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
宋 博 吴大辉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和“再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并尝试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作为关键要素来解释其因果关系。本文认为，为了兼顾民族和国家的双重目标，俄罗斯化在自主俄罗斯化和强制俄罗斯化两种过程中切换进行，它在不同的时期徘徊于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沙俄试图以帝国建构来推动民族建构，苏联则以实质化的民族建构来弥补形式化国家建构的不足。进入再俄罗斯化时代，当代俄罗斯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建构目标：在原苏联空间追求民族建构，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则强化国家建构。这种分离结构造成了俄罗斯内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并造成行政整合和认知整合两个治理工具的混用。因此，俄罗斯化与再俄罗斯化只能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徘徊，而相应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在解构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进行调整。
【关键词】 民族建构 国家建构 俄罗斯化 去俄罗斯化 再俄罗斯化
一、 问题的提出
俄罗斯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的大国，自立国以来，其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演进对所在地区和世界均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概括和研究这种影响，术语“俄罗斯化”(Русификация/Russification)很早就被提出，并被广泛应用于政界和学术界的讨论中。[注] 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机科学兴起后，Русификация也被广泛应用于讨论信息技术的俄文化问题，这种语义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近年来，在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对“俄罗斯化”这一关键概念理解上的混乱使得国际社会难以深入分析俄罗斯内外政策的逻辑。[注] 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关系专栏“Monkey Cage”曾经发表文章，反思为何没有预测到乌克兰危机的升级，最终的结论是对俄罗斯化的理解与评估还不够充分。参见：Joshua Tucker, “5 Reasons I Am Surprised the Crisis in Crimea Is Escalating So Quickly,”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8, 2014.因此，对“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重新进行充分梳理，并在这一基础上对其进行结构化分析，尝试分离出主导其演化路径方向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我们寻找俄罗斯化与俄罗斯内外政策的因果关系，更有效地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带来的挑战。
首先，本文尝试明确“俄罗斯化”的内涵。“俄罗斯化”并非一个表述固定、含义单一的语义结构，而是一个混合多种视角、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内涵。在其内涵不断丰富和演化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讨论者的学术背景领域和意识形态认知差异，学界始终没能对“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讨论。许多观察者虽然注意到“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在不同的阶段遵循一定的演化路径，但在叙述过程中不自觉地割裂或分化其定义标准，使“俄罗斯化”的定义演化看似没有任何主导要素，呈现出令人迷惑的断续性变化。这种缺乏结构化分析框架的叙述，不仅没能厘清“俄罗斯化”的概念及演化路径，反而带来解释混乱，增加了外界理解和讨论“俄罗斯化”的难度。
其次，本文还尝试确定影响俄罗斯化演化变迁的关键要素。从政治科学的角度出发，确定影响俄罗斯化演化路径的关键要素有两条路径：首先，这些要素应能在异质领域产生共性影响，并且应免于时间因素的干扰，在不同阶段依然能因循相同的因果机制发挥作用。其次，作为一个明显具有单向意义的内涵概念，“俄罗斯化”一定会拥有与其同质反义的概念内涵，即“去俄罗斯化”(Дерусификация/De-Russification)。如果这种关键因素是存在的，那么在完全相反的演化路径中，其因果机制一样发挥作用。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前人对俄罗斯化的讨论，尝试梳理不同时代背景下“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及因循不同专业方向所产生的演化路径，并利用政治学理论比对分析可能存在的关键要素，论证它的存在与影响。
食用油的抗氧化剂检测方法。要想不断提升食用油的质量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落实食用油的检测工作，采取科学的方法延缓植物油氧化的速度，这样能够降低食用油的氧化反应速率。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不少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不惜添加一些物质催化食用油的氧化反应，从而提升食用油的生产效率，假如人们长期食用一些添加剂较多的食用油，就会引起一些身体疾病，严重的甚至给人体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最终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食用油的检测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比色法、色谱法以及电化学法。
二、 “俄罗斯化”的初始定义考察
“俄罗斯化”这个词出现的时间与人们讨论其含义的时间并不同步，早在19世纪中叶，人们便开始关注和讨论与其含义相近的词汇。但直到20世纪初，学者才逐渐对“俄罗斯化”及其相近词汇的含义提出较为清晰的解释。[注] Darius Stali Nas, Making Russians :Meaning and Practice of Russification in Lithuania and Belarus after 1863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2007), p.3.随着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与侧重角度的分化， “俄罗斯化”在不同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定义。
政治语境下的“俄罗斯化”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理论发展紧密相关，而殖民地理论和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建构是其定义的最初基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理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作为19世纪的领土扩张大国，俄国在处理其与新兼并地区、帝国边缘地带的关系时，已经显现出与西方殖民强国迥异的逻辑。[注] Кудряшев Вячесла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Восточ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их Публицистов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История, 2015, №1(33). 西方国家强调保持殖民地区自主性与宗主国的异质性，而沙皇俄国则强调对新兼并地区实施严密管制，以西方标准来看，沙皇俄国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注] Л.М.Дамешек, И.Л.Дамешек, Российские Окраины в Имперской Модели Управления XIX в.,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18.№ 433.с59-63. 现代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发展，尤其是科层官僚制度、专业化的军事建设和统一的财政体制，无一不是伴随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出现的。俄国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则依靠历任沙皇的强制推行而建立，这并非现代化转型的开始，反而异化为沙皇强化专制的有力工具。因此，在政治语境下，沙皇俄国强化对帝国边缘地带的控制，强调新兼并地区对沙皇的无限效忠[注] Hofmeister Ulrich, “Civilization and Russification in Tsarist Central Asia, 1860—1917,”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Vol.l27, 2016, pp.411-442.；而在现代国家管理制度的帮助下，沙皇俄国逐步推翻以村社自治为代表的地方自治系统，实现中央集权自上而下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注] М.В.Пулькин, Политика Русификации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ХХ В.: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Аспект (по карельским материалам), Ураль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6 №4(53), с120-126. 。这两个过程均被视为“俄罗斯化”的初始政治定义。
文化语境下的“俄罗斯化”既离不开当时西方文明对于俄国的外溢影响，也离不开沙俄开疆拓土过程中对落后地区进行教育开化的现实需求。在俄罗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冲突逐渐增多，甚至连童话翻译中都出现了明显差异。[注] Mee Ryoung Park, “A Case Study of Russification in Two Translations of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by Vladimir Nabokov and Boris Zakhoder,” Children ’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 , Vol.l49, 2018, pp.140-160.彼得大帝打开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以后，先进的西方文明迅速涌入，并成为俄国上层的主流文化。沙俄上层开放文明的西方文化与下层保守愚昧的斯拉夫文化形成尖锐对峙，引起俄国知识分子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对外来文化进行俄国本地化的再造逐渐形成潮流。[注] Вера Мильчина, 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И Многообразная Русификация, Круглый Стол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Импе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И Дискурсивные Практики,” Рггу, 24 июня 2002 года. 沙文主义的出现强化了俄罗斯对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优越感。在沙俄统治者眼中，广大新兼并地区被“未开化”的文明所占据，是阻碍沙俄统治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新兼并地区的文化改造成为沙俄巩固帝国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文明也成为俄国区别于西方的显著特征。[注] 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44页。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斗争，沙皇在皇权与教权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注] 杨翠红：《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政权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东正教被嵌入沙皇主导的斯拉夫体系当中，以此带来的宗教扩张成为皇权扩张的工具。19世纪，随着神圣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两大神权帝国走向衰弱，保护东正教徒免受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迫害，成为沙俄扩张的重要合法性来源。面对兼并后广大的非东正教地域，传教是巩固沙皇统治的有力手段。[注] Remy, Johannes, “The Nationalization of Religion: Russification Policy, and Ukrainian Nation-Building, 1860—1920,”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 Vol.l9, 2008, pp.977-987.因此，外来文化的本地再造、对新兼并地区的文化改造以及东正教作用的强化，成为“俄罗斯化”的初始文化定义。
民族语境下的“俄罗斯化”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民族意识觉醒密切相关。几乎与世界其他民族同步，俄国也开始溯源其民族性，并界定俄罗斯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区别。东正教所强调的民族救世主义为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注入丰富内涵，它将俄罗斯民族的命运自然地嵌入世界帝国转移兴亡的循环当中，认为俄罗斯是即将崛起的第三罗马。[注] Theodore R.Weeks, “Russification: Word and Practice 1863—1914,”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Vol.148, No.4, 2004, pp.471-489民族救世主义所暗示的帝国转移学说对沙皇俄国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而俄罗斯民族的建构被认为是建立新俄罗斯帝国的基本条件。[注] Theodor R.Weeks, Nation and State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Nationalism and Russific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 1863—1914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但是，在民族语境下，沙皇依然希望在“俄罗斯化”的定义中保留皇权至上的原则，亚历山大三世于是提出“Russia for Russians”的口号，意为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俄罗斯民族应该加快发展，防止历经几代沙皇扩张的俄罗斯帝国落入其他民族的控制之中。在皇权至上的原则之下，沙皇俄国并不以人种族裔来界定俄罗斯民族，而是通过强化语言和文化的认同[注] B.Anderson and B.Silver, “Estimating Russific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mong Non-Russians in the USSR,” Demography , Vol.20, No.4, 1983, pp.461-489.来实现对帝国境内不同族裔种族的同化，借以巩固帝国的统治。因此，民族救世主义和皇权至上主义所倡导的以帝国为主要建构空间、以帝国主体语言和文化为主要同化工具的俄罗斯民族建构，构成了“俄罗斯化”的初始民族定义。
老贾喝口酒，润润嗓子：“那天家人把我带去庙里，说来也巧，在卫生所里我不是头疼就是胃疼，结果一进到庙里，也不哭也不闹了，病跟好了一样。庙里的方丈再一拿脉，就知道了八九。问过家里人我的具体的症状，果然是不出他所料。”老贾说的洋洋得意，好像是他就是老和尚一样。
其中，n=0,1,2,3,……，表示模式的阶数，j表示不同区域：j=I,Ⅱ,Ⅲ分别表示核心区域、包层区域及外层环境区域，εj为电容率，μj为磁导率，β为沿传播方向的波矢大小，为电磁波角频率，c为真空中的光速，为n阶贝塞尔函数的叠加，和分别表示和对kjr的一阶导数，Sn=ei(nθ+βz-ωt)为相因子，RI、RⅡ分别表示金属包层的内、外径.
