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史论文,新妇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妇女史的研究成果在史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妇女史研究似乎在中国大陆出现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中国史学界如何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思想中的有益理论与方 法?西方的妇女史与中国的妇女史究竟有何不同?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试图在此对近十余 年来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的概况做一评介，并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女性主义妇女史”与“新妇女史”
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妇女运动在民权运动的推动下高潮再起，一些投身于该运动 中的女性学者开始从理论上思考妇女问题，于是出现了服务于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理论 。女性主义理论是由不同学科领域的女性学者共同构建的，因而是一套跨学科的、内容 庞杂的理论体系。然而，无论哪一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与主题，即 “为了妇女”和“关于妇女”，都有着“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核心概念。女性主义 与史学的结合，便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妇女史的女性主义妇女史。另一方面，20世纪 60年代的西方史学界，新史学运动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出现了新社会史，历史研 究的内容、方法及史料的运用等方面都出现了全面的革新，这种新趋势也为妇女史研究 的深入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新兴的女性主义理论与新社 会史理论的双重影响下，女性主义妇女史在美国兴起，然后迅速扩展至其他西方国家乃 至世界各地。到9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妇女史又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人们不再把研究 的视野只局限于女性，也不再将女性视为一种没有个体差别的群体，而是从差异与两性 的视角出发，主张撰写一种注重“差异”的性别史。
女性主义妇女史的兴起既然是与女性主义理论和新社会史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 一个特定的概念，有其自身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根据笔者的理解，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 义妇女史，应是指为妇女而写、以妇女为研究主体对象并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来研 究的妇女史，缺少了这些前提条件，便不能算作女性主义的妇女史。因此，在中国史学 界，妇女史研究虽然早已有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为代 表的妇女史，虽是以妇女为研究主体对象，但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妇女史研究。中国的妇 女史与女性主义发生联系，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
女性主义妇女史在西方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且对它的界定也较为明确。那么 ，在中国，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妇女史?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由于中西方社会与文化 的差异，中国“女性主义妇女史”的内涵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 国内学者已有讨论，杜芳琴女士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她认为，“女性主义妇女史”是以 妇女研究为学术背景的妇女史研究，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妇女史学者”进 行的，“这一类妇女史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特别 强调在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强调用女性的眼光看历史，发掘历史上被 漠视被埋没了的女性活动与经验，体现出女性主义妇女史的特点：(1)将历史上的女性 作为研究主体对象，不再作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将女性视为历史的主体创 造者，不再看作全然被动或无足轻重，强调重视女性的经验和体验。(2)在运用唯物史 观观察、阐释历史时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使用性别分析方法，探索、解 析、阐释历史上性别关系和性别结构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地位、作用、生活、情 感、心态等)，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注：杜芳琴：《妇女史研究：女性 意识的“缺席”与“在场”》，《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4期。)显然，杜芳琴教授所 说的“女性主义妇女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妇女史，这也正是她致力于“中国 妇女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注：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得出的结论。
既然“女性主义妇女史”是一种特指，那么，把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统称为 女性主义妇女史，显然不太妥当。高世瑜女士在1997年曾提出，妇女史分为两种，一种 是妇女群体生活与活动的历史，一种则是从女性性别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编纂的历史， 即“女性主义史”，这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前者似乎只是历史学的一个曾被忽视、 遗漏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用一种全新的史学研究角度与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史观去 重新编写的历史。目前，我们的妇女史研究所从事的多半属于上述的第一种妇女史。致 力于钩沉发微，搜集历史文献与文物资料中留下的有关女性的史料，力图展现出往昔鲜 为人知的妇女生活与活动的历史画面与发展线索。”(注：高世瑜：《妇女史研究三议 》，《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这一见解无疑是切合当时实际的。当然，她说这 番话至今已有5年了，情况已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女性主义妇女史”的成份在史学 界已大大增长起来。尽管如此，她的话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即不能用西方女性主 义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或者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概念来表述中国的 妇女史研究。
