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学科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意义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已日益成为学界关心的话题。有论者认为这是90年代以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注：李杨：《“文学史意识”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但事实上，90年代尤其是近几年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卷土重来”不过是个“形式”，“形式”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才是评说之意义所在，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评说的距离”（时间）将决定着“距离的评说”（结论）。许多曾经参与“十七年文学”“事件”构造的“当事人”，后来成了这段文学史的描述者。“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这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把文学史写作变成一种冷却抒情的‘叙述’，并在这一过程中尽量取客观与超然的态度，同时又发现，当我们自己也变成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并不是‘当代人’不能写‘当代文学史’，而是当代人‘如何’写曾经‘亲历过’的文学史。它更为深刻地意味着，我们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注：程光炜：《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这其中更具本质意义的，我以为还是“如何在这过程中‘重建’”“当代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由于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重写”变相成了经验教训的总结，先在的价值立场与难抑的激情评说消解着客观冷静的科学分析。经过80年代末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转折，随着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了80年代构筑起来的文学史叙述的“限度与弱点”，即“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注：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其结果，一是造成对对象的新的“遮蔽”与“盲视”，二是把复杂的文学现象归拢于某一预设的概念理论，导致新的误读。1999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准备在大陆出版时，洪子诚在增补“序言”谈到“当代人”如何面对、处理“‘时间’距离过近”的“当代史”时指出：“对于亲历的‘当代人’而言，历史撰述还有另一层责任。这就是，在公正，但也是可怕的‘时间’的‘洗涤旧迹’的难以阻挡的运动中，使一些事情不致过快被冲刷掉，抵抗‘时间’造成的深刻隔膜”。（注：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些论者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提倡“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对“十七年文学”作为“文学事实”进行“知识学”的“考古”清理，并不是毫无意义的。
（一）
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经融入了整个思想理论界的“宏大叙述”与“建构”之中（它是对20世纪中国“百年回眸”的其中一个切入视点），在参与“历史建构”（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新审视与“整合”）、关注“当下”文坛的同时，又曲折地参与着对“未来”的“预设”（21世纪的中国文学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格）。这里，我更关注的是蕴含在这其中的“学科史”的意义，关注作为“当代文学”学科视野中的“十七年文学”研究。
90年代后来一系列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著作文章，是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余绪”的产物。据初步统计，1996年以来，已出版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著作有3部，（注：即《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丁帆、王世诚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陈顺馨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回眸“十七年文学”》（岳凯华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论文不下30篇。若将包含“十七年文学”内容的多种现当代文学史（包括“通史”与“专题史”）计算在内，数量还要大些。90年代以来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已终于影响到一些治当代文学者冷静下来检讨“原来当代文学史写作所确立的视角，所运用的概念和所持的文学评价标准等存在的缺陷，而寻找新的理论框架和叙述方式，对文学现象进行新的选择和编纂，以达到对当代文学的新的观照”。（注：《当代文学概说·序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在这一阶段被如此明确地赋予了严格的学科史意义，成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而这种研究的“学科史意义”又紧密地与研究者所坚持的学术立场关联着。把“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的话题来谈说，强调研究中的“学术立场”与“学术视角”，也只有在这一阶段才表现出一种自觉，并成为现实。
90年代以前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值得质疑的问题之一是：是否自“十七年文学”诞生以来，关于它的“谈说”、对它的不断“重构”也或隐或显地充当着“时代的风雨表”而始终难以上升到严肃的学术层面？作为“当代文学”“事件”的“在场者”，“当我们也变成被叙述对象的时候，绝对的‘冷静’和‘客观’事实上是无法做到的”。这就使得包括“十七年文学”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要获得具有一定“距离感”和科学性的学术品格，并不容易。这种从研究的“学科史”与“学术史”意义中衍生出来的历史意识，也是90年代的研究者们所无法回避的“十七年文学”问题。2000年在武夷山召开过“中国当代文学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注：研讨会有关内容可参看《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学术研讨会》一文，《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若作深入探究，我们把“十七年文学”究竟置于“文学史”的视野还是“文学史”的范畴进行考察，结论会不一样。它实质上反映着研究者的史识。