三、 影响俄罗斯化路径变迁的关键要素： 民族建构与国家重建
“俄罗斯化”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从19世纪中叶至今，历经沙皇俄国和苏联的两次兴衰往复而不断变迁。有学者把“俄罗斯化”囊括为“非俄罗斯人(non-Russians)在沙皇和苏联的殖民化进程中而经历的语言和文化的同化过程”[注] Daniel G.Hoskins, “Russification as a Factor in Religious Conversion: Making Lenin Roll over in His Grave,” Culture and Religion , Vol.16, No.4, 2015, pp.430-444.。而考察上文中“俄罗斯化”的三个初始定义，可知俄罗斯化的变迁已经超出语言和文化的范畴，其变迁基本因循两条路径——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人类促进民族与国家形成与发展的政治行为被称为“建构”。[注] 严庆：《民族、民族国家及其建构》，《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虽均被用于调节社会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但二者在建构对象、建构工具与实施行为体的范围界定上有很大不同，因此有必要在理论层面先进行分析。
(一) 民族建构
自我修炼具有引导教育自己朝着理想目标前进的能力与功效，能够为自己前进指明方向，帮助自己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外部监督使自我修炼取得的成果通过外部监督固化下来，使自我修炼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通过外部监督固化下来。在实际工作中，以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看家本领为着力点，夯实自我修炼与外部监督同频共振的坚实基础；以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为着力点，为自我修炼与外部监督互促共进提供良好环境；以强化制度执行力为着力点，为自我修炼与外部监督和衷共济提供强力支撑。
与“俄罗斯化”相对应，“去俄罗斯化”也是一个历史悠久并被广泛嵌入的表象理论。政治学意义上的“去俄罗斯化”常与“反俄情绪”(Русофобия/Anti-Russian sentiment)混淆。19世纪中叶，在欧洲旅行的俄国外交家兼诗人费多尔·丘切夫(Фёдор Тютчев)有感于欧洲国家对俄国抱有的极端偏见和抵触情绪，创造了“反俄情绪”这一俄语名词[注] Дмитрий Киселев, Русофобия: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http://www.vesti.ru/doc.html?id=205437. ，后来经常被俄罗斯的政治学者用来作为“去俄罗斯化”的内涵之一进行讨论。但是反俄情绪建立在意识形态高度对立的基础上，并不能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系统地描述其政策导向和工具选择。去俄罗斯化被学者们视为一种长期缓慢形成的政策导向，但围绕其定义的争论颇多。西方学者倾向于将其看作被俄罗斯化的国家及世界其他力量对于俄罗斯推进俄罗斯化政策的被动性反应[注] Reza Zia-Ebrahimi, “Empire, Nationalities,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ttp://www.sras.org/empire_nationalities_and_the_collapse_of_the_ussr. ，认为文化独立[注] Eker Suer, “The Sociolinguistic Situation in Tajikistan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De-russification,” Milli Folklor , Issue 95, 2012, pp.215-234、人口结构变迁[注] Ethan J.Sharygin and Michel Guillot, “Ethnicity, Russification and Excess Mortality in Kazakhstan,”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 Vol.11, 2013, pp.219-246.和族群重构[注] Rannut Ülle, Rannut Mart, “Russification of non-Estonian pupils in Tallinn,” Eesti Rakenduslingvistika Ühingu aastaraamat , Issue 6, 2010, pp.243-258.是去俄罗斯化在不同阶段被推动的主要动力。而俄罗斯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去俄罗斯化是系统地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影响力重新边缘化的政策集合，这些政策不是基于对俄罗斯威胁的评估而被动反应，而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反俄情绪主动为之。[注] Кристалинский 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Пограни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и Динамика изменения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ава//Вестник Поволж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Выпуск № 5 (38)/2013 俄罗斯和西方学者在定义上的差别可以体现出双方的立场差异。但无论反俄情绪是否存在，去俄罗斯化必然是主动的政策行为，其目标是削弱或消除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与俄罗斯化相比，去俄罗斯化的行为体来源多元，并经常同时作用。其中，国际行为体和境内政治组织是主要的去俄罗斯化行为体。
(二) 国家建构
市场经济建设是资本主义自发展以来打破地域屏障的有力工具，但是独立后的俄罗斯过分强调资本层面的改革，忽视了产业变迁的制度推动。缺乏资金和市场的俄罗斯在损失原苏东市场的背景下，开始在地方层面抱团取暖，呈现出更强的地域属性。在地方政府分权的趋势下，趋向地域封闭的俄罗斯越发重视提高壁垒等逆市场经济政策。一个统一发达的自由市场并未在俄罗斯形成。
以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国家独立浪潮冲击为基础，政治学界总结了民族国家建构的五种主要传统挑战：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政治参与能力和分配公正性。一般而言，缺乏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家会优先考虑集中资源应对前三种挑战，而强制民众忍受后面两类问题。但苏联的解体暴露了国家长期限制民众政治参与和漠视分配公正的危害。冲击苏东体制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这种国家建构路径进行了“拨乱反正”，优先强调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和政府治理的宪政框架。[注] 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161—169页。 但是，矫枉过正的民主化变革带来了新的国家治理难题，为了在资源窘迫的背景下迎合民众对政治参与和分配公正的渴望，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始放弃传统的认同性和渗透性治理，转而采用效率低下的代议制机构和支离破碎的社会网络[注] Joel S.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 :State -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3-80.，政府领导者本身则陷入与“地方强人”或“寡头强人”所展开的“生存的政治”(politics of survival)的博弈怪圈中，政府合法性基础不断受到侵蚀而无力加强，国家发展则彻底陷入停滞或衰败状态。部分中东欧国家，如南斯拉夫、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冷战结束初期均陷入这样的困境中。[注] Venelin Ganev, “Post-communism as An Episode of State Building: A Reversed Tillyan perspective,” Communist and Post -Communist Studies , No.38, 2005, pp.425-445.意识到漠视认同性和渗透性的不良后果之后，为应对国家失败危机，发展中国家重新开始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注] David Chandler, “The State-Building Dilemma: Good Governance 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Draft paper presented at Roundtable on Development , Sponsored by the Under-Development and Armed Conflict Military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4.，弥合境内的认同危机，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如此，在这些国家，国家建构的目标在重新回归为传统的“国家—社会”关系，即再次追求境内公民社会、政治权力与国家主权的统一协调。
(三) 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连接点——国家
虽然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彼此渗透，密不可分，但由于上文所述诸多显著区别，两个建构过程存在明显的内涵差异与时间上的不同步。[注] 王建娥：《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内涵、特征及联系——以欧洲国家经验为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实质上，民族建构无法匹配国家建构是更为常见的情形，而民族国家既是这种不匹配最大的受害方，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国家作为行为体同时参与上述两个建构过程，但其建构对象、建构工具与实施行为体的显著差异，限制了国家在具体历史阶段动用治理工具推动这两个建构进程的空间。民族建构强调对族群以政治化为目标实施认知整合，而国家建构强调对领土和境内民众以集中为目标实施行政整合。认知整合和行政整合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向，所需的国家资源完全不同，前者需要国家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感召能力进行大量投入，后者则需要国家重视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族群和领土并不存在严密的对应关系，在许多跨境族群的民族转型的过程中，其与主体民族的整合并未加强，反而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分离感。由于资源和环境的局限性，在更多时候，国家总是选择性地倾向于某种建构进程。具体到俄罗斯，俄罗斯化可以视为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综合体，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俄罗斯化在民族与国家两个建构目标中逡巡往复。下文将分析在俄罗斯化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如何交替影响俄罗斯化的变迁路径。