实际上，通过对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妇女史研究的状况作一考察，就会发现，作为女 性主义的妇女史与作为新社会史的妇女史，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像西 方学术界，女性主义者有鲜明的旗帜，因而容易与他者区分。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中国大陆的社会条件与学术环境同西方颇不一样。任何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 科学)活动都有其赖以生存与成长的土壤，也正是如此才造成了各国学术的不同特色。 在倡导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自幼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男女平等思 想，虽有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余毒，但基本上不存在西方社会中那种女权运动的社会 条件与思想基础，因而，当女性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它的政治倾向便要大打折扣了，在 历史学领域更是如此(注：关于西方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可参见刘军：《论美国 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正如高世瑜教授所指 出：“虽然女性学在中国崛起与人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但毕 竟妇女史研究与妇女运动、女权运动关系较为间接，而更偏重于学术。这种特点是由中 国国情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因此形成的中国学者的观念、心态决定的。由此，我们的妇 女史研究似乎少了些锋芒，少了些激烈，而多了些理智，多了些冷静。”(注：高世瑜 ：《妇女史研究三议》，《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所以在中国，女性主义理论 应用于历史研究，也只是历史研究中一种自觉的性别意识，一种理论视角与方法，而不 是要试图以此来颠覆整个中国数千年来构建起来的历史学体系，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男女平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史学成就。
正因为如此，中国与西方史学界中妇女史研究的局面是不同的。在中国，由于“女性 主义”是舶来品，当史学界完全了解接受它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的研究方向已 由“她史”向性别史发展，使得具有男女平等思想基础的中国史学界，在思想意识上很 快超越了“她史”的阶段，而直接走向性别史的研究。这种研究走向，“超越了‘女性 视角’和‘女性史观’，避免了单纯从狭隘的女性性别角度看问题、偏激地对以男性为 主体的传统史学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是站在更高的理性角度，即人性的角度、两性 平等的角度观察历史……这就使我们的研究与结论更为客观、公允，更接近真理；同时 ，也避免了男女两性学者立场、情绪上的对立，我们的妇女史研究从一开始便有许多男 性学者参与、合作，这也使我们对历史的观察与认识更为全面，避免了性别偏见与局限 。”(注：高世瑜：《妇女史研究三议》，《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3期。)因而，新 时期的妇女史研究始终有男性学者参与其中，他们没有女性的体验，但他们吸收运用“ 社会性别”这一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角，积极从事妇女史与性别史 的研究。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史学界相对于西方而言，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常表现出相对滞后 性，新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中国放出异彩，而这恰好与女性主义影响下的妇 女史研究形成了合流。这样，一些人尤其是女性学者，在受到女性主义思想启迪之时， 同时运用新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妇女史，使得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 色。从妇女史研究的主流来说，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既非西方意义上的 女性主义妇女史，也非纯粹的新社会史，但它同时既有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的色彩，又 有新社会史的特征。这种妇女史，如果我们称之为“女性主义妇女史”，与西方的女性 主义妇女史使用同一术语来表述，恐怕难免产生误解；再者，中国大多数妇女史研究者 并没有自诩为女性主义者，对其学术活动简单地冠之以女性主义研究之名，恐怕她(们) 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按照一些学者那样称之为新社会史， 它却与女性主义又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女性自觉意识的作用与社会性别视 角的运用。因此，笔者用“新妇女史”这一概念，来指称今天中国大陆的妇女史研究。 “新妇女史”的特点，在于它的四个不同：它因具有女性主义与新社会史的因素而不同 于传统妇女史，它因没有西方女性主义那种强烈政治倾向而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妇女史 ，它因注入了女性自觉意识与社会性别概念而不同于新社会史，它因涵盖了性别史在内 而不同于狭义的妇女史。
“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初现端倪，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今天 可以说已初见成效，在妇女史研究的实践与理论探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
