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报酬递增与“剩余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报酬论文,中国农业论文,剩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07)06-0025-04
CLC number:F061.3 Docn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0166(2007)06-0025-04
一、农业增长的“剩余之谜”：文献综述
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持续增长，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无法解释的部分，即经济增长总量减去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量对产出的贡献而余下的部分，经济学家称之为“剩余之谜”。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同样存在“剩余之谜”，国内学者进行了测度。多数学者把“剩余之谜”归因于广义技术进步（自然科学技术进步与政策、经营管理和服务等社会科学技术进步）。
1.“六五”时期：制度效应的释放。文献表明，这一时期农业剩余之谜约占30%～50%。朱希刚、史照林的研究表明[1]，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35%归因于广义技术进步。冯海发认为[2]， 1979-1985年农业增长来自效率提高的份额为41.5%。郭显光认为[3]，“六五”时期要素生产率改善的贡献率为 36.9%。农业部课题组指出[4]，广义技术进步对粮食增长贡献率，1978- 1982 年为64%，1982-1984 年为 31%。学者的共识是：农业剩余之谜的绝大部分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效应释放导致农业超常规增长。林毅夫指出[5]，1978-1984年农业增长的48.64%来自各项改革导致的生产率的变化，仅生产队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这项改革就贡献了约 46.89%。黄季焜发现[6]，1978-1984年生产责任制对水稻生产增长的贡献为 34%。
2.“七五”时期：回归技术进步。多数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农业剩余之谜约占30%左右。朱希刚、史照林的研究表明[1]，此间农业增长的28%归因于广义技术进步。顾焕章、王培志指出[7]，此间广义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在32%～34%之间。农业部课题组指出[4]，1984-1993年广义技术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为33%。许多学者认为，该时期剩余之谜主要来自于狭义技术进步而非制度效应。黄季焜测算[6]，1984-1992年水稻生产增长主要来自狭义技术进步。
3.“八五”时期：政策与技术进步的综合。该时期研究者探讨的主要是发展“两高一优”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流行说法体现了对农业政策和技术进步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农业剩余之谜约占15%～35%。朱希刚认为[8]，此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34.8%。郭显光认为[3]，要素生产率改善的贡献率为16.5%。王红玲、徐桂祥研究发现[9]，该时期我国农业增长中各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为资本72.17%，劳动-2.2%，知识进展 29.31%，资源配置-5.98%，规模经济 6.70%。 农业部课题组指出[4]，1993- 1996年广义技术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为17%。
4.“九五”以来：研究的偏离。随着“三农”问题的凸现，农业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到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方面，农民增收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农业“剩余之谜”方面的研究很少，其中朱希刚认为[8]，该时期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5%；蒋和平、苏基才研究表明[10]，1995-1999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0.7%。多数学者提到，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2%。
在经济结构变迁中，有必要保持农业的持续增长.（农业部门绝对规模的持续增长）。我国是农民大国而非农业大国，一个现代化的农业是我们所必需的，对农业剩余之谜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报酬递增与“剩余之谜”：一种视角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11]，在对经济增长“剩余之谜”的解答中，人们忽视了报酬递增。早期关于报酬递增的文献具有很强的“非农偏好”。亚当·斯密提出“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依赖于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原理，但却认为农业是一个没有进步的部门。阿林·杨格在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阐述了“分工与市场的循环累积原理”，指出经济进步的核心在于分工的发展所引起的生产组织结构的演进和报酬递增。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吸收阿林.杨格的思想，重视了报酬递增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却从传统农业的特征出发，认为外部经济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更大，从而只强调工业化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产业关联效应”，与报酬递增的思想相一致，但“关联效应”的概念同样被用于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发展。
马歇尔认为，自然起作用的生产表现出报酬递减倾向，人起作用的生产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农业中人发挥的作用遵从报酬递增律，从而把报酬递增与农业发展联系起来。舒尔茨是较早涉及报酬递增与农业发展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论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获得递增报酬》一文中指出，报酬递增现象是普遍的，在农业部门也很显著。这与其《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提出的“向农民投资”、“向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指出，阿林·杨格的报酬递增概念是和观察到的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在高收入国家下降的现实是一致的。
张培刚教授在《农业与工业化》中指出，农业受报酬递减的制约是相对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而言的，具有分工的、社会化、市场化的农业能通过分工的发展获得生产组织的演进、技术进步和报酬递增。方齐云认为[12]，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农业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化，通过农业的专业化和市场化的相互促进的发展，能使农业获得递增收益。
三、农业报酬递增的源泉：中国经验
阿林·杨格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报酬递增的媒介，分工与市场具有循环累积作用：市场规模扩大引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引致市场规模扩大。新古典理论假定要素同质进而得出报酬递减的结论，但正如舒尔茨所言，资本同质这一简单假定对资本理论是一种灾难，资本异质性是经济增长的主流，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1.市场深化。市场是一个动态的发现过程，市场范围的扩大和新市场的出现，为市场进一步分工与协作，提供了递增的收益激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在60%左右。
(1)市场上层组织快速发展。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分层结构，存在上层组织和下层组织。我国农村存在两种市场交易方式：农村集市贸易和现代农业市场交易。农村集市贸易属于市场经济底层，现代农业市场交易则属于上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底层市场持续发展，1998年城乡集市贸易市场达到95,379个，比1985年增加 34,042个，增长55.5%。同时市场上层组织快速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从 1986年的892个增加到1999年的 4,249个，增长3倍多，既有产地批发市场又有城市销售市场；全国约有3万个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加工、销售龙头企业约2万个，全国重点农业龙头企业151个。
(2)市场整合效果不断提高。市场整合反映了不同市场间的价格运动关系，指某一市场价格变化对另一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市场整合程度反映了市场交易效率。黄季焜等认为[6]，1988-1995年有20%～25%的农产品市场是整合的，它们间的价格是互动的。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市场发育不仅继续趋向成熟，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整合效果，尤其是玉米和大豆市场。1996-2000年一体化农产品市场的数量大大增加，全国有89%的玉米市场是完全整合的，这些市场的价格是完全互动的。同时交易效率提高又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