四、 俄罗斯化的演化与失败
(一) 沙俄时期的俄罗斯化
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沙皇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以后实现了领土的急速扩张，不仅将大量非俄罗斯族居住区域并入帝国，甚至将西伯利亚和远东等人迹罕至的区域也纳入囊中。因此，最早的“俄罗斯化”与“殖民化”的概念非常接近，即沙皇俄国追求对新开拓地区的控制能力。不过，与之不同的是，西欧列强以扩大市场空间的视角看待殖民地，沙皇俄国则更多地以封闭统一的帝国视角看待新开拓地区，不仅需要新开拓地区来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还需要其提供兵源并在地缘上维护沙皇俄国的战略安全。如此众多的目标令新开拓地区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和骚乱在这些地区频频爆发。[注] Буганов В.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ойны в России XVII-XVIII в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1976, с23. 例如，1773年，在沙俄刚刚拓展的沿里海和中亚方向上，爆发了以普加乔夫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此时，强化新开拓地区的治理成为维系沙俄帝国安全的重要任务，语言和宗教则成为主要的俄罗斯化政策工具。需要注意的是，与后来的俄语教学推广相比，这一时期的俄语推广主要以统一政令和文书为主，目的是提高帝国在这些地区的行政效率。宗教政策也并非强制要求全部非东正教居民转变信仰，而是吸取了普加乔夫起义的教训，侧重对可征用兵源地区的宗教管理，且这一政策的出台更多是为配合18世纪后半叶沙俄加强对军队宗教控制的政策。[注] Капков К.Г., Памятная книг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и мор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XIX—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Справоч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Летопись, 2008, с45.
克里米亚战争构成了沙俄俄罗斯化第二阶段的背景。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使俄国的帝国梦想第一次破裂，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成为俄国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沙俄开始强化对非俄罗斯族居住区的管理，这构成俄罗斯化的第二个阶段。虽然这一阶段俄罗斯化的强制色彩也很明显，但主要侧重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事务。为了加强治理能力，沙俄还逐步减少封疆性质的羁縻政策及君主个人规制，改而设置行省和总督区等，以强化现代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时期，启蒙运动在俄国的蓬勃发展还引发了一次非俄罗斯族自主俄罗斯化的浪潮。沙俄西部地区、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中亚地区的非俄族精英，为了跟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更便捷地获得先进的西方科技与文化，主动学习俄语，改用俄语处理事务，并参与到俄罗斯文化的创作中。[注] Russification in Tsarist Russia//Edward C·Thaden with collaboration of Marianna Forster Thaden, Interpreting History :Collective Essays on Russia ’s Relations with Europe (New York: Boulder, 1990), p.211-220.
民族意识的高涨构成了沙俄俄罗斯化第三阶段的背景。19世纪中叶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欧洲主要传统帝国的解构者，这些依靠官僚体系治理广袤疆域的帝国在民族意识的觉醒下纷纷瓦解。为了应对境内非俄罗斯族群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维护沙皇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俄国开始强制建构一种与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崇尚自由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完全抵触的“家长式”君上民族主义。沙俄教育大臣乌瓦罗夫于1858年提出了“官定民族主义”的观点，帝国民族主义开始成为俄国民族意识发展的主要方向。[注] Ричард Вортман, Официальная народ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иф российской монархии XIX века, вып.3 (11): 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Россия, XVIII-начало XX века.Москва.: ОГИ, 1999, с.233-244. 这种民族主义强调淡化族群概念，转而从文化思想上“创造”一个俄罗斯人。[注] Суни Р, Империя как она есть: имперская Росс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и теория империй//Ab imperio.2001.№ 1-2.с.64-65. 帝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高潮是19世纪晚期，标志是沙文主义的出现。在沙文主义引导下的俄罗斯化带有更强的民族压迫色彩，从只要求落后的非俄语地区学习俄语地区的经济文化，转变为强迫所有非俄语地区(包括发达的地区)将俄罗斯的民族意志和意识形态树立为正统思想。这种意在改造甚至消除非俄罗斯族的民族性、强化其俄罗斯属性的进程被称为同化。[注]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5页。 不过，在这一同化进程中，面对广袤的帝国辖区，沙俄针对非俄罗斯族群的相关条件，制定不同的俄罗斯化标准和政策。在民族性差异较小的小俄罗斯地区(约为今天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沙俄的同化目标是尽力消除其相对于大俄罗斯地区的族群差异，文化和教育的改造成为同化的重点。在民族性差异较大的波兰地区，沙俄意在巩固帝国对波兰政权与精英的控制，军事监控与行政选拔是俄国政策的着力点。[注] Миллер А, Русификация: клас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и понять//Ab imperio.2002.№ 2.с133-148; Он же.Империя Романовых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М., 2006. 但是，帝国导向下的民族性建设，不可避免地牺牲民族意识的觉醒，以让位于皇权独裁的加强。畏惧于民族意识觉醒对皇权至高无上地位可能的威胁，沙俄的同化政策在消除境内民族身份差异之后，并不强调统一民族身份的认同，而是着重强化对沙皇统治的效忠，这种同化也被批判为缺乏民族主义引领的皇权同化。[注] Astrid S.Tuminez, 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0), p.25.正因为此，到20世纪初，在俄罗斯化发展到第一个高峰的时候，同化政策反而转变为“实现民族边疆地区经济与社会、行政与司法和文化方面全面一体化的综合性措施”[注] Дякин В.С.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 (XIX—начало ХХ вв.).СПб., 1998. ，不再强调同化或民族化，而是强调俄国对帝国中心与边缘地区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全面一体化。
通过梳理沙皇俄国时期的俄罗斯化，可以看出，国家建构在最初和最终的阶段均是沙皇政权推动俄罗斯化的主要路径，因为沙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障皇权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合法性。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启蒙运动高涨，沙皇政府依赖民族建构对非俄罗斯族群实现俄罗斯化。值得注意的是，沙俄一方面希望依靠官定的民族性遏制境内民族主义带来的动荡， 另一方面避免传统的民族建构与现代的国家建构发生冲突，并努力优先保障现代国家建构政策的落实。例如，文化方向上的俄罗斯化在19世纪上半叶还主要依靠维系东正教的法统地位来实现，东正教神职人员承担了主要的工作。而到了19世纪末期，沙俄开始建立以民族性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以俄语和帝国历史通识教育为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现代教育体系迅速发展，1856—1885年沙俄的小学生在校人数增长了5倍[注] John Willard Slocum, The Boundar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Religion ,Language ,and Nationalit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Ph .D .di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3), p.10.，而原有的神职教化系统则被削弱。
(二)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