前几年出版的几种《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对“十七年文学”只“概括”地一笔带过的，但有的则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学史的整体进程，正视其存在，探讨它究竟给文学史提出了些什么有“意义的问题”的。（注：前者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后者如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两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实质是如何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定位“十七年文学”。另外，近年“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潜在写作”概念的提出及其争议，对“十七年文学”“隐失的诗人和诗派”的描述，（注：前一种情况主要指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十七年文学”的描述视角，后一种情况主要指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一体化”的“十七年文学”的补充描述。）其实都暗含着研究者文学史观的调整。所有这些，都从一个侧面体现着“当代人”“重建”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从“文革”时期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提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史”是从他们开始之时便存在，只不过那是一种否定一切抹杀一切的“史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归‘十七年’”的呼声中和80年代末“重评‘十七年’”的“重写文学史”倡导中，我们见识到研究者的另一种“史识”。但由于受制于日益高涨的启蒙情绪，研究者的这种“史识”始终都难以上升到严格的“学科史”与“学术史”层面。
只有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转折，只有在“学术”与“政治”被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相对淡化与疏离的9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史识”才终于与“当代文学”的学科意义关联起来，使这一时期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因此获得“当代文学”的学科史价值。
（二）
从学科构建的意义上说，“十七年文学”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建构中无法绕开的一段历史，是学科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个时期对“当代文学”的构造与描述，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每一个时期“当代文学”的构造者，首先都是从“十七年文学”里面去寻找“构造”“资源”，探掘其中一些能阐释“当代文学”之所以是“当代文学”的特质的。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一时期的许多“当代文学”事件，直接影响到后来对“当代文学”的表述。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相对成熟的90年代后期，洪子诚曾在《“当代文学”的概念》（注：《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一文中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上关于“当代文学”的特征、性质的描述的特殊话语方式，经过50-60年代的进一步“完善”，“习习相因，在30多年后仍为最新研究成果的当代文学史所继续”。由此可见，“十七年”时期的“当代文学”“事件”是如何深远地影响着“当代文学”“叙述”的。
作为“文学事件”的“十七年文学”与作为“历史叙述”（“文学史”）的“当代文学”之间的这种潜在关系，使得“十七年文学”的研究除了具有一般的文学批评意义外，还另有一层学科史的意义。人文学科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史的研究，除具有一般的学术研究属性外，还具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些质素，力求客观、冷静、理性，用可靠的事实叙述去替代预设的理论论证。“回到历史情境去”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即是提倡“更复杂地回到当代文学历史中去”，“清理”作为一种话语方式的“十七年文学”，究竟是怎样构建起来的，当时的人们为何要用这种话语方式言说，它与这一时期的政治权力话语构成着一种怎样的关系，这种言说方式是如何影响着后来文学的发展的，等等。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十七年文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便是在“自觉”靠拢作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切入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赋予了“十七年文学”研究以学科研究的品格。
（三）
“规范”的构建即是确立“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一种学科话语体系，建立“十七年文学”研究“自身的‘知识谱系’”，它具体包括文学理念的构造，价值立场的确立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一个自足的整体，具有相对的恒定性，内在互相关联着。
在一系列“研究‘规范’”已经相对建构起来的今天，我们不应该遗忘整体上“十七年文学”研究“规范”建构曾经过的曲折。这“规范”建构的艰难，主要来自如下几方面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关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太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受到的来自研究的“外部”力量的制约太大。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情况自不待言，即便是近几年在“规范”的建构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研究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80年代某种意识形态对研究者思维方式（渗透在文学观念、价值立场、研究方法等里面）的影响。陈思和主编的《教程》是这几年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著作，但有些论者对他在《教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立场等的质疑，却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昌切认为由于《教程》“偏重思想启蒙，经常把完整的作品分割成互不相容、互相抵触的两个部分，分而论之，抬一面压一面；也经常故意压低一统文坛的显在文学的调门，抬高受压抑的，以及在当时基本或完全没有发挥社会作用的潜在文学的声音”。（注：昌切：《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李杨则认为《教程》“文学史的认知方式无疑仍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这种明显地倾向于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的价值立场以及似是而非的“回避”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治情结”，对把“十七年文学”作为一段“历史叙述”的“重构”未尝不是一种路径，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但对于力求科学学理化的“文学史”研究而言，其偏颇影响是必然的。“十七年文学”生成发展于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里，其政治质素本身已构成对研究者的潜在制约，同时，由于上个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以“革命”为中心的政治生活，直到80年代以后才趋于淡化。所有这些，在为我们“重构”这一段“历史叙述”提供着可塑的巨大空间的同时，亦对“十七年文学”研究形成无形的“场力”，制约着其“学科话语”的建构。