(3)出口稳步发展。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价格波动对国内需求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国外需求对农产品实现市场的“惊险一跳”非常重要。 1980-199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持续增长，从43.7亿美元上升到157.4亿美元，1995年后稳定在150亿美元左右；1990年以来农产品出口一直保持顺差。
2.专业化分工。农业能够通过分工获得递增收益。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农村的改革开放，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利；农产品市场的开放，使生产者可以根据所占有的资源与自己的特长寻求更高的收益。在此情况下，农村出现了种植、养殖专业户，逐步发展为专业队、专业村、专业性生产组织。目前农业专业化生产方式基本有三种类型，一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专业化组织——农民专业协会，二是农村社区经济组织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组织，三是企业与农民结合所形成的农业专业化生产企业。2000年全国农民专业协会约有140多万个，其中比较规范的专业协会有14万个，加入专业协会的农户约有620万户。农民专业协会拥有140多种不同专业，按行业划分可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瓜菜、林业、农产品加工和其他共7大行业。
3.资本异质性。经济增长的动态性是基于资本的异质性，异质的实质在于技术水平差异。现代化农业的根本标志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高。一般而言，只有资本使用型技术进步，才能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技术变迁虽然某一时期可能表现出“劳动使用型”倾向，但从长期来看，其主流是资本使用型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资本投入及其所承载的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聂振邦等研究表明[13]，农用物质投入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由1952- 1978年的0.79上升到1978-1997年的0.85，说明资本和技术投入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在显著上升。特别是进入 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90年农业产出中物质投入消耗只占34.5%，1995年占到41.0%， 1997年为43.2%。胡瑞法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种土地密集型作物的劳动投入分别减少40%～53%，机械投入分别增加3～6倍。
四、农业发展中的逆递增行为：中国现象
1.产业链分割。目前我国农民只有在农业“产中”的权利，没有充分自由进入产前、产后环节。我国传统体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生产加工环节界定给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界定给商业部门，把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阻断。改革以来，我国农业产业链被割裂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迄今农用生产资料（种子、化肥等）与农民的需求脱节，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加工环节过度侵蚀产中农民利益等现象仍不时发生，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处在农业、林业、经贸、外贸、劳动等不同部门的分割之中，在一些地区畜牧、水产、水利等管理部门也参与了市场分割。这样整个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难以有效进行。
2.多样化生产。曹利群、张岸元的研究表明[14]，我国农业的自然风险显著低于市场风险，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在20%左右，并且没有收敛的动向；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农业的市场风险存在着显著增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农户家庭既是生产的基本组织，又是市场交换的基本单位，承受着农业生产过程中所有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由于经营规模超小化的锁定状态，农户只有选择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来回避风险，全国约2/3的农户在不足半公顷的耕地上经营着4种以上的农产品，把风险分散在多样化生产过程中，隐藏在农户家庭内部。这不利于农业生产分工的深化和规模经济的实现，阻碍现代化农业所要求的专业化进程。
3.技术困境。当前中国农业远未完成通过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资本替代劳动的集约化过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土地生产率高的逆向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农户超小经营的凝固化阻滞了农民对资本使用型技术进步的选择，从根本上偏离了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技术进步之所以成为农民增收的杀手锏，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规模经济，农业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同时有关研究表明，农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不仅对降低人均生产支出没有显著贡献，而且可能通过摊派间接地减少了农民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就是农民减收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民支付了使用农业技术的成本，全民得到了技术进步的好处。
4.WTO冲击市场空间。1994年后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逐步减少。2001年中国“入世”后，对农业的冲击已经有所显现，以“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下滑”为特征的“新东北现象”就是明证。2002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低于整个出口增长速度。帅传敏、张金隆的研究表明[15]，我国农产品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总体上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根据赵晓晨引用的资料[16]，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测算，从“入世”至 2005年，我国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 21.19%、16.36%、21.36%、40.83%和 13.21%。
五、实现农业发展的报酬递增：政策含义
实现农业发展中的报酬递增，构建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体系，发挥农业的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与外汇贡献，是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基础。针对农业发展中的逆报酬递增现象，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予以克服。
1.理顺农业产业链。须让农民（而不仅仅是农产品）进入产业链的各环节，才能实现农业规模收益。仅经营自产初级产品的农户还不能算是完全进入市场的经营者，农户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涉足农产品深加工和大流通才算是真正进入市场。只有让农民从农产品深加工和贸易（甚至涉外贸易）中分得利益，涉农领域才能形成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
2.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农业本是微利产业，对农业保险，保险公司不肯担保，生产经营者也可能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投保。因此需要加大宣传，树立保险意识，参考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情况，制定农业保险法，找到农业保险供求双方的连接点。
3.农业组织变革。通过产权联结与契约联结等多种形式，发育和完善规模性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减少农业产业经营领域分散过多的经营主体局面，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形成规模经济壁垒。
4.提高技术供给水平。重视农业技术的公共物品特性，但这并非是向农民摊派的理由，而是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提高农业技术水平、间接反哺农业的原因。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难有很强的产业竞争力。
5.应对WTO的冲击。预防农产品出口的绿色壁垒。由于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退，绿色壁垒逐渐成为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政府要在农产品标准化方面作出规划。同时停止农业负保护政策。在发达国家农业补贴仍然很高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向农民征税（费）的国家，在财力有限无法补贴农业的情况下，减税（费）应该是合理的。