苏联立国初期，国家建构是最迫切的需要，但并没有忽视民族建构的问题。但事实上，由于20世纪初俄国社会的动荡与危机导致的近代意义上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的集中爆发，且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的推动，俄国学者开始总结俄罗斯民族的人种学特征，并着手讨论俄罗斯民族的使命与价值观。在这种思潮的带动下，沙俄末期出现了很多受到民族主义影响的政治派别，即使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有“崩得”组织明确主张应该按照民族主义原则建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国家间尖锐的民族矛盾加剧了党内这一分歧。因此，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为了确立自己的影响力，首先必须对民族建构问题作出明确回答。自1902年至1904年，列宁和斯大林在发表的多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民族观点和对俄罗斯化的看法。
列宁坚持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的主要论断，认为民族压迫是俄国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此基础上，列宁将民族关系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注]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以及大民族和弱小民族的关系。俄国民族关系的实质特点是：“异族”居住在边疆地区，并且大都是跨界民族，受到了比邻国更严厉的压迫，而其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要高于中心地区。[注]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7—567页。“异族”在文献中意为无法获得沙皇俄国政治权力的被压迫民族，如犹太民族等。 民族应该拥有自决权，即可以从民族压迫关系中分离的权利，但不分地域的民族自治，尤其是民族文化自治，只会造成国家分离的混乱局面，最终削弱无产阶级的事业发展。在俄共领导者眼中，将俄罗斯化简化为对弱势民族的同化是不正确的，因为相当数量的民族在特定区域内已经与俄罗斯族发生融合，而那些在沙俄时期才形成的民族区域并不具备自治条件。[注] 在当时的话语体系中，沙俄时期形成的民族区域意指依靠沙俄相对强大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来获得自身民族身份识别的民族，主要用来指代高加索、中亚和西伯利亚草原地区那些因为沙俄的强力介入才脱离部落制状态的民族。 因此，在长期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中，民族区域内的非俄罗斯族出于吸收先进文化的需要，其民族特性存在向俄罗斯族靠拢的客观现实。同时，布尔什维克强烈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认为主观统一俄国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事实上是在伸张俄罗斯族的特权，俄罗斯族作为大民族必须用“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形式上的平等”[注] 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和1922年12月31日口授记录(续)》，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31—634页。 。由此可见，俄共早期领导人将俄罗斯化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并反对用前者来支持后者。与此同时，俄共认为党对国家和工人阶级的主观建构作用不可替代，民族只能用来划分区域意义上的居民，但不能用来划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注]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
苏联在立国之初也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并在政策上落实为尊重客观的民族建构和坚持主观的国家建构：既尊重其他民族的自决权，也不姑息相关民族内部的“压迫现象”。[注] 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16—729页。 俄共还强调在党建和革命活动中，要坚持“跨民族”和“去民族性”的原则。[注]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89—358页。 在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背景下，苏联的民族和国家政策赢得了许多非俄罗斯民族的拥护与支持，苏联基本继承了沙俄的版图。但随着列宁的去世，大俄罗斯主义逐渐抬头，并开始逐渐内嵌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演化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勃列日涅夫的俄罗斯民族优越感[注] Pal Kolsto, The New Russian Nationalism ：Imperialism ,Ethnicity and Autho -ritarianism (2000—15)(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2016), p.25.，苏联的俄罗斯化开始转向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内嵌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其实际政策从强调民族平等逐渐演化为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的俄罗斯化进程。苏联发展了新的俄罗斯化工具：共产主义制度和生产型经济的相互依赖。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抗，但流亡海外的俄罗斯欧亚主义者和苏联执政当局均将沙俄帝国国界视为俄罗斯民族活动的边界。仰赖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苏联依靠意识形态输出，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完成了对旧沙俄区域的再次统一。在苏联严密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沙俄时期传统的独立自治区域——中亚和外高加索更紧密地与莫斯科联系在一起。苏联境内非俄罗斯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空间在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阴影下遭到挤压，俄罗斯族和俄罗斯的影响力迅速上升。同时，苏联并未放弃以强力部门作为其俄罗斯化的最终保障，二战前后，苏联强力部门以“民族嫌疑”名义强制高加索、中亚和远东的大量民族人口进行迁徙。[注] Alexandre Bennigsen, “Colo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 Vol.4, Iss.1, 1969, pp.141-151.
借由二战胜利的历史使命感所强化的俄罗斯化进程还扩展到边界西扩后的非俄罗斯地区。战后俄罗斯化的重点方向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联合国成立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定位，激发了上述地区新的独立倾向，乌克兰地区的独立武装甚至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防止苏美对峙大背景下苏联西部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被反苏敌人利用，苏联政府开始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对非俄罗斯族地区进行全面的限制，凡是不认同以俄族为主要民族认同的思想、文化活动和教育安排，均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的。乌克兰国内对沙俄时期乌克兰民族文化的反思，被苏联学者认定为“几乎全部是反革命的”[注] 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 》，辛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年，第25页。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主管苏斯洛夫亲自在乌克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要求加强这一地区的俄语和俄罗斯历史教育，并压缩乌克兰自有文化的活动空间，甚至细致到限制摆放纪念乌克兰民族著名诗人舍甫琴科仪式的花圈。[注] 见曾任苏共乌克兰党委第一书记的彼得·舍列斯特的回忆录，Петр·Шелест, СССР и шовинизм, http://fakeoff.org/history/sssr-i-shovinizmю.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共产党内出现思想混乱，马克思主义逐步被苏共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俄罗斯化工具的效力迅速消失，中东欧国家和苏联内部的加盟共和国出现了此起彼伏的摆脱苏联控制的诉求。最终，苏联解体使得这一轮俄罗斯化进程戛然而止。
苏联建立初期，随着对俄罗斯化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批判，苏联首先掀起了以苏共为主的自发的去俄罗斯化进程——本地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Korenizatsiya)。这是苏联为了缓解国内矛盾、实现以民族自决理想的具体政策尝试。苏联为了体现民族的集中自治，干部政策和行政手段成为主要工具，刻意大力安排民族干部担任特定区域的行政职务，依托行政力量对民族文化展开援助行动，例如编制文字、设立民族学校和民族文化机构等。但这种本地化政策很快遭遇两个困境：在一些民族主义强烈的地区，本地化政策成为民族干部强力推动地方分离的护身符[注] 刘显忠：《20世纪20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1期，第79—83页。 ；在另外一些民族融合传统悠久的地区，硬性的民族划分要么激发新的民族矛盾，要么成为地方党政干部争权夺利的制度工具[注] Еропутова Н.К.,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И Политика Коренизации в Жизни Греческого Этноса: Цели И Методы Ее Реализации//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Орл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3(76), 2017г.С.16-22. ，在这些地区，苏联当局最终不得不推动新一轮的俄罗斯化来纾解上述困境。