建构困难的另一原因，则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曲折有关。目前比较认可的对“当代文学”的描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它确立于1949年到1978年期间，认为这段时间“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另一种权宜性的解释是，这是‘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在50年代‘建构起绝对支配地位’，到80年代‘这一地位受到挑战而削弱的文学时期’”。（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出版。）但作为学科建设，近50年来它一直都在不断地被“重构”。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当代文学”究竟具有什么特质，应该具有怎样的学科品格，始终未达成共识，构造或重构者更多地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非学术的立场上进行描述。这在“周扬派”和“江青派”的“当代文学”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经过从50～80年代“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关系的“颠来倒去”，（注：参看张颐武的《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和洪子诚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等文章。）“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才开始努力排除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在构建“当代文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建构与“十七年文学”研究规范的构建构成着互动关系，前者的“自觉”促动着后者的“寻找”与“建构”，后者又反过来推动前者。严格规范的学科建设的“迟到”，在一定程度上掣动着“十七年文学”研究规范的建构。
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知识能力”的贫乏。李杨认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结构失衡（主要是指“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研究的严重缩水”——笔者注），一方面源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另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在今天讨论这种文学方式的知识能力”。（注：李杨：《当代文学史写作：原则、方法与可能性》，《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这说法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所谓“知识能力”，在这里首先当然是指研究专业方面的素养，但同时，还指从事专业研究方面的理念（研究的指导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方式方法）。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90年代以来，在“十七年文学”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大都是根基于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已有“观念”与“方法”的突破和超越，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洪子诚与陈思和，还有黄子平、李杨等。（注：洪子诚提出“一体化”文学观念和尝试“知识学立场”研究方法，可参考其《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从“启蒙主义”立场出发，陈思和建构了以“潜在写作”与“民间”系列概念为中心研究话语体系，极大地拓宽着“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空间。参看其《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等。黄子平和李杨主要是从“现代性”话语角度来反思“十七年文学”的。黄子平的思想可参看其《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和《“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杨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立场与方法可参看其1993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抗争宿命之路》及《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黄河》2000年第2期），《〈林海雪原〉与传统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4期）。）在80年代中期“方法热”之前，30多年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理论的“资源”获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30年代开始介绍到中国后不断“本土化”的俄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罗留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民主主义美学理论；二是40年代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战时文艺批评法则。这两个“资源”的一个共通点，便是讲文艺的“外部规律”多，“内部规律”少，并逐渐演化成“庸俗社会学”的“政治——艺术”批评。这种批评与研究观念的落后及方法的陈旧，桎梏着“十七年文学”研究的正常开展，更无从谈起“研究规范”的建设。“既有的当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和叙述方法，在未得到认真的‘清理’的情况下仍继续使用，这导致对‘当代文学’有效阐释的学科话语的建设，受到阻滞”。（注：见洪子诚、孟繁华：《期许与限度——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几点说明》，《当代文学关键词》（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