中国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从何时起才算得上是“新妇女史”研究呢?对这一问题的回 答，可从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中找到答案。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 国的改革开放与中外学术交流的加强，中国史学界开始对西方新史学产生积极反应，于 是出现了“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的呼吁(注：刘乃和：《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 》，《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蔡宇：《重视和加强妇女史研究》，《文汇报》198 7年6月2日。)。与此同时，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论文与专著，具有代 表性的专著，有李季平的《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世瑜的《唐 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版)、郑慧生的《上古华夏妇女与婚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 8版)、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版)、石云、章义和的《柔肠 寸断悉千缕：中国古代妇女的贞节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版)、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编撰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版)等(注：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肖平 汉、杨有礼的《论春秋时期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 86年第2期；吴益球的《唐代妇女的文化生活》，《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赵东 玉的《西周春秋妇女社会地位的式微》，《吉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和《先秦女子 亡国说剖析》，《吉林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高世瑜的《唐代的官妓》，《史学月 刊》1987年第5期；张彦修的《论西周春秋妇女的社会地位》，《河南师大学报》1989 年第3期；韩志俊等人的《我国近代史上三次妇女文化教育运动探讨》，《唐都学刊》1 989年第3期等。)。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检索到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关于外国妇女史 的专论。在这一时期的妇女史研究成果中，既有社会史领域的妇女史，也有带女性主义 色彩的妇女史，但它们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截然的区别。因为，此时的女性主义及其史学 理论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史学界中大多数学者对它还较为陌生，因而对于妇女史的研 究，大多仍以传统史学或以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考察，即使有少数学者从女性主义理 论出发来看问题，也仍然处于初探而不成熟的阶段。因此，在这一时期，由传统妇女史 向“新妇女史”研究的过渡并不十分明显。然而，为了叙述的方便，如果我们确实想要 为中国“新妇女史”的出现端倪寻找一个标志性事件的话，笔者认为，以1988年《上古 华夏妇女与婚姻》、《女性观念的衍变》和《唐代妇女》3本专著的面世为起点，是较 为适宜的。因为这3部著作，前两部属于李小江女士所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之一， 明显带有“为了妇女”与“关于妇女”的女性主义色彩；《唐代妇女》虽是“隋唐历史 文化丛书”之一，但它出于女性史家之手，也是以妇女为出发点的妇女史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大量妇女史研究的 论文与专著。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和清华大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对1990 —2001年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妇女史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再加上作者所见的妇女史著 作，兹列表如下：
注：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论文虽也涉及妇女，但未统计入内；各地妇联组织编写的地 方妇运史著作也未计入内。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一、妇女史论著总的趋势由少到多，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论著 数量明显增多，这正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对中国学术界的妇女 史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由于各报刊纷纷开辟妇女问题专栏，有关妇女史的 文章也由1994年的39篇猛增至1995年的95篇，打破了前几年一直徘徊于三十几篇的局面 。由此，“新妇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实际上，这一变化也正说 明了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中的一大特色，即政府的积极倡导作用，不像西方自下而上的女 权运动的推动。二、对世界各国妇女史的研究远远比不上中国妇女史的研究，而中国妇 女史的研究中，近现代妇女史又比古代妇女史的研究强。三、妇女史理论的研究非常薄 弱，论文数量很少，而且没有一部专门的论著。
当然，上述有关妇女史的论著并不能全然归之于“新妇女史”，笔者虽限于时间与精 力未能全部阅读这些论著，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新妇女史”在其中占有相 当的份量，而且其中有些论著，作者明确表明了女性主义的研究立场、态度与方法；有 些论著虽没有采用女性主义而是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但受女性主义影 响的痕迹却非常明显。其二，这些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女性主义思潮对史学 界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才使得一些史学工作者投身于妇女史的研究。这种情况，从下 表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注：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著作、由全国妇联或各地妇联组织编写的妇女史著作均未计 算在内。
从上述作者的性别构成来看，女性要大大多于男性，女男之比为2∶1，女性成了这一 研究领域的主力军，这在中国史学界是前所未有的。这难道不是中国女性学者女性意识 觉悟的重要表现吗?她们这种自觉地研究与撰写妇女史的行为，如果说与当今流行的女 性主义没有一点联系，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些著作，根据其女性主义成份与新 社会史成份的比重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用社会性别等 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解析历史，另一类是在出发点上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而研究手段与方法则以新社会史方法为主。杜芳琴、王政、段塔丽、裔昭印、何俊萍 等人的著作基本上可划归第一类，余者大多可归入第二类。下面从这些著作中偶举几例 ，来说明它们的“新妇女史”性质。