由于监察机关的取证行为是由调查人员做出，因此检察机关和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可以要求调查人员对自己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如果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是以合法方法收集的，法院可以通知相关人员或其他人员出庭。相关人员需要对证据收集作证并说明情况，也需要回答控辩双方的提问，接受质证。概言之，即使取证行为是合法的，但如果没有录音录像等证据证明办案人员合法取证，则不能使审判人员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该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所以，重要取证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在一定程度上为监察机关自身提供了保护。
通过梳理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可以看出：一方面，苏联时期俄罗斯化的主要路径是民族建构，因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并未坚持立国初期提出的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关系，而将大俄罗斯主义内嵌到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中，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强化俄罗斯化的有效工具，使得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化进程远甚于沙俄时期。另一方面，民族建构的实质俄罗斯化和国家建构的形式平等化严重抵触，苏联依靠专政制度遏制二者之间的矛盾，但随着苏联末期意识形态的混乱和一党专政体制的削弱，社会主义制度被放弃，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之间的矛盾迅速暴露在政治派系的对抗之中，而俄罗斯化内嵌于苏联制度过深，无法成为社会认同的公约数，激发了苏联解体后最严重的去俄罗斯化进程。
五、 同质相反的内涵： 去俄罗斯化的演化
(一) “去俄罗斯化”的定义
柳红拍了一块西瓜，还嫌不够解恨，她又去找第二块西瓜。苏秋琴一把拉住她。癞阿小满脸的西瓜瓣像流血似的，看上去叫人怕兮兮的。苏秋琴再一次提出自己的担忧。柳红说他的头是硬的，西瓜是软的，哪有这么容易死的；这个畜生坯是在装死啊。苏秋琴推推柳红，叫她看看他有气没？柳红说好啊，正手反手给了他两巴掌，但癞阿小纹丝不动。
民族建构主要针对特定范围的族群(ethnic group)进行政治化整合。民族建构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族群重新以政治含义进行整合的过程。[注]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1页。 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文化为主要纽带的族群逐渐被整合为以组织自治和政治自主为鲜明特点的人类共同体。民族建构与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密不可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构主要通过“主权在民”的公民权利建设和国家化的“爱国主义”建设来实现人民(the People)向民族(the Nation)的塑造，民族建构因此也常常被视为“国族建构”。[注] 关凯：《历史书写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从以上民族建构的过程来看，已经具有社会文化内涵的族群是其建构的主要对象。虽然民族建构的目标是对族群进行政治化，但其主要实现工具仍是认知重构。而认知重构的具体过程究竟是对历史认知进行政治化改造，还是对社会文化进行政治化整合，学术界还多有争论[注] 马克斯·韦伯认为，决定民族身份的重要因素是政治化的历史记忆。参见：Weber Max, Essay 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7), p.176.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更多是依靠定向的社会和文化整合实现的。参见：安东尼·史密斯: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第12—14页;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6.，但认知作为重构手段是民族建构区别于其他建构的重要特征已成为共识。一般认为，实施民族建构的行为体范围较为广泛，国家、族群、党派与个人均参与其中。事实上，参与民族建构的行为体类型没有限制，上述行为体均可以自由地参与。
(二)1848 年欧洲大革命后的去俄罗斯化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是欧洲民族意识发展的开端，反对帝国管制和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欧洲大陆蔓延。沙俄参与了对这场革命的严酷镇压，扑灭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反抗活动，但是革命的失败反而启动了沙俄境内的首轮去俄罗斯化进程。大量革命者回到本民族在沙俄帝国的区域，组建民族政党，参加议会，或坚持暴力斗争，以争取本民族的自治权。其中最激烈的是波兰和芬兰的去俄罗斯化。波兰的民族意识觉醒促使其社会各阶层组建各自的民族主义政党，中下阶层组建了较为激进的“红党”，地主和资产阶级则组建了“白党”。[注] 文有仁、单樨:《波兰》，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在两党的推动下，波兰人民开始抵制俄国的教育和征兵政策，并于1863年1月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尽管起义被镇压，但实力较强的自治政党仍在波兰境内活动，波兰国家民主党(前身是波兰民族同盟)和波兰社会党均将民族独立作为主要政党纲领。但是由于沙俄极为严厉的镇压，波兰的去俄罗斯化进程只能保持在议会斗争和行政治理层面，如波兰国家民主党主张在沙俄的支持下统一波兰并建立自治的行政体系。自19世纪60年代起，芬兰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被激发。1809年沙皇接管芬兰以后，虽然承认芬兰的自治公国地位，但是在语言文化上保持对芬兰推行俄罗斯化政策。克里米亚战争后，芬兰的国内精英开始着手推动去俄罗斯化进程，并着重在语言文化方面进行。芬兰发起“Fennoman运动”，旨在建立现代芬兰语体系，并为其争取合法的使用权利。“Fennoman运动”直接推动了现代芬兰语的发展[注] Погодин С.Н. Фенномания и процесс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XIX веке//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диалог культур.2015.№ 3.С.347-356. ，最终确立了芬兰语的教育用语地位。“Fennoman运动”后期，“大芬兰主义”被正式提出，参与运动的芬兰人组建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政党。
这一阶段的去俄罗斯化与同一时期的俄罗斯化相对应，主要针对行政自治和语言独立两个方面，波兰和芬兰侧重于不同方面，这是因为两个国家的条件不同：波兰长期缺乏合理的民族自治安排，因此它将行政自治作为去俄罗斯化的主要目标；而芬兰的自治地位在沙俄时代已经确立，其更重视文化独立。但相同的是，由于缺乏外部干预，两个国家的去俄罗斯化只能局限在一个方向，并没有对俄罗斯化产生明显的影响。
(三)20 世纪初的去俄罗斯化
20世纪初，伴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爆发，新的民族独立诉求再次在沙皇帝国内部蔓延。知识分子对沙俄政权同化非俄罗斯族的企图进行批判，进而提出消除俄罗斯化影响的构想。[注] Dmitry Gorenburg, “Assimilation and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Blair Ruble, Nancy Popson and Dominique Arel, eds., Rebounding Identitie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Russia and Ukrain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 p.275.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沙皇帝国的崩溃为去俄罗斯化进程走向高潮创造了外部条件。1917年以后，在俄罗斯帝国崩溃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忙于在旧帝国废墟上重建国家，其统治的大片边疆区域在西方大国的帮助下迅速实现去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政策主要围绕歧视或驱逐俄罗斯族群以及恢复本国语言展开，这里所指的俄罗斯族群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已经俄罗斯化的非俄族精英。一方面，在沙皇中央权威消逝的背景下，位于帝国边缘地区的非俄罗斯族为了尽快巩固独立成果，将这一阶段的去俄罗斯化重点放在国家建构层面，优先保障国家机器的创立与运转。为应对苏联威胁，该阶段的去俄罗斯化还把建立隶属于本民族的军队作为政策重点。例如，在英国和法国的帮助下，波兰和乌克兰均建立了受本土精英控制的军队，确立了教授本民族语言的教育制度，取消了东正教会的特权。在土耳其和德国的支持下，外高加索地区成立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政党，并着手培训本民族的军官和行政人员。另一方面，西方也把沙俄的崩溃视为遏制俄国扩张的重要历史机遇，英国和日本均提出过在原沙俄领土上实现分离自治的方案。西方国家在支持反布尔什维克行动的同时，也亲自派遣军队进入许多非俄罗斯族地区，增强其抵御苏联的能力。
(四) 苏联时期的去俄罗斯化
那是一种陌生的暖意和温情，这种异样的感觉让我忘了反击，茫然到忘了我原来是跟谁也不来往，尤其对陌生人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五) 苏联解体以后的去俄罗斯化
苏联的解体带来了去俄罗斯化进程的最近一次高潮，新独立的国家纷纷恢复自己的语言，并全面挤压俄罗斯族的生存空间。与苏联时期的去俄罗斯化不同的是，苏联紧密的计划经济控制造成了新独立国家之间难以割舍的生产协作关系。独联体国家的成立削弱了俄罗斯族的地位，却无法消除俄罗斯的影响。与1917年相比，这一次独立的国家中，相当一部分是缺乏建国历史的崭新国家，这些国家对内还未建立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对外还无法实行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政策。俄罗斯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呈现波动变化，在有些国家，去俄罗斯化甚至逐渐被俄罗斯化取代。专注于人口和族群问题的学者对原苏联国家的去俄罗斯化进程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缺乏文化自信和安全感，部分国家的非俄罗斯族的非主体族群(如中亚地区的德裔族群)更倾向于通过推进俄罗斯化来制衡推动非俄罗斯化的主体民族。[注] Alicheva-Himy Bakyt, “Russification, ‘Kazakhisation’ or Return to the Original Homeland? The Identitary Dilemma of the Germans of Kazakhstan,” Etudes Germaniques , Vol.62, Issue 1, 2007, pp.181-195.
