则以艺术形象来反映和表现世界，张应昌则是以选诗的方式来反映和表现世界及表现自己的爱憎，而以选诗可反映和表现世界，又做得那么系统，自有他的独创意义。
由于《清歌铎》是以社会来构建选本体例的，因而《清诗铎》也兼备两重性，既是社会的，又是艺术的；既是社会问题的总汇，又是艺术群体形象的组合；既有当时社会百科全书的含量，又有诗歌艺术宝库的本色；既是艺术的又是文献的。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着眼，《清歌铎》都是一部匠心独具的选本。张应昌活了八十四岁，《清诗铎》是在他的晚年（66—79岁）编选的，此时阅尽人世炎凉，眼光老辣，对社会才能看出那么多问题来，所选也就切中时弊，能透见内脏。书稿成时，当时人应宝时阅后即惊赞说“此天下不可无之书，非独为功于诗教也，而诗教亦莫善焉”。又把《清诗铎》与几部最著名的诗歌选本《楚辞》、《玉台新咏》等相提并论，说“是则历来选家莫之及也”。《应序》此非虚话，亦非吹捧。的确，比较起来，在诗歌选本中，有意识地从社会问题着眼的诗歌选本，论构架及规模及体系（不是指数量的多少而言），《清诗铎》不仅前无古人，即使后代也没有一部堪与匹敌，更没有一部超过它。因此，《清诗铎》一方面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留下了许多艺术形象，一方面为文学和历史留下了很丰富的文献，为过去的时代摄录下足以长期留存的文字画卷。张应昌的创造性劳动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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