杜芳琴的两本史论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构建中国妇女史学科的探讨，“试 图将社会性别的理论引进中国妇女史研究并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注：杜芳琴：《 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前言”第1页。)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她对商周父 权制初建时的性别关系作了考察，探讨了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以及元明清理 学影响下的妇女节烈问题。王政作为一个旅美学者，可以说是在对美国女性主义的亲身 体验中完成其大作的，她在前言中说道：“以社会性别作为考察社会历史的一个角度在 西方学术界日趋普遍，这也是当代妇运对学术界冲击的结果。这部美国当代妇运史是我 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美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习作，也反映了美国妇运对一个中国学者 的影响”(注：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前言”第2页。)。作 者在论述了美国当代女权运动之后，还在最后一章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的妇女学及其 社会性别理论。段塔丽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是由其博士论文修订而来的，她在说明 自己选题的动机时说，一是因为在妇女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热门话题这一大背景之下，“ 作为一名女性史学研究工作者……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95北京‘世妇会’精神的感召 和鼓舞”；另一方面，“还因为在我生活的周围，无论是各种家庭暴力，还是在就业机 会问题上，女性相对于男性总是处于劣势的多。”“因此，本文以中国封建社会盛世的 唐代妇女地位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作为考察中国古代妇女所处地位的突破口，同时也是 对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作用。”(注：段塔丽 ：《唐代妇女地位研究》，“前言”第1—2页。)这几句话，为女性而撰史的自觉意识 跃然纸上。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提出了运用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女性学等理论 与方法，尝试“走多学科交叉研究古代妇女地位的路子”。裔昭印的《古希腊的妇女》 也是其博士论文的扩充，她选择这一领域，萌发于她在美国访学之时，因为她看到“美 国的妇女史研究在女性主义运动和新社会史蓬勃发展的推动下达到了新的高潮，成为历 史研究中最有活力的新领域”。对于妇女史研究，她提出“不仅要结合男性或从性别的 角度来考察，更要从该社会广阔的文化背景着手，来探讨各种妇女问题”(注：裔昭仰 ：《古希腊的妇女》，第285页、“序言”第4页。)。在研究方法上，她也运用了社会 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何俊萍的《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运用马 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社会性别方法，沿历史发展顺序，探讨了原始社会和以后 的阶级社会中妇女地位、妇女的权利与义务、伦理法律对妇女所起的作用等问题，对阶 级社会侧重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研究。”(注：何俊萍：《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 “前言”第2页。)刘文明的论著考察了罗马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妇女生活， 以及这两种文化更替转型过程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并由此得出结论：“有什么样的文化 ，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中女性地位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 除了吸收宗教社会学、基督教伦理学、诠释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外，“还尝试从 ‘社会性别’这一范畴出发来考虑问题，以期从一种新的视角来解决某些传统史学方法 所难以奏效的问题。”(注：刘文明：《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导言”第7页。) 刘士圣撰写中国妇女史的动机，是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历史，如果不研究中国妇女史 ，就不能算是科学地阐释和说明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和变迁，历史科学就不是立体的 和全方位的。”(注：刘士圣：《中国妇女通史》，“自序”第1页。)罗苏文的《女性 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是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呈现 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 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 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所以，女性 在该著中已成了历史的主体，她们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是迈出了“从女人 到人的第一步”。作者由此发出感慨：“人的历史靠女性群体自己一页一页地写，一代 一代地写。”(注：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导言”第1页、第528—529页 。)《晚清文人妇女观》是“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之一，而这一书系的产生，是由于“ 当‘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诸种思潮在西方学术舞台此起彼伏的时 候，中国文化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大多还停留在感性的直观上。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妇女 现状相比较，我们的学术追踪，显然是缓慢的。”(注：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 ，“写在前面的话”第1页。)《20世纪的中国妇女》的作者们“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 对妇女问题有很深的感悟”(注：王国敏主编：《20世纪的中国妇女》，“前言”第2页 。)，正是这种“感悟”使她们合力完成了这一著述。唐娅辉在“用新的眼光、新的角 度”考察了中国妇女百年奋斗的历程之后，怀着女性的自强与自信说道：“新世纪向我 们走来，让我们勇敢地回答：我们的未来不是梦!”(注：唐娅辉：《中国妇女百年奋斗 史》，第288页。)这也正表达了全体女性学者们的共同心声。