由于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广泛的不信任感，西方国家在这一轮的去俄罗斯化中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在西方支持下，非俄罗斯的一体化成为去俄罗斯化的主要工具。西方国家鼓励这些国家建立地区内排除俄罗斯的一体化组织，以削弱与俄罗斯的相互依赖；同时，建立与西方国家联合的一体化组织受到鼓励。经济援助和民主社会援助也成为另外两个有效的工具，西方国家通过经济援助来置换俄罗斯的经济影响，而新独立国家对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不信任又让西方的民主社会援助成为有效的政治工具。
六、 从国家建构走向民族建构： 再俄罗斯化(re -Russification )的发展
(一) 再俄罗斯化的第一阶段：独立初期俄罗斯国家的重新建构
图1 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治理效率指标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Percentile Rank)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苏联解体后的去俄罗斯化浪潮引发了俄罗斯的国家建构危机，甚至有滑向失败国家的危险。从图1中可以明显看出，独立后的俄罗斯，其政府效率远远低于其他苏东国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并没有像这些国家一样，建立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机制(formal state institutions)。这种机制的创建有赖于现代中立性官僚机构的确立，而确立这种机构又主要取决于国家能否确立健康的竞争性代议制度。图1中政府治理较为成功的中东欧国家(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波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便在西欧国家的帮助下对执政党的政治庇护体系进行了严格限制，维护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保证反对党对政府具有较强的批评和政策建议能力。其中一些国家(例如捷克和波兰)在苏联解体之初，其政府曾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广泛干涉，无法通过国内的代议制度对行政裁量权和国有资产收入分配权进行合理的规范。但欧盟利用自1998年开始的与这些国家的入盟谈判，对其明确施压以求规范国内官僚机构与执政党关系，中东欧地区的国家重建得以顺利进行。[注] Anna Grzymala-Busse, Rebuilding Leviathan :Party Competition and State Exploitation in Post -Communist Democra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4.但是欧盟没有“眷顾”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则依然陷入官僚机构失效的路径中。
苏联解体时，俄罗斯原有的党政官僚机构也迅速解体。而推动俄罗斯宪政变革的力量在本质上只是依靠临时的政治号召和利益瓜分制度集合起来的“颠覆性行动者”，而非“制度性行动者”。这些政治变革力量迅速破坏了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结构，却在建构新的国家治理制度时陷入无限的争斗。独立后的俄罗斯无力维持苏联时期运转成本高昂的中央集权制度，也缺乏合格的联邦制代理人。为了保持国家的顺利运转，叶利钦政府采取与多边政治力量建立非正式联系和私人友谊的方式来落实中央政策。
总之，独立后的俄罗斯没有在西方宪政体制下成功建立现代官僚治理机构，反而形成了一种非正式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既不民主也不规范的选举和司法制度为利益集团建构一个“反现代性”的社会提供了保障。在体系上，高素质且坚持中立立场的技术官僚队伍被世袭化和科层化的腐败官僚集团所挤压，而官僚机构首长履行职务则主要依赖在上下层之间和政商之间建构以自己为核心的非正式网络。在政治上，俄罗斯中央政府无力改变本国碎片化的宪政结构，只能通过不断对地方进行“分权奖励”来换取地方的部分忠诚。在经济上，俄罗斯中央政府被动接受利益集团塑造的“政府俘获型”(state capture)格局，并建立了以易货贸易为核心、利益集团为主要受益方的经济代理人制度。显然，这种非正式制度意味着利益集团攫取了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主要红利，并成为官僚机构重建的“投毒者”，国家重建的传统工具——官僚机构失去了应有的治理效果，甚至导致国家陷入崩溃的危险。[注] Sarah Wilson Sokhey, “Market-Oriented Reforms as a Tool of State-Building: Russian Pension Reform in 2001,” Europe -Asia Studies ,Vol.67, No.5, 2015, pp.695-717.
在传统国家治理工具中，外部援助或压力及市场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都是有效的工具。在中东欧国家的重建过程中，具有制度示范效应的欧盟和欧共体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援助。以入盟谈判作为外部压力，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进程中很快根除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建立了独立的技术官僚管理群体。但俄罗斯却很难复制中东欧国家在制度转轨中引入外部介入的路径，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累积了较多的偏见与不信任，观念认知上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双方对于外部介入安全性的评估；其次，与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急迫的政治向往相比，俄罗斯国内经常由民族主义主导，这种强大的内源性政治力量和苏联时期形成的封闭型经济相互结合，构成了西方国家难以顺利介入的内生性壁垒；最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对援助重点的认识也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更看重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体制建立的优先性，俄罗斯则基于纵向的历史对比更希望尽快恢复其经济和科技实力。
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传统行为体，其本身的建构经历了与其主体民族互为促进的漫长演化过程。国家建构的结果定义了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居民)和主权(政府)。[注] 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0—37页。 但这一进程并非不可逆：二战后随着反殖民运动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大量出现，但其国家治理的稳定性与冷战两极格局提供的“人工稳定性”密不可分[注] Aidan Hehir and Neil Robinsonm eds., State -Build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3.，美苏对峙让各自阵营内的 “外围”国家能获得足够的外部资源来弥补其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冷战的结束引发了新一轮的国家治理危机，国家三要素遭遇严峻挑战：苏联解体造成相当多的“外围”国家的领土剧烈变化，而完全人为的政治独立进程又与这些地区已有的民族地域分布极不匹配，领土和民族问题迅速激化，这一矛盾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一同导致相当一部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遭遇失败。[注] Gidon Gottlieb, Nation against State :A New Approach to Ethnic Conflicts and the Decline of Sovereignty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p.6-14.在国家要素弱化的过程中，由于治理不当，国家趋于弱化或者瓦解，逐步演变为孱弱国家(weak state)或者失败国家(failed state)。由于中央政府权威的崩溃，这些国家既无力解决内政外交问题，也无法遏制国家行政能力在边缘地区的“渐进式消逝”[注] 德里克·布林克霍夫：《冲突后社会的治理》，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这种状况构成冷战结束后全球冲突频发的重要原因。国家建构因此成为冷战后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因此，随着叶利钦时代中后期政局的逐渐稳定，俄罗斯重启了再俄罗斯化的进程。虽然是再俄罗斯化，但与之前沙俄和苏联时期的两次俄罗斯化有显著不同。这一次的再俄罗斯化实质上是俄罗斯寻求民族国家重建的政策行动。避免失败的唯一自救途径就是实施民族国家重建，但是俄罗斯的国家重建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重建又有所不同。[注] 有关失败国家如何重建的论述可以参见：Jennifer Milliken and Keith Krause, “State Failure, State Collapse, and State Reconstruction: Concepts, Lessons and Strategies，”Development and Change ， Vol.33, Iss.5, 2002, pp.753-774.一般而言，国家重建追求的是国家机能和官僚机制的重建，很少涉及其他标准。而在俄罗斯的国家重建中，对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建设却也成为衡量政权是否完成重建任务的重要标准。国家重建理论认为，国家能力体现了国家追求自身决策目标的限度[注] Micha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States in Histor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Vol.25, Iss.2, 1984, pp.185-213. ，抑或政府掌控公民组织和地方社会的穿透能力[注] Joshua Forrest, “The Quest for State ‘Hardness’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 Vol.20, No.4, 1988.，它与国家的基本构架或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有关，是一个限定性的客观指标，很难通过政府的主观决策予以改善[注] Brian D.Taylor, State Building in Putin ’s Russia :Policing and Coercion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4.。但俄罗斯以历史使命建构的政治文化，却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能否由某任政府提升或保持视为重要指标。换句话说，一般的国家重建只需依据既定的国家能力完成相应的制度建设，俄罗斯却还需要将扩张自己的国家能力作为国家重建的重要目标予以完成。
对于俄罗斯来说，扩张国家能力意味着再现统一强大的俄罗斯，而这个强国诉求显然不局限在俄罗斯本国领土范围里。它既需要在国内实现相对完全独立，还需要至少在地区层面恢复俄罗斯的影响力。一个小富而安、仅实现国家重建基本目标的俄罗斯在国内社会没有市场。这种以扩张国家能力为目标的特殊国家重建进程，成为再俄罗斯化第一阶段的主要内涵。俄罗斯政府对于国家建构的看法，也逐渐由叶利钦时期的权力中立原则，转变为普京时期的建设强大国家。
这一阶段的再俄罗斯化，主要从整治央地关系、强化中央权力入手。普京在竞选文章中强调俄罗斯的意识形态要立足于爱国主义(Патриотизм)、强国战略(Державность)、中央集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ичество)和社会团结(Социальная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普京尤其强调，与英美国家强调自由价值观不同，俄罗斯把国家机制的强大视为国家秩序和发展的主要保障。普京同时还把强大国家的标准与中央集权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实现强大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维护中央政府的有效性和国家的控制能力。[注]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 另外，在社会历史记忆层面，彼得大帝带来的强国记忆也一直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强烈的暗示，这使得政府在国家建设中必须实现这种历史记忆所带来的理想化目标。[注] Андреев А.Образы истории в сознании россиян//Москва.1996.№ 5.С.136.
俄罗斯独立后，“近邻地区”成为俄罗斯政治精英指代其优先地缘关切地区的泛称。由于“独联体”有时被俄罗斯官方和学者用来指代俄罗斯的特殊利益区域，因此相当一部分学者也视“独联体”为“近邻地区”的同义词，但是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独联体目前拥有9个成员国和1个观察员国，波罗的海三国从未加入独联体，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因为本国的“颜色革命”冲击在中途退出了这一组织，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因为在一些问题上与俄罗斯意见不合而选择过短暂退出这一组织，土库曼斯坦在确立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后也选择降低在该组织的参与度。但是这些国家均属于俄罗斯最为关切的地区，因此使用“近邻地区”来描述显然更为精确。只是由于在独立初期，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使用“近邻地区”指代俄罗斯的利益关切时，曾露骨地提到：“俄罗斯认为近邻地区不仅意味着苏联的突然解体导致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边界无法确定，甚至也意味着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是无法真正独立/有条件独立的国家。”[注] Гасан Гусейнов Карта нашей родины и “граница на замке”: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деологемыhttp://www.indepsocres.spb.ru/ 这种极具轻蔑的表述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反感和西方的抨击，迫使俄罗斯在之后的政府正式文本中避免使用这个词。但为了保障替换词汇可以充分涵盖“近邻地区”，俄政府文本中往往将“独联体”“欧亚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多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并列[注] 2008年俄格战争后，因为在描述俄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时需要囊括所有高加索地区的国家，不得不将俄支持其独立地位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等国家直接列明。 ，以保证没有漏掉任何国家。
(二) 再俄罗斯化的第二阶段：国家建构的扩展与近邻地区(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政策的确立
俄罗斯政府对于俄罗斯“国家”的定义一直处于变化之中：1996年，叶利钦首次提出要为俄罗斯确定“国家观念”，2000年叶利钦政府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国家”。普京执政以后，将“主权民主”定为俄罗斯的基本国家政治制度目标，并将“现代化”作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结构的发展目标。2012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与西方对抗的加剧，俄罗斯又明确提出“捍卫俄罗斯国家地位”。2014年，在乌克兰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普京又明确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已经成为最大的分裂国家。”很明显，俄罗斯扩展了对“国家”的定义，不仅限于其国境线。事实上，从俄罗斯独立伊始，俄罗斯的“国家”定义不仅包括由联邦主体组成的本土区域，周边的近邻地区也成为其国家视域中的一部分。
“近邻地区”(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代表区域性质的地理词汇，它在俄罗斯的政治话语中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文化属性。这个词语的字面意思为靠近俄罗斯的外国地区，但实际上与俄罗斯边界接壤的芬兰、挪威、蒙古国和朝鲜等国并不在该词范畴内，与俄罗斯并不接壤的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反而属于这一范畴。这个词创设于苏联时期，起初主要指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诸国。在苏联解体前后，这个词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被当时的民主派用来代指先后独立的各个苏联加盟共和国。
(5)根据计算得到的适应度值,执行相关遗传算法操作(选择、交叉、变异),形成新的种群,转入操作步骤(2);
俄罗斯一共进行了三轮央地关系调整：意欲争取宪政主导权的民主派和希望摆脱苏联僵化机制束缚的民众是第一轮央地关系改革(1990—1992年)的主要行为体。正是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民主派迅速通过了分权趋向明显的《地方自治法》。但是从第二轮央地关系改革(1993—1997年)开始, 原本与地方实权派达成妥协的叶利钦政府却又不得不响应民主派和民众的呼声，被动地开始集权进程。出于对地方联邦主体首脑垄断地方自治权力的不满，地方民主派开始推动国家杜马制定扩大次联邦主体内(市和区)一级自治权力的法案。民众在这一轮改革中先后扮演了矛盾的角色。一方面，由于担心负债累累的城市因财税独立走向破产和降低市政服务水平，民众对扩大次联邦主体权力的法案反应淡漠，导致该法案迟迟难以落实。另一方面，1994—1996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候选人为取悦选民争相开出医疗、退休等方面的空头支票，造成新上台的地方政府普遍无法得到俄罗斯社会尤其是中下阶层的信任。民众因此普遍强烈要求由联邦政府来承担保障民生的职责。为了应对俄罗斯社会的这一诉求，联邦政府只能在中央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出台了地方财政基本法，从财税方面全面削弱地方政府的自主能力，但也并未显著增加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一举措客观上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1995年的《地区自治原则法》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地方财政权力和资源分配权力的主导地位，中央政府从此成为调整央地关系的唯一主动方。[注] Дементьев А.Н.О системе Советов и земских учреждениях в России: возмож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араллел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право.-1996.-№ 8.-c.112-119. 普京时代的第三轮改革(2000—2006年)期间，俄罗斯的集权路径越发明显，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普京全面取消了地方行政长官在中央的代议制权力和联邦主体内部的直接选举，建立了联邦区总统代表机制。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普京在联邦会议上发表声明，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存在恐怖主义等威胁国家安全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治理的薄弱 ”，并明确强调加强宪法77条规定的“保持联邦权力在地方的单一性”。2004年9月13日至14日，针对别斯兰危机暴露出来的混乱央地关系，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具有转折意味的政治举措，包括设置地区发展部，委派具有强力部门背景的亲信科扎克出任南部联邦区总统代表，设置地区内部强力部门协调行动机制。[注] Упоров 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азвит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Местн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я В Новейшей России: Основ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Несбывшихся Надежд,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и социаль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ысль.Toм 7 №1, 2015 2006年，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大选中占据绝对多数，标志着第三轮集权式央地关系改革的顺利完成。
在再俄罗斯化成功巩固俄罗斯本土治理以后，向近邻地区扩展成为俄罗斯的重要任务。俄罗斯对近邻地区的认知是逐渐形成的。苏联解体导致本已在单一制国家治理模式下形成紧密联系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突然形成边界。对于俄罗斯来说，原有的政治、军事、文化和民族边界突然发生破裂和大范围迁移，苏联解体的进程几乎等同于国家的灭失。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重构只限于在已有的民族范畴内重新建立“想象的共同体”，并重新建构政治经济体制。而苏联解体使得“苏维埃人民”[注]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性的人民群众”。 成为历史，俄罗斯的国家重构面临一个前提性挑战——民族认同的重新界定。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夜签署的《明斯克协议》只就政治和经济边界进行了划分，但苏联的历史价值观却无法分割，俄罗斯只能被动地将其继承下来作为新的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国际环境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处于“三期叠加”的历史性关口形成并确立的,这宣示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内引领经济现代化建设,强调高质量的发展水平,注重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瞄准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外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为世界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为促进国际环境合作,共建人民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问题在于，苏联的历史价值观并不仅仅覆盖俄罗斯，它与俄罗斯的近邻地区紧密相连。这就出现了国家重构实践中较为独特的一幕，即俄罗斯虽然在政治经济层面推动国家重构，但是整个重构的推动力却源自一个几乎将整个原苏联空间视为历史责任范围的俄罗斯民族认同。俄罗斯的国家重构必须照顾这种民族认同的特点，只有通过在原苏联空间追溯其民族认同，政权合法性才能得以巩固，国家重构才能获得可靠的动力。在独立初期，叶利钦政府显然并未认识到这点，将近邻地区放置于非常一般的外交次序中，并以如何尽快实现“分家”为其近邻政策的核心，对于在近邻地区保持俄罗斯军事经济优势地位、解决当地俄罗斯族问题等核心利益漠不关心。这一失误，很快引起当时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严厉指责，强力部门也在这一问题上与叶利钦发生了矛盾。
6.有些学者对各种视角进行归纳总结，从综合视角定义区块链。比如，王元地等学者认为区块链是一种计算机技术在价值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是数据库、密码学、网络技术等多种技术整合集成的结果。
国内对近邻政策的批评促使叶利钦政府迅速调整政策方向。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明确近邻地区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区，俄罗斯需要在该地区取得主导权。俄政府的这一转向得到国内社会的全力支持，成为议会与总统斗争背景下为数不多的顺利通过的法案。1995年底，俄反对派占据多数的议会迅速配合总统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再次明确主张独联体地区是关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核心利益的地区。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近邻政策问题上均不愿因立场摇摆而丧失选民支持，政府逐渐发现自己在推动近邻政策方面享有的主导权可以不断转换为有效的支持率。俄罗斯的近邻政策从此再没有出现妥协退让，在表述中更加强势露骨，引起了近邻地区有关国家的强烈不满。
(三) 再俄罗斯化的第三阶段：俄罗斯世界的建构与俄罗斯民族的再建构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民族空间骤然缩减，但其民族认同并未相应地转变为与新国界相适应的规范，适合俄罗斯联邦的族裔民族主义并未出现[注] Georgiy Mirsky, On Ruins of Empire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ntribu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7), p.156.，帝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反而成为主流。这种思想并未对俄罗斯的传统民族性作大的修正，而将主要关注点放在俄罗斯民族的空间方面，它不承认现有的俄罗斯联邦边界即俄罗斯民族的边界，而认为俄罗斯民族存在一个广泛的“历史空间”，并存在一个跨越边界的语言和文化上的“俄罗斯世界”[注] Marlene Laruelle,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assertion of Russia (New York: Routledge,2009), p.100.。2006年普京在圣彼得堡同知识分子会面时发表的谈话阐释了其对“俄罗斯世界”的定义：“‘俄罗斯世界’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依靠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联合的群体。”[注] Владимир Абаринов, Галина Сидорова, “Русский мир”, бессмысленный и беспощадный, http://www.svoboda.org/content/article/26855650.html#page=1 但是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世界”的阐释远超出语言文化层面。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世界”是对“俄罗斯群岛”的修正，而“俄罗斯群岛”则是对帝国化的俄罗斯破碎后的形象比喻[注] О Русском Архипелаге, http://www.archipelag.ru/about_project/ ; 另一些学者则把“俄罗斯世界”视为俄罗斯版的“超国家结构”[注] Ростислав Ищенко, Русский мир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http://expert.ru/expert/2014/37/russkij-mir-i-natsionalnyij-vopros/ 。“俄罗斯世界”的内涵不断扩展，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它从种族层面逐步过渡到空间和历史层面，强调经历过沙皇和苏联治理地区的族群与俄罗斯本土族群的相关性。而普京在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仪式上的讲话，使用“俄罗斯人民”(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来替代“俄联邦人民”(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俄罗斯重新调整俄罗斯化的方向，显示出其对民族主义进行重新政治化的需求。[注] Gleb Pavlovsky, “Russia’s New Politicization: How Putin Trumped Politics,” The Moscow Times , Jun.02, 2016.