当然，从妇女史的研究范畴来说，上述著作所涉及的领域只能说是一个起步，但它们 对于“新妇女史”的开拓之功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对于其学术价值的评 述只能从略了(注：可参看相关书评：《一部颇具特色的妇女史专著——评<近代中国妇 女生活>》(《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3期)、《一部美国妇女运动史的新作——<女性 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评介》(《妇女研究论丛》1996年第1期)、《<中国近代 妇女史>评介》(《山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妇女史与满族社会史的新探索—— 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根据天 皇命令行动的野兽集团”的性奴隶——<慰安妇研究>评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 第2期)、《筚路蓝缕 努力开拓——评<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 001年第3期)、《一位现代女性史家眼里的古代妇女——<古希腊的妇女>一书评介》(《 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文化视域中的妇女史研究——评<文化变迁中的罗马女性> 》(《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1期)等。)。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撰写出了一系列颇有份 量的论文，如周以光对法国妇女史的研究、范若兰对东南亚华人妇女史的研究等。
在妇女史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 妇女史理论的探讨，可以说是从译介西方理论起步的，在这方面，鲍晓兰、王政、刘梦 、蔡一平等人功不可没。在从评介到进一步探讨方面，刘军先生做出了巨大努力。他撰 写了一系列文章，主要就美国妇女史学的政治倾向、妇女史学理论的主要思想来源、主 要妇女史学理论与方法、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动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可参见相 关论文：《论美国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倾向》(《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美 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美国妇女史学的若干理论问 题》(《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妇女领域”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2期)等。)。在借鉴西方妇女史理论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对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 设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本土化探索方面，杜芳琴女士做了积极的探讨。她从回顾中国妇女 史研究的历程出发，提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当务之急便是学科化与理论化，并就中国妇 女史研究理论化和本土化的有关概念、范畴与方法做了探讨(注：杜芳琴：《中国妇女 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第1—26页。)。另外 ，高世瑜、刘志琴等学者也参与了妇女史理论建设的讨论。高世瑜在《妇女史研究三议 》一文中，对妇女史中传统妇女史与女性主义史的区分、女性史观及中国妇女史研究中 应注意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刘志琴则探讨了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理论上薄 弱的原因，认为中国妇女史研究中存在着三个误区：一、以革命史代替妇女史的误区虽 然有所改变，但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和调整；二、以精英史取代妇女的大众史，眼界偏狭 ，难以把握妇女史的全部信息；三、以观念史代替妇女的社会史，忽视经济、政治、生 活方式和社会时尚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影响。(注：刘志琴：《中国妇女史研究在理论上 何以薄弱?》，《北京日报》，1999年7月7日。)
“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除了表现在涌现出大量学术成果和对妇女史理论的 探讨外，还表现在妇女史研究学术活动的日益增多和妇女史学科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1999年8月，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召集主办了“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 ”，有来自高校、社科院、妇联系统和妇干校、港台及海外的近50名学者参加。研讨班 上，学者们就妇女研究学科建设、妇女史研究的历程、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妇女口述 史、中国妇女史与外国妇女史研究的接轨、本土化及创新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研讨。20 01年6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唐宋妇女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由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盛唐工程项目组”、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史”课题组主办。会议代表共42人，有来自美国、日本 以及我国港台地区和大陆高等院校与研究机构的众多知名学者。会上，学者们主要就以 下8个议题展开了研讨：(1)文本：性别的表现与解读；(2)女性书写：闺训与篇什；(3) 生活：门内与户外；(4)图像：风格与风貌；(5)性：身体与文化；(6)宗教：信仰与供 奉；(7)性别意识：认同与错位；(8)变迁：性别与社会。(注：许曼：《“唐宋妇女史 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北大史学》2001年第8期。)类似的学术 活动还有1997年的中日妇女史研究学术研讨会、1998年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无疑大大促进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发展。随着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发 展，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少数高校，现已开始招收妇女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标志着中国 妇女史的学科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笔者所知，目前一些在读的历史专业的女性 硕士生与博士生，她们所在学校虽未开设妇女史专业，但都选择了与妇女史相关的问题 作为毕业论文。这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这批新生力量的成长，“新妇女史”研究 在中国大陆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妇女史的学科建设也将不断完善。那时，她的特 征将会更加明显：她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妇女史，也不是作为社会史分支的妇 女史，而是一门在开放中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而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兴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