阿克苏诺贝尔粉末涂料全球照明市场经理Mark Reekie表示：“我们致力于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减少对能源的消耗，降低我们对环境的影响。Interpon Reflex能满足对行业对反射性粉末涂料日益增长的需求，这正是我们以更少的资源创造更高的价值，也是阿克苏诺贝尔以可持续发展驱动创新的良好范例。”
这一阶段的再俄罗斯化政策主要体现在三个领域：一是俄罗斯的侨民政策将所有符合其历史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国外俄族居民视为俄罗斯侨民，无论其是否持有俄联邦的护照，俄政府对其均有保护的义务。同时，俄罗斯政府还利用俄罗斯世界来推动海外俄族与俄罗斯的联系。[注] 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 (Министр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Ф),Русский мир на пути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Федер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6818 (247) 二是俄罗斯国内主要政党的民族定义也逐渐放弃种族与血缘的界定标准，强调共同的国家历史回忆是民族界定的主要标准。在俄罗斯刚独立时，只有民族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政党才将国家历史回忆奉为定义标准，如右翼的自由民主党和左翼的俄罗斯公社代表大会，近年来国家历史回忆却被主流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逐渐接受。三是俄罗斯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弥合意识形态分歧的宗教和历史文化活动。一方面，普京上台后极力推动东正教会的重组与发展。2007年5月，在普京的亲自推动下，因十月革命爆发而分裂80年之久的俄罗斯东正教红白教会终于宣告正式合并，东正教会的统一不仅实现了普京所指的“弥合社会分歧”，还为俄罗斯民族回归其传统价值观提供了路径。另一方面，在2000年至2005年，俄罗斯政府先后为苏联时期被扣以“敌人”身份的文学家什梅廖夫、哲学家伊林和将军邓尼金等人[注] 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是十月革命后崛起的白卫军将领，在被红军击败后流亡国外，二战期间摈弃意识形态矛盾谴责纳粹入侵苏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学界和政府对邓尼金逐渐评价为爱国将领。伊林(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Ильин)是对苏维埃政权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哲学家，192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其哲学思想对当代俄罗斯有巨大影响。什梅廖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Шмелёв)是持宗教保守主义的俄罗斯文学家，1922年出走欧洲，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代表人物。 举行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注] Состоялась церемония перезахоронения праха генерала Деникина и философа Ильина в некрополе Дон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3 октября 2005), Православие.Ru, http://pravoslavie.ru/14743.html ，并借此重新赋予其“民族传统捍卫者”的历史身份。可以看出，围绕宗教和历史文化问题，俄罗斯政府采取诸多政策来避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内部因为认知分歧而发生二次分裂。
七、 结 论
本文讨论了“俄罗斯化”“去俄罗斯化”“再俄罗斯化”的历史内涵与演化路径，并尝试用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作为关键要素来解释其因果关系。可以看出，俄罗斯化的逻辑兼有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双重路径，这两条路径长期不能和谐共存于传统的民族国家逻辑框架下，分离的结构造成了其内外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俄罗斯化与再俄罗斯化只能不断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徘徊，而相应的去俄罗斯化进程也在解构俄罗斯的国家与民族之间反复调整。俄罗斯化在演化变迁中存在两个特点。
(一) 俄罗斯化在自主与强制的过程中切换进行
无论是在政治语境、文化语境还是民族语境下，俄罗斯化的变迁路径均存在自主还是强制的争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化是由该国决策者强加于本国社会的。但是在沙俄时代，许多新兼并地区(例如西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精英选择主动参与俄罗斯化，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启蒙主义浪潮中，充分参与俄罗斯化可以享受启蒙运动带来的最新科技和社会发展成果，提高本地区或本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在苏联建国初期，俄罗斯化的自主与强制主体甚至出现调转，苏共中央动用强制手段要求非俄罗斯民族尽快实现本地化，而大量地方民族精英却借助苏联统一的教育和文化空间主动参与到俄罗斯化进程中。因此，俄罗斯化并没有固定的施动者，而是在自主俄罗斯化和强制俄罗斯化的过程中切换进行。
(二) 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循环往复与工具混用
俄罗斯化到底属于国家建构还是民族建构？学术界并未对此达成共识。梳理俄罗斯化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俄罗斯化的内涵事实上是这两种建构的循环往复。沙俄试图以行政整合来推动民族建构，苏联则利用认知整合来弥补形式化国家建构的不足。再俄罗斯化的时代，俄罗斯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建构目标：在原苏联空间追求民族建构，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强化国家建构，为此甚至不惜与西方及周边国家发生严重矛盾，这构成乌克兰危机和其周边一系列冲突的根源，成为解释当代俄罗斯内外政策变化的主要语境。
俄罗斯化在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之间的循环往复还造成其治理工具的混用：由于行政体系的崩坏与落后，沙俄只能强化文化语境上的俄罗斯化，刻意忽视人种族裔区别，以认知整合来巩固帝国的治理。由于维护沙俄帝国边界与强调民族自决的政策目标矛盾，苏联只能将国家治理与大俄罗斯主义紧密内嵌，以行政整合来维护民族建构，而这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因。当代俄罗斯重启了再俄罗斯化，但它面临更严重的治理工具问题：在着重民族建构的原苏联空间，俄罗斯极度缺乏认知整合工具，只得动用外交、政治和经济等行政整合工具来实现目标；在着重国家建构的领土范围内，俄罗斯不满足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宪政国家重建，尝试动用认知整合的工具来实现国家能力的扩张。工具混用造成了俄内外政策的表述和执行混乱，也加深了其他国家对俄相关战略意图及政策的误解和抵触心理。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8CGJ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宋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电子邮箱： yy1985119198516@126.com
吴大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从实验数据中容易看到，如果将气泵打开，则调音器不能准确地测到音响发出的标准音，总是比标准音偏小，并且气泵的档数越高，偏置程度越明显。
电子邮箱： wudahui@tsinghua.edu.cn
由于高技术产业技术含量高、创新过程复杂，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涉及多种因素，因此应选取尽可能包含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指标［18，19］。本文参考国内外相关学者对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以下创新指标：
标签：民族建构论文; 国家建构论文; 俄罗斯化论文; 去俄罗斯化论文; 再俄罗斯化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论文;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